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扬新闻资料 | NewsC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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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Teoh 张家扬／把小事变有趣，广播如此，生活亦如此

“Blue skies and everything nice.” ——是张家扬收束电台节目的祝福语，至今网络仍见当年的听众说他们记得这句话。喜欢抬头看天蓝？他摇头。“这是很多年前从美国电台听来，我想，它是一个表达祝愿很好的方式，祝你拥有整片蓝天，一切都好。” 如同很多选择背后不必然始于热忱，只是连串刚巧，我们因而记得这把声音。做电台，做配音，“对我来说只是工作，”未经科班训练，成为后来的大马之声。访谈中频繁出现的字眼，是“boring”——嚷嚷生活无聊，新闻无聊，听podcast也无聊。或许喜欢的，是摆脱沉闷，走到无聊的反面；所以有了那些说几次也不厌的电台恶作剧趣事。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本报陈敬晖 “最近日子挺无聊，好久没做什么特别兴奋的事。” 2月结束剧场演出，手边无多要事，闲等下月进入电影剧组演个小角色。近年少见公开针砭时事，平日依旧关注网络新闻，偶尔在社媒简短发贴，有揶揄也有抨击，太离谱时抛出那句口头禅“Niamah”。现今国内外大小事，战争也好党争也罢，“没有太多让我真正感兴趣。”没意思。“仿佛从纳吉坐牢以来，新闻就不再有趣。” 世间反复上演相似的闹剧，78岁似乎已是看什么都闷。回看自己的生活呢？上一次感到真正好玩的瞬间，他的思绪飘到10年以前，有次三两好友结伴，从首都骑单车遥遥北上曼谷，“那是真好玩，是最后一件我做过这么好玩的事。”听了莞尔，指向他身上那件粉色T恤，胸口绘有一个卡通骑行者，周围圈住它的字眼是——the pedal explorer，脚踩踏板的探险家。他低头看，嘴巴咕哝，“没错，单车探险家。” 探险家早已不再骑行，改坐电动轮椅移动自己。而日子无聊其实无关身体的困囿。以前喜欢旅行，“人老了，关于旅行我讨厌的，是移动本身。坐飞机12小时对我是纯粹的折磨。”无法远走，近处也能有好玩的探险。说着说着想起有次跟妻子途经名为Rasa的雪州小镇，“不在计划里，刚好经过，想说不如进去看看。镇上什么也没有，我们停在一间咖啡店，发现有家面摊挺好吃。是这样的小事，其实也可以很有趣。” 反过来说，有趣的其实都是小事。在电台当DJ那些年，他不跟听众谈论太宏远的事。“做电台，就该谈论那些跟日常息息相关的事，而不是总在谈论世界大事；比如社区里今天发生什么？为什么公寓外的大排水沟总在溢水，搞得到处积水？你知道吗，那间炒粿条档口结业了……”我们关心远方战争，但我们更关心生活范围10公里发生的事。“是这些小事，对我来说，这才是广播。” 吐露这番感悟的广播人，是从电台曾经作为唯一大众娱乐传媒的时代走来。在角色扮演中练就的语言技巧眼前日子他说无聊；回溯童年时光，脱口的形容词是孤单。生于怡保小家庭，年长14岁的哥哥，成年便离家到新加坡工作。想跟别家孩子玩，母亲不放行。“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寻无同龄玩伴，只好自己跟自己玩，怎么玩？父亲是戏院的忠实观众，每晚都会报到。6岁后张家扬也被父亲拎去看电影，“每晚每晚，周一到周日，管我隔天要上学还是考试，”一直到十六七岁。不挑语种地看，“所以上学前我已学会说英文。”孤单时，他在家里独自演绎前一晚的电影情节，模仿主角说话，“我就这么跟自己玩。” 玩乐中有什么也在悄悄习得。语言的掌握。发音的纯熟。说故事亦是弄假成真的本事。中五毕业没再升学，漫无目的卖过几年保险。19岁偶然听见电台“丽的呼声”招聘英语广播员，怡保少年搭火车到吉隆坡面试，成功录取，一待就是11年。入行的1966年，电视还未兴盛；在他说来，那是人们尚未将思考交付出去的时代。 “电台工作很有趣，因为可以跟人聊天。那时听众跟电台有更多互动，不像后来他们把心灵和大脑都交给电视，不再思考，也不发声，只是坐在电视前，节目播完就关掉睡觉。电台流行的时代，人们有在真正聆听，也会跟DJ争辩。虽然起初它是单向的交流，”是张家扬让改变发生，“之前没人这么做，当时我几乎是唯一会跟听众互动的DJ。” 成为行业中促成改变的人，是性格使然？“不，全是偶然。” 一次随性发挥与观众拉得更近离开丽的呼声电台工作，张家扬为广告配音，去电视台播报新闻，创办公司提供移动迪斯科服务，也曾参演话剧、电视剧和电影。1994年，24小时电台Radio 4出现空缺，“有人跟我说，诶，你没事做，为何不去申请，总好过一直坐在家里。” 踏出家门，时隔17年再次on air，晨早9点时段，人却有些生疏。“第一天走进广播间，要选歌来播，看着那些唱片，一首都不认识，怎么办？”瞄到控制台上有份报纸，“我拿来看，头条很有意思（是什么我忘了），把它念出来，再发表我对那个课题的看法。”未想新闻念完，看法说完，电话开始响，“听众也想表达他们的看法。” 于是诞生新的节目形式，电台里不见前例。 “原来听众真的会想打电话来畅所欲言，这才是广播的意义。它应该是双向的，要跟人们对话。大家听电台，是想找人倾诉。” 畅所欲言，在国营电台真能无所顾忌？关于言论自由是紧是松，张家扬并不觉受阻。“当时新闻部长是Mohamed Rahmat，在我印象中是开明的人。他有听我的节目，大家都替我担心，觉得张家扬这家伙批评政府，一定会被解雇；但没有。”节目收听率还不低，“因为听众觉得新颖。” 当年批评政府安然无事，开玩笑反而出事了。在电台节目里找好玩的事做早上时段谈论时事，后来主持午夜时段，邀请听众分享鬼故事，反应热烈；这还不够过瘾。 1994年《夜访吸血鬼》电影上映，他和伙伴灵机一动，“国营电台很无聊，我们觉得应该找些乐子来玩，”于是弄假成真，做一集夜访吸血鬼。“我们写脚本，找人拨进电台，公开坦承其实他是吸血鬼，需要鲜血活命，但不杀人，而是喝鸡血——编这样的话；再邀请他上节目，”访问吸血鬼，访了3小时。凌晨3点节目结束，走出大楼，“百多人等在门外，想看吸血鬼的真面目。我们开车离开，他们追在后头。挺搞笑。” 愚人节更怕无聊。“马来西亚很闷，没有愚人节笑话，不如自己来。”鬼点子又浮现——先在报章征求一只会跳舞的鸭子来拍广告，一切照脚本进行，“有人拨来电台，说他找到了，不过得将鸭子放在热板上，蹼烫着了就能跳舞。”玩笑这次弄巧成拙，“大家说我们残忍、虐待动物，”爱护动物协会（SPCA）报警，事件登上隔天各语报章头条，“导致我恶名昭彰，听众写投诉信，责问国营电台怎能允许恶作剧。结果我被停职两周。” 原来开玩笑的人才是那只鸭子在舞蹈，可张家扬不觉烫脚。 “没有胆怯，更接近失望，可能也是难过。马来西亚人就不能开个玩笑吗，这又没什么大不了——我是这么想。” 围困的事不只发生一次。用声音为国家说话受惠于国家电影发展局的“马来西亚制造（MIM）”政策，规定所有在电子媒介播放的广告，至少80%必须是本地制作的内容，“所以广告业的人会说，我们用英国导演、澳洲歌手，其他工作比如配音旁白，则交给本地人才。”作为当年为数不多的英语广播员，邀约纷沓而至。配音酬劳原是一秒一令吉，“配了一阵，我想，他们给导演报酬三四万，怎么配音只有一块钱？不行啦，我要求收费5令吉，”业界排斥居多——“什么嘛，这个张家扬，杯葛他。有好几个月，我再没接到配音工作。”只是市场供需终究不成正比，“他们急需更多英语配音员，”加上越来越多人加入声讨行列，报酬成功调至5令吉，“几年后又提高到10令吉、20令吉。” 好长一段时间，扭开电视电台，听见英语广告旁白，几乎都是张家扬的声音；乘搭马航航班听见安全广播，依然是这把浑厚男声。“大马之声”美称后来牢牢与他的名字并列。怎么让自己发出好声音？ “讲到声音，是这两件事，第一是音质，有人高音有人低音，那是上天决定的，没法改变；第二是你怎么使用自己的声音，这可以学，学习怎么用声音来表演，表达开心、表达悲伤。如果你拥有这两个特质，你就会是一个好的配音员。” 大马之声或许也是指向，用自己的声音为国家说话。从未停止表达再次离开电台，谈论时事的空间移往部落格。“部落格是当时潮流，不像电台有规则要遵守。我想这是一个好的途径，让大众知道我不仅仅是Patrick Teoh，而是身为大马公民想说的话——我的国家发生什么事，统治国家的人做得好不好。”部落格名字就叫Niamah，“是我很常挂在嘴边的字眼，我不是把它当成脏话使用，它只是一个感叹词，”加上3个感叹号，遂成部落格文章的惯用结尾。部落格后来不再流行，表达的需求没有减退。2020年，张家扬在脸书转贴王室影片，写了一些话，遭民众投报，被捕、面控，让风波平息。对抗沉闷，对抗薄待，指出他觉得理应指出的现象，换来几次围困，没有改变他身为公众人物的态度？ “不会。我认为人们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表达他们相信的东西，而不是担心政府不喜欢所以试图隐藏。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那样生活。” 表达不必然得要重回广播界。 “我相信凡事都有它应该发生的时空。电台已是过去，在那些日子，那是一件好事，人们也喜欢。”那是资讯并不随手可得的时代，电台DJ说的话仿如新知。“如果现在尝试做电台，情况已经不同，我也不该尝试，人们反应已经不一样。” 更多【人物】：前皇家空军沈荣华／退役后也要做喜欢的事被马压过也被马成就，叶谋顺半世纪的驭马人生画家邱昌仁／画出人与城市的联结

3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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