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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猷荃 | 翁哈菲茲何止厌恶行动党？

靠拢右派的马来领袖戏剧性抨击行动党，无需过多解释，就能够获得现场如雷掌声。加上宣布“不惜放弃大臣职位”的“假悲情表演”，自然让这个种族主义大戏增添更多的火花。翁哈菲兹初次领军柔佛国阵在州选开战。选战机器启动仪式，乃其高光时刻，毕竟他在但任柔佛大臣期间，各方面看似懂哦有不错表现。在主要对手，希盟与国盟皆内忧外患之时，翁哈菲兹被普遍视为，相当有机会复制上届州选的战绩。声势一片大好，翁哈菲兹大可选择以更高格调、政治家（statesman）的姿态发言。对于原本已占优势的国阵选情而言，这或许未必重要，却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如果翁哈菲兹有更宽大的视野格局，带领巫统走入新格局，此次州选对巫统复兴，就具备历史性的意义。自私一些，如果能够成为登高一呼，以宏大格局成为带领巫统步入后扎希时期的灵魂人物，这将一举奠定翁哈菲兹成为超越州级领导人的地位。无论是为了党，或是个人未来，国阵竞选启动仪式，原本可以做得更为漂亮。尤其，仪式前一日，当前掌握国家权力巅峰的安华，以及唤起人们未来想象的拉菲兹，也在柔佛面对群众。比较自然难免。事后看来，安华的演讲力道依旧，但议题没有引发太大的震撼，除了勇敢捍卫“承认”统考的论述获得部分华裔群众认可，成为唯一一位在各族场合，以马来语捍卫多元的领袖。拉菲兹鼠鹿之行新山站，让支持者大力吹捧的，乃出席率，以及公开让民众发言的新作风。然而，拉菲兹的个人演讲并无太多新意，更多只是对既有观点的再次重申。翁哈菲兹只要表现得再好一些，就可以轻易将当今首相比下去，更重要的，是抢夺拉菲兹给予人们未来新想象的光环。然而，翁哈菲兹却将解散州议会时机，降格为“为了避开水灾、农历新年、斋戒月及开斋节”的平庸说辞。面对人们质疑，柔国阵执意回避与全国大选同步，拉低投票率来胜选，翁哈菲兹用了一个“柔佛人开斋节庆祝两个月”的无聊笑话，尴尬捍卫无法在明年4月任期届满后才自动解散州议会的做法。更引发注目的，还是翁哈菲兹提出：“宁可不做大臣，也不愿与行动党同桌共事。” 柔国阵本就决定不与希盟合作打州选。希盟与国阵也早就宣布全面竞逐柔州52个议席。全面开打已经肯定。至少在选举成绩出炉前，双方属于敌对，或至少是竞争关系，是既定的现实。即便强调君子之争，现阶段要谈选后结盟（或不结盟），其实言之过早。不过，有两点倒是挺有趣：第一，柔佛国阵不是一直认为，此次州选大胜是必然？既然单独执政乃柔佛国阵的预期，谈论与任何政党在选后合作与否，难道不显得多余？第二，坊间已经甚嚣尘上，巫统与伊党已经密谈。此时，翁哈菲兹还提出不与行动党选后结盟，岂不是公告天下，投国阵一票，就是认可巫伊结盟？其实，人们还应该观察到一个细节。翁哈菲兹提出不愿意同桌共事的是“行动党”，而不是“希盟”。严格来说，在柔佛竞选的是希盟。翁哈菲兹特意提行动党而非希盟，显然就不仅仅如马华捍卫那般，只是“政治选择”，而是别有用心。那些不满行动党无法完美落实过往承诺，而鼓吹以选票泄愤的部分华人，对于翁哈菲兹的言论，不知意下如何？是幸灾乐祸？还是认为找到知音同路人？不过，如果尝试鼓动华裔选民惩罚行动党的声音，并以其在捍卫华族权益方面严重失职为理由，翁哈菲兹对行动党的厌恶，是否也基于同样理由？翁哈菲兹难道也认为，承认统考不应该只限四科？还是雪州不应关闭养猪场？还是非伊宗教场所不应有不合理限制？答案当然完全相反。 [vip_content_start] 翁哈菲兹对于行动党的厌恶，乃基于行动党在这些议题上过于鲜明立场，而不是改变局面的无力。只要跳出华裔社群内部的讨论框架，人们就不难看到，华社认为做得不够的，在马来右派眼里都是“做得太多了”。靠拢右派的马来领袖戏剧性抨击行动党，无需过多解释，就能够获得现场如雷掌声。加上宣布“不惜放弃大臣职位”的“假悲情表演”，自然让这个种族主义大戏增添更多的火花。早前，还有人提出，翁哈菲兹治理柔佛数年，表现“中庸平和”，没有巫统之前的“鸭霸”。这些人士鼓吹，如果让翁哈菲兹大胜，就可以形成“骨牌效应”，让其他州属巫统跟进，回归立国初期“联盟时代”对其他成员党的尊重。其实，巫统如何对待国阵成员党，如今应该不再是太大的议题。恰好，多年来已形成惯性的马华，对行动党张牙舞爪，对巫统则千依百顺。如此成员党，巫统需要强硬面对吗？所以，行动党在捍卫华社权益方面，再被部分华人视为差强人意。在巫统眼里，行动党还是挑战马来霸权的先锋与符号。幻想翁哈菲兹是巫统中庸未来的人们，来到梦醒时分。翁哈菲兹与阿克马在激进程度，虽不可同日而语，但说两人本质上属于同一类型的政治人物，应该是合理的评价。阿克马对于翁哈菲兹厌恶行动党的言论如此亢奋，还曝露后者“向来如此”，就向人们揭露了“中庸”表象背后的现实。翁哈菲兹得于柔州地理优势，又恰逢柔新合作的历史契机，赚得了妥善治理柔州经济的美誉。这多少是个人魄力，多少是时势造英雄，一般人民未必计较。但翁哈菲兹原本可以完全不走“阿克马政治”这条歧路。中央以及其他州属的巫统，碍于与希盟合作的必要，对华族议程的嚣张，显然收敛得多，甚至被迫做出实质退让。（相应的，行动党也在其他领域有所退让）。这当然不代表这些领袖真心推崇多元。华社幻想种族政党领袖真心拥抱多元，是天真的。从实质运作方面，在马来选民保守意识依然坚固的情况下，华社集中政治力量，在谈判桌上才更具筹码。这包括与巫统在共同执政的架构下。达祖丁教授指控巫统拒绝与行动党合作为种族主义，其实说得不够彻底。巫统右派岂是抗拒与厌恶行动党而已？巫统抗拒与厌恶的，是行动党所代表的各族平等、尊重多元的精神。

6天前

林猷荃 | 拉菲兹30席战略，最后恐便宜国盟

支持国盟政府，在不加入内阁的情况下获得资源，并在未来几年逐步蚕食希盟的城市票仓，或许就是同心党逃离MUDA等小党泡沫化宿命的合理战略。拉菲兹宣布同心党将专注雪隆一带，至少竞逐30个国席，包括直辖区7个国席。这些正好是城市以及非马来人选区。对于那些还在幻想同心党会去攻打马来选区的支持者，拉菲兹早前已经多次宣布，他的目标是公正党和行动党的选区，争夺开明派选票，这是再次提醒。对于一个先前名不见经传、近日才映入大众眼帘的政党，想在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一举竞选30席，可不算少。题外话，在222个国会总席次当中，仅掌握30席是无法单独推动任何议程，尤其旧政党所拒绝的议程。那么，同心党要如何在短时间内，寻获30名选民可以信赖的候选人？以下是我的分析。拉菲兹特别提出，将在直辖区竞选至少7席。目前直辖区总共有12席，而公正党目前掌控5席，估计这5席都会是同心党的目标。聂纳兹米估计在原有选区，P118斯蒂亚旺沙守土，同心党也应该会竞选毗邻的P119蒂蒂旺沙。此议席目前由巫统掌握。竞选蒂蒂旺沙，有几个考量：第一，蒂蒂旺沙是吉隆坡马来人占比最多的区域之一，如果同心党可以赢下蒂蒂旺沙，就可以宣称他们并非只靠非马来人支持才能胜选。第二，蒂蒂旺沙目前是巫统议席。如果同心党竞选该区，或能稀释针对希盟政治报复的观感。第三，从地理位置上，巴都（P115）、旺沙马朱（P116）、斯蒂亚旺沙（P118），正好与蒂蒂旺沙形成吉隆坡东北角连接的选区。若四区都竞选，可以形成“火烧连环船”的气势。分析至此，5个原公正党议席加上1个原巫统议席，距离同心党的“7席目标”，还差最后1席。而目前剩下的选择，只剩土团党掌握的布城（P125）及其他行动党议席。公正党上届竞逐布城的候选人诺艾莎，日前公开力挺拉菲兹，此次她会否披上同心党战袍再次出战？值得关注。布城虽然可能由来自土团的前教育部长哈末拉兹守土，但目前土团出现内乱，又与伊党产生纷争，势力滑落，提高了敌对政党突破的机会。不过，上届大选公正党票数是在土团与巫统之后，巫统胜出的几率看似较大。如果同心党可以击败巫统与国盟，一举夺下布城，不仅能展现其获得高级公务员群体的支持，也能塑造出“能在公正党原本弱势地区开拓新疆土”的政治形象。不过，若同心党选择攻打行动党议席，更多还是象征意义。毕竟，如果同心党竞选的议席里完全没有华人占多数的选区，其“多元政党”的定位与理念，就难以彰显。雪州的国会议席只有22席。据拉菲兹“至少30席”的宣布，同心党应该所有议席都会上阵。公正党目前掌握的7席肯定在同心党的攻打范围。不过，这7席中有好几席的国会议员曾现身同心党接管大会，例如梳邦的黄基全，以及安邦的罗诗雅。目前传出党内有声音施压这些议员表态，看似出现内斗。但站在选战立场，如果这些议员最终在同心党的旗帜下竞选，目前利用的选区资源、进行中的计划，难免会被视为是在提前为自己铺路。这是潘俭伟不点名批判公正党议员立场不明的理由。这些议员若去意已决，现在就追随拉聂辞职，会是更体面的做法。如果最后一分钟才决定跳槽，必然会落人口实。毕竟在以公正党旗帜当选的情况下，若又最大化利用原有资源助选、最终才转投对手阵营，难免让人联想到“草船借箭”式的政治操作。即使这些议员最终没有跳槽，也会成为公正党及早部署替代候选人的一大障碍。当然，公正党方面也应该更早决定这些议员的未来动向。安华与党副主席阿米鲁丁必须亲自会面这些领袖，除了承诺只要后续不再支持拉菲兹就不会受对付之外，也应该及早告知他们是否依然会继续上阵原选区，方便决定去留。若拖泥带水，不仅对议员不公，也妨碍公正党及早部署。对原已悲观的选情，更添困阻。雪州战役的关键，除了全面攻打公正党（应该包括诚信党的5席），其余会是国盟选区，或行动党选区，自然成了关注点。行动党在雪州的国席只有四席，分别是万宜(P102)、蒲种(P103)、白沙罗(P106)、巴生(P110)。这些议席都是以多数票胜出。同心党比较可能“突围”或“导致国盟胜出”的，应该只有万宜。这是因为，万宜在四个选区当中的马来选民比例偏高，而且行动党上届在该区的得票率（非多数票）最低。如果单纯从上届大选的多数票来看，希盟在雪州大多数选区的优势都相当明显，多数席位都是以多数票胜出。不过，早前公正党内部评估，连上届以12,000多数票胜出的鹅唛也被列为危险区。这说明上届多数票可能已经失去参考价值。在养猪场课题以及潘检伟被指忤逆苏丹的背景下，希盟在雪州全面崩盘的机会，依然存在。前面提到，拉菲兹目标竞逐30席，即便专攻雪隆的策略奏效，全数胜出，也无法单独推动改革议程。但拉菲兹似乎也进一步透露，选后结盟将以承诺落实改革为先决条件，才决定结盟的阵营。同心党支持者可能认为，为了执政，希盟还是会签署同心党的改革条件，最终形成“希盟-同心阵营”。支持者想象当中，“希盟—同心”组合或许能够延续原有希盟的支持基础，同时希盟也会“被迫”展现更强的政治决心，推动改革落实。支持者想象的情况可能如下：希盟目前在半岛掌握70席。如果在来届流失20席，希盟就剩下50席，而流失的20席若被同心党收割，那希盟就必须妥协于同心党的要求，才能维持谈判筹码，与其他阵营谈论共组团结政府2.0。甚至，由于流失的主要是公正党的议席，相对不受冲击的行动党可能也乐见其成。多年受到公正党阻挠的改革，终于在同心党的施压下，更快得到落实。不过，这种想象显然完全忽略国盟渔翁得利的可能性。 [vip_content_start] 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希盟流失20席中，同心党只从中获得10席，其他10席往国盟流去（未免讨论过于复杂，先不考虑国阵）。如此，希盟与同心党的议席总和，就只剩下60席。国盟则在上届大选赢下（不算过后跳槽）的72席基础上，再加上10席，获得82席。这样一来，国盟已经具备组织中央政府的优先权。不过，说同心党赢得10席，其实也过于乐观。拉菲兹本身评估，即使在班丹对垒赛夫鲁，也只有五成胜算。如果只有拉聂保住席位，其他议席都让国盟渔翁得利，希盟与同心党的总共席位，就只剩下52席。届时，双双沦为反对党，签约合作“推动改革”连象征意义也将不复存在。国盟则极有可能增加至90席，组成政府的机会就更大。需理解，即使同心党专注雪隆，公正党在其他区域的选举也未必顺畅。公正党雪州后院失火，调度资源重兵顽抗，在所难免。安华或许被迫亲自坐镇雪州或吉隆坡议席。有人可以借机讽刺，终于有借口不打北部危险区。同时，若公正党无暇在北马牵制国盟，所谓巴东浦反击战、打扪保卫战，恐怕将成为泡影。槟城、霹雳战场可能面临被“调虎离山”的无奈处境，陷入更为被动的苦战局面。回到同心党支持者比较乐观的情况。同心党赢得10席，或甚至赢下大部分竞选的30席。掌握更大的议席后，是否必然导向与希盟合作？虽然同心党目前声明，将以接纳他们的改革条件为判断与何政党合作的基础，不过，在现有体制下，组织政府首先要求决定的是，支持何人作为首相人选。只要没有在大选败阵，安华必然会是希盟推举的唯一人选。如此，拉菲兹能否接受这个他认为“烂透”的人选? 此外，细读同心党12条改革诉求，这些都是不太具争议的改革。这些改革，完全没有捍卫国内的世俗多元，也没有触碰马来伊斯兰支配权（Ketuanan Melayu Islam）的项目。为了执政，伊党、国阵欣然接受同心党的改革诉求，完全不是问题。拉菲兹虽然在选前拒绝哈迪加入国盟的邀约，不过，选后国盟若表明愿意接受同心党开出的改革承诺，同心党原则上没有拒绝的理由。拉菲兹曾透露，同心党未必需要在来届胜出，而是放眼未来。因此，同心党未必急于正式入阁，也不太可能进入国盟的内阁，因为国盟的立场将损害同心党形象。不过，同心党可能可以接受，成为支持国盟政府的后座议员，换取改革承诺与实际资源。如此，支持国盟政府，在不加入内阁的情况下获得资源，并在未来几年逐步蚕食希盟的城市票仓，或许就是同心党逃离MUDA等小党泡沫化宿命的合理战略。相关文章：林猷荃 | 同心党可能成为华人政治的棺材钉许国伟 | 拉菲兹背水一战，能否走出MUDA困局？

3星期前

林猷荃 | 同心党可能成为华人政治的棺材钉

在“新政治”的眼里，“华人政治”与“马来极端右派”其实被视为一体两面，都是必须在“新政治”框架下被淘汰的旧政治。拉菲兹接管同心党（BERSAMA），成为国内很多人期待已久的“第三势力”。其实，西马政党/阵线，已经有三大板块：希盟、国盟、国阵。虽然希盟与国阵共组团结政府，局面看似团结“阵营”与国盟的竞争，不过近来柔佛国阵宣布单独出征即将来临的州选。柔佛举行的希盟大会，瞬间变成猛怼国阵巫统的场合。安华破天荒公开喊话。若巫统一意孤行，希盟将在全国范围与国阵开打。虽然激情过后，安华还是表明会先与扎希谈一谈。在国盟浩大的声势下，希盟与巫统在柔佛以外的地区相当需要继续合作。不过，一些地方诸侯为了自身利益挑起争端，两者决裂是可能的发展。三大板块在大选厮杀的剧情，很可能会上演。在此背景下，希盟、国盟、国阵以外的阵线，应该称作“第四势力”，而非第三。不过，为了避免混淆，当下讨论就称同心党为“第三势力“。第三势力在我国存在已久。在基层默默耕耘多年的社会主义党，以及赛沙迪从土团党退下后创建的MUDA，都是例子。至于其他具备伊斯兰背景的小党，在华人讨论政治的脉络里，几乎不会被视为值得纳入考虑的第三势力。社会主义党捍卫弱势群体的坚持，赢得许多人敬重。不过，这份“敬重”似乎没有转换成选票。除了在希盟旗帜下竞选时，社会主义党的选举成绩都惨不忍睹。为何如此？难道是“政党不坏，选民不爱”？ MUDA成立时，人们也寄予厚望。毕竟在“喜来登行动”后，土团党背弃希盟，许多人期待会有一个新政党，能够填补土团原本在希盟内部所扮演的角色与政治空间。如果MUDA得以填补土团遗留下的政治空间，希盟就不会因为土团的叛逃，顿失政治势力的覆盖版图。奈何MUDA的目标选票与希盟高度重叠——受高等教育的城市选民、非马来人，以及开明派马来人。然而，在现有选区划分下，城市与非马来人占比较高、或至少足以左右胜负的选区，本来就少之又少。而随着马来人人口比例急剧攀升，非马来人城市选区将会更少。选区资源僧多粥少，希盟内部三党都争着要上阵这类选区，几乎没有余粮可以和MUDA分享。因此，MUDA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建构实力，说服希盟, MUDA 的存在依然是希盟所需要的，逼迫谈判。第二，还是建构实力，在非马来人选区硬碰希盟时拿下议席。但，MUDA两个都做不到。更糟的是，2023年六州选举时，MUDA独自上阵，除了全军覆没，痛失按柜金之外，还沦为分散雪州双溪甘迪斯议席选票，导致公正党落败的角色。一时失利或许不意味永无翻身的机会。新政党需要时间经营，人们都理解。不过，六州选举后，MUDA在许多重大议题，几乎都没有表态，尤其是非马来人关注的教育平等、中小企业困境以及竞争保守方面。如此，MUDA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选民恐怕已经默默做了判断。其实，无论是令人尊敬的社会主义党，或者MUDA，选民未必是捧高踩低，而是不想浪费选票在无望的选择之上。注意，这些都是在绿潮压境之前就存在的情况。拉菲兹接管同心党后，人们不免会将其与旧有的“第三势力”做对比。拉菲兹的反对者，或者说希盟的一些支持者指出，同心党应该难逃MUDA或社会主义党的宿命。在“弃保效应”下，同心党将在选举当中成为被”牺牲“的一方。不过，站在同心党的立场，情况又未必如MUDA和社会主义党的“悲观”。希盟执政后，面对国家政治现实妥协得太多，落实的改革太少。希盟支持者的失望是空前的。如果MUDA这段时间没有在公共议题缺席，只让前主席的个人喜事成了人们唯一记得住的新闻，或许有望收割部分民意。拉菲兹坦诚，秘密规划以同心党为新的政治平台已经一年。这段时间他不断激化人民对希盟的情绪，也成效显著。所以，如果今天就闪电大选，相较于MUDA，同心党的票数未必如人们预期的悲观。不过，从广大开明派选民的角度，同心党表现得“不那么悲观”，会是开明派政治未来的“更悲观”。同心党表现再好，也不可能单独赢下国会过半席次单独执政。只要不是这个结果，同心党更好的表现，只意味着它更有效的分散开明派选票，导致开明政治势力的旁落，甚至彻底崩盘。道理很简单，若同心党票数增加，又无法在多角选战胜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更多瓜分掉希盟票源，导致希盟败选。在单一选区多数决的制度下，同心党就可以做到“胜选不足，破坏有余”的角色，让国盟、国阵坐收渔利。对非马来人与开明派而言，局面是“亲痛仇快”。即使同心党能够在一定议席上突围，但如果没有多到能单独执政，选后必定得面对结盟问题。基于拉菲兹与公正党彻底决裂，同心党应该很难再与希盟合作，那么选项就只剩国盟，或者不与任何势力合作（不合群、恃才傲物者很自然的选择）。无论哪个选择，国盟执政中央的机会，都会进一步提升。拉菲兹在宣布接管同心党的大会，以及接受《Newswire》与《百格》专访时，多次强调华人不应“视行动党为唯一选择“。这揭露华人票就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也透露与行动党竞争的意图。拉菲兹的逻辑是，在华人人口下降的现实下，华人选民主导的选区未来将会减少，所以应该支持非马来右派主导的同心党。确实，人口比例下降，华人政治前景黯淡。不过，在华人主导选区彻底消失的那天到来之前，难道就要先行自杀，自己跑去分裂选票，让政治势力更为零碎而弱化？这个逻辑，十分有趣。华人确实未必要投行动党。 [vip_content_start] 不过，抛弃行动党而转投的政党，好歹要让人看到有意捍卫世俗多元，保障少数族群，包括华社权益。团结政府上台后，马来右派兴风作浪，拉菲兹担任部长职位时貌似一点反应都没有。不过，不排除当时身处内阁的拉菲兹在共同责任制下无法公开反应。然而，拉菲兹辞去部长职已经一年。这段时间，马来西亚难道岁月如此静好，威胁多元世俗的事件，一件都没有？拆迁兴都庙风波，赞里维诺、费道斯黄等人的嚣张跋扈，拉菲兹沉默；马来右派大肆抨击水上音乐节与旅游部长张庆信，拉菲兹沉默；雪州养猪场被禁，拉菲兹沉默；承认统考课题，拉菲兹还是沉默；右派对捍卫宪法的潘检伟喊打喊杀，拉菲兹更是沉默。一些糊涂的华人，一厢情愿的认为拉菲兹的“新政治”是与马来右派激烈对撞的政治思潮，所以必定包含捍卫华社权益。 “新政治”确实对阿克马之流不以为然，目前也不会与这些政客为伍。不过，他们实实在在不是对抗马来右派的中流砥柱。更甚的是，在“新政治”的眼里，捍卫华社权益的政治，不过是“旧式政党”保住权位的表演。换言之，在“新政治”的眼里，“华人政治”与“马来极端右派”其实被视为一体两面，都是必须在“新政治”框架下被淘汰的旧政治。不只同心党如此，公正党内现有的华人领袖，从外在表现上，确实给人不屑处理华社课题的观感。不过，在希盟框架下，只要公正党不公开反对行动党推展华人议程，人们还是可以将公正党视为捍卫华社权益。同心党缺乏一个捍卫华社的政党伙伴“带飞”，在华社关注的议题上，他们会有什么立场？实际上，同心党提出的12项改革诉求，也完全没有捍卫世俗多元的项目。人们也要参考公正党新山区议员哈山卡林突然激烈反对承认统考的事件。哈山卡林的突然发难，令许多华人震惊错愕。这说明，华人对一些所谓“开明”的政治领袖，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想象。吸取教训，华人不应在未经检验与思辨的情况下，仅因对当下政治斗争感到失望，便轻易拥抱一种未必将捍卫华社权益纳入核心议程的所谓“新政治”。拉菲兹是固执的理想主义者。如果在他的认知当中，旧派的“种族政治”应该从马来西亚消失，那么在迈向这个目标的路上，他恐怕不会手软。不过，马来右派挟其绝对的人口优势，再加上深层国家与封建体制的护航，拉菲兹要动其皮毛，简直天方夜谭。反之，如果捍卫华社利益，包括华教都被视为“种族政治”余孽，要消灭就太容易了。不过，为“华人政治”钉下棺材钉的，未必会是“新政治”全面掌权后刻意展开的系统性行为。只要在来届大选，同心党充分做到分散选票，让希盟流失大量议席，这个棺材钉就得以钉下。以当前绿潮势力，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3星期前

林猷荃 | 蔡细历超直白，马华会不会脸青唇白？

蔡细历的回复，实际上等同于承认，马华只是希望从华社对希盟失望后所投下的“抗议票”（protest vote）中得利，而没有其他利惠华社的愿景。政论播客《出去一下》最近谈论华人政治。凯里提出，要寻找非行动党背景，且能直言不讳的人物前来分享。征询意见后，蔡细历成了座上宾。由于节目面向许多友族以及年轻人，考虑到受众群或许对蔡细历不太熟悉，凯里与沙里尔首先要求蔡细历简单介绍自身背景。这样的铺陈，不仅让人们对蔡细历有基本认识，也更容易理解其观点形成的脉络。蔡细历一开始就提出自己涉及的性爱光碟事件。这说明，他本人认定该事件最能定义其政治生涯。沙里尔对于蔡细历的“单刀直入”感到讶异。不过，蔡细历当然不是自豪于自己在性爱光碟中的角色。他提出，风波发生后，即使被规劝静观其变，自己仍毅然辞官求去。凯里评论，“不多政治人物”能够如此毅然决然的承担责任。不过，若自身牵涉丑闻，承担责任，就是最基本的体面。蔡细历与凯里对此高度赞赏，某种程度上或许反映了他们自身的价值观，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国内政坛长期充斥着各种推卸责任、逃避后果的案例，让蔡细历承担责任的做法，显得高尚一些。毕竟，如果真的彻底不恋权位，为何过后还想东山再起？最明显的例子，自然来自前首相纳吉。历经高庭、上诉庭以及联邦法院判刑，纳吉仍然坚称SRC案件当中，收受的款项来自沙地捐款，后来则称自己被刘特佐欺骗。如果“承担责任”是凯里及蔡细历所推崇的作法，纳吉就应该是他们应该极力批判的反面。自我介绍的部分，蔡细历提及，自己重登署理总会长的位子后，遭到时任总会长翁诗杰开除，后经一系列政治运作，成功促成重选，并且华丽回归，自己甚至荣登总会长大位。马华党内确实有过这些“精彩”篇章。不过，一名退休政治人物在回顾从政生涯时，首先选择分享的，却是这些激烈的党争故事，难免让人怀疑：在真正为华社争取权益的层面上，是否反而乏善可陈，甚至苍白得不值一提？？在当下人们对希盟以及行动党诸多挑剔的时刻，蔡细历的分享或许能够触发另一层思考：马华当政的时代，党争占据舆论焦点，触碰体制、引发议论的课题欠缺。如今，华社在争取权益的路上依然困阻重重，马来右派的反击也比过往激烈。不过这也说明，迈向多元开明的路上，目前的情况并没有困于当初“一潭死水”的窘境。要求希盟一步到位，否则宁可回归国阵一党独大时代的说辞，其实忽视了当初逃离政治、沉迷党争的时代。华社权益，或许就是在视线被转移的情境下日渐遭到侵蚀。后来，凯里询问，为何国阵在2013年大选无法获得华裔选票，蔡细历回复：“那是因为行动党‘散播谎言’ (disinformation)及实行‘口号政治’ (slogan)。” 蔡细历进一步抨击行动党是国内“散播谎言”第一名的政党，不过在访谈当中，他似乎连一个具体例子都没有提出。当然，从马华目前对行动党的主要攻击方向来看，所谓的“谎言”，更多还是指行动党过去许下的部分承诺，最终无法全面兑现。然而，308到1119，华社持续拒斥国阵，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乃对国阵一党独大落实的不公政策反感；第二，是对希盟承诺的向往。希盟在2018年首度执政，确实推动了不少新政策与改革，相信这点人民都有目共睹（是好是坏，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无奈的是，这些改革面对马来右翼的反扑，动摇了政权，甚至很快就在“喜来登行动”之下垮台。这个阶段指控承诺落空，乃“谎言政治”，公允与否？ 2022年全国大选后，希盟“看起来”还是执政了，然而却是以团结政府的形式下执政。首相政治秘书曾敏凯最近录制视频，讨论公正党目前支持率下降时，也提醒人们摆正认知：2022年全国大选，希盟是“输”的。就是因为希盟输了，才需要与多年来努力推翻的国阵合作，共同执政。在如此框架下，选前承诺能否轻松落实？掣肘恐怕大到无法想象。凯里本身就曾自豪提出，巫统就是当前内阁中，马来议程的“把关人”。所以，当下希盟议程无法全面落实，蔡细历在节目现场就得以亲眼见到元凶（之一）。说是行动党撒谎，恐怕言重了。行动党选前承诺是否为政治谎言，重点应该落在： [vip_content_start] 行动党做出承诺时，是否根本没有意愿落实？其次，承诺当下，行动党是否也预计根本无望落实？如果两者都皆非，指控行动党“散播谎言”的言论，恐怕才是谎言。综上所述，华社前几届的选择，不仅是基于相信希盟的承诺，许多选民更重视的是：政党得以轮替，打破一党独大的结构，终结国阵种族威权的魔爪。对许多人，希盟的竞选宣言，其实是次要的。国阵一党独大，难道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散播谎言”？国阵数十年来推行种族政治，以致于即便垮台，这个结构仍然深入马来人的意识、成为公务体系惯性，这难道也是“散播谎言”？蔡细历似乎没有给予答案。说到“口号政治”，蔡细历举“改变-ubah”口号为例。如果一句口号就能够忽悠华裔选民，显然是侮辱华裔智慧。如果“ubah”的口号并非基于对国阵倒行逆施的反感，这口号会有任何力量吗？有趣的是，蔡细历还提出行动党大力炒作一马公司（1MDB）课题，才导致2018年迎来空前胜利。难道在蔡细历眼里，一马公司案不足以成为动摇国家的贪腐大案？而只是政敌“口号政治”之下的子虚乌有？按照蔡细历在节目当中的说法，马华的问题，似乎只是没有“好好宣传”。这说明，他自认马华多年来的政治运作，根本上没有问题，问题只在“没有宣传”；甚至再延伸，问题在于选民没有智慧认清马华的好，反而受到行动党影响。蔡细历对课题的超直白表达，其实会令马华十分尴尬。因为若只是诠释历史，马华毕竟已经被选民屡屡唾弃，基于“幸福者原则”，人们可以不必在意马华对历史的“自嗨”诠释。然而，马华仍活跃于政坛。在希盟表现不尽人意的情况下，马华理应奋起，成为一个称职的替代选择，避免选民被迫含泪投回希盟，或者选择毫不在意华社议程的“第三势力”（如MUDA）。马华如此诠释行动党几届大选的胜利，以及华裔选民的投票选择，这就意味着：过去几次的重挫，并没有引发马华的真诚反省。若要以选票作为奖惩机制，一个是因为政治现实所限，一时无法做到全面改革；另一个则是败选后，理应没有包袱，却坚持拒绝反省，哪个政党更应该受到惩罚？看来当下马华也真的认同蔡细历，认为“散播谎言“以及”口号政治“才能获得华裔选票，所以正往这个方向卯足全力。网上铺天盖地的政治抹黑与谩骂，就是最真实的反映。节目中，凯里与沙里尔都察觉到蔡细历过分注重政治宣传，提出在宣传方面的“包装” (form)之外，马华可以提供什么政治改进的“内容” (substance)？蔡细历还是一再环绕行动党无法兑现承诺。在两人追问之下，才终于提出，在种族社会的政治现实下，马华确实没有办法提出任何改善华人权益的“内容”。他举出例子是：马华无法承诺，让所谓特优生自动获得（政府）奖学金。这个例子很有趣。行动党也不曾承诺，所有特优生自动获得奖学金。不过，行动党确实做到让所有大马教育文凭10A 生获得大学预科班的学位。如果抱着如蔡细历那般心态，这一点恐怕永远无法落实。此外，蔡细历在节目当中提出“不会承诺承认统考”。回头看这几天的发展显示，行动党确实成功在“承认统考”的路上带来突破性进展，虽然并不完美。蔡细历提出的“政治现实”论，其实就是当年陈修信“铁树开花”论的延续。蔡细历还“代表”华人社会告诉凯里与沙里尔：华社接受了无法面对公平对待的现实，说华人承认“ it is like that, what to do?”。沙里尔尖锐指出，蔡细历的回复，实际上等同于承认，马华只是希望从华社对希盟失望后所投下的“抗议票”（protest vote）中得利，而没有其他利惠华社的愿景。这实际上，就是扮演说服华社接受马来伊斯兰支配权的角色，浇灭任何争取公平多元的梦想。巫统当然非常乐意，马华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希盟执政后，落实的承诺与改革并不少，但必须承认，这或许远不如华社的预期，甚至有开倒车的实例。能有微小的进步，起始点还是在于华社与政党的坚持，甚至贯彻“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目前马华，难道不会因为蔡细历在节目中的过分直白，感到尴尬？首先，蔡细历实际上替行动党无法兑现承诺一事，提出了有力的解释：种族政治的现实掣肘。这正好反驳马华与某些政治评论人对行动党的抨击。这些人抨击行动党上了台后无法落实承诺，乃是拒绝为之，而非情势所迫。其次，蔡细历承认马华实际上无法比行动党做得更好。第三，蔡细历认为，华社应该接受不公平的对待，放弃争取。马华当下频频引发华社不满，对希盟任何细微的进步都吹毛求疵，意图是激怒华社来赚取“抗议票”。如果看穿蔡细历所揭露的马华底层运作逻辑，华社固然还是没有一举突破族群困局的灵丹妙药，但至少可以免于误导，回避更糟的政治处境。

1月前

林猷荃 | 公正哀兵巫统骄兵国盟稳胜兵

在文化撕裂加剧、伊斯兰思潮深度进入马来社会思想的大背景下，国盟其实已成为一个无需过多谋略部署，也能相对稳定收获马来票支持的政党。森美兰巫统发起的政变，目前看来功败垂成，尴尬收场。不过政局已被撬动，党主席阿末扎希看似成功压下森州反叛，不过巫统整体看来不会就此按兵不动。反而在全国范围，巫统应该会开始行动逼迫安华提前举行全国大选。森州行动失败，主要是州务大臣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柔佛与马六甲，若巫统认定主动解散议会最符合自身利益，一旦拍板行动，即便阿末扎希事后出手阻挠，也已为时过晚。何况，阿末扎希也许根本不会阻挠。阿末扎希在森州风波扮演的角色，可能只是希盟反制后，虚伪止损的反应而已。其实，柔甲议会任期大限即将到来。即使巫统没有特意部署，两场州选，乃至森州州选，甚至全国大选——陆续登场，本就是意料之中。各党有必要进入备战模式。此时，公正党传出内部策略评估。简而言之，就是“选情告急”。公正党目前掌握的31席下议院席次，只有7席被归纳为 “第一层级” （Tier 1），也就是安全区。 “第二A层级” （Tier 2A）被视为相对安全区，涵盖另外13个议席。连同前一层级计算，总和席次乃7+13=20席。换言之，有11议席情势不太乐观。 “第二B层级” （Tier 2B）是边缘选区，有17个议席，不过当中只有9个议席属公正党现有议席。这说明，对其余尚未掌握的8席，公正党认为有机会在下届翻盘。现有议席当中，情况最不乐观的有两席，被归纳入“第三层级”（Tier 3）艰难区，那就是鹅唛和双溪毛糯区。“第三层级”当中罗列了总共29个议席。层级性质议席数公正党现有关键信号 Tier 1 安全区 7 7 基本盘稳固 Tier 2A 相对安全 13 13 尚可守住 Tier 2B 边缘选区 17 9 另有8席被视为可翻盘 Tier 3 艰难区 29 2 鹅唛、双溪毛糯最危险这个不太乐观的分析，基本符合现今政治观感：公正党支持度已经暴跌。粗略分析，公正党如此分类，可能还曝露以下讯息： [vip_content_start] 公正党的评估还是将城市与华裔选民占多数的地区视为“安全”或“相对安全”区。以竞选资源分配、着重争取对象的角度来看，公正党可能仍会延续安华执政初期策略，争取乡区以及更多马来人支持。其实，安华晚近在“竞争保守”方面有所收敛。譬如，Rain Wave水上音乐得以成功举行，内阁静默不阻扰；华裔预科班录取，出现史无前例，纷扰最少的一年，打破国阵时代每逢升学节点，马华都必须反复重演 “救火 “的荒诞闹剧。这些当然要归功团结政府内，其他成员党的努力，以及非马来选民对希盟的怒吼。然而，如果不是安华与公正党的配合，许多争取也未必能够成事。毕竟，内阁当中还有马来议程的“把关者”。希盟各党无法团结，多元议程就难以推进。公正党是否刻意释放“策略分析”警告安华，倘若马来支持崩盘，将丧失许多议席？这点不得而知。不过，策略分析公开后，难免会再度出现呼声，要求安华重视拉拢马来票，暂缓开明化改革步伐。策略分析其中一个亮点，可能也是在警惕希盟成员党：不要过分追求多元议程。因为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夺下的鹅唛国会议席，在分析报告中竟沦为第三层级艰难战区。鹅唛可是公正党在雪州的大本营议席之一，由州务大臣亲自坐镇。上届选举中，更以超过1万张多数票，击败重量级对手阿兹敏。该区情势急剧恶化，会否是因为，阿米鲁丁在处理雪州养猪课题上，被视为过于“配合”非马来人所盼？此外，公正党还可能凭策略分析“要挟”行动党：若过度在意多元改革，即便行动党保住自身国席数目，但公正党崩盘，希盟前景必然灰暗。根据分析，公正党“较乐观”的议席，只有20席。若流失的11席大部分流向国盟，国盟在半岛的席次或将突破80席以上。如此，即便国盟依然无法单独执政，但却得以成为半岛第一大党。依据宪政原则，国盟将被赋予组成政府的优先权。再加上吸取慕尤丁当年因拒绝妥协而错失联合政府的教训，国盟，尤其伊党，此次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上台。届时，行动党以及非马来人希望的开明化未来，就更难实现。若公正党流失的议席大部分流向“单独上阵”的国阵，情况或许不会如国盟主导执政那般糟糕。不过，国阵还是可能与国盟合作。纵使依然与希盟合作，主导团结政府2.0的，将会是国阵巫统。巫统至少会比当权掌握更大话事权。届时，即使巫统执意让阿克马入阁掌握重大部门，希盟也只能忍气吞声。这种局势推演，可能足以恐吓非马来人以及行动党，但却未必成真。倘若公正党出现议席流失，更可能呈现的情况是南北分别流向国盟与国阵。吉打、霹雳、雪州议席，可能会流向国盟。昔加末、士基央、巴都巴辖若失守，则可能流向国阵。如此，只要希盟整体议席没有过多流失，国盟与国阵议席只呈小幅增长，希盟就仍可掌握主导权。要维持希盟整体议席，还是得仰赖行动党。团结政府虽然在竞争保守方面有所收敛，然而目前作为远远不达预期。若公正党为了自以为是的“自保”而走回头路，再度全力讨好保守马来人，不只行动党难抗大规模议席流失，公正党的“安全席”也未必安全。到时，公正党面临的，将是灭党危机，别奢望保住20席。公正党此番选择公开党内评估、某种程度“自曝其短”，在选举策略上未必不明智。这或许有助于向基层发出警讯，促使更积极动员，以挽回劣势。此外，支持者可能更理解形势严峻，而按下种种不满。甚至在党面临关键存亡关口之际，对于拉菲兹对公正党的内部批评与攻防，支持者也可能忍痛忽视，以大局为重。不过，若要哀兵政策得以奏效，公正党还是得展现展现回归奋斗精神的初心与姿态。在有限的时间内重燃“烈火莫熄”，挽回支持者的失望情绪，还是可以亡羊补牢。反之，若发现局势不利，却依然故我，只会加速党的灭亡。若继续将理想主义者边缘化，情势不妙时，难道还能指望机会主义者同舟共济、共渡时艰？确实，在马来政治下，党展现弱势可能会加速其灭亡。“西瓜畏大边”的马来政治家，比比皆是。这就是为何，巫统需要一再展现“强势回归”的形象，以吸引那些认为可以通过党捞得好处的马来人支持。不过，巫统这种‘骄兵政策“能否奏效，其实还是未知数。巫统若尚存回归一党独大的可能性，部分历经威权时代的人们，就会谨慎回避历史倒退。柔佛州大臣日前还公开“代表”柔州子民怀念纳吉。公然赞颂贪腐政党，一旦其势力在来届大选进一步膨胀，马来西亚的未来，究竟要何去何从？在文化撕裂加剧、伊斯兰思潮深度进入马来社会思想的大背景下，国盟其实已成为一个无需过多谋略部署，也能相对稳定收获马来票支持的政党。非马来人面对大势感到无力，可以理解。重重局限之下，团结于相对开明、多元的政治势力，也是唯一可以做的事。

1月前

林猷荃 | 华社如何用巫统而不被反噬

只要国盟上台执政的风险还在，华社再对巫统嗤之以鼻，恐怕还是需要接受希盟-巫统的合作。既然要“利用”巫统，巫统背叛盟友的几率又如此之大，华社该如何更好地应对？森美兰巫统发难，政局一夕动荡。人们的目光即刻从全球能源危机转移，仿佛霍尔木兹海峡已经畅通。难怪的。在马来西亚政府苦苦维持RON95战前津贴价之下，人们基本对全球能源危机无感，不过跟风大骂柴油大涨的，也有不少。森巫统14人帮撤回对州务大臣的支持。这在宪政体制下，就是要弄倒政府，再清楚不过。这个操作起步之前就打好了算盘。希盟要保住政权，就过来找我巫统讨论。既然倒的是州务大臣，“罪名”也只针对大臣，说是“没有处理好”森州宫廷纠纷云云，那换掉大臣，就是代价最小的回应方式。若要换大臣，宝座当然会落到掌握最多马来州议员的巫统上那。丢了大臣之位就能换来维持执政，估计希盟懂得“审时度势”，知道怎样止损妥协。不过，希盟如果拒绝，巫统的14席加上国盟的5席，还是足以组成州政府。届时，巫统席位碾压国盟，成为州大臣也就顺理成章。所以，希盟接受替换巫统当大臣，巫统就当大臣。希盟“硬颈”不从，巫统还是当大臣。看似完美的一个政治布局。进也当大臣，退也当大臣，巫统杀球下去，看似必定取分。不过，希盟似乎还有一条路。在州宪法之下，失去议会支持后，除了大臣主动辞职，另一个选择就是要求州严端解散议会，还政于民。巫统就是看死希盟不敢解散议会。多亏团结政府内的马来右派（公平的说，不完全是巫统而已）的种种馊操作，希盟仰赖的非马来人支持率大跌。现在州选，希盟会死得难看。反之，巫统还是很有机会成为森州最大政党。所以，就算希盟打算自杀，大臣仍然可能由巫统担任。不过，希盟在以上三条道路之外，竟然玩了一招“拖延”。大臣既不辞职，也不要求解散议会。这玩法需要严端配合。州宪法没有说明，如何断定大臣“失去议会多数支持”，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在议会召开时，议员发动并通过不信任动议，或者州财案不通过。然而，州议会刚刚展延。所以巫统短时间内没办法在议会当中整垮政府。那议会之外可不可以倒掉政府？多亏巫统多年前的“努力”，在当今的议会制度下，还真的可以。 2009年霹雳州政变，开启了巫统 “后门文化” 的序幕。若当时仅通过议会表决认定大臣失去多数支持，倒戈议员仍可能面临被撤换的风险。不过，当时霹雳州苏丹行使裁量权，决定国阵新大臣获得多数议员支持。这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司法案件。法庭最后判断，宪法之下，统治者可以不经议会，决定“议员支持”之事。然而，即使具备议会之外的倒政府路径，巫统这次却未能直接得逞。关键在于，这次森州严端无意替换大臣。现任大臣觐见严端后，还获得严端谕令，继续领导州政府。但，希盟的“拖”字诀显然没有解除倒台危机。不过，巫统这次发难，更大的影响在于希盟与国阵的合作。即使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夺下大臣之位，巫统这次的行动依然不会空手而回，甚至可以以此打击民众对希盟的支持。此次针对大臣“无法妥善处理宫廷争议”，如果刻意延伸，可以说是希盟不尊重马来文化与马来君主。虽然，巫统本身似乎未必有妙计，解决严端与酋长的争执。此外，巫统可以攻击希盟眷恋权位，不愿意还政于民，解散议会进行选举。刚刚重回巫统的凯里，就进行此类的攻击。顺道一提，凯里也攻击安华，不应该指责巫统进行“后门”政治，因为安华2008年就策动了失败收场的“916”政变计划。不过，历史并没有在2008年就停止。上面提到，巫统就在2009年策动霹雳政变，过程难看的幅度、体制破坏的程度，以当时说来是空前的。说是“当时”，因为巫统后来也参与了马来西亚史上“后门政治”的天花板——喜来登行动。喜来登行动后，短短时间之内，巫统又策动倒慕尤丁，让依斯迈沙比利上任首相的“二度后门”。凯里如果还没回归巫统，他对安华的批评可能还有些道理，但目前凯里身为巫统中人，他就比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批评别人“后门”。巫统才是“后门政治”成功落实的开启者，并且还是一再的惯犯，还有脸批评别人？简直是一百步笑五十步！巫统开始批评希盟和大臣恋权，不要解散议会。奇怪？布局自己要当大臣不叫恋权？不过，巫统或许也意识到这个自相矛盾的尴尬。反正要希盟接受要挟，乖乖交出大臣职位的期待已经落空，就大声宣布“一开始”就“不想获得大臣职位”，“一开始”就是“要求解散议会”。撤回对大臣的支持兹事体大，如果真的“一开始”就是“要求解散议会”，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明？为什么要等到希盟反制后才来辩解？巫统真的不要把人民当白痴。无法即时夺取大臣职位，巫统就发动攻势，指责希盟恋权，目的在于削弱希盟势力。来届大选，国阵很可能与希盟分道扬镳。在许多地区的三角战（希盟、国阵、国盟）当中，希盟势力滑落，部分国阵领袖就可以想象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何况，希盟的原支持者不太可能转投国盟。希盟变弱，国阵获利的几率较大。如果希盟-国阵还是联手迎战大选，希盟席次的滑落，意味着若再次组成团结政府，国阵可以是老大。届时，巫统可能再度染指首相、财长等等大位。国阵巫统如此可恶。华社是否还要继续与巫统合作？ [vip_content_start] 没有错，这里说的主体就是“华社”，而不是“希盟”。即使希盟决定和巫统合作，华社还是可以选择不支持。这要从华社在第15届全国大选后，认同希盟与巫统合作的初衷谈起。这个合作，从来不是因为华社终于“领悟”巫统原来就是“天使”。从来不是。华社认同希盟与合作，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国盟上台执政。这原本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智慧。称呼扎希为“扎希BB”，乃是因为他阻止了国盟的上台。所以，当希盟与巫统合作，华社不可能要以“恋爱脑”来看待巫统，也不需要对巫统有山盟海誓的纯情。六州州选，以及几场补选，华社的对巫统的鼎力支持是否愚蠢？当然也不是，这是政治合作交换的必须。只要脑子清醒，华社就不必对森巫统的背叛过分玻璃心，甚至接受带风向者的荒诞论述：“都怪希盟壮大了巫统”。华社还是需要大力批判森巫统背叛的行径。这不是因为对巫统的美好幻想破灭而心碎，而是要警告其他州属的巫统，如果要继续合作，请好自为之。实际上，森州以外，若巫统认为弱化希盟，就能单独战胜国盟，这恐怕会是重大的形势错判。只要国盟上台执政的风险还在，华社再对巫统嗤之以鼻，恐怕还是需要接受希盟-巫统的合作。这是自甘被巫统“利用”？抱歉，彼此彼此。华社还不是要“利用”巫统来抵御国盟？既然要“利用”巫统，巫统背叛盟友的几率又如此之大，华社该如何更好地应对？森巫统开了第一枪后，巫统中央以及其他地方领袖没有乘势对希盟发动总攻，关键并非安华有多大威望。巫统避忌的，是希盟仍握有华社的主要支持。如果全国性的撕破脸，国阵在混合选区的选情，就会增加变数。倘若华社支持力度分散，部分回流国阵，部分又流向不可能左右大局的“第四势力”，那么巫统在推动任何政治操作时，就更容易得逞。简单而言，唯有集中有限的政治力量，华社才能在各马来政党（不止巫统）的种种权谋博弈中，沉着应对。

2月前

林猷荃 | 律检分权，国会监督不可缺

国会并非个人意志的延伸，而是由众多议员组成，在集体审议与监督下运作的殿堂。任何程序的启动，都必须获得多数议员支持。今年一月，上诉庭针对早前纳吉起诉前律政司（前称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的案件发布了判词。纳吉指控，汤米担任律政司时，对纳吉的多项刑事检控，侵害了纳吉权益。纳吉认为，这些检控属于“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misfeasance in public office），进行“恶意程序”（malicious process）以及“疏忽” （negligence）。纳吉在高庭提出该诉讼时，他原先面临的提控尚未定罪。在司法以及政治抗争中起诉汤米，估计是为了展现纳吉对自身清白的信心，甚至可能希望通过公开的司法举证，增加控方漏洞的曝光度。然而，记忆中，此案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纳吉SRC案件在高庭、上诉庭，以及联邦法院，都裁定有罪。去年，一马案也判定有罪。从今天的角度看，既然法庭已经认定纳吉有罪，要再证明当年主导检控的律政司在过程中存在种种名目的不当行为，已经不可能让公众信服。这可能是过度简化的解读。但上诉庭的裁决，确实呈现出以“纳吉最终有罪”作为维持高庭原判的重要基础：纳吉起诉汤米，败诉。不过，高庭驳回纳吉的起诉，其中一个论据是，律政司执行任务时，具有法律免诉权（legal immunity）。高庭认为，在《联邦宪法》第145（3）条款下，律政司开启、执行，以及终止任何诉讼的权力，法庭不能置喙。所以，这些行为也不能面对民事诉讼。上诉庭虽然维持高庭原判，但在律政司是否具备法律免诉权时，却提出相反的解答。上诉庭认为，如果真的出现恶意检控，人们是可以民事起诉律政司。不过，在纳吉案件的具体事实当中，诉方没有提出足够证据，证明汤密的行为是“公务行为适当”，以及“恶意程序”。在律检分权的体制改革即将在今年六月提交国会通过的时刻，本案引发人们思考，到底律政司，或改制后的检察司，执行任务失当时，是否需要负起法律责任？一般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犯错，伤害了无辜的百姓，受害人可以起诉马来西亚政府。在提起诉讼时，提告方必须在诉状当中清楚点名犯错的官员，如果胜诉，政府将在“转承责任” （vicarious liability）的原则下，对受害人民进行赔偿。这与私人界，公司雇员在业务当中侵害他人权益时，公司可能需负起赔偿责任，是同一原则。不过，当官员犯错，却由政府动用纳税人的资金来赔偿，且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这无形中削弱了他们行事应有的谨慎。当然，站在执行公务效率的角度，公务员也必须能够无畏自身受到执法对象对付，才能秉公处理事务。如果，一旦公务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少做少错”的心态，反而可能助长怠工与敷衍。在民事诉讼外，官员犯错也可能面对内部纪律对付，但这就不在受害人的控制范围。若体制官官相护，受害人也拿他们没辙。以选票惩罚当朝政府，可能是人民可以回应的方式，因为他们没有“管好”官员。然而，选票抉择往往不能以单一议题作为唯一判断。何况，将政府扳倒，残害人民的官员以及体系，可能在换了新政府后依然老神在在。此外，在犯错后进行民事诉讼，也只能获得金钱赔偿。公众更在意的可能是：在公权力伤害人民之前，是否有制止机制？而不是事后的补偿。有些伤害，往往不是金钱所能补偿。何况，大多数人都不是纳吉。要将政府控上庭，需耗费的财力与精力，都是巨大阻碍，对一般人民根本不切实际。有鉴于此，人们有必要审视，即将推出的律检分权，是否有足够制衡检控司的机制。律检分权，主要是将检控权独立于在法律上代表政府的律政司，杜绝表面上的利益冲突。经历扎希DNAA案，以及团结政府治下各个荒腔走板的案件后，人们期待检控的提控，以及撤控决定，能够独立于政治干预（虽然团结政府始终否认干预）。因此，检察司的独立性，是改革后的重中之重。呈上国会的宪法修正案当中，检察司是由最高元首，在听取司法与法律服务委员会（Judicial and Legal Service Commission）的建议，以及与马来统治者大会讨论后，才予以委任。此外，宪法修正草案也列明，检察司任期七年，最高元首可以在仲裁庭的建议下，革除其职务。简单来说，宪法修正草案，在人事“任”与“免”两大层面，改革掉原有制度当中，首相一人独断的弊病。团结政府之下，选择性检控与选择性撤控的恶劣观感，动摇人们对法律公正的信心。将检察司任免远离首相掌控，就是对当今恶劣观感极具针对性的解药。然而，这是否意味着首相在检察司的任免上毫无角色？不然。 [vip_content_start] 司法与法律委员会的主席，还是由首相委任。不过，无可否认，首相的权力已经被大量稀释。这些权力，一部分流向高阶公务员，更核心的一部分，则落在联邦法院法官手中。要留意，这些角色，并不来自民选机构。谈马来西亚体制改革，很多人会直觉认为，只要把关键职位的委任权交由首相以外的机构处理，就能确保独立。不过，由任何非民选体制掌握委任关键职位的权力，真的就安全吗？问题其实不在于“由谁来委任”这么简单，在讨论委任机制时，任何具重要公共影响力的机构，包括君主立宪体制下的相关制度角色，都必须面对同一个问题：是否存在足够的透明度、制衡机制，以及避免利益冲突的制度保障。毕竟，任何具有公共影响力的机构，只要本身也可能牵涉不同层面的社会、经济或政策利益，就不能只靠身份或地位，被预设为天然中立。真正能保障独立性的，仍然是程序公开、标准明确与问责完整。这里不得不谈谈联邦法院前首席大法官东姑麦润。虽然民意殷切希望东姑麦润留任，不过她的任期最终仍未能延长。大法官的去留机制与检察司固然有别，但涉及的制度结构却高度相似。所以，这项违背民意的结果，会否是因为某些非民选机构有不同意见？若要将首相权力分给其他体制，优先考虑的，不该是公务员或象征性的非民选机构。反之，获得民意支持的国会，才应该成为真正被赋权的一方。在此制度分析框架下，拉菲兹针对马来西亚可效仿美国，让检察司人选到国会接受“确认听证”(confirmation hearing)的建议，就很合理。此安排的可能问题是，委任检察司及其他沿用此制度的职位或将面临政治化。台湾国民党立委否决总统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人选，一度导致开庭法官人数不足，瘫痪法庭运作。这是政党恶斗的政治操作，以司法任命干扰施政，进而带来体制危机的例子。但，台湾是总统直选制，才使得总统与立法院多数由敌对政党掌控的现象成为可能。马来西亚实行的是内阁制，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此外，拉菲兹主张，应赋予国会启动开除检察司程序的权力。在现有的修宪版本中，该程序只能由司法与法律服务委员会开启，而该机构同样没有民意基础，由体制深层人物主导，难以回应民意。由于只是启动，过程还是需要经历仲裁庭。国会基于政治计算，滥用程序的企图都能有效被制衡。此外，国会并非个人意志的延伸，而是由众多议员组成，在集体审议与监督下运作的殿堂。任何程序的启动，都必须获得多数议员支持。在具有党鞭制（party whip system）的议会中，各别议员滥用权力的几率不大。国会不仅在检察司的任免中应发挥作用，其上任后的运作也必须置于国会监督之下。如果检察司出现政治性提控或撤控，到头来才启动冗长的革职程序，往往为时已晚，远水难救近火。即时纠错的最有效方式，乃检察司接受国会传召时，亲临国会面临口头质询。如果有人认为，这会让检察的专业工作曝露在高度政治化的压力之下，导致检控向民粹低头，那就退而求其次——检察司只需提呈工作报告，由国会辩论通过。律检分权的体制改革，整体上还是值得支持，非常切合改革需求的努力。然而，若此次改革不赋权国会，体制惯性与保守势力，必会令改革成效大打折扣。希盟各项改革承诺，真的迟到太多。律检分权已见曙光，何不珍惜当下，精益求精？毕竟，下一个执政我国的，可能是神权至上的政权。到时再来期待改革进一步推进，怕是难上加难。

3月前

林猷荃 | 不设皇委会，更大风暴在酝酿

影响马来西亚政经的巨型风暴正在形成，成立皇委会变得更为迫切。 2月27日的内阁会议，原本是行动党向安华摊牌的重大时刻。针对阿占巴基超额持股，以及反贪会 “企业黑手党”指控，选民情绪已经到了沸点。当时的氛围是，行动党内阁部长将郑重要求安华设立皇委会，若不设立，行动党可能会付诸激烈行动。可惜，剧情发展不如预期，内阁根本没有设立皇委会。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的说辞是，内阁议决，先待调查阿占巴基超额持股的特委会报告出炉后，再做定夺。昌明政府错过了悬崖勒马、挽救改革形象的最后关口；行动党则放弃了翻台暴走、证明自己坚守反贪原则的时刻。若针对阿占巴基的指控就这样慢慢地查，给予公众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拖”。特委会报告出炉后，于3月11日在内阁当中“讨论”。“讨论”的结论是，将报告交给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山苏阿兹里采取后续行动。既然有“后续行动”，那我们可以合理推断，报告当中没有撇除针对阿赞巴基的所有指控，只是问题大或小而已。光是这一点，早前为阿赞巴基辩护的各方人士都遭到了打脸。政府首席秘书把报告交给公共服务局纪律委员会。在公众观感里，这无异于“踢皮球”。但若仅限“超额持股”，这确实只违反公务员守则，并非刑事罪，由公共服务局纪律委员会处理也合情合理。何况，公务员守则列明，触犯超额持股规则，最高刑罚只是革职。对于续约任期行将届满的阿占巴基，似乎没有太大影响。不过，有两点可能是相关人士，始终不愿阿占巴基面临惩戒的原因：第一，安华始终不排除想要让阿占巴基续约。阿占巴基实质被定罪，续约就完全没戏。不过，事到如今，若仍心心念念续约阿占巴基，说明国家领导人完全不理解民间情绪，离地得离谱。第二，革职会让阿占巴基丧失退休金利益。对于反贪有功的阿占巴基来说，这种惩罚似乎太过严苛。不过，若国家领导人认为，执法者雷厉反贪，便能换来自身免于规则束缚，这背后的思维就是将反贪作为政治武器。执法者不过是“拿领导恩惠，替领导消灾”。这样的反贪，终究逃不过“选择性执法”的宿命，对结构性反腐没有多大助益。长远来看，政敌贪污虽然会被一网打尽，但却可能滋长另一批新的贪腐权贵。安华究竟如何说服行动党，从力推皇委会，到接受体制内的有限调查？也许是以“成大善不察小恶”的现实需要，来动摇行动党的理想主义。比如，阿占巴基毕竟只是“小犯规”，与他能检控的大案，为国家追回的巨额赃款相比，微不足道。但若一早就让阿占巴基透明交代，事件也不至于演变至今。所谓“早死早超生”，认错担责，最后依然可以卸下包袱，华丽转身。当权者多番掩盖，反而致使阿占巴基动摇当今的执法公信力。当然，阿占巴基巴基超额持股不仅仅是技术犯规的问题。其持股价值，是不是合法收入所能负担？阿占巴基解释，市值八十万令吉的“速资伙伴”股票，是他身为高阶公务员的合法收入所能负担。这在数字上合理。然而，若能够经由皇委会确认此事，对阿占巴基自证清白就更为有利。拒绝成立皇委会，人们反而会怀疑，皇委会是否可能查出八十万令吉以外的资产？所以才对成立皇委会百般抗拒？其实，最初要求设立皇委会的呼声，是要彻查“企业黑手党”指控。如果问题只是“技术犯规”，或许还能用制度消化；但当争议延伸到“企业黑手党”，事情就不再简单。 [vip_content_start] 如果反贪会在阿占巴基治下，出现如此腐败行为，之前基于“成大善不察小恶”而放生阿占巴基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企业黑手党”指控不应是特委会的调查范围。内阁提出，“企业黑手党”指控已经交由警方、证监会、内陆税收局展开跨部门调查。近日，彭博社报道当中的争议主角之一——华裔商人陈文龙进入了公众视野。警方目前正援引2001年反洗黑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对商人陈文龙展开调查。陈文龙通过律师，发表了爆炸性声明。简单而言，声明包含以下几点：第一，他否认自己是“企业黑手党” 第二，他指出“企业黑手党”确实存在第三，他自认是“企业黑手党”的受害人第四，他的受害牵涉到一家名为“NexG”的公司第五，他欢迎设立皇委会，彻查此事 NexG掌握巨额政府合约。陈文龙在企业上也与安华前政治秘书，后来成为企业新星的法哈斯有关系。前几天，法哈斯向亚洲新闻台（CNA）发出律师信，指控该台本月的一篇报道不实。报道指出，安华介入要求法哈斯放弃争夺NexG的控制权。整个课题牵涉复杂的企业关系网，更涉及巨额政府合约，以及与首相关系密切的人士。其中，NexG 创办人声称掌握“有力人士”插手公司业务的录音。此类报道出现后，唯有成立皇委会，才能撇清政府涉及当中的丑闻。若仅由各执法单位调查，外界对政府高层干预的观感难以消除。皇委会是否要等到执法单位调查结束后才能成立？人们可以参考过往例子。 2011年赵明福案，是在验尸庭完成过后，才成立皇委会开启调查。但是，1999年的安华黑眼案和2007年的林甘短片案，似乎都没有等到冗长的刑事调查后才成立。各执法单位的调查，也可以与皇委会并行不悖。此外，《1950年调查委员会法令》第二条规定，只要最高元首认为需要 (it appears to him to be expedient so to do) ，就能够下令设立皇委会。目前“企业黑手党”的争议，可以在法令第2(a) 调查政府官员，2(b)调查政府部门或2(c)调查攸关公共利益之事，任何一项下进行。影响马来西亚政经的巨型风暴正在形成，成立皇委会变得更为迫切。内阁内，似乎只有行动党在推动成立皇委会，但后续看似也妥协了。局势如此发展之下，行动党有必要更积极地施压。

3月前

林猷荃 | “竞争保守”压不住极端分子，安华该醒了！

安华必须尽早迷途知返，回头是岸，重新拥抱多元的正义力量，抗衡分裂国家的宗教势力。否则，新的“同人”一旦结集，安华恐怕不在其列，推翻安华反而会成为新的时代使命。今年二月，安华对兴都庙土地争议摆出强硬姿态，下令地方政府严厉对付“非法占用”土地的庙宇，但同时酌情处理处理具有特殊历史背景庙宇的诉求。这种宣布，可以从两个角度解读：第一，安华认可反对“非法庙宇”的活跃分子之论述，与这些人立场一致，甚至愿意以公权力落实这些人追求的目标。第二，安华想要抢夺这些活跃分子的话语权，让意图炒作课题的人士，不再有持续兴风作浪的借口。当然，安华的言论未必只有单一理由。两种解读可以也能并行不悖。安华可以同时是精神上认同反“非法庙宇”分子之论述，却在政治上需要主导议题后续。安华需要主导议题后续，同样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赞里维诺（Zamri Vinod）等等改教人士炒作议题的用心，路人皆知。安华夺下课题话语权，政府就能把课题限定在相对“理性”的范畴。毕竟，如果事态演变成族群之间的分裂，甚至冲突，即便政府不是主导者，也难辞治国失败的责任。第二，安华可以借此擦亮“伊斯兰捍卫者”的光环。倘若安华在意的是与国盟争取右派马来穆斯林的选票，这是一个可以“善用”的议题之一。这些心思与考量，背后的逻辑，正是人们已经很熟悉的概念：“竞争保守”。 “竞争保守”的政治策略，当然不只在兴都庙课题当中才出现。实际上，安华在加沙议题上成功以此操作，在论述上超越国盟。安华在加沙课题上看似比国盟积极与激进。身为国家的正式领导，安华有代表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地位。此外，安华也发挥他与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的关系，积极推动国际协调，捍卫加沙权益。作为国家领导人，安华也可以动用国家资源，大手笔金援加沙。这方面，安华几乎伊党让无可挑剔。国内部分非穆斯林社群，对于安华过分关注加沙议题颇有微言。然而，安华得以从跨宗教角度，提出加沙问题乃“人道问题”，并非”宗教课题“。希盟其他成员党，很难不为安华的加沙策略背书。甚至，无论是反美的左派政党与民间组织，还是努力在内部监督团结政府的马华，也很难公开、正式地反对声援加沙的举动。不过，当反对过分援助加沙的声音，因为“人道主义”的政治正确，只能潜伏为非穆斯林私下的不满时，安华或许失去了理解非穆斯林心声的机会。这或许会埋下往后非穆斯林社群支持崩盘的伏笔。当然，如果落实伊斯兰理念，乃安华毕生最核心的追求，他就未必真的在意非穆感受。倘若安华只是通过国际议题赚取“捍卫伊斯兰”的光环，再以此威望抗衡国内伊斯兰右派的极端诉求，权衡利弊，非穆斯林社会或许反而乐见这种操作。毕竟，加沙离开我们如此遥远。如马来西亚般的小国，即便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影响也相当有限，面对的反击也有限。实际影响国内非穆社区的，乃是动用国家资源援助加沙。非穆社区认为，安华大手笔金援，对同样需要援助与发展资源的国内人民，乃是一种剥夺。但这是非常间接的影响。此外，金援加沙的资金，据说大部分是靠政府推动，民间企业出资。不过，安华“竞争保守”的做法，显然并不局限于国际议题。增强宗教部职能与拨款，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兴都庙议题，安华的处理方式也看得出其运用“竞争保守“的策略。往正面角度看待。安华下令地方政府严格对付“非法庙宇”后，希盟内部其他领袖，包括公务员体系内的中庸力量，还是可以在具体落实上，以温和、理性与包容的方式执行。如此一来，姿态上虽显强硬，但落实时转为柔软，反而回避了议题实质的升温。反“非法庙宇”势力即失去炒作课题的燃料，各地兴都庙也得以在平和的氛围下，接受相应安排。然而，这个如意算盘，目前看来是打不响了。 [vip_content_start] 反“非法庙宇”分子依旧在网上出言挑衅兴都徒。他们甚至在万挠庙宇拆除后举办活动，共同协助地主清空原被兴都庙占据的土地。此外，尽管安华已下令由政府执行清空庙宇行动，激进分子仍号召在大山脚一所兴都庙集会，甚至一度传出要共同“拆除”庙宇，不过主办方已公开否认。这些行动虽然没有打着宗教旗号，但，结合整个事件脉络，挑衅意味难道不浓厚？难道不足以引发兴都社群的不满？这些躁动，华社或许难以察觉，因为它们多半潜伏在印裔社群内部，以及印裔网络社群的同温层之中。所以，当反“非法庙宇”主导人士之一的赞里维诺在大山脚遇袭时，华社会有点惊讶。但当另外一名相关网红詹德拉老师（Cikgu Chandra）遭遇袭击时，事态发展看似乎已迈向失控。这两起袭击事件，也可能与反“非法庙宇”运动无关，倘若最终被证实有关，也是反映了印裔社群的怒火。诉诸暴力，或只是少部分人士会付诸的行为，但却是整个社群沸腾情绪的冰山一角。必须强调，虽然受到煽动分子的挑衅，执法当局似乎仍袖手旁观。暴力回击，不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甚至真中煽动分子的下怀。他们可以以此扮演受害人，以及宗教烈士的角色。攻击事件凸显印裔社群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有丝毫珍惜国家与各族的和谐，煽动分子应该有所收敛。然而，在此背景下，竟然还传出了两起激化问题的事件。网上传出视频，同属反“非法庙宇”团伙的另一知名人士，达敏 (Tamim Dahri) 在浮罗交怡兴都庙践踏兴都教圣物“三叉戟”。达敏的视频已经让印裔社区的愤怒升级，华裔改教传教士费道斯黄（Firdaus Wong）竟然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在脸书帖文展示手持三叉戟的漫威超级英雄人物“海王” （Aquaman）。费道斯还在帖文提出，Aquaman 的念法在中文与变性人的贬称“阿瓜”同音。费道斯特选此时，向人们科普中文用语，并与三叉戟图片并列，用意何在？路人皆知！目前看来，暴力事件升级的可能性不高，但依旧是多元社会和谐的莫大悲哀。事件发展至此，主要责任当然出自煽动分子身上。然而，这明显对安华的治理能力与威望，构成巨大打击。安华的“竞争保守”策略显然无法压制极端右派继续张牙舞爪，而且还让国内少数族裔持续受害。作为理应不分宗教，公平捍卫全民的国家领导，安华是失职的。不过，达敏与费道斯激化事态的做法，引来他们意料之外的效果。许多马来网民，开始抨击他们与赞里维诺，与他们的极端作风切割，并指控他们破坏马来人与印度人的关系。可见，马来社会也有相对理性的人士。安华拒绝与这些马来人连接，反而尝试靠拢他根本拉拢不到的极端右派，非常不明智。团结政府内阁已经下令严厉对付煽动宗教紧张的人士。这原本就不需要开会才来执行，而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责。而且，执法会否公允，各族人民自会冷眼旁观。毕竟，先前许多针对极端分子的报案，似乎也不了了之。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安华以及团结政府应该乘势公开认同马来社会当中，爱好和平并拒斥偏激的声音，从而让极端分子经此舆论风潮后支持度锐减，打击他们再生事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或许能尝试形塑并推动和平、理性与中庸的价值成为马来社会的主流，让那些自以为是少数的善良马来人，更勇敢地拒绝被极端言行所骑劫。在北宋理学家邵雍的体系当中，2026丙午年的值年挂，乃“天火同仁”卦。卦辞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这寓意，与志同道合之人共同奋斗，必能超越大川般之天险，成功落实君子之正道。对处于政治晦暗的时刻，我国必须让正义的力量再度结集，共同奋斗。安华本就仰赖多元理念登上权力巅峰。如今，“竞争保守”已被证明，无法为国家带来繁荣安定。安华必须尽早迷途知返，回头是岸，重新拥抱多元的正义力量，抗衡分裂国家的宗教势力。否则，新的“同人”一旦结集，安华恐怕不在其列，推翻安华反而会成为新的时代使命。

3月前

林猷荃 | 美以袭伊朗，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有多远？

防止战事发生的，依旧是各国实力与利益的计算。国际法与国际原则，唯有落实为对开战国的孤立与经济制裁，才能真正阻止战争。美国与以色列袭击伊朗，世界人民分裂成两个阵营。极力反对的当然居多。这次袭击是否有充分理据，从现有说法来看，似乎并没有听出来。用的是一般的借口：伊朗有意发展杀伤力武器，所以需要先发制人，去除掉危害区域安全的隐患。不过，本次袭击中最强烈的反对声，主要还是来自伊斯兰世界。多年来，他们笃信美国与以色列是邪恶的国家，并且长期以来都有意毁灭伊斯兰。目前的攻击正好符合这个叙事。反对声应该是主流。然而，报道指出，不少伊朗人民对于美以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事，却是欢呼不已。神权领导之下，伊朗经济一塌糊涂，通膨夸张，人民生活水深火热。自去年，伊朗人民接连上街游行示威，也始终无法扳倒老树盘根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可见，即使同在伊斯兰社会，对美以袭击伊朗的态度，也会因各自的现实处境而出现明显分歧。此外，伊朗以攻击驻地美军据点为由，向周边国家疯狂发射导弹。据观察，攻击也影响了非军事目标。如此攻击下，原本立场较为亲美的中东国家，看来只会进一步向美国靠拢。美国军事行动的初步成果，也让部分反中共人士感到鼓舞。伊朗与中俄关系密切，若美以最终战胜伊朗军力，也被视为一次间接的军事较量。但据此断言中美冲突胜负，显然过于简单。但对多数人来说，更关心的是战争是否会失控，甚至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限战争，不仅是被攻击的国家，甚至也是挑起战争一方的梦想。速战速决，达到战略目标就鸣金收兵，可以是一些侵略者的如意算盘。然而，战争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历史经验显示，战火失控蔓延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美伊战事会否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看这四大关键因素：第一，伊朗是否真的拥有核武器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能力？美国多年来与伊朗的争执，核心在于指责伊朗大力发展核武。这两年的攻击，都是打着摧毁伊朗“即将完成“的核武研发能力为旗号。美国的指控或许言过其实。但倘若伊朗的核武能力真的如美国所宣传，甚至更甚，史无前例的生灵涂炭局面，便可能随之而来。伊朗斩首哈梅内伊，最初看似可以动摇伊朗神权。然而，由于神权掌握伊朗多年，高压瓦解民间反对力量。所以，即使这两年也出现过大规模群众示威，真正可以替代、有效统治伊朗的政治架构，仍然阙如。神权一旦动摇，比起瓦解，更可能让极端宗教势力趁乱掌权。若极端势力掌握核武，在“圣战“思维下行事，核武大战发生的风险就会飙升。第二，伊朗的“盟国”是否会借机发动或升级其他地区的战争？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特征，是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在全球各地区同时作战。所以，如果要符合“世界大战“的规格，战事就不会局限于中东。 [vip_content_start] 伊朗的盟友之一——俄罗斯，已经发动了俄乌战争，但打了六年依然陷入胶着。乘美军消耗军力与弹药与伊朗鏖战之时，俄罗斯是否可以让乌克兰战事升级，一举结束拖累俄罗斯经济与军力的泥潭？不过，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早已大幅削减。所以，乌克兰原本就在没有获得美国协助的情况下，挡住俄罗斯的进击。美军专注中东，按常规战争来看，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也难以占到多少便宜。俄罗斯若要突破性扭转战局，看来只有运用战略核武。不过，动用核武，也意味着本土可能面临毁灭性反击的危险。作为一个掌握有效政权的国家，莫斯科看来仍会谨慎行事。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动向。美国军力消耗于伊朗战争，中共其实出现武统台湾，完成”统一祖国民族大业“的机会窗口。此外，美国之前已“拿下“委内瑞拉，若本次行动最终成功掌控伊朗的石油资源，中国的两大石油来源受限。如果不在美国形成掐住中国能源脖子的格局之前，与盟友在各区域引发战火，中国最终恐将陷入战略被动与窘境。不过，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目前对美以的行动都停留于口头谴责，用嘴支援伊朗。所以，乘势发起全球战事的趋势，完全没有出现。这或许说明，美国在战争中已占据绝对优势。然而，若伊朗展现出惊人反击力，或至少顽强抵抗，中俄可能随之行动，乘势引爆战火。这或将决定人类是否步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若特朗普在伊朗获得“甜头”，他会否在其他区域再次动用军力？特朗普早前抨击前任总统们，耗费巨资维系美军在各国的运作，以及涉入如阿富汗等昂贵、持久的战争。商人背景的特朗普，一般上也被视为不愿过易实际动武。然而，生擒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获得空前胜利后，特朗普以军事达致战略目标的信心大增。倘若攻击伊朗再次让美国获益，特朗普会否动武“成瘾”？伊朗军力显然与委内瑞拉高了数个量级，想要不付出任何代价并全身而退，显然非易事。然而，倘若真的成功，特朗普的信心必然暴增。若特朗普下一战地点落在东亚——介入台海争端，世界大战的风险就提升。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样比伊朗高了更多量级。国际反中共人士，对于美国成功“斩首”委内瑞拉与伊朗元首的模式深感兴奋，认为将其复制于中国，“斩首”习近平，就可动摇中共政权。不过，华府决策精英若有理性，就应该理解，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必会带来毁灭性后果。目前最大的隐忧，乃特朗普本身摆脱体制内的反对力量，一意孤行。世界大战由狂人引发，这很符合历史一再重演的剧本。当然，比较可能的状况是，开出第一枪的，可能还是中国。基于国内因素，中共武统台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一旦中国出兵侵台，具有战争自信的美军自然更愿意迎头痛击，提升战争力度。从反向角度来看，若美军在海湾展现惊人实力，反而可能牵制中共，不至于在台海贸然行动。变数，还是在中美内部是否有狂人推动疯狂之举。第四，美国袭击伊朗、破坏国际法，会否释放各强权的军事野心？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高度尊重各国主权。若不具备非常坚实的理由攻打他国，就是违反国际法。虽然伊朗神权可恨，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但以军事手段推翻政权，是完全不能被国际接受的手法。西方国家抨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是运用同样的论调。如今，美国攻击伊朗的行为若不受谴责，这就是明显的双标。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一被打破，各区域强权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入侵周边国家。特朗普虽看来乐于穷兵黩武，但对美国没有利益，捍卫小国主权之事，美军介入的可能更低。少了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区域战争的风险反而提高。不过，区域动荡或许会更频繁，也未必演变成世界大战。国际法与主权原则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可能被过分高估。 2003年美国地面部队入侵伊拉克，同样没有获得联合国的具体授权。防止战事发生的，依旧是各国实力与利益的计算。国际法与国际原则，唯有落实为对开战国的孤立与经济制裁，才能真正阻止战争。综上所述，美伊战事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目前看来几率不大。然而，区域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以及国际格局的混乱，始终会殃及全球人民的生活与安定。兵凶战危的局面早日落幕，始终是全球人民的殷切期盼。

3月前

林猷荃 | 行动党会不会被安华带去荷兰？

改革成败，真的不由行动党单一政党的意志所能决定，其中参杂了太多因素；若在落实一系列改革的同时，国家出现重大“开倒车”事件，那就足以抵消任何改革的正面效应。行动党在沙巴选举惨败后，提出推动团结政府“六个月改革”。即便改革不利，也不会撤回对安华的支持，但却会考虑辞去各级官位。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日前宣布，集体辞去官职的决定，将在7月12日的党大会中，由中央代表定夺。此宣布展现当前行动党领导对于改革的坚持。该决定也基本上符合一般人民的期待：如果无法在执政地位落实先前承诺的改革，行动党不应该“眷恋官位”。辞官明志，是展现对初心的坚持。有趣的是，一些在具体议题上对行动党颇有微词的人士，反而对这项宣布倒是有所疑虑，甚至提出批判。与一般人民有别，这类人士可能在若干具体议题上，是通过行动党作为政府内部协调的政治势力。虽然政府很多的拍板决定未必完全符合这些人的要求，甚至往往令人失望。然而，对于真正努力参与影响政府、推动政策落实，甚至纠正执政偏差的个人与组织而言，行动党留在体制内，至少意味着多一个可以实际影响国家机关运作的支点。倘若行动党退出，与政府沟通的管道当然不会完全封闭。甚至，人们还是会寻找行动党处理政府运作的问题（效果是否更好，可想而知）。不过，行动党退出后，机会窗口或将更为狭窄，成功影响政府的几率亦可能更加渺茫。各具体议题利益相关方与一般“酸民”在面对政治现实上，有着显著差别。前者理解到，若要干实事，就必须善用现有华裔政治力量，在体制内争取、谈判与周旋。前者对行动党的批判施压不会少，但如果因为成果迟迟未能实现，就泄愤以令行动党丧失功能，就是“过犹不及”的结果。行动党退出体制，意味着议程将更难落实。对于深刻理解政府决策如何影响国家走向的人士而言，这攸关议程的成败。 “承认统考”就是一个例子。若“统考+2”至今年7月都未正式纳入体制，行动党那时又决定退出，体制内潜伏的右派势力就更容易使计，让其胎死腹中。不涉及实际推动具体公共事务的人们（包括“酸民”），虽然也对政治与公共事务评头论足，但却没有落实目标的包袱。所以，当行动党无法落实早前承诺，此类人士更倾向于扮演道德审判者。对于行动党令人失望的表现，批判不是为了施压，而更多是惩罚。这类人最喜欢提出，行动党无法落实改革的原因在于“贪图官位”，所以不愿得罪团结政府内其他政党、公务员、马来封建建制，及马来选民等等。因此，陆兆福“集体辞官”之宣布，更多是为了回应这类人士，以展现“不眷恋官位”的姿态。作为需要靠选票维系支持的政党，很难不去照顾选民观感、处理民众情绪。这多少有点无可奈何。不过，行动党元老邓章钦律师对此有精辟的洞见：“改革不在展现决心，、而在于有勇有谋地落实”。当然，两者并不矛盾。展现决心，就是破釜沉舟，自我鞭策，以更有力地落实改革。不过，改革成败，真的不由行动党单一政党的意志所能决定，其中参杂了太多因素。所以，今年7月的行动党大会，在改革议题上，可能出现三个局面： A：改革彻底达标，甚至超乎预期 B：改革彻底失败，差强人意 C: 改革局部落实，是否达标出现矛盾诠释按照目前趋势，A局面出现的可能性看来不高。作为“六个月改革”的第一炮，承认统考即面对多方质疑——有人指责，改革目前“仅涉及”统考生升读国立大专的层面。要做到“超乎预期”，为赵明福申冤本应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在现实中，这一层面几乎无法落实。多数人想必认为，C局面最可能出现。这基于两点：第一，在各个客观因素掣肘之下，革命性的改变本就难以出现；第二，敌对政治势力必定发动诠释战，在观感上贬低任何改革的成果。然而，局面B就不可能发生吗？局面B，不意味着行动党到了7月，一项具备意义的改革都无法落实。实际上，“统考+2”就已经是一项突破性改革。此外，律检分权与首相任期限制也极可能在本期国会就修宪通过。然而，若在落实一系列改革的同时，国家出现重大“开倒车”事件，那就足以抵消任何改革的正面效应。如此，在观感上，今年7月就有可能出现局面B。不幸的是，“黑天鹅”似乎已经降临。 [vip_content_start] 全球最大的财经信息公司《彭博社》对反贪会的揭秘，就称得上是重大的“开倒车”事件。彭博社指控，大马反贪会沦为“企业黑手党”。若消息属实，这将是国家体制严重崩坏的一大丑闻。原应站在反贪最前线的机构却监守自盗，“反贪”二字更显讽刺。当然，任何执法机构都可能出现滥权舞弊。反贪反腐法律与机制的存在，本就是为了防范人类历史不曾缺席的贪腐。如果执法机关贪腐不过是一小撮害群之马所为，只要严加取缔，持续健全防范机制，个案的揭发，反而可以是打击力度的见证。但倘若“企业黑手党”真的存在，这显然就不是个别官员可以构建的犯罪结构。然而，即使出现一定数目的黑化官员，反贪会与政府固然尴尬，但还不至于全面动摇群众信心。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反贪会与首相安华对于彭博社的指控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还对提问的媒体业者恶言相向。即使最终证实彭博社指控乃子虚乌有，涉及机构与政府都不应该不做解释就全盘否定。更何况，彭博社乃国际知名媒体，其行业公信力首屈一指。彭博社也没有抹黑小国单一执法机构的动机。而且，有关爆料附有详尽人物与犯罪步骤。简单地称彭博社指控“没有事实根据”，显然只能忽悠死忠支持者。安华对反贪会“企业黑手党”指控及阿占巴基持股争议的态度，是课题升级的原因之一。政府最高领导人为反贪会可能存在的瑕疵“护短”，让人难免浮想联翩：第一，国家领导人的“护短”是否意味着，政府高层也涉及其中？第二，国家领导人的“护短”是否意味着，领导人即使不涉及，也知情并默许事件持续发生？第三，国家领导人的“护短“是否意味着，反贪会与领导人有某种“交易”，相互保护，各取所需？如此，作为交换，反贪会为国家领导人，做了些什么？第四，国家领导人的“护短”是否意味着，反贪会掌握了领导人的把柄，导致该机构无法被对付？第五，国家领导人的“护短”是否意味着，如果“企业黑手党”内情被曝光，是否还会无可避免的揭发其他相关政府丑闻？第六，国家领导人的“护短”是否意味着，事件背后牵涉一些“不能触碰”的人士与建制？可见，政府当前对反贪会面临指控的姿态，只会令人民产生更多疑虑。从行动党“六个月改革”承诺的背景下，不难理解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邱培栋在国会爆发，扬言“不是他（阿占巴基）走，就是我们走”。这究竟是个别议员的感受，还是揭露行动党议员的普遍共识？目前尚难判断。因为除了邱培栋，其他行动党领袖至今尚未有同样的公开表态。如果只有邱培栋个人看到事态严重性，行动党危矣。若此事继续发酵，而希盟依然拒绝回应，7月前的任何改革都将徒劳，难以挽回崩塌的形象。届时，行动党（大会代表）若还以“落实足够的改革”为由而不总辞，那就准备面对选民怒火。行动党高层目前尝试要求成立皇委会，彻查针对反贪会的指控。这是比邱培栋温和的建议，也理应是行动党对此议题不可再妥协的底线要求。其实，设立皇委会与要求阿占巴基辞职，原本就可以并行不悖。皇委会急需反贪会内部知情人士供证，倘若阿占巴基依然掌控反贪会，证人是否有更多顾忌？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安华早前宣布的特委会，完全由公务员体系高官组成，无法展现中立形象。此外，调查范围局限于阿占巴基的持股争议，则是避重就轻。特委会也没有如皇委会传召证人的能力，调查权力极为有限。成立皇委会，并不意味安华以及团结政府认定反贪会有重大丑闻。反之，若反贪会真的是纯粹被污蔑，皇委会可透过慎密、公开的调查，还其清白。当然，公众的信任，还必须建立在政府委任具有公信力的皇委会委员。若安华执意拒绝成立皇委会，行动党就必须大幅提前，决定在团结政府的去留。严格而言，这不属于“六个月改革”承诺的一部分。行动党必须明确表态。如果安华拒绝维护希盟廉政的原则，行动党不应该只是辞去官职，而是撤除对安华的支持，促成闪电大选，让全国选民评判此次危机。

4月前

林猷荃 | 赤马红羊，谁能止住大马种族之火？

正如“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我们必须摆正心态，不再有任何言行去激化种族主义之火。回避短期冲动，是防止更大恶果的必要之举，也是人人今天就必须践行的功课。今年丙午年，明年丁未年，属六十年一遇。连续两年“火气”旺盛，坊间很多讨论，说这是“赤马红羊劫”。历史上，宋朝靖康之变、文化大革命，确实都发生在“赤马红羊”之年。然而，社会巨变，天灾人祸，历史上比比皆是。在“赤马红羊”年，动荡发生的概率当然存在，但并非每个“赤马红羊”年都会有巨变，也不是所有历史巨变都只偏偏发生在这样的年份。因此，将今明两年视作必有惊人灾祸的宿命论，未必可靠。人类历史，在社会流变与科技进步中，以指数级速度发展。进步之快史无前例，但灾难周期也史无前例的缩短。此外，人类掌握的科技，力量空前。在造福人类方面功效惊人。然则，一旦被滥用于破坏性目的，其毁灭性同样不可估量。对应于科技发展，人类的理性在历史发展中有所进步。理想情况下，这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控制科技潜在破坏的能力。近年来，民粹主义回头，理性力量面临空前挑战。如此氛围下，无需“赤马红羊”这种命理观念，人们都可以认知到：当下人类正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世界地缘危机尚且如此。即使回观马来西亚国内状况，令人心烦之事，也屡屡出现。今年农历新年前，种族课题再次涌现，完全遮盖“统考+2”所带来的喜悦。房地部长倪可敏在国会运用“赞颂真主”(Alhaldullilah)，被伊党议员炒作抨击。然而，事件出现转折，更多马来穆斯林领袖与学者，维护倪可敏。正当事件逐渐降温之时，华社出现另一种声音，即批判华裔政治人物运用穆斯林用语，乃屈膝讨好之行为。虽然争执迅速落幕，但马来穆斯林与华社在事件当中的一些反应，或多或少反映了国内种族关系深沉的暗流。几乎在同一时期，雪州养猪场接连受挫。雪州苏丹与首相安华商讨后，谕令州内全面禁止养猪业。团灭整个产业之举，激烈得令人错愕。州政府及马来穆斯林右派不断提出，课题并非涉及宗教，更多是关系到环境与卫生。然而，在现代化养猪技术已经在各国得到验证并落实的背景下，原本的环境与卫生问题，本就有科技解决方案。然而，无论朝野，华人政治领袖都无法继续对该课题发声，因为这是王室谕令，再争执可能面临对付。不过，华族心中的怒火会就此熄灭？亦或持续压抑，等到未来再爆发，对当权者彻底泄愤？ “非法宗教场所议题”同样包装为“捍卫法律”，实际上却是肆意攻击兴都教的运动。如果存在庙宇侵占他人土地的现象，这确实是超越宗教的法律事件。土地拥有者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无论从民事，或刑事角度，都有合理管道，得以捍卫产权。独立传教士赞里维诺将事件扩大。似乎业者受到当局打压和兴都社群威逼。这符合事实吗？实际上，在赞里维诺之流咄咄逼人的时刻，人们观察到的是：兴都社群几乎没有招架能力。网上抨击赞里维诺团伙的印裔网民只是零星小火，无法在现实生活造成任何影响。若将上述三案逐一拆解，会发现它们背后都有同样的权力结构：点火人、点火对象，以及决定火势走向的权力机关。 [vip_content_start] “赞颂真主”事件的点火人是伊党议员，点火对象看来是倪可敏个人。然而，必须理解的是，任何伊党针对行动党的时刻，往往也是隐晦的针对所有不臣服于伊斯兰霸权的华人。此议题“权力机关”的角色不明显。伊斯兰宗教发展局与具威望的宗教师可视为这个角色。由于“权力机关”认可倪可敏能够使用“赞颂真主”字眼，“点火人”持续炒作的机会就受限。这时，“点火对象”华人若还被带风向，乘机以此抨击倪可敏，课题就会延烧，也提供伊党燃料，让课题继续延烧。养猪场课题，“点火人”是马来右派。猪农与华人是“点火对象”。君主立宪国家，原本真正处理议题的“权力机关”应该是民选政府。然而，当雪苏丹积极介入，陛下就扮演实质“权力机关”的角色。于此，“权力机关”的立场与“点火人”一致。结局就是：“点火对象”似乎就没有抗争的本钱。在“非法宗教场所”议题上，“点火人”是赞里维诺等宗教右派，“点火对象”表面上是兴都庙，但外延也可以包括所有伊斯兰之外的宗教。 “权力机关”就是当今政府，下令拆除非法庙宇这一决定，等同于站在“点火人”那一方。“点火对象”再次处于无力反击的境地。显然，“权力机关”的立场与姿态，决定了“点火人”的目的是否能够得逞。在右派滋长土壤肥沃的马来西亚，“点火人”的存在是无法彻底消灭的。然而，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机关”，其最终的立场和姿态，仍应可以通过民主政治加以引导。除了养猪场这类有君主插手的事件，民选的权力机关，最后仍然需要接受民意审判。目前身在团结政府的华裔代表，尤其身处权力核心，也就是国家内阁的领袖，有责任传达各个议题，在非马来人心中造成的冲击。这么做的目标，是让“权力机关”的最终立场不轻易倒向“点火人”。若为“点火人”堂而皇之的表面理由背书，那就是这些领袖的失职。人们理解，少数民族力量薄弱，形势凶险。如果华人看得到华裔领袖尽了力，即便成功不理想，或许也不会过于苛责。毕竟，即便少数民族高度团结，也未必能成功抗争。若为了泄愤而分裂华人政治力量，只会让处境更加艰难。 “点火对象”对“点火人”的攻击进行抗争时，目的应该不是泄愤，而是说服各族选民，不要被“点火人”的煽动带领。此时，发出更多理性的声音，比在族群内部高喊仇恨性言论，或拿体制当中的族人问罪，或许更有效。如果各族选民皆唾弃“点火人”的极端观点，权力机关比较可能被迫从善如流，不会轻易跟随“点火人”的节奏。 “赤马红羊”开端，大马社会已显现各种风风火火。种族主义之火撕裂社会，也凸显特定文化之中的人性丑恶。当今国家的处境，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我们必须摆正心态，不再有任何言行去激化种族主义之火。回避短期冲动，是防止更大恶果的必要之举，也是人人今天就必须践行的功课。其实，“火”也可以象征“光明”与“智慧”。普罗米休斯盗取天火给予人间，除了寓意为人来带来文明与科技，更推动人类的智慧。丙午赤马年，让我们以智慧应对，看似仍会接踵而来的种族主义火焰。

4月前

林猷荃 | 雪州养猪政策转向：环境、民生与程序正义的交汇点

养猪业的规划有太多需要辩论之处。即使“全面禁养，全面入口”是最佳决定，目前直接颁布决定的做法，也不可取。因为这种做法欠缺利益相关方的辩论，以及科学研究的过程。即便结论可能“正确”，这样的决策过程，也违背了民主精神。首相觐见雪州苏丹后，雪州养猪业面临重大政策转向——殿下表达不鼓励在雪州任何地区继续发展养猪活动的立场。雪州大臣也第一时间表明，殿下的意见与雪州政府“一直以来”的原则一致，并会遵循与落实谕令。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纷扰后，雪州养猪业者面临的最坏可能。猪肉是非穆斯林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因此，非穆斯林是整个议题的最大利益相关方。养猪业目前的运作模式固然造成环境污染，破坏周边居民的生活素质，甚至健康。但这些问题，难道是规划与科技完全无法解决与缓解的吗？从规划角度来看，雪州政府原本就计划在人烟稀少的武吉达卡建立现代化集中养猪区。消息称，该地原是垃圾土埋场。对于任何选址争议，社会不同群体难免会有不同考量。有关反对意见究竟基于环境、安全或其他因素，仍有待更公开透明的说明与沟通。在严格规划下，集中养猪区也设有缓冲地带，以减少环境影响。从科技角度，封闭式养猪场可通过技术处理废料，降低污染排放。养猪业常被描绘成污染环境非常严重的产业。然而，这些所谓的“污染”都是生物性，以及可化解的废料。已经有人提出，如果对环境保护如此在意，如此不能容忍妥协，马来西亚为何可以接受永久存储稀土废料？那可是有可能对环境，以及人类健康，带来巨大、永久性伤害的辐射物质。雪州本地也应该存在临床废料土埋场。即使科学认证影响可略，周边居民也丝毫不能妥协，那这类产业是否应该全面禁止？正如其他敏感议题，总是有人道貌岸然地将议题包装成“非宗教课题”来堂而皇之，背地里强推自己的宗教议程。同样在这段时间炒得火热的，是庙宇土地争议。相关课题涉及土地管理、法律合规与宗教事务交织，处理方式更需要依法依规、公开透明。自身宗教场所大获国家资源建设，却质疑他人为何没有在自身土地建庙。在这个背景下大谈“捍卫法治”，真心指数有多少？对“没有注册”的庙宇赶尽杀绝，究竟是基于法治与管理需要，还是潜藏着针对异教的情绪动员？部分人士还是会提出理由捍卫当前消灭雪州养猪业的决定。那就是当局会提升进口猪肉的数量，以填补非穆斯林需求。这么做，似乎就是“照顾”了非穆斯林的粮食需求，也兼顾了“环境”，做到了“双赢”。有人甚至幻想，或许进口猪肉的价格比本地猪肉便宜。届时，自然会更获非穆斯林的欢迎。如果进口才是畜牧业的最佳策略，那鸡、羊、牛肉为何不全面如法炮制？如果进口猪肉真的如此理想，那为何还多此一举、强硬禁止养猪业？不禁止本地养殖，难道就不能增加进口？若进口猪肉真的价廉物美，在市场竞争下，本地业者不就会知难而退、自动退场了吗？何须动用行政铁腕？养猪业的规划有太多需要辩论之处。即使“全面禁养，全面入口”是最佳决定，目前直接颁布决定的做法，也不可取。因为这种做法欠缺利益相关方的辩论，以及科学研究的过程。即便结论可能“正确”，这样的决策过程，也违背了民主精神。更可怕的是，这种政策制定的过程若成常态，决策可以跳脱人民监督，那民主选举就丧失了意义。上述讨论，还只局限于猪肉消费人的权益。养猪业者难道没有权益？ [vip_content_start] 早前站在捍卫丹绒士拔猪农前线的刘天球就提出《联邦宪法》第5（1）列明，对人民“生命权”的保障，在数个联邦法院的司法案例当中，都已被扩大诠释为包含“生计权”。虽然案例中的“生计权”议题关乎“雇员权利”，若政策导致整个行业转型或退出，如何在法治框架下妥善处理补偿与过渡安排，是必须审慎面对的问题。目前相关决策背景包括环境、社会接受度及领导层个人经验（安华说：自己不愿意在住家附近有养猪场）等因素，而没有经过审慎的政策探讨，在行政法角度而言，禁止养猪的决定是否触犯“程序不当”（procedural impropriety）而可以被宣判无效？可悲的是，即使在法律上可能有理据争辩，业者进行旷日持久、花费巨额的司法鏖战后，各级政府，甚至民间右派，还是可能以其他理由刁难。只为求财的业者哪经得起这般折腾？除了在选举中把政府轰下台，一般情况“民与官斗”不仅代价巨大，也难有结果。不过，如果真的将全面禁止养猪业的禁令带上法庭，总检察长要如何辩护这项决策，就很有趣。在君主立宪制下，州政府政策仍由行政体系依法执行。关于君主在政策表达中的角色与法律定位，属于严肃的宪政讨论范畴，应在尊重宪法与制度前提下理性探讨。这并非触碰敏感课题，而是关于制度运作的公共政策讨论。如前所述，如果这种决策模式成为常态，国家将面临民主体制崩坏的风险。这严重性，远远超越非穆斯利有没有猪肉吃的层面。总检察署可能的辩护方向是，此课题不主要是畜牧或环境问题，而更多是宗教课题。如此，作为州伊斯兰领袖的王室，自然有权置喙。不过，这就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曝露了那些一再强调养猪场乃环境课题的说法，不过只是包装而已。宗教的权力意志，才是背后最大的缘由。参考国外的君主立宪制经验，通常尽量避免介入国家具体事务，因为政策必然触及各方利益。一旦君主涉及争议，其超然地位就难以维系。马来西亚当然不必对殖民者的做法囫囵吞枣，我们拥有自身独特的宪政结构，如何在传统、宗教与民主制度之间取得平衡，是持续发展的过程。养猪场与兴都庙土地争议，在此时机出现，或许只是巧合。在当前政治氛围下，各方情绪难免高涨。然而，理性讨论、依法监督、尊重制度，仍然是多元社会持续前行的关键。非穆斯林群体的关切可以理解，但在表达立场时，更需要清晰区分政策层面与制度层面，避免扩大社会对立。唯有在法治框架内，通过公开辩论与制度机制解决分歧，国家的多元结构才能稳固。

4月前

林猷荃 | 统考到隆市长直选：行动党二呛巫统

或许正是巫统大会对行动党的猛烈攻击，彻底曝露巫统从未摆脱种族主义，也让行动党意识到：继续为巫统保留颜面，已经没有意义。沙巴选举后，行动党宣布欲促成“六个月加速政改”，提振改革的力度与速度，并展现改革决心。作出这类宣布的危险性在于，若隐蔽的敌对势力欲削弱其力量，只需在这六个月尽力阻挠，六个月后行动党就会面对“再次背弃诺言”的骂名，公信力再坠新低。行动党的承诺，是一种置之死地的姿态；能否“而后生”，许多关键并不在自身掌控。行动党“六个月改革”的首炮，乃华社较为关注的统考议题。客观而言，此课题对国家体制的影响不大，涉及学生人数也不多。作为国家认可多元文化的标志性政策，承认统考有着重要的精神意义。对承认统考反应最大的是马华。因为喊了几十年口号的议程若被行动党落实，马华重获华社支持的希望更显渺茫。马华支持者当然不会公开反对承认统考，这毕竟是华社多年来的盼望。所以，他们也只能鸡蛋里头挑骨头。最初，马华内部一些声音质疑，行动党高调宣布争取承认统考，必然坏事。怎知，首相随后竟然真的宣布“统考+2”模式，让统考生获得申请公立大学的资格。然而，当悬置多年的统考议题得以推进时，马华支持者就提出，这并不等同于“承认统考”。舆论在“承认统考”的辩论混乱。然而，参考行动党/希盟过去两届的竞选宣言，政治意义上的“承认统考“指的是“让统考被承认为升读公立大学的考试资格”。这就是希盟最原初的政治承诺。目前允许统考毕业生申请就读公立大学，如能成事，承诺就已达成。若敌对势力或民间组织想要将争取目标提高，当然还是可以。到达阶段目标后另立标准，可以成为长远追求，但却不能够成为否定当下成果的合理依据。那些把目前的华教突破说成是欺骗华社的政治语言，完全是罔顾事实的低级攻击。如果真的认为目前只允许独中生得以申请就读公立大学，尚未够格被称为“承认统考”，各方该做的，恰好就不是对此努力冷嘲热讽、疯狂攻击。要更大范围的“承认统考”，应该先巩固当下几乎成功的成果。往后再以当下的成功为基础，再进一步争取，也绝对有一个好得多的起点。华社可能忽略，目前“统考+2”的计划依然面对马来右派势力的反对。目前身处体制内的巫统，也一直对承认统考持反对态度。马华是巫统的国阵伙伴。在巫统反对承认统考的时刻，马华是否能够在国阵框架内，至少缓和巫统的反对气焰？若马华能够做到，就已经是对先阶段的统考议程尽了一份力，未来应获历史肯定。然而，如果只是一味地将“承认统考“的门槛抬高、挑拨行动党，这其实是让马来右派借机反弹，也让巫统的反对姿态，更难有回旋空间。马华与巫统在统考议题上如此唱双簧，展现的是一个政党为自身利益背叛华教。从政党自身利益而言，行动党与巫统决裂，似乎也不太明智。在马来选民比例大幅上升的情况下，两党在混合选区的配合，应该是来届大选抗拒绿潮的良好策略。奈何，本届巫统大会，署理主席末哈山为首的一众巫统领袖，对行动党及多元议程采取敌对姿态。行动党此时转向，开始对巫统更为强硬，乃是原则性的必须。行动党依然坚持推动承认统考，足见其在大是大非课题上并不轻易妥协。但在与巫统的博弈中，行动党也避免无谓的激烈言辞，至少目前拿捏尚算得体。统考议题尚未平息之时，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提出探讨吉隆坡市长直选的可能。 [vip_content_start] 这再度引发马来右派，以及部分巫统领袖的不满。行动党多年来争取恢复地方政府选举，也就是马来西亚选民原有的“民主第三票”，但近年来几乎放弃此议题，饱受诟病。隆市长直选虽然也算是地方政府选举之一，但与以往的全国市政府选举相比，仍显不够全面。即便如此，马来右派已经对此倡议提出激烈反弹。阅读这些反对意见，不难发现，又双叒叕是种族主义论述。吉隆坡有大量华人人口。马来右派的论点，不外乎是认为，若隆市长是非马来人，或非马来人选择的人选，吉隆坡马来人的权益就会受到侵蚀。这就是妥妥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己掌权时打压他族，所以想象他人掌权也会打压自己。不过，即便有市长直选，单元文化主义和在市政议题上扰民的偏差仍需纠正，否则市长直选的意义将大打折扣。马来右派屡屡提出，在穆斯林居多的地区，某些“非清真”的产业必须加以限制，甚至禁止，如酒吧、博彩等等。其实，在多元族群国家，只要不对他人构成困扰，少数族群居民的生活习惯不应受到限制。而且，在穆斯林占绝大部分的地区，相关商家本来就会基于市场，考虑不在这类地区开业。然而，这种单元文化主义显然不会满足于只在穆斯林占多数地区执行“清真法规”。马来右派的心思是，如果隆市长是由非马来人占一定数目的市民选出，往后要在隆落实如东海岸州属的“清真”或马来文化为市政原则与法规时，市长将会有所收敛。这明显就是马来伊斯兰霸权思想的展现,，也是对民主原则的蔑视。市民投选属意的市长，贯彻选民对市政方向的想象和理念，这原本就是民主社会的理所当然。这时搬出马来人特权，强调执政领导人必须是马来人，以避免马来人被边缘化，根本就是逻辑全无的陈腔滥调。若该逻辑得以成立，那整个内阁都不能有非马来人了，因为几乎所有部门都涉及管理马来人。何况，《联邦宪法》根本没有限制非马来人掌控行政机关。目前各政府部门绝大部分由马来人掌控，本来就是没有宪法依据的做法。随着时代的进步，一个长进的社会，应该贯彻更开放，更符合选贤与能的做法。美国纽约与英国伦敦，市长都是穆斯林。这凸显西方城市的包容性（乡区白人未必如此）。世界性城市本就该展现多元包容，才具备吸引各国专才与游客的能力。马来西亚的行政中心布城，已经是一个城市规划与人口结构，全然展现马来伊斯兰风格的城市；而吉隆坡原本就是文化多元的城市，让吉隆坡迸发活力，自然更可带动国家整体发展。从政治角度看，多一个民选职位，实际上提供了新进领袖通过治理首都市政锻炼能力的机会。台湾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等人，都有执掌台北市政府的经验，后来才担当总统大位。但对于马来右派，任何实质的好处，都无法匹敌种族宗教霸权的考虑。面对马来右派反弹，杨巧双只是平和地提出，市长直选的倡议，目前仍处于“研究可行性”阶段，且似乎语带嘲讽的要相关人士无需害怕。杨巧双随后提出，“研讨可行性”的单位是国际伊斯兰大学，一个形象上倾向马来伊斯兰的建制。这或许原本并非政治性的安排，但面对马来右派的攻击，这可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这些披露让右派虽然气愤，却无法借机爆发，但也凸显“市长直选”的倡议，并非短期实现的议程。若非实质改革的议程，继“承认统考“后，行动党两度呛上巫统与马来右派，是否仅流于无意义的政治挑衅？从结果来看，隆市长直选其实获得不少马来人支持，凯里也是相关议程的支持者。如此，马来右派以此课题重创行动党的意图，效果未必如预期。行动党杨巧双受委联邦直辖区部长，一开始就受到马来右派的质疑。然而，在右派的注视下，杨巧双仍毅然提出改革性倡议，给人印象，她本人和行动党都站稳了立场。但，行动党站稳立场的模式，又不如阿克马般张扬、无理取闹。华社会否对此买单，有待观察。从网络上观察，许多华人网民期待的是网红式激进叫嚣，他们要华人版阿克马，否则就是出卖华人。或许正是巫统大会对行动党的猛烈攻击，彻底曝露巫统从未摆脱种族主义，也让行动党意识到：继续为巫统保留颜面，已经没有意义。从承认统考到隆市长直选，行动党看似改变了相对低调的策略，但愿这能奏效。

4月前

林猷荃 | “承认统考”的文字游戏

扪心自问，人们认知当中的承认统考，指的难道不是将统考作为升学资格的一种承认吗？马华当年努力推行承认统考，走到最后一里路，却没有走完。这是马华沦为笑柄的其中一件事。行动党在执政中央前，也以承认统考为政治诉求，甚至扬言一上台就能迅速承认统考。不过，行动党执政中央后，却未能兑现政治诺言。马华当然能以此对行动党进行攻击与讥讽。然而，喜来登政变后，马华重新入阁。如果真在意承认统考，为何不在建立好的基础上，乘势砌上最后一块砖？何况，在行动党执政的雪兰莪与槟城，统考已在州级层面获得承认。这点已经是马华所不能做到的。 2022年，行动党再次执政，但人们对“承认统考”已然淡忘。此外，执政的形式是团结政府，巫统也在其内，人们对此更不抱希望。如今，行动党重新推动承认统考，由房地部长倪可敏在沙巴州选后提出，距统考获得申请公立大学资格的今天，仅仅过去两个月。倪可敏提出之初，外界一度担心，高调铺陈之下，若最终再次落空，会否加剧支持者的怒火？如今虽仍未有最明确的定案，但整体走向，仍是正面的。推动承认统考的时间点，发生于希盟在沙巴选举吞蛋后，看似对民意作出迅速反应。但外界难以判断，这是否原本就有计划。若在本届执政后半段、接近下一届全国大选时才落实，选民对改革成果的印象仍会保持新鲜。同为华裔，哪怕承认统考在现阶段仍不完美，马华也应该祝福。华教地位与利益的提升，应该是不问党派，同心努力的目标。更何况，马华毕竟是当前团结政府的一员。在团结政府之下，走完承认统考的最后一里路，总比希盟单独执政时达成来得好，还能在团结政府的庇荫下分一杯羹。不过，在政治现实下，若行动党争取承认统考上获得成功，马华的复兴就更无望，甚至进一步沉沦。倘若承认统考的议程一帆风顺，行动党不仅能借此一洗“违背承诺”的印象，马华也失去“言行不一”这项攻击利器。同时。行动党也能证明，他们就是能落实马华多年来无法兑现的承诺。这对马华，无疑是双重打击。因此，许多马华支持者不但不祝福，甚至发动政治攻击。站在政治生存角度，马华支持者的焦虑并不难理解。但，马华支持者发动的攻击，扎乱无章。为了避免马来右派的激烈反对，首相明显避免运用明确字眼。加上在宣布国家教育大蓝图的场合，首相不可能对承认统考单一课题巨细靡遗的解释。这遗留空间，让有心人士提出质疑：没有具体运用“承认”字眼，就不能算是“承认统考”。教育部长又选在不当时机提出，SPM考生仍须应考至少六科，有心人就提出，独中生在原有负担之上，还要承受六科SPM重压，这不仅干扰独中体制，也强迫学生将全部精力放在SPM上。不过，教育部后来证实，统考生只需考取SPM的马来文与历史两项科目。以上指控不攻自破。刻意模糊字眼，以回避触发马来右派的攻击，但在其他细节上的表述依旧混乱，引起攻击也是必然，政府自身需负起一定责任。马华支持者一直提出的一个说法是，纳吉时代就已经考虑有条件承认统考。但在此关头重提往事的意义何在？历史事实始终不变，纳吉时代的规划最后就是没有落实。有人还指控，希盟当年的承诺是“无条件”承认统考，今天推出的“有条件”承认，其实是抄袭纳吉的方案。希盟在第14届与第15届全国大选的竞选宣言列明，承认统考的承诺附带条件，即“大马教育文凭国文必须优等”，并非无条件承认。靠扭曲事实进行攻击，只能说明自身的理据不足。最直接能否行动党的方式，当然就是指控，目前的安排根本就不是承认统考。人类文字语义，内涵与外延，往往出现模糊。“承认统考”这个概念也不例外。 [vip_content_start] 若在承认统考前加个“全面”，就与目前的规划相悖。目前，统考地位的提升只涵盖升学。在申请公务员职位与政府奖学金方面，其地位仍不等同于SPM。若在承认统考后加个“体系”，目前的改革显然仍未达到。这是因为政府仍未将统考独中体系纳入国家主流教育，也未提供全面资助。（问题是：若要纳入，自然需让渡部分自主权，独中是否愿意？）董教总在与教育部已完成初步会面，前者斩钉截铁地提出，目前的改革是“难得的突破”，但不等同于承认统考。在马华支持者极力论证统考没有获得承认的时刻，董教总如此强调，难免给人有意助攻马华的印象。多年来争取承认统考，董教总对于“承认”是否有明确的定义？在董教总眼中，在升学路径上为独中生释出空间，是否与承认统考毫无相干？值得探讨。不过，即使此前未有明确界定，董教总审时度势，认为马来右派势力已逐渐衰落，现在争取更大范围的“承认”，时机成熟。作为华教权威组织，董教总有权重新判断与界定斗争目标。因此，董教总按理并非为马华助攻，也并非彻底否定行动党在争取承认统考上的功绩。所以，在行动党与马华的政治斗争当中，承认统考的定义未必能全然依循董教总，还需参考更相关的背景脉络。马华攻击行动党背弃承诺。所以，如果当下的改革不等于承认统考，行动党就是没有履行承诺。在如此叙事下，希盟当初的承诺是什么？就成为定义的关键。要回答此一提问，这当然又要回到希盟的竞选宣言。第14届全国大选，希盟竞选宣言第76页，以及第15届全国大选，希盟竞选宣言第55页皆清楚列明，希盟承诺的是：作为升学入国立大专意义下的“承认统考“。除了历史主角的自我定义，民间的约定俗成，也应作为判断“承认统考”含义的参考。多年来，人们把承认统考当作族群动员的“集结号”，或许真的是激情有余，定义不详。然而，扪心自问，人们认知当中的承认统考，指的难道不是将统考作为升学资格的一种承认吗？围绕承认统考的争议，已经陷入了政治混战。如果争论的本意，乃是为了贬低对手的政治贡献，抬高自己曾经的可能，这种争议就是浪费时间的口水战。不过，站在意图抹黑对手的一方，如果能够做到混淆人民，让对手免于获得应得的奖赏，这就是本小利大的政治操作。客观来看，行动党除了初期的宣布外，目前在面对对手质疑和贬低其改革努力时，基本仍保持低调。作为有意促成变革的一方，忍辱负重，先确保统考地位真的获得改善，历史自会给予公正评价。目前的争论虽然混乱，也明显具有政治动机。然而，看透些的人们，却也不应该为了反其道而行，就对希盟歌功颂德。即使只是局部承认统考，这项改革落实的路上，依然还会荆棘满布。原有的公立大学录取公平性问题，或将在统考生加入后更为凸显。

5月前

林猷荃 | 华裔讲述处境，都须战战兢兢？

马来社群排山倒海攻击陈传旭的现象，其实不就证明，主流社群排外、仇外的种族主义，在马来西亚确实存在？《自由今日大马》前记者陈传旭（Rex Tan）因在《加沙揭露国际行为体的共谋》讲座上，向巴勒斯坦活跃分子乔治佳洛韦（George Galloway）提出一道颇具争议的问题，相关言论随即引发轩然大波。据传，陈传旭的提问试图将大马华人跟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进行类比，其问题被指带有种族主义意味。警方援引《煽动法令》在将陈传旭逮捕，媒体理事会及数个媒体组织纷纷指责政府反应过激。反应过激的当然不只团结政府。警方出动之前，相关视频已在网络广传，马来社群纷纷炸锅，攻击态势相当火爆。 “将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与大马华人对比，极不恰当” 马来右派当然不认为大马华人处境等同于巴勒斯坦人。反之，他们认为（或者说他们“认知为”）经济强势的大马华人，更像欺压他族的以色列人。陈传旭的提问，颠覆了马来右派自认被“外来者”欺压，所以需要“特权”、“反击”的叙事。所以，马来右派会将陈传旭往死里打，并不意外。非马来人网民不会从以上角度批判陈传旭，但普遍还是会认为，“华人与巴勒斯坦人的处境相同”完全不符合事实。然而，陈传旭真的有提出“大马华人与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论述吗？正如其他事件，键盘侠往往只对案件作出最简单的理解，然后凶狠地判断、品评。现时代录像普及，若人们愿意多动些脑筋分析原视频，而不是以讹传讹他人的解读，就不会因原本很小的课题自扰。陈传旭的提问，首先提及韩素音的小说《And the Rain in My Drink》，称作者观察到大马华人与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有相似（parallel）之处。若陈传旭没有口误，或误读韩素音的文字，那么这一对比就不是其个人的独到看法，而是他对韩素音观点的认同（she rightly observed）。陈传旭称，自己刚阅读完该小说，所以他应该清楚小说的时空背景为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小说出版年份为1956年（与第二次以阿战争同年）。所以，若韩素音小说真的有对比，她说的应该是：“紧急状态时的马来亚华人，与二次以阿战争前的巴勒斯坦人，有一些相似之处。” 若以当下马来西亚华人与今日巴勒斯坦人的现实差异，指责韩素音1950年代具体时空下的对比不当，其实是批评者自己罔顾了历史脉络。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避免华人援助马共，将华人移入新村集中管理。以当时的时代背景，韩素音可能认为，华人与巴勒斯坦人有共通之处：他们都是殖民主义之下，不当处理族群关系的受害者。殖民者有意无意的设计下，创造了主权排外情绪，造就打压他族的历史。诚然，作为一部小说，作者在作品当中的观点，或许只是比较感性的表述，不能与严谨的历史研究相提并论。当然，人们可以指责，让历史错乱的罪魁祸首，不是他人，而是陈传旭本人。因为他提问的组词造句，确实容许人们解读为，他对比的就是当代华人与巴勒斯坦人。然而，陈传旭的提问是否还能从其他角度加以理解与解读？陈传旭会否是要提出一个重点：一些极力捍卫巴勒斯坦的人，在自己掌权的土地上，是否真的会做到不仇外，不压迫“非我族类”？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当同宗教社群处于弱势时，就大力发声，炮轰“欺压者”；一旦自身占据强势地位，就转而对弱势的外族施展霸权？纵使程度未至以色列那般严重，这种换了位置，就对霸道行为持有相反态度的做法，若非虚伪，又该如何解释？此外，这凸显某些假“人道主义”名义的行动，最终目的不过是捍卫自身宗教社群的政治动员而已。回到讲座上。面对陈传旭的提问，佳洛韦提出华人与巴勒斯坦人处境，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陈传旭在提问时，本来就有明言，他虽然要对比巴勒斯坦人与华人，但坦言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是糟糕得多。陈传旭提问的重点，并非意指大马华人也面对种族清洗，暴力驱赶。他要质问的，是背后的种族主义心态。所以，答非所问的是佳洛韦，对问题肤浅化回答的也是佳洛韦，甚至“做球”给马来右派，让他们夸大议题，喊打喊杀。佳洛韦虽然未必有意为之，但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客观现实。佳洛韦扬言，吉隆坡街头，没有武器和坦克；不过，吉隆坡华人也没有如哈马斯那样，发射火箭袭击平民，在宗教节庆残杀绑架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多年暴力袭击。佳洛韦的对比，恐怕才不平行。佳洛韦指出，他认为马来西亚华人过得很好，也赞扬华人的努力与经商才华。确实，华人的加倍努力，局部超越了种种不公。但这绝对不能佐证，那些不公政策就是合理的。若没有这些不公，华人的成就或许会更好。实际上，马来右派之所以气焰高涨，其用意无非是在释放一种警告：华人即使面对不公，也应该心存感激。他们的底层逻辑是，华人最好知足，因为他国少数民族的情况更糟，所以华人不应该申诉面临种族主义欺压。曾几何时，这种对比对象常是印尼华侨；陈传旭提问引发争议后，就加上了巴勒斯坦人。陈传旭触碰的问题敏感，可惜表达没有滴水不漏，做到马来右派无法利用的地步。但实际上，若将这一提问置于我国当下的族群背景来看，并非全然不合理。然而，马青宣传局主任梁子祥，以不点名的方式，表示陈传旭“观点狭隘，制造猜疑，在种族课题上玩火”。代表华人的政党领袖猛烈批判陈传旭，无疑是在友族社会的怒火上浇油。最令人气愤的是，马来社群肉搜陈传旭，挑出他拥有统考文凭的背景说事。 [vip_content_start] 马来右派目前大力炒作的是，统考教育下的人，就是会出现陈传旭这类“种族主义者”。以此断定所有统考生，这是哪门子的逻辑？ “引导”马来右派如此判断事物的其中一人，就是改教华裔传教士黄伟雄。当然，他巧妙地用“问句”提出，看似无辜温和的提问。不过，用意如何？很多人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马来社群排山倒海攻击陈传旭的现象，其实不就证明，主流社群排外仇外的种族主义，在马来西亚确实存在？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的右派会对陈传旭采取行动，援引《煽动法令》将其逮捕，就不令人意外了。倘若有人报案，警方展开调查，这可说是履行责任。但是，“逮捕”就妥妥是过激反应的表现。相信公正党内政部长塞夫丁，应该没有亲自下令警方行动。但塞夫丁没有第一时间下令释放陈传旭，对希盟整体形象再次造成巨大冲击，也极为令人失望。由于希盟对马来选民的支持底气不足，面对压制或纠正执法机关的右派势力始终投鼠忌器，导致希盟面临开明选民的愤怒。令希盟左右为难，也是马来右派乐见的情况。诚如拉菲兹在其博客所言，陈传旭发言带来“意图之外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就是马来右派乘机炒作，最后致使华裔的处境，可能更糟。要是能重来，相信陈传旭不会再如此提问。然而，我国存在种族性政策，华族面临不公对待的事实，不容否认。但华族连提出自己的客观处境，都必须战战兢兢。相关新闻：记者在论坛提问涉种族主义《自由今日大马》道歉讲座提争议性问题惹议《自由今日大马》记者被警扣留调查《自由今日大马》前记者被扣·警：援引煽动等3罪名调查媒理会促警方立即释放陈传旭 “执法过度恐酿寒蝉效应！” 警方申请延扣4天遭拒《自由今日》前记者获释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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