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k Teoh 张家扬/把小事变有趣,广播如此,生活亦如此


“Blue skies and everything nice.”
——是张家扬收束电台节目的祝福语,至今网络仍见当年的听众说他们记得这句话。喜欢抬头看天蓝?他摇头。“这是很多年前从美国电台听来,我想,它是一个表达祝愿很好的方式,祝你拥有整片蓝天,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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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很多选择背后不必然始于热忱,只是连串刚巧,我们因而记得这把声音。做电台,做配音,“对我来说只是工作,”未经科班训练,成为后来的大马之声。访谈中频繁出现的字眼,是“boring”——嚷嚷生活无聊,新闻无聊,听podcast也无聊。或许喜欢的,是摆脱沉闷,走到无聊的反面;所以有了那些说几次也不厌的电台恶作剧趣事。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陈敬晖
“最近日子挺无聊,好久没做什么特别兴奋的事。”
2月结束剧场演出,手边无多要事,闲等下月进入电影剧组演个小角色。近年少见公开针砭时事,平日依旧关注网络新闻,偶尔在社媒简短发贴,有揶揄也有抨击,太离谱时抛出那句口头禅“Niamah”。现今国内外大小事,战争也好党争也罢,“没有太多让我真正感兴趣。”没意思。“仿佛从纳吉坐牢以来,新闻就不再有趣。”
世间反复上演相似的闹剧,78岁似乎已是看什么都闷。回看自己的生活呢?
上一次感到真正好玩的瞬间,他的思绪飘到10年以前,有次三两好友结伴,从首都骑单车遥遥北上曼谷,“那是真好玩,是最后一件我做过这么好玩的事。”听了莞尔,指向他身上那件粉色T恤,胸口绘有一个卡通骑行者,周围圈住它的字眼是——the pedal explorer,脚踩踏板的探险家。他低头看,嘴巴咕哝,“没错,单车探险家。”
探险家早已不再骑行,改坐电动轮椅移动自己。而日子无聊其实无关身体的困囿。
以前喜欢旅行,“人老了,关于旅行我讨厌的,是移动本身。坐飞机12小时对我是纯粹的折磨。”无法远走,近处也能有好玩的探险。说着说着想起有次跟妻子途经名为Rasa的雪州小镇,“不在计划里,刚好经过,想说不如进去看看。镇上什么也没有,我们停在一间咖啡店,发现有家面摊挺好吃。是这样的小事,其实也可以很有趣。”

反过来说,有趣的其实都是小事。
在电台当DJ那些年,他不跟听众谈论太宏远的事。“做电台,就该谈论那些跟日常息息相关的事,而不是总在谈论世界大事;比如社区里今天发生什么?为什么公寓外的大排水沟总在溢水,搞得到处积水?你知道吗,那间炒粿条档口结业了……”我们关心远方战争,但我们更关心生活范围10公里发生的事。“是这些小事,对我来说,这才是广播。”
吐露这番感悟的广播人,是从电台曾经作为唯一大众娱乐传媒的时代走来。
在角色扮演中练就的语言技巧
眼前日子他说无聊;回溯童年时光,脱口的形容词是孤单。
生于怡保小家庭,年长14岁的哥哥,成年便离家到新加坡工作。想跟别家孩子玩,母亲不放行。“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寻无同龄玩伴,只好自己跟自己玩,怎么玩?
父亲是戏院的忠实观众,每晚都会报到。6岁后张家扬也被父亲拎去看电影,“每晚每晚,周一到周日,管我隔天要上学还是考试,”一直到十六七岁。不挑语种地看,“所以上学前我已学会说英文。”孤单时,他在家里独自演绎前一晚的电影情节,模仿主角说话,“我就这么跟自己玩。”
玩乐中有什么也在悄悄习得。语言的掌握。发音的纯熟。说故事亦是弄假成真的本事。
中五毕业没再升学,漫无目的卖过几年保险。19岁偶然听见电台“丽的呼声”招聘英语广播员,怡保少年搭火车到吉隆坡面试,成功录取,一待就是11年。入行的1966年,电视还未兴盛;在他说来,那是人们尚未将思考交付出去的时代。
“电台工作很有趣,因为可以跟人聊天。那时听众跟电台有更多互动,不像后来他们把心灵和大脑都交给电视,不再思考,也不发声,只是坐在电视前,节目播完就关掉睡觉。电台流行的时代,人们有在真正聆听,也会跟DJ争辩。虽然起初它是单向的交流,”是张家扬让改变发生,“之前没人这么做,当时我几乎是唯一会跟听众互动的DJ。”
成为行业中促成改变的人,是性格使然?“不,全是偶然。”

一次随性发挥与观众拉得更近
离开丽的呼声电台工作,张家扬为广告配音,去电视台播报新闻,创办公司提供移动迪斯科服务,也曾参演话剧、电视剧和电影。1994年,24小时电台Radio 4出现空缺,“有人跟我说,诶,你没事做,为何不去申请,总好过一直坐在家里。”
踏出家门,时隔17年再次on air,晨早9点时段,人却有些生疏。“第一天走进广播间,要选歌来播,看着那些唱片,一首都不认识,怎么办?”瞄到控制台上有份报纸,“我拿来看,头条很有意思(是什么我忘了),把它念出来,再发表我对那个课题的看法。”未想新闻念完,看法说完,电话开始响,“听众也想表达他们的看法。”
于是诞生新的节目形式,电台里不见前例。
“原来听众真的会想打电话来畅所欲言,这才是广播的意义。它应该是双向的,要跟人们对话。大家听电台,是想找人倾诉。”
畅所欲言,在国营电台真能无所顾忌?关于言论自由是紧是松,张家扬并不觉受阻。“当时新闻部长是Mohamed Rahmat,在我印象中是开明的人。他有听我的节目,大家都替我担心,觉得张家扬这家伙批评政府,一定会被解雇;但没有。”节目收听率还不低,“因为听众觉得新颖。”
当年批评政府安然无事,开玩笑反而出事了。
在电台节目里找好玩的事做
早上时段谈论时事,后来主持午夜时段,邀请听众分享鬼故事,反应热烈;这还不够过瘾。
1994年《夜访吸血鬼》电影上映,他和伙伴灵机一动,“国营电台很无聊,我们觉得应该找些乐子来玩,”于是弄假成真,做一集夜访吸血鬼。“我们写脚本,找人拨进电台,公开坦承其实他是吸血鬼,需要鲜血活命,但不杀人,而是喝鸡血——编这样的话;再邀请他上节目,”访问吸血鬼,访了3小时。凌晨3点节目结束,走出大楼,“百多人等在门外,想看吸血鬼的真面目。我们开车离开,他们追在后头。挺搞笑。”
愚人节更怕无聊。“马来西亚很闷,没有愚人节笑话,不如自己来。”鬼点子又浮现——先在报章征求一只会跳舞的鸭子来拍广告,一切照脚本进行,“有人拨来电台,说他找到了,不过得将鸭子放在热板上,蹼烫着了就能跳舞。”玩笑这次弄巧成拙,“大家说我们残忍、虐待动物,”爱护动物协会(SPCA)报警,事件登上隔天各语报章头条,“导致我恶名昭彰,听众写投诉信,责问国营电台怎能允许恶作剧。结果我被停职两周。”
原来开玩笑的人才是那只鸭子在舞蹈,可张家扬不觉烫脚。
“没有胆怯,更接近失望,可能也是难过。马来西亚人就不能开个玩笑吗,这又没什么大不了——我是这么想。”
围困的事不只发生一次。
用声音为国家说话
受惠于国家电影发展局的“马来西亚制造(MIM)”政策,规定所有在电子媒介播放的广告,至少80%必须是本地制作的内容,“所以广告业的人会说,我们用英国导演、澳洲歌手,其他工作比如配音旁白,则交给本地人才。”作为当年为数不多的英语广播员,邀约纷沓而至。
配音酬劳原是一秒一令吉,“配了一阵,我想,他们给导演报酬三四万,怎么配音只有一块钱?不行啦,我要求收费5令吉,”业界排斥居多——“什么嘛,这个张家扬,杯葛他。有好几个月,我再没接到配音工作。”只是市场供需终究不成正比,“他们急需更多英语配音员,”加上越来越多人加入声讨行列,报酬成功调至5令吉,“几年后又提高到10令吉、20令吉。”
好长一段时间,扭开电视电台,听见英语广告旁白,几乎都是张家扬的声音;乘搭马航航班听见安全广播,依然是这把浑厚男声。“大马之声”美称后来牢牢与他的名字并列。
怎么让自己发出好声音?
“讲到声音,是这两件事,第一是音质,有人高音有人低音,那是上天决定的,没法改变;第二是你怎么使用自己的声音,这可以学,学习怎么用声音来表演,表达开心、表达悲伤。如果你拥有这两个特质,你就会是一个好的配音员。”
大马之声或许也是指向,用自己的声音为国家说话。

从未停止表达
再次离开电台,谈论时事的空间移往部落格。“部落格是当时潮流,不像电台有规则要遵守。我想这是一个好的途径,让大众知道我不仅仅是Patrick Teoh,而是身为大马公民想说的话——我的国家发生什么事,统治国家的人做得好不好。”部落格名字就叫Niamah,“是我很常挂在嘴边的字眼,我不是把它当成脏话使用,它只是一个感叹词,”加上3个感叹号,遂成部落格文章的惯用结尾。
部落格后来不再流行,表达的需求没有减退。2020年,张家扬在脸书转贴王室影片,写了一些话,遭民众投报,被捕、面控,让风波平息。对抗沉闷,对抗薄待,指出他觉得理应指出的现象,换来几次围困,没有改变他身为公众人物的态度?
“不会。我认为人们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表达他们相信的东西,而不是担心政府不喜欢所以试图隐藏。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那样生活。”

表达不必然得要重回广播界。
“我相信凡事都有它应该发生的时空。电台已是过去,在那些日子,那是一件好事,人们也喜欢。”那是资讯并不随手可得的时代,电台DJ说的话仿如新知。“如果现在尝试做电台,情况已经不同,我也不该尝试,人们反应已经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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