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新机.02】邱莞宜/没被对焦的左眼


医生说这叫“懒惰眼”。我从小就讨厌这个词,明明它已经比右眼多付出了好几倍的力气。
其实那是一场大脑内部的偏心审判。法官早早宣判了左眼的死刑,它嫌弃左眼传输的数据不够锐利,掐断了它的粮草。从此,右眼成了家里的宠儿,负责看清黑板、捕捉流星;而左眼被放逐成了“守墓人”,守着那些模糊的、荒凉的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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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撤销判决,我曾被迫戴上眼罩。起先是胶布的,我依然记得那种痒,像小虫一样爬行。撕下来皮肤像被剥掉一层。后来黑色的海盗眼罩,被男生们抢过,学着电影里歪嘴笑,我便追着他们满操场跑。
汗水洇湿了眼罩的松紧带,一直往下滑。那天下午,我坐在教室里,阳光斜斜地打在黑板上,我一边努力听课,一边不断把下滑的眼罩推回鼻梁。那个推眼罩的动作,是我童年最笨拙的抵抗。
家里那台灰蓝色的按摩仪,我戴着它,以为能震碎左眼里的迷雾。15分钟后摘下来,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还有一台训练仪,像望远镜,眼睛凑上去盯着聚光灯下的动物。机器的边缘冰凉,额头抵在上面能感觉到自己眨眼的频率。右眼总是能准确捕捉狮子的鬃毛、树叶的纹理;左眼只能认出模糊的颜色——一团黄,一团褐,一团绿。
最难熬的是那本华文练习册。三四行的文章,右眼一眼就能扫完,可我要遮住右眼,逼着左眼去“盲读”。窗外的光从金黄变成灰蓝,我固执地不肯开灯。左眼从第一行挪到最后一行,再挪回来。
字迹在纸上晃动,像受潮的墨迹,又像正融化的冰雕。笔尖停在第一个空位上,我在等,等那个字自己浮出水面。我盯着那个“我”字看了两个小时,它不再是横竖撇捺,而是某种抽象画的笔触,是颜料在纸上无意间留下的痕迹。左眼的辞海里,没有文字,只有色块。
妈妈推门进来说:“先吃饭吧。”我摇头。那一刻,我不是在做题,我是在和那个偏心的法官赌气。
后来不遮了。那些赌过的气,并没有拉长任何东西。没有拉长耐心,没有拉长时间,没有拉长左眼看清楚任何一个字的那几秒。功课太多,遮着眼睛看不见黑板。我想跟妈妈说,又怕她真的说“那就不遮了吧”。她在厨房切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此起彼落。我把眼罩收进抽屉里。有时候上学还是会带着,放在书包里,像藏着一个只有我能读懂的勋章。
后来,我学会了用隐形眼镜掩盖一切。
双眼厚度不一,没人看出我有视力缺陷。我表现得和所有对焦精准的人一样得体,一样能看清红绿灯。
它像哮喘的孩子,跑着跑着就掉队了。永远差那么一点。那一点,是距离感,是文字的形状,是走路时右脚踩下去之前那一瞬间的犹豫。不用它的时候,它只是在那里,睁着,接收光,却拒绝翻译。
但我知道,每当夜深人静,或者当我疲惫地闭上一只眼,那个守墓人就会悄悄走出来。它看着右眼看不见的重影,看着那些被对焦功能过滤掉的、虚焦的。
左眼从未真正“晾”在那里。它是我留给这个世界的一道后门。当生活因为太清晰而显得生硬、刺眼时,我可以闭上精明的右眼,躲进左眼那本没有字的辞海里。
在那里,只有颜色在慢慢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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