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悬疑小说教父蔡骏／创作的唯一准则，永远要有新东西

不过，这个“赌约”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踏上悬疑小说创作之路。

蔡骏说，当初写《病毒》时，根本不懂什么是“悬疑小说”，也不知道如何给它定义。因为那个时期，中国的悬疑小说领域仍处在荒芜的空白阶段，大家会更熟悉惊悚、恐怖、灵异和推理小说。

一直到2004年，他认为“悬疑”是最贴切的词汇，可以用来概括自身所创作的作品。无论是书写惊悚、灵异、推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制造悬念——谁是凶手？有没有鬼？主人公最后是生或死？让读者循着线索，一起揭开谜团。

然而，定义又往往会因地域、文化和市场而更动。蔡骏以《生死河》为例，翻译成法文时，法国出版商将其归类为犯罪小说；德文版则被贴上惊悚标签。接着，在欧美国家，由于犯罪小说受众极广，出版商可能会基于市场考量而把作品分类为犯罪小说。

写作之前先把“世界”搭好

少年时期，他经常跑图书馆，尤其偏好历史类阅读，还会逛博物馆，近距离观察古物的纹理与雕饰，并在字里行间刻画这些古物细节和质感。

“如果作品涉及到历史，我很自然地会就运用进去。”他说道。

2017年，他出版了一本悬疑长篇小说《镇墓兽》，融入了古墓历史和奇幻元素。镇墓兽是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陪葬冥器。它的形象是兽面鹿角，专门为帝王将相镇守陵墓地宫，保护墓主灵魂不受干扰。

为了写好这本书，他耗费两年时间搜集资料，研读数百份考古报告和墓志铭，查看上千张镇墓兽的实物照片，以确保自己下笔时，每一处细节都准确无误。

或许与他一丝不苟的性格有关，每次动笔前，他会制定周详的大纲，把“世界”搭好，从情节推进到人物心理动机，逐一铺排，让故事变得有层次和立体。

最近，他刚完成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大纲就接近10万字。面对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历史背景，他反复修改内容结构，梳理好每一个人物、场景、情节的脉络。每个关键段落他也会想清楚——它承担什么作用，能否成为引子？

可是，下笔之后，他未必全用，而会毫不犹豫地删除过半内容。但这种反复打底稿的过程却让他很安心，至少“心里有底”，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

从惊悚悬疑，转向观察社会

蔡骏前后期的作品风格变化很大，他对自己要求极高，每一部作品都要有新鲜感和力求突破，“作家能做的是不重复之前的创意、想法和结构，永远要有新东西。”

早期，他偏重惊悚和悬疑的写法，直至2011年，他转向社会派悬疑小说，推出《谋杀似水年华》。有分析说，这本书是蔡骏的转型代表作，亦开启了中国社会派悬疑小说的先河。

在作品里面，他会把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融入到小说情节，更强调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描绘，让人物和读者之间有情感共鸣。

“社会派悬疑的说法最早是从日本来的，很早以前（1950年代），有几位日本作家写出很多这样的作品，主题都是为了揭示社会和人性的问题。他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设计一个精妙的犯罪案件。”

他补充说，社会派悬疑相对来说更接近于真实的案件，案子没那么复杂，但就更凸显个体命运和社会问题。然而，这个难度很高，需要阅读很多资料，去构筑整个作品的时代背景。

当问到转换跑道会不会担心流失一些粉丝，他说，既然决定了就去挑战它，完成这个任务。在撰写过程中，他没有办法预测未来，这也是一种悬疑，写了，就交由命运去决定其发展走向。

灵感始终来自生活本身

当问到如何有源源不绝的新创意，蔡骏直言，灵感始终来自生活本身。可能看了某篇报道、某一部电影、读了某一本书，甚至做梦也有可能转化为写作素材。

他拿起桌上的《地狱的第十九层》，接着说，这本书最初只想到书名而已。人们常说十八层地狱，如果多出一层会怎样？正是这样的设问，他才延伸出这部作品的框架。

《偷窥一百二十天》亦是如此，这本书讲述一个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困在20层烂尾楼的楼顶露天围墙里面，有一位神秘人正在偷窥自己。而灵感来源是他恰好在上海一栋楼顶有一个工作室，而楼顶上有个花园。他便开始想像，如果花园四面被高墙封闭，没有出口，而有人困在里面会怎么办？

那么会不会遇到瓶颈？他摇头说，暂时没有，更多是写到一半时，冒出更好的想法，便会推翻之前的构思。他指着《偷窥一百二十天》说，这本书就是这样。但，通常他决定了，就会坚持下去，哪怕会花更长时间。

不满足改编，他选择自己来拍

在新时代，不少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放大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和传播力。蔡骏的作品因叙事感和画面感强，已多次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如《谋杀似水年华》《地狱的第十九层》《荒村公寓》《偷窥一百二十天》。

不过，他认为一些改编作品没有达到他预期所设想的，跟小说差别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毕竟小说要改编成影视作品，（差别大）是必然的。我是不满足于对方拍出来的样子，我觉得可以拍得更好。当然这就涉及了专业方面的事情。所以我愿意自己尝试，也许我会拍得更好。”

此后，他开始涉足影视编剧。2021年创作的《遗忘》曾入围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二批国际合作项目名单，但因疫情缘故不能出国拍摄。直到2024年，他亲自编剧和执导电影《X的故事》，才真正完成首次导演的挑战。

“我觉得对作家来说，当沉浸在这个舒适区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重复创意或套路，对吧？我不希望重复，所以我就一直在不断地跳出舒适区。”

他说，写作和导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小说可以独立完成，而电影是集体创作。他需要跟所有人对话和协作，处理各式各样难题，包括拍摄场景、融资，以及后期等环节。

他仍相信“人类不可替代”

如今，面对生成式AI的崛起，蔡骏并不认为作家会被取代，因为人类有情感、情绪、人生历练、生活的酸甜苦辣，AI并不具备喜怒哀乐的感受。

“我们写小说，写的就是这些部分，你的一生，那些很细微的情感和情绪的表达。不仅是现在，AI很可能在很久远的未来，也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阶段。”

如今，AI撰写的书籍充斥市场，根本难以分辨人类与AI的创作。而这一两年，美国和英国的作家协会有提倡一个概念，用“人类创作”（human authored）的标识，来区分人工创作和AI生成内容。

“我觉得是有需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验证对方作品。你要怎样去实行？哪怕经过AI润饰，你再人为调整，我们也未必能够发现它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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