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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

之一/ 悼母文 母亲丁玉珍,于今夜安详辞世,享年八十有一。此刻窗外夜色如墨,屋内却仿佛还留着她最后的温度。 6月中旬,她开始拒绝进食,像一片秋叶悄然收拢自己的脉络。我们劝她去医院的请求,都被她轻轻摇头拒绝。那时候我们便隐约知道,她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道别。约两周前,她将她在上月放在床上那些陪伴多年的物件一一交到我手里。她整理这些时神情平静,仿佛只是在收拾一次远行的行囊。 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这些日子昼夜守在床前,喂水擦身,比亲女儿还要细致。我们都轮流用自己的方式与她告别,握着她渐渐消瘦的手,悄然落泪。她时而清醒,时而昏睡,但每次听到我们的声音,眼睛都会微微张开。 我吩咐两位儿子轮流陪伴她,不时看到她举起枯瘦的手轻轻抚摸孩子的背。 母亲一生节俭,临终前反复叮嘱后事从简。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也尊重她的意愿,不设灵堂,不收奠仪,直接送往火化。她常说:“走了就别折腾活人。” 此刻坐在她的房间里,伴着她的遗体,月光照在她常坐的那把躺椅上。悲伤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感激——感激她以如此平静的方式走完最后一程,感激她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接受、去陪伴、去说爱。 母亲,您今夜远行,愿前方有光,有外公外婆在等您。我们会好好生活,就像您希望的那样。 不孝子 泣上 2026年7月18日夜 之二/ 送别之夜 电话是10点二十几分打的。我站在大门外一个角落,手指冰凉地划开通讯录,先找到Simon。接通那一刻,声音像是别人的——“我妈走了。” 他沉默两秒,问我要不要他过来。我说还不知道流程,先问问。然后是瀚中、诗豪、大师兄,3条简短消息发出去,像往夜色里投了3颗石子。很快,手机陆续震动起来,安慰的话像潮水涌来。 拨999时,我的手在微微发抖。接线员问得很细,我机械地报出地址、姓名、情况。等待救护车的那半个小时里,我坐在母亲床边,第一次认真看她平静的脸。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舒展过眉头了。救护人员来得很快,检查、记录、确认——过程冷静而专业,就这样完成一道标准程序。我站在一旁,看他们填了表格,要求我签字,才真正意识到:她走了。 寿板店的Janice是在医护人员走后半小时后到的。她穿着素色衬衫,声音平和得让人安心。她接我去警局报案,车上我们聊了一路。我跟这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说起母亲的一切——说她年轻时如何在一群男同事中站稳脚跟,说她如何当个公正的新闻从业员;说她30岁起就雷打不动地晨运、爬山、控制饮食,活得比谁都自律;说几年前失智症悄悄找上她,有一次回槟城住朋友家,出门散步竟忘了回去的路,在外头走了两个多小时,那是她最后一次独自回故乡。 Janice安静地听,偶尔问一两句。我说到去年底她开始频繁迷路,晨运时被陌生人载着兜圈子找家,好几次站在保安亭前问“我住几号”;说到她每天开几十次大门往外张望,忘了手机怎么用,忘了如何打开锁头,却还记得每天出外买薯条给小孙子卓峰。 警局里,年轻的警员问我她有什么病史。我说没有,她身体一直很好,只是一个月前开始不进食,只喝水。两位警员对视一眼,有些为难地笑了笑——没有病痛,报告反而不好写。我这才告诉他们她以前有三高,后来奇迹般正常了;最后一次去医院,是几年前摔倒导致左手轻微骨折。他们点点头,终于落笔:老年自然死亡。 回到家里,太太已经在擦眼泪。我搂住她,说“辛苦了”,她摇头,眼泪却掉得更凶。这些日子她日夜守着母亲,比我更疲惫。太太在楼上打点,我坐在楼下沙发上,听着楼上员工搬运遗体的脚步声——很轻,像怕惊醒什么。 母亲被裹在白布单里抬走时,我站在门廊下。夜风很凉,吹得屋外的树叶沙沙响。她的床空了,那些她心爱的物件还整齐地叠在我衣柜里。 社区保安——那位值夜班的印度大兄,开摩托车来到门前,用带着口音的马来语说:“我听说你母亲走了,想来看看。” 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她每天早晨出门散步时,都会对我笑一下。她是我见过最准时的老人家。” 说完他眼眶有些红,又补了一句,“你要保重。” 回到屋里,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手机里还有多条未读消息还亮着,都是好友们说“节哀”。我忽然想起她失去行动能力前最后一句清醒的话,是对我说的:“你别怕,妈走得动。” 现在她真的走了。不,是她终于可以好好地、永远地走动了。 我关了客厅的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窗外的月亮很薄,薄得像妈妈最后那几天喝下的清水。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上了楼,我们一家人呆在主卧室里聊着妈妈的往事,等着明天——明天要送她去火化,再把骨灰撒在妈妈没去过的那片海里。 之三/ 告别练习 我向来不会道别。尤其对越亲近的人,话到嘴边就咽下去,喉咙像被什么堵住,那些字句卡在胸腔里,最终变成沉默。 或许是从小养成的毛病。童年时,那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总在某个清晨忽然被切断。爸爸、照顾我的阿姨、保姆和他们家里的玩伴,一个接一个像退潮时被卷走的贝壳。我站在岸边,看着他们消失在地平线,手里还攥着昨天一起捡的石头。后来我学会了先走一步,在对方离开之前悄悄离场。这样就不算被抛下,至少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久而久之,这成了我与人相处的模式——靠得越近,逃得越快;爱得越深,越不敢回头。 所以面对母亲最后的这段日子,我依然是那个笨拙的孩子。她躺在床上,日渐消瘦,偶尔睁开眼看我。我该说些什么的。说“妈,谢谢你”,说“你放心”,说“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家人”。但每一次,我都只是坐在床边,摸着她的额头,沉默地看她的眉眼。那些话在心里翻涌,到了嘴边就碎成无声的气流。她大概也感觉到了,虽然她也失去说话的能力,却用眼神回复我。 她失智之后,我们之间的对话本来就越来越少。她忘记了许多事——忘记怎么用手机,忘记回家的路,忘记刚刚吃过饭, 忘记孩子已回到家里。但有一样她没忘:每天早晨出门散步时,对保安笑一下。那是我后来才听说的。在那些她已经记不清路的清晨,她依然记得对这个世界微笑。 母亲走的晚上,我拨了999,联系寿板店,去警局报案,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所有该做的事都做了,所有该说的话却一句都没说。我站在门廊下目送灵车驶离,始终没有开口说再见。 回到屋里,我坐下来,突然想起那天我扶她上楼,她对我说:“你别怕,妈走得动。” 她从来都知道我怕什么。怕告别,怕失去,怕那些爱我的人一个个从生活里消失。所以她用这句话告诉我:这次不一样,是她自己要走的,是她走得动。 今夜我坐在这里,终于输入手机,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字一个一个写下来。这是我和世界对话的方式——用文字替代声音,用书写替代言语。我知道自己大概永远学不会好好道别,面对面时依然会沉默,话到嘴边依然会吞回去。 但至少此刻,在这个家人都熟睡了的深夜里,我可以对自己承认:“妈,我爱你。”“妈,再见。”“妈,我会慢慢学着,像你一样走得动。” 之四/ 归海 2026年7月19日早上11点15分,一家四口从家里出发。阳光很好,像母亲生前每个晨运的早晨。11点45分抵达火化场,灰色的建筑安静地立在天空下,不悲不喜。 火化前有一场简单的佛教仪式,诵经声低低回荡。我们一家没有宗教信仰,但那一刻,梵呗入耳,竟也不觉得疏离。我站在棺木旁,看着躺在里面的母亲的身躯,此刻显得那么小。她穿的是寿板店为她准备的寿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明明只是睡着了的样子,我却知道这一次唤不醒她了。 棺木缓缓下降时,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幸好有眼镜挡着,没让泪滴落在她的寿板上。我用力抿着嘴,不让自己出声。太太孩子们站在身旁,安安静静地。 下午2点30分,我们回到火化场捡骨。工作人员将骨灰倒在白布上时,我愣了很久——一个呎高的人,此刻只剩下一捧灰,和几片尚未烧尽的骨片。小儿子卓峰凑过来,歪着头看了半天,轻声问:“这是嬷嬷吗?”我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他伸手想摸,被哥哥轻轻拉住。 3点45分抵达巴生港口。海水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像撒了一地的碎银。我们上了一艘黄色小船,马达突突地响着,把岸上的喧嚣一寸寸甩远。船行到海中央,引擎熄了,四面只剩下水声和风声。 我捧起包裹骨灰的白布,缓缓倾洒。灰白色的粉末落入海面,随着波浪散开,一瞬间就融进了这片辽阔的水域。然后是花瓣——红的、黄的、绿的、白的,漂在水面上,像一片小小的花圃。我对母亲说了一些话,声音很轻,被海风吹得断断续续。说的什么如今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走好”、“别挂念”、“我会照顾好家里”这些。 船慢慢驶开,那片漂浮的花海越来越远,渐渐缩成一小点颜色。我指着那个方向,对坐在身旁的卓峰说:“嬷嬷就在那边。”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大儿子卓男看见我哭,也跟着哭红了眼眶,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我想凑过去揽他的肩,想说“没事”,却先被自己的哽咽堵住了,想动也动不了。 我多么希望能记住这个位置。记住这片海域的经纬度,记住今天风吹来的方向。那样的话,以后我想她的时候,就能重新找到这里。可是海面没有路标,浪一打过来,花就散了,灰也散了。什么都留不住。 什么都留不住。 船靠岸时,夕阳正沉入海平线。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海域,水波荡漾,已经看不出任何痕迹。母亲的一生,从槟城的少女到留学台湾海归到职业女性,从每天晨运的健朗老人到失智后忘记回家的路,最后化作这一捧灰、一片花、一阵风。 永别了,妈妈。您走得动了,也游得远了。这片海连着世界的尽头,您自由了,您尽管去。
4天前
4天前
10年。 原来,时间真的可以走得这么快。 这些年,我很少主动提起妈妈离开的事。不是因为放下了,而是渐渐明白,有些痛不适合反复诉说。它更像一处藏在身体里的旧伤,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时候,仍会隐隐作痛。 失去亲人,最难面对的,从来不是眼泪,而是那种真实到无法回避的崩塌感。它很近,近得像伸手就能触到,却又无法改变分毫。 不舍、无助、遗憾——原来这些情绪本身,就是痛。 很多夜里,我没有逃避,也没有埋怨。我不向人倾诉,因为我知道,生离死别这件事,没有人能真正替你分担。那些安慰,总像风一样掠过,短暂,却无法填补空缺。 后来,我学会一个人面对。 一杯红酒,一首反复播放的歌,或循环播放的佛曲。 我允许自己流泪,也允许自己沉入回忆之中。用时间缓冲伤痛,用安静去覆盖起伏的心情。 但我始终知道,这不是消极,也不是自我放弃,只是换一种方式,学习和自己独处。 很多人说:“时间久了,就会走出来。” 时间带不走的思念 可我一直觉得,失去至亲并没有所谓“走出来”。有些人,是用一生去与之共存。 而我,也从不逼自己离开那些记忆。 一个画面、一段旋律、一阵气味,都能轻易把人拉回过去。那些以为已经平静的时刻,总会在某一瞬间重新浮现。 既然如此,不如就在这些回忆里,好好记住她。 想起她在厨房忙碌的背影;想起她手背上明显的老人斑,想起那些即使染过,仍遮不住的白发;想起以前在老家,我总和她抢着洗碗,也喜欢看她在客厅慢慢整理头发。 那些平凡的日子,如今都变得格外清晰。 这个过程听起来,也许有些过于平静。 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不打扰任何人的方式。每个人都在继续自己的生活,那些无法言说的情绪,我选择独自消化,在无数个夜晚里,一年又一年地走过。 如今,第十年。 回望过去,像一场缓慢醒来的梦。 我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听见她说话的声音,也很久没有看见她的笑。 但她仍会在梦里出现。 有时唠叨,有时沉默不语,只是站在那里。醒来时,心里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感,短暂,却真实。 冬天风很冷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以前在老家,她会悄悄把房间风扇调慢,因为知道我在伦敦住久了,变得怕冷。而怕热又怕蚊子的她,却常常一个人睡在客厅。 这些细小的事,如今都变成了最深的记忆。 6月的伦敦,慢慢走向夏天。 门前的黄玫瑰又开了。 一年一年,它像是在替我记录时间,也见证我如何走过这些年。 有时会想,也许她选择在花开的季节离开,是想轻轻提醒我: “又一年了,你还好吗?” “记得别太晚睡,别喝太多酒,照顾好自己。” “我会在遥远的地方,一直守着你。” 10年后,我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从来不是遗忘。而是带着这些记忆,好好生活。
1月前
2月前
谈到清明节,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小时候跟着爸妈去给公公婆婆上坟的情景。那时候不懂什么叫追思,只觉得像是一场野餐——看到隔壁坟前大鱼大肉的祭品,亲戚们寒暄说笑,还有人放起鞭炮。我问妈妈,为什么我们家不放炮?她蹲下来,轻声说:婆婆胆子小,怕鞭炮声音。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逝去的人,在生者心中还是活的。婆婆怕鞭炮,所以在她往生后,她的儿子媳妇仍记得替她捂着耳朵。 年轻时母亲谈起生死,语气洒脱得很,土葬火葬都不忌讳。直到有一回听见隔壁大妈闲聊,说起老伴托梦抱怨——火葬好烫啊,好烫啊。那天回家后,母亲沉默了许久。再提起这个话题时,她变了主意:将来别把我烧了,我怕疼。 母亲是个未雨绸缪的人。65岁那年,她自己去殡葬馆定了一块坟地。我记得那天回来,她脸上有种办完大事的轻松,说都妥了,将来你们不用操心。那时我们还笑她想得太远。她只是摆摆手:早打算,不慌张。怕烫,怕疼,怕给儿女添麻烦,是她老人家的心愿。 她走的那天,是回乡与姐妹叙旧的日子。在姨妈家的客厅里,她正和几个老姐妹谈笑风生,忽然就去了。那么突然,那么安静,没有预兆,没有遗言。我们接到姨妈的来电,在百里之外的路上驱车赶往乡下,满心悲痛,却也满心茫然——接下来该怎么办丧礼? 幸好有她那份早早就做的规划。一个电话,殡葬馆的人就来了。墓地是现成的,手续是清晰的,流程是熟悉的。我们按照她生前铺好的路,一步一步走完。那些本该让我们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刻,都因她生前的规划,变得井然有序。 女为悦己者容。爱美的母亲,连选遗照都不肯马虎。她墓碑上的遗照,是40岁时的模样。我想,那是她留给我们的最美的一份礼物。 生前规划 体面告别 反观小舅母那边,在她癌症末期,走得也急,却从没提过身后事怎么安排。她走后,家人们四处奔走,为一块墓地发愁,为火葬土葬处于两难,为殡葬业者的高价账单心疼。那时候,悲伤还没来得及消化,就被琐碎和焦虑填满了。舅舅后来叹着气说,哪怕她生前说一句也好啊。 从清明扫墓,到亲身送别母亲,再看小舅母家的葬礼——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生前规划身后事,不是不吉利,而是最深的体恤。它让离去的人,按自己的意愿体面退场;也让留下的人,不必在泪水中四处奔波,讨价还价。 如今又到清明。我们去给公公婆婆扫墓,也给母亲扫墓。坟前摆上她爱吃的果子和饮品,没有鞭炮,只有早晨的风轻轻吹过。我忽然想起她当年那句话——婆婆胆子小,怕鞭炮声音。 清明扫墓,扫的是尘土,也是心底的念念不忘;生前规划身后事,规划的是离别,也是留给在世者最后的温柔。
4月前
母亲开始忘记如何握汤匙的那个雨季,我正好47岁。 起初只是微小的颤抖——汤匙在粥碗边缘轻碰,发出细碎的叮叮声,像屋檐雨滴落在锌盆边缘的节奏。她会停下来,看着空中那柄悬停的金属,眼神茫然,仿佛在辨认一件陌生文物。那停顿精确得残忍:23秒。恰是我童年时,用祖母的铜锌盆接雨,从第一滴到第23滴所需的时间。 “妈,汤要凉了。” 她回过神,继续完成动作,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但我知道有些事正在发生。就像你知道第一片松动的瓦片意味着屋顶开始衰老,第一声含糊的发音意味着语言正在退潮。 确诊那日,医生用圆珠笔写下“退化”二字。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食叶。“不是退化性关节炎,”他补充,“是退化性人生。所有学会的东西,都会按学会的相反顺序还回去。最后还的,是呼吸。” 我盯着诊断书,忽然想起母亲教我吃饭的情景。她总是先吹三下,用嘴唇试温,然后说:“啊——张嘴。”37度,是她能给出的全部温度。 而现在,轮到我成为喂食者。 第一餐,我把这当作精密操作。汤匙舀起三分之二满——太少会凉得快,太多容易呛。吹3下——一下太烫,两下不够,3下是母亲定的规矩。倾斜30度送入——角度不对,汤汁会从嘴角流出。她吞咽,我计时:2.4秒。 “太快了,”护理师在一旁观察,“容易呛到,控制在3秒以上。” 我点头,心里却在想:母亲当年喂我时,可曾计算过秒数?可曾想过有一天,这个动作会以镜像的方式回传? 第二餐,我发现她在看我的手腕。 不是看汤匙,是看我握汤匙时,腕骨突出的形状。皮肤下那截凸起的骨骼,在用力时显得格外分明。 “像你阿公,”她忽然用潮州话说,“他握渔网绳时,也是这里先白。”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腕。47年,我第一次发现这里藏着隔代的密码。那些我以为完全属于自己的部分——骨骼的形状,用力的方式,甚至皮肤在压力下的反应——原来都是前人写下的遗嘱,在我毫无察觉时已签署生效。 从那天起,喂食变成了考古。 每一口都是一次向下挖掘。菠菜粥让她想起云冰市场第三摊的菜贩,总在称完重量后多塞一把葱。“他说我长得像他早夭的女儿。”鱼肉泥触发了1978年冬天——父亲船难消息传来的季节,她一个人学会了挑所有的鱼刺,为了让3个孩子不卡喉咙。甚至白开水,她都能品出细微差别:“这和井水不一样,井水有土味……土味里有蚯蚓的梦。” 她的记忆正以碎片形式浮出水面,像沉船解体后漂散的木板。我拿着汤匙,一块一块打捞。 护理师教我用听诊器。 “放在这里,”她把金属圆盘贴在母亲喉咙下方,“听吞咽声。如果有咕噜声,就是安全的。” 我戴上耳塞,将听诊头轻轻贴上去。 那一刻,我听见了海。 不是比喻。是真的潮汐声——液体滑过食道,像海浪涌上沙滩,退去时带走沙砾的摩擦声。涨潮,退潮,再涨潮。和我童年时躺在马六甲海边听见的节奏一模一样。 原来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一片私人的海。而母亲的这片海,正在退潮。 我成了这片海的潮汐观测员。喂食前听,喂食后听,深夜她熟睡时也听。最安静的是凌晨3点,病房里只有维生仪器的滴答声。我把听诊器贴在自己胸口,再贴在她胸口。 两个潮汐,两个时区。 我的浪潮汹涌,正赶向某个未知的出海口。她的浪潮平缓,正在回退到最初的宁静。 有时频率会偶然重合。那三五秒的同步里,我产生幻觉:仿佛我们仍是脐带相连的同一个生命体,只是她被时间冲得远了些,而我还在原地,试图用声音的绳索把她拉回。 雨季持续到第三周时,她开始拒绝进食。 不是摇头,不是紧闭嘴唇。是她整个人向后缩,缩进枕头深处,像要退回到子宫的姿势。我试了所有食物,甚至她最爱的芋头糖水。没有用。 护理师来了,打了营养针。“这是病程的一部分,”她说得很平静,“末期患者常有。身体在准备告别。” 末期。他们终于说出了这个词。 那天深夜,雨下得很大。我跪在病床边,额头贴着她冰凉的手背。7岁那年,季候风淹进屋里,水漫到床脚。她把我背在背上,自己涉水走向高地。我在她耳边问:“妈,你怕吗?”她说:“怕啊,但怕也要向前走。” 现在轮到我背她了。却发现自己站在海边,前方没有高地,只有一片茫茫的、名叫“失去”的海洋。  母亲想为我做最后一事 我哭到睡去。醒来时天微亮,发现她的手指正在我的发间。很轻,很慢,像在梳理,又像在寻找什么。然后我听见了声音。不是说话,是哼唱。极微弱,几乎只是气流震动声带。但我认得那旋律——她怀孕时常哼的潮州摇篮曲。我出生后她唱了3年。 50年了,这首歌从她记忆的最深处浮上来,像沉船终于露出桅杆。 我抬起头,看见她在流泪。没有声音,只是泪水持续地从眼角溢出,流过太阳穴那些新生的老人斑,浸入枕头。像屋檐最后漏下的雨,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滋润这片土地。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她拒绝的不是食物,是“被喂食”这个动作所定义的“病人”身分。她想在还是“母亲”的时候,为我做最后一件事。 第二天,我带了两支汤匙来医院。一支是她用了大半辈子的不锈钢匙,边缘已被岁月磨得圆润。另一支是我童年用的塑料小兔匙——奇迹般地还留在老家橱柜最深处,兔子耳朵缺了一角,是我4岁时咬掉的。 午餐时间,我照常推来餐车。但在喂她之前,我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我举起那支小兔匙,面对着她,张开嘴,发出长长的“啊——”声。 她看着我,眼睛慢慢睁大。 我继续表演。假装从小兔匙里舀起空气,假装吹凉,假装送进自己嘴里,然后做出夸张的咀嚼和吞咽动作。像极了47年前,她喂我的模样。 她的嘴唇开始颤抖。 第三次重复时,她的手抬起来了。颤抖得厉害,但确实抬起来了。我赶紧把小兔匙放进她掌心,用自己的手包裹住她的手,引导她做出“喂食”的动作。 塑料匙轻轻碰触我的嘴唇。空无一物。 但我吞咽了。很大声地,像吃到全世界最美味的东西。 她笑了。那个笑容很小——嘴角上扬0.3公分,眼角皱纹加深1.2毫米。但在我的测量系统里,那是喜马拉雅山隆起,是马里亚纳海沟形成。然后,那笑容像忽然而至的退潮,从她脸上消失了,快得让我怀疑它是否真的来过。只剩下一片更深的、忙于内部拆解的平静。 接着,我们开始轮流。 她用塑料小兔匙“喂”我一口。 我用不锈钢匙喂她一口。 她“喂”我。 我喂她。 没有真正的食物从她那边流向这边。但每一次我假装被喂食、做出吞咽动作时,她就会跟着做一次真实的吞咽。喉结滚动,颈部肌肉牵引,完整而顺畅。 护理师站在门口看完了全程。她咬着嘴唇,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现在,我们每天都这样吃饭。 医院的记录上依然写着:“3号流质,需协助喂食。”但他们不知道,这“协助”已经颠倒了——是她协助我,重新成为一个可以被喂食的孩子。 昨天,她“喂”到我第五口时,忽然停下来。汤匙悬在半空,就像最初她开始颤抖时那样。然后,她用尽全部力气,让塑料匙轻轻敲了敲我的门牙。叩。叩。叩。3下。在潮州话里,“叩”和“靠”同音。 我靠过去,额头贴上她的额头。 她又开始哼歌。还是那首摇篮曲,但这一次,歌词清楚了:“囝仔乖,困啰,雨就欲停啊……”孩子乖,睡吧,雨就要停了。 我闭上眼睛。在那一刻,时间出现了诡异的叠影:仿佛是她作为新母亲,正端详初生的我;又仿佛是我作为衰老者,在凝视回归本源的她。这双向的凝视构成了一个闭合的环,将我们囚禁于其中,也将我们永恒解放。让47年的人生在这一刻坍缩回婴儿。让所有的漂泊、失败、深夜里的自我怀疑,都暂时被这柄缺角的塑料汤匙赦免。 窗外的雨还在下—— 母亲从来不是漏雨的屋顶。她是那只永远在下方承接的锌盆。而我,是她用一生接住的最后一滴雨。她捧着我,看了很久,久到忘记了自己正在老去,久到忘记这场雨终将停歇。
4月前
这次相聚,没想到竟会落在这样的场合。我们沿着小路走进去,白与蓝相间的布帘被风轻轻掀起,棚里弥漫着挥散不去的忧伤。 在朋友的亲戚引领下,我望见了他。四目相触,他的目光越过我,飘向另个维度。诵经声落下,他走过来,没有多余的话,我们拥抱了一下。 他谈起父亲的病情,从最初以为只是胃酸倒流,到心脏出事,再到抢救至昏迷,每一步都惊心动魄。然而,他的语气依旧轻描淡写,仿佛只是在讲父亲在芭园里忙进忙出的日常。可他那浮肿、被红丝缠绕的眼白,以及眼皮下若有若无的湿意,却让人无法忽视。 我们都懂他的脾性,宁可独自承受,也不愿意麻烦别人。就连父亲离世,他本不打算通知我们,怕我们为赶路奔波。我们安静地听,一吸一呼间,“嗯”小心翼翼地安抚着他的无奈,生怕噙在他眼里的泪,会与我的一同落下。 最近不知为什么,很容易掉泪。对方一哽咽,眼泪仿佛感应到悲伤,总是抢先一步落下。是年纪渐长,还是见过太多生离死别的缘故?一遍又一遍的送别,像是在提前预习,仿佛经历多了,等到了那天,悲伤就会轻一些。在这样的场合里,我总会想起家里的父母,想着他们身体状况,想着是否还有未完成的心愿。 不一定是老人先走 父母的后事早已安排妥当,遗嘱、遗照、仪式,以及福地,也都已选好。反倒是我,近些年老爱在母亲耳边,试探性地提起人生里那些意料不到的事,多半是我絮絮叨叨,她只是盯着电视。有一次,我顺着电视剧里的情节,故作轻松地说,如果有一天我运气不好,或是福享够了,突然提前一步…… 话还没说完,母亲便打断我,像经验老到的演员,念着熟悉的台词与我对戏:“现在,不一定是老的先走,你还没结婚,也要交代好。”那句话看似冰冷,却意外地安慰了我。我没有她的潇洒,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把身体养好;若真有得选,我宁愿走在他们后头。 诵经声从前方传来,忽远忽近。晴问我,是否已经开始规划后事。我点头。她说要住在我隔壁,有个照应,还可以边吃猫山王边聊八卦。 “到时,谁给我们带榴梿?” 大家静默半秒。我说,当然是长命的那位。我们都笑了。 诵经声轻轻散开,我的思绪也随之飘向不远处的芭园。每次随朋友走进榴梿芭,总能看见老人家在绿荫间穿梭,挂着浅笑,含蓄点头,寒暄几句后便转身钻入那片树影里。 他那头银白的头发,宛若悄悄落下的榴梿花,在阳光下遍地发光。
4月前
4月前
回到老家那天,原本安静的门前突然热闹起来。 左邻右舍陆续上门,有手里提着水果的、有眼神里带着关心的,也有简单问候几句的。后来,爸爸在巴刹隔壁档口做生意的同行也来了。他走近门前,目光落在叠得整齐的大鱼桶上,轻轻敲了敲其中一个,然后跟爸爸的眼神对了一下。无需多言,爸爸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买这些鱼桶。 爸爸点了点头,说卖。 那人开始挑选,一桶一桶地搬走。每搬走一个,我心里就像被抽走了一块什么——不是门前少了什么,而是我自己的记忆,悄悄缺了一角。那些鱼桶,是爸爸这些年卖鱼留下来的,装过冰、装过鱼,也装过我们一家人的生计。我站在一旁,看着它们被抬上车、叠好、固定,再一桶一桶地离开视线。它们的重量,早已不只是冰和鱼,而是岁月一点一点累积下来的分量。看着门前逐渐空出来,心中有种难以言说的空荡感,仿佛爸爸守了几十年的世界,也在我眼前,被慢慢搬走。 吃过午饭,我把爸爸载到巴刹。 一开始我并不想让他下车。地面湿滑,坑洞多,还有斜坡,我担心他的安全。可最后我还是心软了。爸爸卖鱼卖了四十多年,这个鱼档从巴刹新建时他就守着,算起来也有25年了。如今要把档口归还给市政厅,我想,至少该让他亲自来一趟,好好告别。 他坐在轮椅上,没法进去狭小的档口,却凭着记忆指挥我们:秤放在哪个角落,帆布掀开后能看到磨刀石,砧板压在什么下面。那些位置,他闭着眼睛也不会弄错。每一件物品都像是他生活的分量,提醒着我们这些年他守护过的岁月。我们忙了整整两个小时,终于把属于他的东西全都搬走。 离开前,我问他,会不会不舍得这个鱼档,还半开玩笑地说,可以帮他和档口拍张照片留念。他摇摇头,说没有。后来回到怡保,有一天我载他去做复健,车在万里望的巴刹前停下等红灯。他指了指窗外,问我那是不是巴刹。我说是。他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说:“以后康复了,跟你们去巴刹买菜时,不要去看鱼档,不然会不舍得。”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那一刻我才明白,他不是不舍得,只是还没准备好承认。 爸爸也是第一次老去 爸爸出事后的这半年,我几乎每天陪在他身边。照顾他,陪他复健,看着他一次一次练习吞咽、坐起、站立。我脑子里反复想着的,都是同样的问题:要怎么做,他才能快一点康复?要怎么帮他重新站起来?要怎么让他回到从前的样子? 直到某一天,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努力教他的这些事,他以前全都会,甚至做得比我好。只是因为生病,他才“不会”了。 这些日子,我一直努力把爸爸带回过去,却忘了一个更残酷、也更重要的过程:变成现在的自己,同样需要时间和勇气。而我,从来没有教过他这件事。其实老人也是第一次老去。第一次发现自己走不了的时候,会害怕;第一次发现自己尿床的时候,会无奈;第一次失控、第一次尴尬、第一次难过,都不是他们预先学过的事。也正因为这样,老去,或许才显得那么真实、也那么残忍。 它不是学习新的东西,而是一次又一次,学着面对自己正在失去原本拥有的一切:工作、角色、尊严,甚至是最基本的自理能力。其实,老人也需要有人陪着他们,慢慢学会老去。而我,也还在学习,如何陪着爸爸,走过这一段他从未走过的路。
4月前
每到新年,我都会写下一张愿望清单,这个习惯已经维持了好几年。清单上的项目从不宏大,大多是些琐碎却具体的小目标:添置某样东西、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读完几本书……它们并不紧迫,却能在逐一被划去时,带来一种真实而温和的满足。而今年,清单最上方的一项,是——拔牙。 蛀掉的是一颗智齿。它的存在感向来薄弱,因为下方对应的牙齿被埋了起来,于是它就只能孤零零地悬在原位,几乎派不上用场。再加上位置太深,刷牙时总难以触及,久而久之,它便在看不见的地方慢慢蛀蚀。 医生曾不止一次建议我拔除,免得日后平添麻烦。每次我都点头,却始终没有付诸行动。我嘴上说着“反正也不疼,影响不大”,可心里明白,那只是个体面的说法。真正让我迟疑的,是一种隐隐的抗拒——仿佛一旦开始处理,就等于承认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已经无可挽回。 于是它就这样被我搁置着,一年又一年。 直到去年年末,牙齿终于碎了一角,像是在无声地提醒我,它就要离开。我这才犹豫着,把它写进愿望清单里,并告诉自己:这次不能再拖延。 那天中午12点,我走进诊所。诊所干净而明亮,等候区只坐着三两个人,空气中有股淡淡的消毒药水味。我登记后坐下,耳边偶尔响起器械运作的声音,那些高频而冰冷的声响,让紧张慢慢浮了上来。好在情绪尚未堆积,护士便已走来唤我入内。 我躺上治疗椅,头微微后仰,把一切交托给眼前的医生。麻醉针扎入牙龈时带来细微的刺痛,而药效像一阵温吞的潮水,顺着痛感一点点漫开,把忐忑和杂念一并按了下去。准备妥当后,医生叮嘱说,如有不适可以举手——然后,就开始了动作。 医生轻轻晃动、转向,只一声极轻的碎响,那颗蛀牙便脱离了原位。整个过程迅速而安静,我甚至还来不及完全绷紧神经,它就已经从我的身体里剥离出去——仿佛刚才我所经历的,并不是一场手术,而是一段关系的自然终结。 医生把坏齿放进一个小小的塑料封袋递给我,牙面仍残留着未干的血丝。我回到等候区,端详起那颗牙:它的整体依然洁白,唯独蛀蚀处发黑,边缘隐约泛褐,仿佛岁月在其中镀了一层阴影。 坏掉的东西终要告别 办完手续走出诊所,我发现时间竟比预期早了许多。午后的光柔和而安静,我心念一转,便顺路去了附近的理发店。店里只坐着一位客人,很快就轮到我。理发师已经熟悉我的偏好,只是简单确认几句,便开始修剪。 坐在镜子前,我听着剪刀清脆的响声,看着发丝一缕缕落地,很快就会被扫入簸箕。短短十几分钟里,似乎也有某种看不见的重量被悄然卸下。没有仪式,也无需郑重,只是一种安然,慢慢在心里荡开。 回到家后,我再次取出那颗牙,重新洗净后轻轻擦干。它静静躺在我掌心,而我的舌尖下意识地去寻找它原本的位置,却只触到一块空白。那里确实少了一颗牙,但这个空位却意外地平静——毕竟,坏掉的、残缺的东西,总有一天需要告别。 屋内光线柔和,午后正缓缓铺展。我把牙重新封入袋中,收好,像是把一段不必再被反复追溯的往事,温柔地安放在某个角落。 或许,生活并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变得截然不同。但那些迟迟未被处理的事,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句点。而在这些微小而具体的结束之后,我似乎也更能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句:再往前一点,也很好。
4月前
“家旁边那棵大树,被砍掉了。” “啊?”我错愕地想着。 记事起,那棵低矮的树就站在那儿,树冠敦实,一副要活到地老天荒的模样。我就那样静静地看着,风沙沙吹着,树叶摇晃映射出朦胧的阳光。仰起头,阳光也变得不那么刺眼了。 课本上的文章喜欢把树拟人化成爷爷,我觉得好奇怪啊,是因为课本都是由纸张制成的吗?与这棵树面对面时,疑惑似乎消失了,带着一股无法言说的慈祥,无言地与我面对面,耳边响起温和的沙沙声,烈日的阳光似乎也不那么热烈了。 我好奇地用手去触摸这庞然大物,说起来,越靠近你,你就变得越来越高大,直到我只能用仰视的目光勉强窥见你的全貌。似乎感到了些许刺痛,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触感,收回了我的手。双手撑在膝盖,弯着背,决定用我的眼睛来观察。 这才发现,这是何等复杂的纹理,与粗略扫视看到的完全不同。不多时,目光就被许多的蚂蚁吸引,排成一排,有序的移动。对蚂蚁来说,树爷爷难道是山爷爷吗?小孩的注意力容易被吸引,不多时就跑回家里,将刚看到的一切随意丢在脑后,直到现在才重新拾起。 爸妈贷款买下的排屋角头间旁,这棵树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就可以在我们旁边住下,安心做我们的邻居。却不知,这是有年限的。多年老邻居只剩一小截树干断面,上面一圈圈的年轮无声诉说着它的曾经。 不知道为何它就这样虚无缥缈地没了。但生活照常进行,身为邻居的我们也一样。 我家有两辆车,车库却一山不容二虎,只能让其中一辆小型车居住野外,最好的归宿就是在那树下。树叶的倒影轻轻盖在车身上,化为天然的遮阳篷,车好不凉快。 隔天,原本应该在家旁纳凉的它,出现在店面附近的树下。 家旁边,已经没它最好的归宿了。 我家经营着一家咖啡店,父母每日都得在店里,毕业后无所事事的我也加入了这个家族生意,帮忙端茶倒水,做些杂工。那日我也是在店里,从刚回家的妈妈那得知这消息。呆愣一会儿,心里稍觉惋惜后,便立马投入工作。 回到家后,原本满是树荫的地方空空如也,好不习惯。原来此前回家的我,还有位邻居轻轻摇晃着对我打招呼啊,只不过此前从来没注意过,如今不在了才觉得,好不习惯。 你的阴影总会对着饭厅的方向,那也是我平日读书做作业的地方。天光未暗,那里先已蒙上一层昏色,让傍晚提前来临。我总要提前开灯,否则就会被念叨:“那么暗怎么不开灯,等下眼睛坏掉。” 高中毕业了,也有着几个月宝贵的“荒废”时间,好似想要在上大学前清空脑袋库存。这个时间,大多数人也不会选择每天做作业吧,努力的人除外。我也很少逗留在饭桌前埋头苦读,让饭桌回归原本的用途。我习惯背对着你坐,也背对着阳光,现在新世代似乎比较喜欢昏暗的环境,连手机亮度都调得暗暗的。 相册里找不到你的照片 你一直在看着我的背影吧,在我不知情下。我努力的背影,偷懒划手机的背影,都被你收录其中。原来一直有一个目光在我身后,默默注视着我。 “太亮了。”我爸在你走了之后,常常这样子说。跟前面念叨着我的话语相悖,没了你的遮挡,太阳的视线无情地照了进来,相比之下,我还是比较喜欢你柔情似水地注视,因为太阳实在太过热情,在这四季炎炎夏日的国家,实在是避无可避。总觉得现在下午的饭厅异常刺眼,仿佛阳光在反复提醒,你消失的事实。 我翻遍相册,竟然找不到一张你的照片,那么多年,你的存在似空气一样,居然只能靠回忆记得你的模样,相册里那么多张照片,你却不在其中。你的存在都被我当成理所当然,我甚至不知你活了多少年,一圈圈的年轮看得我一头雾水。但为何,你就这样被剥夺了活下去的权利呢?你也没有阻碍交通,也过了发育期,没有越长越高,只是偶尔路过的猴子会把你当成中转站,跳来跳去,屋顶响起的砰砰声,好不热闹。 你并没做错什么,对吧?树砍掉了木,剩了个对,我想那是你无声的自证。 后来,我找到了一张老相片,虽然你依旧不在其中,但那是从你视角拍的小时候的我。 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渐渐忘了你的模样吧,但那一小截断面,感觉不论过多久,都会在那里。 对吧?
5月前
最后一夜在无窗的房间,衣服和书互相拥抱交叠在行李箱里。跟着我一起在各地漂流,又一起漂流至此的两个行李箱,一大一小展开双臂蓄势待发。我始终还是要启程的,离开这充满魔法和湿气的岛屿。 启程意味着重新开始,是改变是告别也是遇见,是吻别怀里的玫瑰,去追天上即将陨落的某颗星;是泣别身后堡垒,去寻海上即将沉没的某座岛。启程需要勇气吗?我想还是需要的,需要一种举起双手在虚无中寻找想像中的充满可能的自己,再用力拥抱的勇气;需要一种放下手中的糖果,去给野马套上缰绳的勇气。 人生中总有许多启程的时候,目的却未必相同,或许是出发到一个憧憬的未来,或许是开启一种新尝试,或许是逃避现有的苦痛。 无论如何,启程要趁早,犹豫不决只会浪费时间。 年轻时总是觉得这没什么,或许年轻时的启程是为了逃避苦痛,怀里没有玫瑰身后没有堡垒,拖着一个行李箱可以随心所欲追寻那个充满可能的自己,不用准备什么也不用担心什么,反正本来就一无所有。最近一次的启程,是为了憧憬的未来,但确实是难以下定决心的,在同龄人都事业有成安居乐业的时候,与世界逆向走一条常人不走的路。犹豫了两年又筹备了近乎两年。从起心动念开始,就一直在考验我的耐心和决心。申请入学和奖学金需要提交的各种材料、对未来几年即将面临毫无收入的财务规划、车子和房子的保管问题、工作的交接和善后、家庭的安排……还有对新环境的准备,学校、住宿、饮食、交通的各种情况都得提前准备,桩桩件件都让人身心俱疲。真正走在了路上,才真切感受到趁早的重要性,拖拖拉拉地完成一切,不如在自己身体尚且强健意志尚且坚强时当机立断完成目标,再晚一些身体和意志只会越来越虚弱。 转眼蜗居在无窗的房间一年半,如今又即将启程。我是知道自己要走的,再次为了憧憬的未来,可临近告别,离开的日子却一拖再拖。要离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是再一次告别、改变与重新开始。告别先从搬家开始,我的东西不多,却还是花了几个日夜整理。将带不走的衣物和日常用品一袋袋打包,仔细洗刷厕所的每一处缝隙,擦拭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到公馆的二手商店变卖杂物和小电器,我用过的东西一律不值钱,这实在太伤人,一大篮子的东西才卖了100台币,带不走呀,能怎么办。房间空荡荡的,似乎回到当初我刚搬进来的模样,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个衣橱,和一个野人般的我。可是这房间已经沾染上了我的味道和痕迹,我的沐浴露洗发水洗衣液混合人类独有的气味,肉眼不可见地像幽魂般依附在房内,阴魂不散;厕所的边角沾上顽固的淡黄色污渍,是每天冲两次凉的证据,顽固不肯离去。物归原位,房间和我似乎都回不去当初的模样了。 倒数里的台北夜 倒数的日子突然变得珍贵,在那个让我哭过笑过迷茫过的师大综合大楼书写,到楼下的7-11继续乱买,再吃一次福胜亭和三商巧福(福胜亭后来也停业了,没想到真是彼此的最后一面)。每次到景美早市总是空手而归,但我就是喜欢早市的烟火气,有的没的就看看蔬菜水果,听乡里谈笑嬉闹。入夜就到景美夜市吃一碗麻油面线,漫无目的走走看看。真的就是四处游荡,我也说不上来想做什么,或许只是想将带不走的一切融进记忆里。 临近春节的台北很冷很安静,其他房间的租客都已经返乡准备过年,整个三层楼只剩下我一个人。最后一夜,我还是点了一份东山鸭头的鸭翅,随意点开一部动漫。敞开大门,清冷的风、鸭翅的香气、动漫的声音在楼道里窜动,拂过我的肌肤带着安稳与安全,就像过去的日常深夜。 又将启程了,告别这个庇护我的空间,告别我已经熟悉的日常。这次的未来是什么形状?虽然是一个熟悉的地方,却还是得一步一步重新开始。 鼓起勇气去遇见未来吧,虽然我总是不自信这些启程是否正确。
5月前
5月前
5月前
6月前
对真正经历过陪伴与失去的宠物主人而言,通过仪式好好与爱宠说再见,不仅是对宠物的尊重,也让留下来的人学会放下与疗愈。 宠物也是家人,生前死后都应被善待。日前,妹妹领养并陪伴十多年的爱犬米奇离世,踏上主人口中的彩虹桥前往了“汪星球”。对许多宠物主人而言,这不仅是一只动物的离开,更像是一位家人的告别。 若是在老家乡下,米奇或许会被安葬在屋后院的大树下,而这一次,在主人的安排下,米奇完成了一场简单却温柔的火化告别仪式,也为这段长达十多年的陪伴画上句点。 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人将宠物视为家庭成员,养宠早已不只是喂养与陪伴,更是一种长期的情感连结。在这样的背景下,宠物殡葬行业也逐渐兴起。不少宠物主人会选择由专业的宠物殡葬业者处理爱宠的身后事,让宠物走得体面,也让自己有机会好好道别。 据了解,宠物殡葬服务涵盖遗体清理、告别仪式、火化、骨灰处理以及纪念品制作等完整流程,并设有不同配套与价位供选择。妹妹忆述,业者先安排专人将狗狗遗体接往工作室进行清理,隔日饲主便可携带狗狗生前喜爱的食物与玩具出席告别仪式,陪伴它走完最后一程。 在告别现场,业者以鲜花布置温馨灵堂,也可依照饲主需求搭配宗教用品。火化前,饲主仍有时间与宠物作最后的陪伴与倾诉。火化后,部分服务还会保留毛发、脚印等作为纪念,让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不至于随着离别而中断。 或许在没有养宠经验,或对宠物情感较浅的人眼中,宠物葬礼被视为价格不菲、形式商业化的“智商税”。但对真正经历过陪伴与失去的宠物主人而言,通过仪式好好与爱宠说再见,不仅是对宠物的尊重,也让留下来的人学会放下与疗愈。 (Newswire.砂拉越.评论.作者:何晓嘉)
6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