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母丁玉珍/蔡思灵

不孝子 泣上

2026年7月18日夜

之二／ 送别之夜

电话是10点二十几分打的。我站在大门外一个角落，手指冰凉地划开通讯录，先找到Simon。接通那一刻，声音像是别人的——“我妈走了。” 他沉默两秒，问我要不要他过来。我说还不知道流程，先问问。然后是瀚中、诗豪、大师兄，3条简短消息发出去，像往夜色里投了3颗石子。很快，手机陆续震动起来，安慰的话像潮水涌来。

拨999时，我的手在微微发抖。接线员问得很细，我机械地报出地址、姓名、情况。等待救护车的那半个小时里，我坐在母亲床边，第一次认真看她平静的脸。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舒展过眉头了。救护人员来得很快，检查、记录、确认——过程冷静而专业，就这样完成一道标准程序。我站在一旁，看他们填了表格，要求我签字，才真正意识到：她走了。

寿板店的Janice是在医护人员走后半小时后到的。她穿着素色衬衫，声音平和得让人安心。她接我去警局报案，车上我们聊了一路。我跟这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说起母亲的一切——说她年轻时如何在一群男同事中站稳脚跟，说她如何当个公正的新闻从业员；说她30岁起就雷打不动地晨运、爬山、控制饮食，活得比谁都自律；说几年前失智症悄悄找上她，有一次回槟城住朋友家，出门散步竟忘了回去的路，在外头走了两个多小时，那是她最后一次独自回故乡。

Janice安静地听，偶尔问一两句。我说到去年底她开始频繁迷路，晨运时被陌生人载着兜圈子找家，好几次站在保安亭前问“我住几号”；说到她每天开几十次大门往外张望，忘了手机怎么用，忘了如何打开锁头，却还记得每天出外买薯条给小孙子卓峰。

警局里，年轻的警员问我她有什么病史。我说没有，她身体一直很好，只是一个月前开始不进食，只喝水。两位警员对视一眼，有些为难地笑了笑——没有病痛，报告反而不好写。我这才告诉他们她以前有三高，后来奇迹般正常了；最后一次去医院，是几年前摔倒导致左手轻微骨折。他们点点头，终于落笔：老年自然死亡。

回到家里，太太已经在擦眼泪。我搂住她，说“辛苦了”，她摇头，眼泪却掉得更凶。这些日子她日夜守着母亲，比我更疲惫。太太在楼上打点，我坐在楼下沙发上，听着楼上员工搬运遗体的脚步声——很轻，像怕惊醒什么。

母亲被裹在白布单里抬走时，我站在门廊下。夜风很凉，吹得屋外的树叶沙沙响。她的床空了，那些她心爱的物件还整齐地叠在我衣柜里。

社区保安——那位值夜班的印度大兄，开摩托车来到门前，用带着口音的马来语说：“我听说你母亲走了，想来看看。” 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她每天早晨出门散步时，都会对我笑一下。她是我见过最准时的老人家。” 说完他眼眶有些红，又补了一句，“你要保重。”

回到屋里，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手机里还有多条未读消息还亮着，都是好友们说“节哀”。我忽然想起她失去行动能力前最后一句清醒的话，是对我说的：“你别怕，妈走得动。”

现在她真的走了。不，是她终于可以好好地、永远地走动了。

我关了客厅的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窗外的月亮很薄，薄得像妈妈最后那几天喝下的清水。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上了楼，我们一家人呆在主卧室里聊着妈妈的往事，等着明天——明天要送她去火化，再把骨灰撒在妈妈没去过的那片海里。

之三／ 告别练习

我向来不会道别。尤其对越亲近的人，话到嘴边就咽下去，喉咙像被什么堵住，那些字句卡在胸腔里，最终变成沉默。

或许是从小养成的毛病。童年时，那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总在某个清晨忽然被切断。爸爸、照顾我的阿姨、保姆和他们家里的玩伴，一个接一个像退潮时被卷走的贝壳。我站在岸边，看着他们消失在地平线，手里还攥着昨天一起捡的石头。后来我学会了先走一步，在对方离开之前悄悄离场。这样就不算被抛下，至少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久而久之，这成了我与人相处的模式——靠得越近，逃得越快；爱得越深，越不敢回头。

所以面对母亲最后的这段日子，我依然是那个笨拙的孩子。她躺在床上，日渐消瘦，偶尔睁开眼看我。我该说些什么的。说“妈，谢谢你”，说“你放心”，说“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家人”。但每一次，我都只是坐在床边，摸着她的额头，沉默地看她的眉眼。那些话在心里翻涌，到了嘴边就碎成无声的气流。她大概也感觉到了，虽然她也失去说话的能力，却用眼神回复我。

她失智之后，我们之间的对话本来就越来越少。她忘记了许多事——忘记怎么用手机，忘记回家的路，忘记刚刚吃过饭, 忘记孩子已回到家里。但有一样她没忘：每天早晨出门散步时，对保安笑一下。那是我后来才听说的。在那些她已经记不清路的清晨，她依然记得对这个世界微笑。

母亲走的晚上，我拨了999，联系寿板店，去警局报案，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所有该做的事都做了，所有该说的话却一句都没说。我站在门廊下目送灵车驶离，始终没有开口说再见。

回到屋里，我坐下来，突然想起那天我扶她上楼，她对我说：“你别怕，妈走得动。”

她从来都知道我怕什么。怕告别，怕失去，怕那些爱我的人一个个从生活里消失。所以她用这句话告诉我：这次不一样，是她自己要走的，是她走得动。

今夜我坐在这里，终于输入手机，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字一个一个写下来。这是我和世界对话的方式——用文字替代声音，用书写替代言语。我知道自己大概永远学不会好好道别，面对面时依然会沉默，话到嘴边依然会吞回去。

但至少此刻，在这个家人都熟睡了的深夜里，我可以对自己承认：“妈，我爱你。”“妈，再见。”“妈，我会慢慢学着，像你一样走得动。”

之四／ 归海

2026年7月19日早上11点15分，一家四口从家里出发。阳光很好，像母亲生前每个晨运的早晨。11点45分抵达火化场，灰色的建筑安静地立在天空下，不悲不喜。

火化前有一场简单的佛教仪式，诵经声低低回荡。我们一家没有宗教信仰，但那一刻，梵呗入耳，竟也不觉得疏离。我站在棺木旁，看着躺在里面的母亲的身躯，此刻显得那么小。她穿的是寿板店为她准备的寿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明明只是睡着了的样子，我却知道这一次唤不醒她了。

棺木缓缓下降时，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幸好有眼镜挡着，没让泪滴落在她的寿板上。我用力抿着嘴，不让自己出声。太太孩子们站在身旁，安安静静地。

下午2点30分，我们回到火化场捡骨。工作人员将骨灰倒在白布上时，我愣了很久——一个呎高的人，此刻只剩下一捧灰，和几片尚未烧尽的骨片。小儿子卓峰凑过来，歪着头看了半天，轻声问：“这是嬷嬷吗？”我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他伸手想摸，被哥哥轻轻拉住。

3点45分抵达巴生港口。海水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像撒了一地的碎银。我们上了一艘黄色小船，马达突突地响着，把岸上的喧嚣一寸寸甩远。船行到海中央，引擎熄了，四面只剩下水声和风声。

我捧起包裹骨灰的白布，缓缓倾洒。灰白色的粉末落入海面，随着波浪散开，一瞬间就融进了这片辽阔的水域。然后是花瓣——红的、黄的、绿的、白的，漂在水面上，像一片小小的花圃。我对母亲说了一些话，声音很轻，被海风吹得断断续续。说的什么如今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走好”、“别挂念”、“我会照顾好家里”这些。

船慢慢驶开，那片漂浮的花海越来越远，渐渐缩成一小点颜色。我指着那个方向，对坐在身旁的卓峰说：“嬷嬷就在那边。”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大儿子卓男看见我哭，也跟着哭红了眼眶，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我想凑过去揽他的肩，想说“没事”，却先被自己的哽咽堵住了，想动也动不了。

我多么希望能记住这个位置。记住这片海域的经纬度，记住今天风吹来的方向。那样的话，以后我想她的时候，就能重新找到这里。可是海面没有路标，浪一打过来，花就散了，灰也散了。什么都留不住。

什么都留不住。

船靠岸时，夕阳正沉入海平线。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海域，水波荡漾，已经看不出任何痕迹。母亲的一生，从槟城的少女到留学台湾海归到职业女性，从每天晨运的健朗老人到失智后忘记回家的路，最后化作这一捧灰、一片花、一阵风。

永别了，妈妈。您走得动了，也游得远了。这片海连着世界的尽头，您自由了，您尽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