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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团追梦回到本土创作，邬凯名等待下一次绽放

邬凯名躺在老家沙发上，思绪倒回10年前。21岁的他，拖着行李只身飞往韩国追梦，熬过无数练习与等待，终于以K-pop男团IN2IT成员身分出道。新歌在YouTube突破百万观看，粉丝欢呼应援，站在舞台灯光下，格外耀眼。然而不到3年，合约结束，团体活动停摆，一切戛然而止。 “我好像发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出道前我住在亚庇，回来后还在这里，躺在同一张沙发，看着电视里的其他艺人表演……其实是蛮煎熬的。” 报道：本报李佳憓、张丘艳摄影：本报黄安健、部分照片取自受访者社媒人们或许对“邬凯名”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提起Isaac Voo，不少韩国流行音乐（K-pop）粉丝都会认得，他是马来西亚首位韩团出道的成员。 K-pop席卷亚洲的那些年，正是Isaac充满热血的中学时期。电视播放着韩国偶像团体的音乐劲舞，他和朋友亦步亦趋地模仿。家人都爱唱歌，唯独性格外向的他喜欢跳舞，一直到中学毕业、步入职场，对舞台表演的热爱始终未减。 21岁那年，朋友邀他一起飞到韩国参加K-pop舞蹈比赛，“我只是去当他们的伴舞，比赛结束后，我就跟朋友说，你们先回去，我想留在韩国。” 那是他第一次擅自决定留在陌生城市生活，没问过父母同意，甚至不知道该住哪儿。幸好当地有同乡照应，带着他一点点熟悉节奏繁忙的首尔。 “我才知道，原来这里有好多经纪公司，几乎每天、每个星期都会办试镜活动。” 开始一次又一次的试镜当时正值韩国政府大力推动流行文化输出，K-pop产业爆发式扩张，大大小小的娱乐经纪公司林立，没有数千间也有数百间，纷纷通过筛选和培训练习生，推出偶像组合。试镜资讯公开挂在网上，让许多怀抱偶像梦的年轻人跃跃欲试。 Isaac也是其中之一，一有时间就四处跑经纪公司，填表、排队，前后试镜了十多次，包括SM娱乐、YG娱乐、Big Hit等知名公司。有一次在SM娱乐试镜，评审让Isaac轮流展示歌喉、舞蹈和即兴。“但当时我唱歌不好，也完全不会freestyle。”就在面试快被中断时，他鼓起勇气，用韩语请求再给一次机会：“可以让我再跳一段吗？我准备了一个性感舞蹈。” 完成精心准备的“性感”动作后，现场先是一阵沉默，随后爆出笑声。因为在评审看来，这段舞一点都不性感！但也正是这种反差，让Isaac在数千名试镜者留下印象，顺利闯进下一轮。才华横溢的试镜者多不胜数，经纪公司在挑选练习生时，不只看才艺，也会考量人物的独特性，可以是个性有趣、综艺感强，或者某种能让人记住的气质。Isaac的第二轮试镜在新加坡进行，他坦承自己没把握好机会展示歌唱实力，遗憾止步于次轮考核。 “我记得我走出SM大楼时，有个女生突然跑过来，叫我去FNC娱乐（CNBLUE男团所属公司）面试，说他们正在筹备一支男团。”但后来因身高条件不符，机会再次擦肩而过。一次次试镜，一次次落空，出道的梦忽近忽远。在他决定要放弃的时候，命运又悄悄给他打开了一扇窗。抓住最后机会，看见偶像产业真实一面 2016年，韩国电视台Mnet推出的全新选秀节目《少年24》公开招募。Isaac在截止日当天匆匆递交报名表，忐忑的心情在接到节目组来电、确认成功入选的那一刻变得雀跃不已。这是Isaac给自己的最后机会，如果再失败，他就马上买机票回沙巴。赛制是残酷的。节目组从5500名无经纪公司背景的报名者中，选出49人，分成7组进行淘汰赛。在多轮舞台表演中，由评审与观众投票争夺24个席位。Isaac一路晋级，开始了密集的海内外巡演。 “在团体还没正式出道前，我们就已经做了260场巡回公演。”公演活动结束后，节目组再从中选出9人组成男团IN2IT，2017年正式出道。从选秀节目开播至团体成形，历时约一年半。Isaac以决赛第6名之姿，终于梦想成真站上出道舞台，成为队内唯一外籍成员。镜头内外，都想做自己 “当时的环境很竞争，节目秒数就只有那么长，很多人都想要抢镜头，尽量表现。” 这让出生于马来西亚、习惯较为松弛生活的Isaac一度不太适应，也逐渐看见偶像产业更真实的一面：镜头前后的模样，存在不同人设、定位、包装策略，审美与外貌调整，也早已是行业常态。 “我会觉得很累，所以希望无论在镜头前还是镜头外，我都可以做自己。” 相比大型经纪公司，他所属的公司对成员限制不算太严苛，没有过度强制人设包装。但成为偶像这条路依然充满高强度竞争和压力，难免被误解、被比较、被忽略。他常常在练习结束后，独自慢慢走去地铁站，安静地消化这些不安情绪。回望苦甜交织的日子，他在社交媒体写下日记：“要在二十多个人里面被记住，不是靠运气，是靠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磨到剩骨头；每天像无头苍蝇一样撞，撞到怀疑人生，又逼自己第二天继续站起来。” 韩国合约结束，焦虑袭来 IN2IT男团延续选秀时期的人气，收获不少海外粉丝支持。音乐作品上线各大数位平台，也累积突破百万观看率。当大家期待团体事业能走上“花路”时，不到3年，公司在2020年1月与IN2IT全员结束专属合约。随后，韩籍成员陆续入伍服兵役，团体活动暂停，只剩Isaac一人。 “刚好我的签证也快到期，所以就先飞回亚庇。” 回到马来西亚后，Isaac陷入“不知道要做什么”的焦虑。偏偏又遇上冠病疫情，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待在家里，一待就是一年。“我真的不懂自己要做什么。”Isaac回想当时内心的挣扎说。在韩国生活与工作的几年里，所有事情都被安排妥当——出道歌曲、拍摄流程、MV镜头走位，甚至吃饭时间、练唱时间，全都列在满满的行程表里，“公司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需要太多个人想法。” 年近三十而立，这在社会普遍定义事业稳定的年纪，Isaac却突然一下子“无事可做”，生活闲空了下来，多了自由，反而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即使后来到吉隆坡发展，2022年加入亚洲新媒体娱乐集团WebTVAsia的子公司铁人娱乐，先后推出了两首单曲《TIME BOOM》和《SINGA》，这种迷茫感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是比较喜欢工作的人，如果一直这样子慢下来，我会开始焦虑和紧张。” 马韩两地的流行音乐产业还是有显着差异。Isaac认为，韩国的娱乐产业相当成熟，技术和制作精细，从拍摄到后制都非常严谨；马来西亚则相对高自由度，创作空间更大，也更愿意接纳艺人的想法。环境转换后，Isaac花了一些时间重新认识自己，学习跟团队讨论歌曲方向、MV镜头设计与舞台呈现，把自己的想法一点点放进作品里。 “我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但突然间，脑袋里又冒出很多想做的东西。”他觉得这种矛盾的状态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让我自己也成长了起来。” 在韩国的经验不是创作上的包袱回到本土创作，有人问，既然要打开马来西亚市场，为何不干脆抛弃掉K-pop的影子？ “为什么要丢掉，这是我的经历，也是因为K-pop，才让更多人认识我。”Isaac对音乐的理解，是从K-pop文化开始建立。对他而言，这些从来不是音乐创作上的包袱。他尝试把韩国训练的经验，融入自己的新创作，也会跟拍摄团队讨论更好的机位与呈现方式。与此同时，他希望以自己理解的音乐，让更多外国粉丝看见马来西亚，听听我们的语言文化。 2022年，Isaac推出第一支马来单曲《TIME BOOM》时，就有美国粉丝留言觉得马来语很有趣，还学会了用“sangat kacak（很帅）”表达赞赏。目前，他的作品主要面向受众最大的马来市场，在马来圈子里逐渐累积关注。未来，他也希望尝试推出华语歌，这是他想挑战的新方向。希望可以有下一个Title 谈到自己身上“大马首位韩国出道的男团成员”的标签，Isaac并不觉得有压力，反而蛮开心他的人生中有这样一个称号，“当然我希望可以有下一个Title（头衔），今年也希望可以再有新作品跟大家见面。” Isaac还在追梦，也在寻找自己。如同2025年推出的《SINGA》，他借歌词回看自己从沙巴到韩国的经历，用狮子的意象形容力量、自信与信念： “我的世界蜿蜒曲折，如果想做，就试试吧！每个人都很匆忙，很多人刚认识我，他们不懂我的力量；我是一头狮子，听听我的咆哮吧！” 走过更大的花花世界，如今的他在沉淀，用自己的节奏，等待下一次绽放。更多【人物】：作家夏妙然／细说香港乐坛那些年作家刘震云／我的作品里没有小人物中国悬疑小说教父蔡骏／创作的唯一准则，永远要有新东西

2星期前

作家刘震云／我的作品里没有小人物

少有纯文学作家如刘震云，在流媒体和影音平台上有许多不同侧面碎片，在年轻世代间流传，松动文学身分的肃穆脊椎，用机锋冷幽默为冰斧，破冰影音世代与严肃文学的壁垒。报道：本刊特约陈燕棣摄影：本报黄玲玲刘震云第二次来马，在不算广沃、几近冷僻的文学偏域城市，海外华文书市文学讲座却挤满背景各异的观众。问答环节时大众踊跃举手，发言不一定攸关文学，有乡愁的倾诉、子女未来探路，也有以别的名家（莫言）为题，半玩笑挑衅的趣问，还有一个随年轻儿子而来的母亲，问小说家，其人其作品，何者更有魅力？观众不聊文学奥义，似乎也不若求索者渴求解套，小说家从容智巧的回应，半满足观众追星心态，半若友伴般聆听杂聊，这样的素朴身姿已然无需作答——作家其人与作品，在不同分层的读者群体中，都各有魅因，而那多半是，生活的，也是文学的，幽默的赋魅。荒谬的幽默来自生活里的哲学以幽默著称，但刘震云作品里的幽默，是生活淬毒、腌浸过酸苦，想哭却莫名笑了出来，无法一眼望穿海底的，荒谬中的道理。写人物、写幽默，之于他，是荒谬生活里哲学的反推。作家先以浅显的网络爆梗为例——油条涨价，因为牛肉涨价了；卖油条的爱吃牛肉，所以调高油条售价。“牛肉涨价关乎这个油条什么事啊，是吧，这有道理吧？”看似荒谬的“道理”，他笑说，“用哲学的反推”，一切又合理了，荒谬是生活的底层逻辑，世界在奇怪的拐弯处相连，空降幽默，“这个幽默有时候就是从道理背后那个东西给产生的。” 这些反推的幽默，是拴系人与人关系的生活，“你光语言的幽默没用，耍贫嘴说脱口秀可以，说相声可以，但是对文学作品没用。”他说，人物关系的幽默、背后道理的幽默，才是深层的幽默——文学的幽默。一如《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想到桃林上吊，绳子搭在树上，扫下一地桃花，像个凄丽的结局，但桃林主人出来劝阻——桃林死了人，桃子就滞销，真的想寻死，不如到对家的果园去。一场悲戚的死亡谋划，撞上写实的生意算盘，“这个说得很正常嘛，但是这种人为结果，就形成幽默了。”看似合理且写实，却也异常荒谬，行到水穷处，幽默横空出世，文学诞生了。生活兵荒马乱，但小说能指认出道理的经纬度，“有时候文学中的作品，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它跟生活中不一样的，它可能会有道理和哲学的含量。”这样的幽默即便翻译成不同语种，纵使“这里面道理挺深奥的”，但也是普世能懂，因为这样的幽默，既深入，也浅出，小说家补充，“凡事的话，道理的幽默，它放射出来的，反倒是最浅显的”。比如李雪莲一状告了20年，逢大事就闹，公家单位怕了她，处处盯瞧，后来她到东北奔丧，回程遇上春运，买不到车票，“那怎么办呢？她突然在北京站举了个牌子”，告状牌一举，警察立马出动，派人把她送回老家。刘震云分析，“那大家看到这，都笑嘛，不复杂，但里面的原因很复杂，这个道理——有时候越深入，有时候可能会越浅出，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哲学。” 小说中每个存在皆平等评论定义刘震云，常以“书写小人物的作家”归位，但他纠正：“生活中有小人物，我作品里没有。”那些活得窝囊、琐碎、被生活来回抽打，又犟又苦的群体，似乎活着就该属于“小人物”阶层，但对他而言，“他们可能在生活中是小人物，但是到我作品里的话呢，他都是大人物。” 他举《一地鸡毛》的小林为例，“他最大的特点是，今天跟昨天一样，明天跟今天又一样”，乍看之下，“确实街上每一个人物都是这么生活的”。这个仿如芸芸众生里复制粘贴的小个体，对世界事物秩序排位，有他自己的认知，“他的认识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认为他们家豆腐馊了，比电视里八国首脑峰会更重要，这一点的话，他就不是小人物。” 琐碎的日常也能撑起一部史诗在不同的生命价值里，真正形构人生的，或不是世人眼中宏大的事，而是那些细小、黏滞、日复一日的琐碎细项。《咸的玩笑》中，主角杜太白一辈子没去过巴黎纽约伦敦，却为儿女侄子取名“巴黎、纽约、伦敦”。这看似玩笑的名字，原型真有其人，脱胎自家乡表弟的孩子，刘震云取此生活惊艳创念，赋予角色看似普通，实则也不普通的“大人物”境遇：巴黎是个修车老板，娶了大20岁的老师，刘震云说，“跟马克龙一样”，巴黎跟法国总统一样不畏世俗目光，是小说家赋予的“大人物”壮举；纽约喜欢女生，公开出柜，在延津小城不畏议论，也如大人物般“大胆”。这些“大人物”行径，若位移欧洲，则“在纽约不大，在巴黎不大，但因为写的是延津嘛，那它确实就大了。”文学重新排位人物生活的大小位阶，照见他们在底层里破格的挣扎与勇气。而小说家的可贵，或在他从不俯视这些日常。 “作者写每一个人物，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小人物来写，那首先采取的就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一定就是写得会特别的幼稚。” 生活有阶层之分，小说中每个存在皆平等，“这些生活中的阶层，到了文学作品中，不一定代表他们见识，地位高的人见识并不一定高。”这些长相普通、汲汲营营，随时会被时代吞没的人，他们的烦恼，都和总统的烦恼一样巨大；每个人的执念，也如大人物般，足以撑起一部史诗。 “生活中的大人物，他们有好多事，你觉得不可笑吗？你看一看各国的总统，也很可笑啊，而且他们的做法不幼稚吗？很幼稚，但也成立啊，这不也是幽默和喜剧吗？” 替人物发声不一定是好事之于小说家而言，创作者对人物的喜欢，奠基了写作的初衷。 “其实真正的作者，要写这个人物的话呢，他是非常喜欢这个人物、非常热爱这个人物、非常赞同他的认识。当然这样的人物，未必都是正面的人物。哪怕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这个恶贯满盈和生活中的流氓，也是不一样的。” 他说，“这是一个作者创作的开始。” 他看人物众生平等，不定义谁可悲、不煽情怜悯、不批判谁该死，稀释知识分子、造物者的高处俯瞰与优越感，也甚至，不“替他们发声”。他打趣说，美国总统帮人说话，是“真管用”，作家可不一定，“没谁需要你帮他说话”。比起替人物发声，他更重视聆听，那些生活中想不到、想不通，以及“被生活落下的那些道理，可能在你的书里出现了。” 发现这些崎岖生活里的洞见道理，或人与人摩擦迸发的幽默，是聆听。小说家说，有一次到访阿姆斯特丹交流，荷兰女读者分享说：她原以为中国人“跟兵马俑一样，面无表情，不会说话，也不敢说话”，但李雪莲坚持了20年的告状，改变了她对中国的看法。而让她动容的是，李雪莲为了名声申述20年，但无人听其说话，她只能对家里的牛说话，女读者说，“这头牛听她说话的时候，还有一头牛也在那听她说话”，另一头听人话的牛，即是作者刘震云。他聆听这些底层的声音，没有咆哮嘶吼他们的苦难，也不浪掷慈悲和批判。在他看来，人物间的纠葛关系，“会有一些量子的纠缠”，书中人物的悲喜际遇，“有时候是人物结构自己衍生和演变出来的。它并不是不合理，如果不合理的话，你硬是这么组织人物关系的话，那这个作品会非常失败。” 是以作者、生活中的人物与作品中的人物，形塑他口中的“哲学的关系”，因为“生活中的人物永远成不了作品里的人物。作品里的人物跟生活中的人物，看似是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中间的话，它就有另外一个哲学关系，就是作者。” 不用刻意观察生活位居其中斡旋的作者，时刻聆听，让道理在小说中诞生。但跟大众想像的不同，刘震云不刻意观察生活，因为，“生活自然会走向你”。“我没有刻意的要去观察生活，要去跟好多人聊天，要得到素材来写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太功利了，太刻意了，一定写不出好作品。” 生活从不跟人商议，它时刻扑面而来，“你就是拒绝生活，生活也会扑面而来，生活是走向你的，不是说你走向不走向生活。”他分享，到访吉隆坡与其他城市，不同语种、宗教、族裔，“无意之中都能学到好多东西，你不用去刻意做什么。” 而从生活航渡到文学，并非随意撷取碎片，他对年轻作者的叮咛是，“懂哲学、多看一些哲学书”，因为“有一句话叫工夫在诗外，光懂文学是写不好文学的。” 那些生活里混浊的善恶、千丝万缕的关系，需要哲学梳理其中的奥义，“哲学非常重要，哲学是要把这个世界给说明白”，这即是他广为大众流传的精辟见解：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更多【人物】：中国悬疑小说教父蔡骏／创作的唯一准则，永远要有新东西翟浩然／用文字和影像，带读者重温香港影视的黄金岁月从三星餐厅走出来，蔡都毅Toraik Chua用料理代表身分

4星期前

翟浩然／用文字和影像，带读者重温香港影视的黄金岁月

1980至90年代是属于香港娱乐圈的黄金岁月。四大天王、周润发、张国荣、周星驰、成龙、梅艳芳、锺楚红、张曼玉等等许多艺坛巨星，以及各个经典影视及音乐作品，都是在这个香港流行文化百花齐放的辉煌时期诞生。身为资深娱乐记者的翟浩然亲身经历了那个难以复刻的年代。以跨媒体娱乐说书人的身分与大众分享那些即将被淡忘的光影传奇时，他说，他只是在以观众的身分，带给大家一个回忆。报道：本刊杨兹淇摄影：本报辛柄耀聊起最有印象的第一部电影，翟浩然说，是1976年上映，由许冠杰、许冠文、许冠英三兄弟主演的喜剧片《半斤八两》。“其中有一场戏是许冠文和奸角在厨房打架。”他绘影绘声地说起电影中的场景，仿佛一切历历在目。“真的好好笑。看得很开心，很兴奋。” 在香港大学就读中文与历史相关科系出身的翟浩然，出社会后，第一份工作是当娱乐记者。他坦言，一直以来对影视作品的关注和喜爱，在职业生涯中带给了他很大的帮助。“看（戏）时没想那么多, 完全没想过（以后可以当记者）。”当时，他的志愿其实是当DJ。“我尝试过，但不成功。”于是误打误撞，就进了传媒领域。另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是出书。“我真的只喜欢看电视、电影，我不喜欢看书的。”翟浩然直言，从小到大，没有人称赞过他的写作能力，没想到长大后，写作竟然成了其中一个谋生管道。“我觉得这件事很奇妙。”对他而言，不论是成为记者或作家，都是没特意安排，但似乎是冥冥中注定的事。从写专栏到出书，让回忆有影像说起出书的契机，翟浩然将时间拉回到了2010那年。当了娱乐记者后，他曾辗转到电台、电视台就业。后来再回到报业，总编辑向他提出了书写专栏的想法。 “想将香港的文化流传下去。他（总编辑）的说法是，趁着导演、演员、台前幕后人员还在的时候，请他们口述历史，例如：为什么会有《英雄本色》？” “用新的角度来诉说旧事情”，这是当初专栏诞生的目的。“娱乐这个范畴交给了我。他当时说了一句：你写得好，我会帮你出书。”于是，便催生了8册的《光与影的集体回忆》，以及后来的《光影里的永恒回忆》系列。在书中，翟浩然透过文字和影像，带领读者重温香港影视流行文化的那段黄金岁月。 “里面每一张照片都是我自己选的。”从书的封面到内页，哪一张照片该放大，哪一张该缩小，都出自翟浩然的想法。“照片在我心目中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定想选一些大家没看过的照片。” 比如说，梅艳芳第3张粤语录音室专辑《飞跃舞台》的封面原图，或是张国荣首度公开的“穿崩位”工作照。在写作过程中，翟浩然努力平衡文字及照片的分量。“我很想呈现给观众看，你的回忆是有影像的。” 只要读者有收获，不被记得不重要认真对待的不只有照片，面对访问工作也好，即将出版的作品也罢，翟浩然总是铆足全力，只求面面俱到。记得有一次，在将书籍版样交出去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检查到了凌晨3点。“看完之后，我简直是盲了，眼睛花得看不见东西。我和自己说，行了，算了，如果还是有人告诉我哪个字或照片错了，也算了。” 翟浩然说，这是属于他那个年代的认真。在香港影视从业员的身上，他也看见了同样的坚持。“不到最后一刻，有些导演、监制、演员都不会放弃。” 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坦言，一些巨星的确会有些迷失，没有安全感，“但其实要说的话，他们也只是人类。” 这些人类，便是香港娱乐圈那段黄金岁月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以说书人的身分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故事，翟浩然认为，他所得到的礼遇或掌声并不归属他一个人。“因为我讲解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人物、电影，大家就会格外有兴趣。”对他来说，不被认识和记得，其实不那么重要，最开心的，是听到读者说在书中得知了想知道的事情，想看到的图像。“我觉得我做这件事很有意义。” 我还有很多人想访问这份满足感，也是促使他继续写作的动力。“出书是一个浩瀚的工程。你又要找被访者，又要资料，又要写，又要排版，又要美术，我想起来都觉得很艰巨。” 如果是为了金钱利益，“你是不会做的。”‘回忆’二字，是翟浩然想要的透过书籍带给读者的。也因此，他不在书中做分析，写评论。“我全部都写故事。” 虽然至今，翟浩然已经写了十多本书, 但他说，依旧不够。“做够是不可能做够的。我还有很多人想访问。”他也明白，许多事情的发生要配合时机。“譬如, 到底他（受访者）是否要和你一起做访问，又譬如出版社信不信纸媒这件事,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在影响你做这件事。”因此，他会努力争取, “但是我不强求。” 无论如何，翟浩然已经配好了老花眼镜。“再出书，我应该可以很清楚地看了，尽量不要有错字。”他笑说。能不能继续执行出书计划无法确定，但翟浩然很清楚自己的心意。“我很欢迎它（出书）在我的生命中出现。我很喜欢做这件事。” 最怕自己弄丢了回忆回到自己身上，那些旧时代的光影传奇不仅是观众的集体回忆，也是翟浩然不想忘却的人生经历。 “以前人家说，打麻将可以防止失智症。现在的我觉得，我经常努力记得这些事情，是为了防止自己有这个（失智症）的症状。因为我不想自己没了这些记忆。” 翟浩然说，他很喜欢看到巨星年轻时的模样。“我看张国荣、梅艳芳、刘德华那些明星年轻时的照片，我会有一种开心的感觉。”“风华正茂”，他这么形容。书里记录的，也是他们最漂亮的时候。回想在书展的分享会上，翟浩然不时加快语速，他说，这是因为担心无法在时间内与观众分享所有他想分享的事。每当说起那些台前幕后发生的故事，不论在台上或台下，他也总是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向他提起，他说，“我是观众，我不是作家，所以有那份感情。” 后记当初接下访问翟浩然的工作后，我曾一度陷入忐忑之中。毕竟资料上写着他是“香港娱乐圈变迁的见证者”，担心在作为资深媒体人的他面前，身为后辈的我漏洞百出，要是一不小心行差踏错得罪了他，该如何是好。但到了访问当天，我心中的担忧便彻底消散。见到翟浩然的那一刻，他亲切地和我握了手，并为因拍摄造成时间延误向我道歉。访问开始后，我用生硬的广东话询问他，是否从小就喜欢看影视作品，他毫无保留并肯定地说：“（从小就）很喜欢。” 更多【人物】：从三星餐厅走出来，蔡都毅Toraik Chua用料理代表身分香港作家杨翱／将生活写成书，记录松弛人生下的故事 MBTI授证师雪力 02／你以为的MBTI，或许不是真的MBTI MBTI授证师雪力 01／乱用MBTI，会让大家越来越讨厌它

1月前

从三星餐厅走出来，蔡都毅Toraik Chua用料理代表身分

在50楼的高空上赴一场结合精致餐饮与声光艺术的飨宴──90D限定晚宴派对，现场灯光昏暗，盘中佳肴影影绰绰，桌面上的菜单，菜名走的是北欧极简风，仅列出三两样主材料，简到极致。对此，主厨已事先声明，他不会对菜式做太多解释，他希望客人敞开感官，慢慢品尝，自行探索盘中的味道。餐桌布置也一样简到极致，其中两道菜完全不备餐具，只提供一枚压缩成颗粒的湿纸巾，那是给客人用手抓食后净手用的。散席时，主厨领着厨师团队出场谢幕。顶着米其林三星餐厅主厨光环的他有一张娃娃脸，个子不高，不说话时有点腼腆，开口说话却尽显从容自信。他叫蔡都毅，大家叫他TC，那是他的英文名字Toraik Chua的简称。报道：本刊特约张佩莉摄影：本报林明辉面对面专访时，我们先从晚宴上最让人难忘的一道菜“K.F.C”谈起──没有餐具，必须用手拿着吃的“炸鸡腿”，一咬开，竟然“鲜血淋漓”，当然不是真的血，而是发酵樱桃汁，里面也没有肉，而是用鸡肝、鸡胗和鸡心做的肝酱。那是挑战感官预期、也充满讯息的一道菜。蔡都毅款款而谈：“料理要好吃、让人吃得开心之外，厨师有义务传达一些讯息。马来西亚人爱吃炸鸡，但极少人会用鸡内脏做菜，我在哥本哈根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尊重食材，物尽其用，如果大家只吃肉，内脏要怎么办？！” 他出生在吉打州一个传统家庭，从小到大常吃菜尾和猪肚汤，“以前的人吃剩菜和猪肚，不是因为好吃，而是基于不浪费的精神，现在大家生活过得好，就都忘记了。”至于咬开后的“血淋淋”，他捉狭地眨一下眼，说：“因为肉食者手上都沾了血。” 一道代表身分的菜他喜欢素食，菜单上一定留一道全素，当晚的素菜用了约15种新鲜蔬菜和香草，欧芹、水芹、紫苏叶和帝王乌蓝等扎成一束，抓食时感觉像在吃马来人的ulam，只是沾的不是参峇，而是以豆豉为基底、加牛油果打造乳脂质感的酱汁。第三道菜“东南亚”是蔡都毅的招牌菜，帝皇蟹和鱼子酱沐浴在椰浆、辣椒、香料、痲疯柑等做成的泡沬酱汁里，味道非常南洋，“不管去哪里，我都会做这道菜，它代表了我的身分。” 研发甜品时，他又跟在玻璃市种稻的朋友要了当季的茉莉香米，酿造马来酒酿tapai。说起这一道道的菜品时，他目光闪动，朗朗说道：“我花了10年做别人的菜，现在，我要做自己的菜，烹煮象征自己身分的味道，借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你是谁，不要忘记你是从吉打出来的！” 他想起在哥本哈根学厨时，曾经有位副厨叫他做一道拿手菜给大家吃，他说好，我煮法国菜，副厨谑道，你不是法国人，你是马来西亚人，你应该感觉到羞耻，因为你不会煮马来西亚菜。 “这件事我到今天还记得。”他说得很慢，却掷地有声。买张机票飞去哥本哈根实习蔡都毅是个真性子，面对记者时也不会藏着掖着，他说自己大学时念法律，因年轻好玩，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想找一份看起来稳当的工作，“想到每个人都要吃，当厨师一定不会饿死！” 他于是报读蓝带国际厨艺学院，早上上课，晚上在餐厅打工，不打机，不跟朋友出去玩，埋头苦学，用了一年时间赶上进度。毕业后成了厨师，还不时出国参加烹饪比赛，一次在赛场上遇到实力强大的对手，他钦羡不已，心想，要如何才能像他们一样强？一位同行建议他去第一流的餐厅实习，他茫无头绪，打开电脑叩问谷歌大神，“结果荧幕上跳出Noma的名字，我发电邮过去，不久收到回复说录取了，就买了机票飞去哥本哈根。” 那是2015年，蔡都毅进入曾五度获选“世界最佳餐厅”的丹麦米其林三星餐厅Noma做学徒，2016年转正，一直做到2017年餐厅关门为止。要成为最好的厨师，就一定要付出代价做这个专访时，凑巧Noma爆出大丑闻，创办人兼主厨René Redzepi被指控长期对员工进行肢体与语言暴力，Redzepi被逼公开道歉，辞职走下神坛。蔡都毅从窗外收回目光，缓缓道：“我同意暴力不对，但我也不完全认同吹哨者的观点，他说的，我都经历过，但就看你如何面对。如果你要成为最好的厨师，就一定要付出代价。” 在Noma的那些年，他是吃苦当吃补，“一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最弱的一个，我那批有17名实习生，有来自西班牙传奇餐厅el Bulli的厨师，也有法国米其林三星餐厅Paul Bocuse的厨师，我知道自己比别人落后很多，所以他们走的时候我都是用跑！” 怕我不相信似的，他把眼睛瞪圆，声量提高：“我真的在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工作应付得来，所以在厨房可以很悠闲地走路，我没有经验，我只能靠跑来争取时间，让自己的表现可以更接近他们一点！” 期间有一些人受不了压力离开，3个月后，餐厅只留两位实习生，蔡都毅是其中一位。他不亢不卑地：“如果他们看的是技术和天分，那永远轮不到我，所以，我猜他们是看到我时时刻刻都在跑。下班后，我会留下来偷看厨师烤肉，他们发现了就赶我走，因为怕我太操劳，我说，我想多学一点，我花那么多钱飞过来，少学就吃亏了！” 只拿到别人给的星星还不够离开Noma后，他去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Frantzén，这一次又是当一个不领薪的实习生。 “那年餐厅刚搬新店，星星没有了，要重新争取，这也是我选择Frantzén的原因，因为大家都想摘星，所以你会看到最强最有意志力的一群厨师，在这样的团队里你能学到更多。” 他加入3个月后，餐厅就如愿以偿摘下米其林三星，大半年后，老板兼主厨Björn Frantzén问他要继续留在斯德哥尔摩，抑或去新加坡设立餐厅。他选择了后者，“留下来的话可以当副主厨，可是我不要，我不要人家给我星星，我想自己争取星星！” 2018年Zén在新加坡开业，7个月后摘下二星，大家狂欢庆祝，他却闷闷不乐，“因为我一心要拿三颗星星，现在想起来觉得很笨，应该享受当下才对。”他莞尔。 2021年餐厅终于拿下三星，蔡都毅也从副主厨升上主厨，2025年6月离开Zén时，他已经是行政主厨。离开是因为健康出了状况，“鼻腔做了个小手术后出现感染，不停流鼻涕，医生说要休息半年，不可以进厨房。” 听着就让人觉得惋惜，但蔡都毅不以为然：“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对的时机，在一家三星餐厅久了，你会松懈下来，会偷懒，会没有了上进心。” 鼻子康复后，他应邀去了马尔代夫、香港、澳门、韩国、上海等地做私宴，遇到大型宴飨时就带着从老东家出走的4位年轻厨师一起打拼，一边思考什么才是马来西亚的味道，一边研发新菜。做菜只是一份工作我以为，披着三星光环的主厨都希望拥有自己的餐厅，蔡都毅摇摇头，说那不是他的梦想。那他的终极梦想是什么？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抛出一句：“当富豪。” 这些年来，他看着精致餐饮退烧，面临经营困境，也看到年轻厨师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苦苦挣扎，甚至有人想不开走上绝路，种种的一切，让他学会放下执念。他不止一次强调，做菜对他来说只是一份工作，“其实，我不是那么热爱做菜，也不是那么热爱这个行业，当初因为需要一份工作，刚好选择了厨师，又很幸运地，因为我的坚持和努力，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顿了一下，坦然道： “我就是很幸运，像中了彩票。” 可是，并非每个人都有中彩票的命，“所以，我不希望人家因为读了这篇专访而去当厨师。” 他认真地说：“厨房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杀生，业力很大，工作时间长，薪水低，压力大。” 说起真正想做的事，他思忖了一会儿，说：“我喜欢陪伴太太和家人，我非常享受目前的工作状态，因为不用长时间工作，可以陪家人。我用爸爸的积蓄去读书，改变了人生，所以我很爱我的家人，我特地去学高尔夫，就是为了陪爸爸打球！” 采访末了，他有点自责又带点同情地看着我，说：“很抱歉，我不知道你要怎样写，但我不介意你写下我的看法。” 没事，我如实报导就好了。蔡都毅接下来会做些什么，我也非常期待。 90D 限定晚宴派对 4月1日至8月2日，逢星期三至日，设宴于吉隆坡Conlay by E&O高级公寓的50楼，详情请参阅thisis90D.com。更多【人物】：香港作家杨翱／将生活写成书，记录松弛人生下的故事 MBTI授证师雪力 02／你以为的MBTI，或许不是真的MBTI MBTI授证师雪力 01／乱用MBTI，会让大家越来越讨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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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杨翱／将生活写成书，记录松弛人生下的故事

长期关注蔡澜动向与熟读他作品的粉丝或许听过杨翱，他自2011年起担任蔡澜助理，亦经常与蔡澜到处出差工作。疫情期间随手写的生活记录也在蔡澜的鼓励下集结成《过有松弛感的人生》一书。十多年间对他而言潜移默化了些什么影响？他自己又是如何定义“有松弛感”的人生呢？报道：本刊辜嘉荣摄影：本报林泓川该怎么介绍杨翱？搜索他的名字出现的总是“蔡澜的助理”，但除此，他还是谁呢？杨翱来自香港，90年代的香港。他当时的娱乐基本就只有阅读，金庸、倪匡、日式漫画成为他小时候的玩伴。这个习惯延伸至中学，这时开始接触散文。第一次对现代散文有兴趣，是源于某一趟从香港坐船到潮汕的过程。在船上碰巧读到蔡澜的《老澜游记》系列，说着蔡澜与金庸在北欧坐邮轮的体验，感觉自己身历其境。悠闲的生活和惬意的文字成为杨翱阅读心头好，因为太严肃、谈时政的，他不那么感兴趣。自此，杨翱总会阅读蔡澜的文章，更在后来频繁与蔡澜在微博中交流，埋下担任助理的契机。大学时期的两次退学杨翱只要喜欢一件事，似乎总会尽全力想要完整了解所有的细节。高中时杨翱选择了文科，喜欢苏轼和李白两位作家。他翻遍传记、结合历史事迹，写了以苏轼形象为主题的文章，参赛获得冠军。熟悉了文史哲，其他文科知识也较容易上手，高考托两位作家的福，让他获得进入香港大学文学院的资格。然而因家庭情况，他必须先放弃升学。打工几年后，当时一所补习学校的校长知道他成绩很好，建议他先去完成大学学位，回来保证有高薪。“大学对我来说，我很向往，很向往，因为我没有完成大学学业……” 话锋一转，“但，大学对我来说，又只不过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满足这个（未实现的）愿望，拿一个身分。在大学里，我觉得学不到什么，只要你肯读书，也会学到很多中文系会学到的知识。” 因此当他正式进入大学后，却又再一次退学，不过这一次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工作。蔡澜请他担任助理，能随着欣赏的作者办事，他没多想就答应了。杨翱想体验的不过是唱歌、饮酒、交朋友，这种大学生难以复制的乐趣。退学前最后一个月，也算是体验了一番他眼中的“大学生活”。那他担任的补习老师呢？“其实我不喜欢当老师，不喜欢教人，不喜欢用自己的观点影响别人。每个人都有独特个性，所以也很怕人家逼我做事，我也不会这样对别人。”管好自己，随自己所想的事情而行动，这点似乎又与蔡澜不谋而合。找到让自己“松弛”的兴趣冠病疫情有人闷得发慌，杨翱却在这段期间开发许多新习惯。他笑着说：“疫情无聊嘛，你除了和老婆生孩子也没其他可做了，那就写些文字吧。”杨翱开始将自己的生活记录在微博上。虽然久未书写，但毕竟常有阅读习惯，写成书对杨翱而言并不算太难。 “其实文章都是由字组成，字变句、句变段、段变章，再将章节变为书，没什么特别不一样。万丈高楼从地起，先开始写吧。”甚至，他一开始并没想到要出版成书，这是当作日记记录，累积下来也已超过两百篇。杨翱也喜欢烹饪，书中第一章就以“杨翱家宴”为题，记录他准备宴会美食，招待亲友的过程。内文将食材准备过程细细说明，例如炸猪油渣时在空气炸锅放上两片姜和一把葱白的细节、烹饪步骤、鱼肉前置处理等都有说明。虽然书中没有配图，但顺应文字想像，仿佛就是简易版的食谱。第一个矛盾内容突然出现，“超市里有很多速冻手抓饼……”、“如果客人能吃辣，我会煮一包辛拉面……”，怎么对烹饪讲究的他又会选择冷冻食品和泡面呢？ “我不觉得这是降低要求。我会买很多靓牛肉煮汤底，再拿来煮公仔面。”手抓饼他也会配上马苏里拉芝士和西班牙香肠片，连叫外卖也会在不同店面选择该店家的招牌，拼凑成一顿大餐。才读完第一章，就感觉到他的生活貌似与书名中的“松弛感”格格不入，烹饪，尤其那么讲究细节地烹饪，不轻松吧？不想下厨的理由之一或许就是懒惰备料和收拾，但杨翱反而解释，“其实我们都一样，你觉得煮麻烦，我觉得开车去吃也很麻烦，不喜欢塞车带给我的麻烦，所以就自己煮咯。” “煮东西吃，不是什么高科技，试一次、两次，你大概会知道自己的口味是什么。而且我也没什么注重细节，对比没下厨的人可能看起来注重，但对比起餐厅，连油温都要控制多少度，而我没有。” 杨翱或许只是将烹饪当作他的爱好，对研究其细节感兴趣，才会在外人看来对待烹饪格外认真。这个性格也在他的另一个爱好——赛马中展现。“马儿的过往成绩大家都知道，但为什么赢，却不一定。” “比如有些马，它的屁股尾巴绑着一条红绳，代表火气大、会踢人，但有些马绑了红绳就会赢。这些就是细节，就好像玩侦探游戏，有时对有时错，错了检讨就好。” 兴趣能让人变自信杨翱认为，人最重要是找到一个兴趣爱好来发展。“人很多焦虑就是因为时间很多但钱太少，找到有兴趣的事情好好研究，至少帮你解决一半的问题，只需要想怎么赚钱。” “兴趣爱好就算不一定能转换成工作，但有了这个底气，你的人也会自信很多。”杨翱目前已有其他正职，但并不会放弃自己喜爱的烹饪、赛马和写作。新书替蔡澜记下那些年这次来到第20届海外华文书市香港馆的分享会，他亦透露自己即将推出的新书──《我在蔡澜身边的那些年》。或许会对书名有点印象。杨翱说这就是借鉴蔡澜作品之一《在邵逸夫身边的那些年》。“蔡澜说过他自己不想出自传，因为自己写是不会写自己的坏话，别人写又有很多事情不比自己清楚。” “他生病期间我就问他不如写一本这样的书，他还说‘快点写啦，不要等我走了才写’，我开玩笑回他‘我怕写的时候有什么得罪你的我就不能写进去了’。我也希望一直都不需要写这本书。” 杨翱总觉得蔡澜教会他很多事，其中最重要的原则莫过于守时和维持整齐的打扮。“守时和有打扮，就是你看重、尊重这场会面的体现。蔡澜经常提早抵达15分钟，我就会再提早15分钟。”这两个原则背后是希望尽可能不造成其他人的困扰，而因此严格要求自己。蔡澜式的相处之道蔡澜与杨翱的关系是好得可以互相开玩笑的程度。“一次，蔡澜来马觉得酒店的白色床单还蛮美的，我还回他，医院的床单不也是白色，又不见你喜欢。”但，即便那么密切的关系，蔡澜还是会对杨翱大发雷霆。 “有次到杭州，下楼打包晚餐给他，放下食物后就离开了房间。后来，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夹杂粗口骂我为什么没洗澡进他房间，臭死了。”杨翱还为此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狐臭，但自己也闻不出。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孜然粉的味道让蔡澜误以为是汗臭味。而杨翱也有这样的性格。“我对不熟悉的人随和，因为不熟悉，所以对你没有要求。我可能对我两个女儿和父母是最严格的，对他们有期望，所以会对他们不听话时感到不耐烦。”比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想，杨翱更像是“严以律熟人，宽以待生人”。从他分享的故事内容，不难看出这多少受到蔡澜的影响。揭开镜头背后的蔡澜谈回即将推出的新书，主要是为了记录不同于我们表面见到的蔡澜。电视上他嘻嘻哈哈、吃喝玩乐、环游世界，“他常说把不开心的事放在保险箱踢下海，但谁负责把保险箱搬去海边，不就是我咯。”杨翱想将真实的蔡澜记录下来，这就是这本书想要达到的目的。镜头背后蔡澜的生活都有什么？“大家都知道蔡澜到过日本留学，但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怎么生活。例如他打过什么工，这份工我相信你们没人想得到，是一份高收入、体力劳动、无法一个人完成的工作。” 分享会的听众面面相觑……垃圾工人？清道夫？“没人猜到我就开估啦，是到公寓里，老人家离世后他负责搬尸体。把尸体从楼上搬去灵车。”当人需要生活时，你会如何用你的智慧解决，这是杨翱想要透过记录他眼中的蔡澜传达给读者的故事。更多【人物】： MBTI授证师雪力 02／你以为的MBTI，或许不是真的MBTI MBTI授证师雪力 01／乱用MBTI，会让大家越来越讨厌它 RASA品牌总监陈爱玲／拆解香料个性，传承香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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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A品牌总监陈爱玲／拆解香料个性，传承香料故事

打开陈爱玲的社交平台，映入眼帘的是她走访世界各地探寻香料的点滴记录。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发现当地独特的香料，她总会第一时间发文与网友分享。她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香料也一样。报道：本刊刘紫晴摄影：本报黄玲玲、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来自马来西亚、现居台湾高雄的陈爱玲是东南亚饮食文化工作者，也是RASA品牌总监。17年以来，她致力于香料研究与教学，因此被许多人称为“香料女王”。继《辛香料风味学》之后，时隔6年，她将走访东南亚11个国家的考察成果，拆解10道代表性料理中的香料脉络与风味逻辑，汇集成新作《东南亚饮食香料学》。她把香料比喻成人，分为内敛和外向，比如Ketumbar（芫荽籽）是一种内敛的香料，在食物里用量最多，但不会“抢风头”；而八角相较“野”，因此不能在一道菜里放太多，不然会盖掉食物原来的味道。 “理解香料，就像理解一个人的个性，你不能把自己的期待强加在它身上。” 谈起自己的专业，她总是滔滔不绝，眼里流露出热情，也在不经意间感染着身边的人。而与香料的渊源，陈爱玲说一切得回到童年的餐桌。研究香料为做出家乡味陈爱玲出生于槟城，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潮州人。不同籍贯的饮食习惯，让她从小就接触到丰富多样的味道。潮州人做菜常用南姜——也被称为潮州姜，常见于卤味或炖煮料理；福建料理则偏好八角、肉桂等香料，五香粉更是经典调味。除此之外，她还经常吃到娘惹菜、印度菜、马来菜，各种香料在日常饮食中交织。 “我小时候吃很多不同籍贯的菜，真的非常多元。”她笑着说。这种丰富的味觉记忆，成了她日后研究香料的基础。长期生活在台湾的她常常会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复制记忆中的料理，却发现自己并不真正理解那些香料的组合和作用。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思乡，很想把小时候吃过的味道重新做出来。但当你开始研究，就会发现香料的世界非常深。” 于是，她开始学习香料，一步一步地拆解香料背后的逻辑。了解每种香料可以创造新的味道起初，陈爱玲曾在台湾大学教授东南亚文化，并尝试从饮食的角度来切入。但很快她发现，如果不了解香料，就无法真正理解东南亚料理。 “如果我不懂香料，我只能说沙爹就是把肉串起来烤一烤，这样讲其实很空洞。” 为了更深入理解香料，她前往印度喀拉拉邦（Kerala）学习。喀拉拉邦是世界著名的香料产地之一，肉桂、黑胡椒、丁香等香料在这里历史悠久。为了系统学习香料的基础知识，她陆续去了8次。然而，在学习过程中她发现传统教学往往只教如何辨识香料、如何运用香料做料理。 “印度人告诉你这是什么香料、怎么做一道菜，但他们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香料。我要的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为什么要用这个香料？它在味道结构中扮演什么角色？” 回到台湾后，她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研究香料。许多料理中的香料组合，原本是复方配方，她尝试把它们拆解成单一香料，再逐一分析其味道和功能。以咖哩为例，一道咖哩可能包含芫荽籽、小茴香、茴香籽、八角、丁香、葫芦巴、肉桂、辣椒等多种香料。这些香料在不同文化中会产生完全不同的风味，在她看来，了解每一种香料的特性非常重要。 “如果你只会复方，你永远只会做那一道菜。但如果你理解单一香料，你就可以创造新的味道。” 香料不仅能做中餐，也可以做全世界的料理。香料不只是味道 2019年，陈爱玲出版了第一本书《辛香料风味学》。这本书被许多读者视为香料入门必懂的基本功，里面系统介绍了34种常见香料，从气味、用途到风味搭配进行解析。 2025年出版的《东南亚饮食香料学》，则是另一种文化地图。书中先从东南亚饮食文化切入，再深入探讨其中的香料成分和运用逻辑。为了完成这本书，她花了17年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东南亚多个国家，比较不同地区的香料使用方式。考察中，她发现东南亚香料使用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区域：马来半岛以南及东边的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汶莱、东帝汶、菲律宾）主要使用粒状香料，例如芫荽籽、小茴香等，大约占六成；香草类香料如香茅、咖哩叶约占四成。而马来半岛以北的国家（泰国、寮国、柬埔寨、越南、缅甸）则刚好相反，香草类香料为主，粒状香料为辅。这种差异与气候、农业环境和饮食文化密切相关。 “香料不只是味道，也是各地文化的一部分。” 同样的东西不同的用法在她的新书中，其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沙爹的研究。沙爹在东南亚国家极为普遍，随处可见，但每个地方的沙爹版本和风味却不同。为了理解这道料理的历史，她开始查阅文献，并走访多个国家。过程中，她发现沙爹的烧烤文化其实来自中东。早在大航海时代前，阿拉伯商人来到东南亚贸易时，就把烧烤的饮食方式带到当地。 “很多中东料理中，像Kebab（烤肉串）、Shawarma（沙威玛）这样的烤肉类食物相当常见。” 后来，烧烤文化在爪哇地区逐渐发展，再传播到东南亚各地。当沙爹进入不同地区后，又发展出不同的风味。在马来半岛，各个族群各自使用不同的肉类。华人常使用猪肉和内脏；马来人多以鸡肉、牛肉为主；印度人则偏好羊肉。到了印尼某些地区，甚至出现蛇肉、乌龟肉等。 “看起来只是烤肉串，味道完全不一样，背后是一段跨文化的历史。” 此外，陈爱玲也分享了她在印尼东部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s）田野调查时的意外发现。那里是著名的香料群岛，常理来说，在当地料理中应该大量使用香料。但她发现情况恰好相反，当地人反而很少使用香料。 “当地人依靠香料买卖为生，大部分香料都要卖给外地商人，所以他们舍不得用。” 这也让她重新思考“吃在地、用在地”这个道理，因为很多事情往往都会有例外。在台湾教学近20年，她也见证了香料在地化的过程。过去，台湾人常用的调味料主要是葱、姜、蒜、红葱头或九层塔，对东南亚香料并不熟悉。但随着课程推广，越来越多学生开始把香料融入日常料理，如当猪肉有腥味时，会加入丁香；甜点过于甜腻时，会加入带苦味或涩味的香料；调酸味除了醋，也可以用阿参（Asam）或三敛（Belimbing buluh）等香料。她认为，香料不仅是调味品，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姜黄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东南亚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在印度文化中，新生儿出生时会用姜黄洗浴，在婚礼仪式上新人会进行姜黄涂抹仪式（Haldi ceremony），象征从单身迈向已婚。而在马来婚礼会撒姜黄米；华人在新生儿弥月之喜会给亲朋戚友派送黄姜饭等。 “几乎每一个东南亚国家都在用黄姜，可说是渗透整个东南亚文化。” 她补充，香料体系大致可分为两类来源：一类是中国本草学，如当归、枸杞、陈皮；另一类则是印度古老的医学体系——阿育吠陀（Ayurveda）。许多香料在其中既是调味料，也具药用价值，例如八角、肉桂和丁香。让香料通往世界的舞台长期在台湾生活的她每年仍会回到东南亚两次，分别在暑假进行田野调查和寒假回家过年。对她而言，香料是她连接家乡的重要纽带。这份情感让她持续投入香料研究和教学，她创立了RASA食饮品牌，希望将自己理解的风味分享给更多人，同时也为各地餐饮企业担任顾问，协助调配香料风味。多年的研究让陈爱玲对东南亚饮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她认为，这片区域饮食的丰富性是来自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然而，不同地区的人们经常争论某道料理的归属，如叻沙、肉骨茶或云吞面，但她认为这种争论没有意义。 “我们应该为拥有这么多版本的食物感到骄傲，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讨论食物，是先辈们努力留下来的成果。” 谈到未来计划，她表示会继续深入研究东南亚在地饮食文化，并探索不同籍贯的料理。虽然这类研究耗时长且鲜少受到关注，但她想让更多人理解餐桌上的每一道菜肴都是经过许多代先辈辛勤迁徙、创造和传承的成果。在她看来，每一种香料背后都承载着不同的故事，也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脉络与智慧传承。而她所做的，正是为东南亚饮食文化搭建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更多【非常人物】：【第一位在萧邦钢琴大赛获奖的大马人】王文升Vincent Ong／掌声之后，继续探索一辈子要学的音乐杨宏毅／破解种子基因密码，筑起粮食安全护城河制琴师杨展豪／辟一条没人走过的路，用本地木材做出好吉他

2月前

作家杨双子／在虚构的时代游历回答我是谁

杨双子近作《台湾漫游录》不仅在中文世界广受瞩目和好评，更是少数成功“出圈”译成外语通行的台湾文学作品。近期适逢吉隆坡诚品邀其前来讲座分享，故安排访问，讨论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创作小说的背后经过，以及现实环境如何影响她的个人写作。报道：本刊特约李宣春摄影：本报林明辉杨双子本名杨若慈，“杨双子”原是她与已逝的双胞胎妹妹若晖共用的笔名。其成名代表作《台湾漫游录》于2020年出版，后由金翎翻译成英文著作。2024年，这本小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大奖，也让杨双子及其小说被更多人看见。杨双子将小说的发想推溯至2014年。当时的杨双子与妹妹决定要写历史小说，并思考台湾哪一段历史最值得描写，并能帮助台湾人理解自身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差异，最后她们选定1930年代。杨双子解释：“原因有几个：首先，我们是女性，也希望书写女性角色；其次，希望她们能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成为故事的主角，并在现代化的脉络下展现行动力。因此，1930年代成为最佳的时间点。” 杨双子和杨若晖锁定日常生活的描写，包括衣食住行。食物是华人社会普遍关注的主题，旅行则是台湾人非常喜欢的活动。于是她先创作了长篇小说《花开时节》，从家庭与校园出发，再逐步扩展到旅行。虽然《花开时节》出版于2017年，但仍不足以呈现日治时代女性能够旅行的广度。 “后来我决定将女性旅行作为《台湾漫游录》的主题。查阅许多资料，发现1930年代旅行在台湾已相当普遍，甚至在1936年已有民间可搭乘的飞机。如果家境宽裕，搭飞机并不算罕见。虽然我的主角没有搭飞机，但她们透过火车与轮船旅行，这已经能展现出当时的现代性。” 逐步扩展的日治时期女性描写 2017年《花开时节》出版时，许多台湾读者惊讶于1930年代的社会样貌。到了2020年，杨双子继续创作《台湾漫游录》，并将查过的大量资料纳入，包括台湾铁道从基隆到高雄的完整路线。小说展现了早在100年前，台湾就有非常完善的交通建设，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事实。杨双子本身是铁道迷，对铁道发展有深厚认识。日治时期的台湾，除了有纵贯铁道，也因应林业需求而建设林业铁道、糖业铁道，以及部分矿业铁道。她解释：“殖民者为了彻底利用台湾物产，修筑了绵密的铁道网络。台湾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因此日本全力经营，既要展示帝国的治理能力，也要将殖民成果带回本土。” 杨双子分析说：“这种（殖民者的）双重性格，让台湾人面对殖民统治时情感复杂，一方面确实遭受剥削，另一方面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蒸汽火车在西方早已出现，但在台湾却因清朝治理不善而无法发展。日本统治带来突如其来的现代化，台湾人很难用单一角度评价。” 铁道象征了文明与现代性，也促进了族群交流。台湾中央山脉阻隔东西，过去交通不便，加上语言差异，族群间交流有限。她又补充，但随着纵贯铁道与官方语言的推广，沟通变得容易，进而催生“台湾意识”。1908年纵贯铁道全线通车后，从基隆到高雄只需一天，而不再需要经过数日的船程。这对台湾的认同发展意义重大。 “百合”书写：殖民下的爱与情感《台湾漫游录》的故事写到日本名门出身的小姐青山千鹤子前往台湾游历，结识担纲翻译和伴游的台湾女子王千鹤，两人从北走到南，一路上吃喝各地美食，更发展出暧昧情愫。有些讨论点出了书中安插的GL（Girls’Love）因素。GL对应的是早已蔚为风潮的BL（Boys’ Love，男男情谊）。GL与BL与“传统”意义上的同志文化或同志文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传统同志文学的一大特征在于探讨性别权力的对立与张力，经常回应现实社会中异性恋霸权、父权体制或身分认同等议题；然而在GL或BL的文本里，权力关系往往被转化为浪漫化、唯美化的叙事。此类作品更强调情感的浓烈与角色之间的亲密连结，营造出一种理想化的恋爱氛围，也就是常被读者形容为“美得冒泡”的沉浸式爱恋情境。对于GL，中文世界发明了“百合”名词以代称。杨双子表示：“百合的定义其实相当广。最广义来说，只要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情感关系——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暧昧或敌对——都能算作百合。女同性恋自然也包含在其中，但百合不限于此。它也可以是单纯的友谊，甚至仇恨、嫉妒、亦敌亦友的关系，都可以被读者解读成百合。” 她又补充：“与此相比，过去娱乐文本里，女性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明确的女同性恋，要么是互相竞争，例如后宫争夺。这样的描绘忽略了中间庞大的灰色地带，也就是‘女性情谊’。我希望借由百合的书写，探索并呈现这一块。” 由此回到《台湾漫游录》来看，当杨双子在小说里处理殖民与权力批判这样的“硬议题”，同时又描绘旅行过程、美食享受与女性情谊这些“软元素”，小说本身的“力道”会不会相互抵销？杨双子表示，这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1990年代中后期，台湾出现了一股言情小说热潮。她在大学时写过4本言情小说，硕士论文也以言情小说为研究对象。言情小说常见的设定是“爱情能克服一切”，例如总裁与普通女孩之间的阶级差距。 “然而，我认为爱情并不能解决一切。我在《台湾漫游录》里，刻意借用罗曼史的框架，却告诉读者：殖民带来的障碍，爱是无法克服的。这正是我想挑战的文化想像。台湾读者习惯了‘爱情可以化解困境’的叙事，但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再者，过去我们谈殖民，多半聚焦在战争、饥饿、剥削等‘硬议题’。但日本时代的台湾文学，其实也书写过人际往来的细腻面向。例如台湾人明知被剥削，却在生活中仍会遇到善良的日本人，这让他们难以将所有殖民者一概视为仇敌。这种复杂情感，正是我想要呈现的。” 她也提到皇民化运动时期，台湾人陷入两难：一方面被教育要认同自己是日本人，另一方面却无法真正被日本社会接纳。这种认同的矛盾与痛苦，战后一直少有人讨论。她希望透过小说处理这个长期被忽略的议题。创作里的“台中精神” 杨双子的小说时常会出现台中。她说：“它的城市性格深深影响了我。台中和台北、台南不同，是一个比较新的城市。台湾有句俗语：‘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府城、彰化鹿港、台北艋舺，这些地方历史悠久。但台中其实是因为纵贯铁道而诞生的城市，只有百来年的历史。” 她认为，台中的特性就是“求新、求快”，愿意尝试各种可能，拼凑出火花。这样的精神也影响了她的创作：她对各种题材都充满好奇，总想尝试新的书写方式。台中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是一种精神。它不像台北或台南那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也不像鹿港那样带有宗族聚落的色彩。台中是一个因铁道而生的城市，充满移民与新事物。这种特质让台中人少了些历史包袱，更倾向于创新与尝试。 “在创作中，我自然也受到这种氛围影响。我的小说融合了历史、旅行、食物、女性情谊与殖民议题，看似元素繁多，但对我来说，这正是台中的样貌——多元、拼凑，却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历史与现在的不合拍由文学弥补食物和建筑都能保存历史痕迹。建筑在她眼中特别有趣，它一旦建成就不会轻易改变；但食物不同，菜单会调整、食材会被替换。“比如说古建筑——台湾人在这100年间平均身高已经改变了，走进旧建筑时，会感觉屋子很矮。这种不合时宜，正是历史痕迹。” 空间同样如此。早年的街道狭窄，是因为没有太多车辆，如今却经常塞车。“从食物、建筑到城市空间，这些都是文学能书写的素材。我希望透过这些细节，让人意识到‘历史与现在的不合拍。’” 访问最后的杨双子表示，《台湾漫游录》回应的是台湾人的国家认同，透过历史梳理，搭配饮食与旅行，帮助读者思考“我是谁”。她感谓：“历史研究偏向记录事件，很少描写个体的心理或情感。但文学能做到这一点。文学能补足历史的不足，把人的痛苦、快乐与挣扎呈现出来。” 对她个人来说，文学是一种让人静下来思考的方法。社会里存在太多难题，而她没有其他专长能回应。文学于她，就是唯一能够处理这些难题的方式。（原稿上传于2025年9月15日。）更多【人物】：王荣义解开梦谜与最真实的自己相遇司鼓唱戏，纸影人杜爱花从街边演到舞台台湾青年攻下印尼滩头堡，刘仕豪蜗牛哲学练就火箭奇迹

3月前

【第一位在萧邦钢琴大赛获奖的大马人】王文升Vincent Ong／掌声之后，继续探索一辈子要学的音乐

“You don’t become a musician because you can, but you become a musician because you cannot without.”（你之所以成为音乐家，不是因为有能力，而是因为你不能没有音乐而活。） ——Daniel Barenboim（丹尼尔·巴伦波因，钢琴家、指挥家）脑海中闪过画面，进入演奏厅见到的会否是海报中梳高头发、脱下眼镜的王文升。结果他还是观众透过荧幕初识的样子，在萧邦国际钢琴大赛直播时那样，戴着眼镜，刘海散落。王文升，还是王文升。报道：本刊特约白慧琪摄影：本报林明辉影音：本刊林佳莹、夏靖柔 2025年10月萧邦钢琴大赛，王文升一路过关斩将晋级决赛，打破马来西亚古典音乐圈的纪录，夺下第五名。决赛的《E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乐团澎湃开场，情绪不断堆叠，再慢慢平静下来准备让钢琴独奏进场。第一句琶音就出现小失误。再问起那个关键时刻，王文升吸饱一口气叹道，“唉，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哈哈。” 人们常说，萧赛是古典音乐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王文升认为两者不一样，无法类比。萧赛只弹萧邦的作品，需备下的曲目总长接近3小时，他花了约一年半的时间备赛。虽然只弹一位作曲家的作品，难在萧邦的曲式风格多样，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细节。其他音乐大赛也难，不只限于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曲目比较庞大。不过，萧赛是最受欢迎的比赛，最多人报名，最受社交媒体关注，“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还是最难的。” 大疫之下的迷茫期萧赛结束，优胜者纷纷展开全球演出。王文升在德国、日本、台湾等地演出，终于在3月底回到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和家乡槟城举办演奏会和大师班。此前，本地钢琴家、他在马来西亚的老师黄仲林曾分享，冠病疫情期间，种种因素令他迟迟不能出国深造。各种不确定，令人迷茫。 “你不知道你几时会出国？几时会开始继续读书？然后你待在家里练琴，不知道练琴是为了什么……”王文升说起那段日子迷茫，“好像大家的生活都会有某个阶段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你生活是要做什么？” 大疫之下，事事变得无法预测，王文升有感失去了音乐生涯和方向的掌控权，“虽然很喜欢音乐，但你不知道学音乐要干嘛。”不过，当时黄仲林老师非常鼓励他踏出去。2023年，他终于飞往德国柏林，入学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Hanns Eisler Berlin），师承涅伯辛教授（Eldar Nebolsin）。成为音乐家不会是一条直路 “学音乐要干嘛？”也是很多学音乐的孩子的疑问。在王文升看来，学音乐不外乎两种，一是当作爱好，纯粹喜欢；另一种是要当音乐家。也是喜欢，但执行起来很不一样。 “如果你要当音乐家，你要很现实地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王文升说，“而且不只是自己觉得有能力，是别人也要认同你，这很重要。”音乐家看似是浪漫的职业，但他毫不掩饰当中非常现实的核心。他分享钢琴家、指挥家丹尼尔·巴伦波因（Daniel Barenboim）说过的话，“你之所以成为音乐家，不是因为有能力，而是因为你不能没有音乐而活。”现在开始展开音乐家生涯的王文升，也已经把音乐视为唯一的选择。而他知道，成为音乐家不会是一条直路，中间必定曲折蜿蜒，过程中不断自我怀疑。“每天练琴，你要对自己很真诚，每天都要面对自己的缺点。” 其实也不过是3年前远赴柏林深造时，才真正下定决心，音乐不只是爱好，而是生命中不能割舍的一块。王文升自认，从小做什么都是“随风”的，参加音乐比赛、活动，都是因为“反正我能”，并没什么方向感。在柏林3年，有了自己的经验，方向比较清楚一点，“虽然还不是很明确。”王文升微调着思绪，“唉，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的吧？总之现在还在追求，不停问自己……” 成功的故事不需要孤苦无依的设定下定决心成为音乐家，需要做最坏打算吗？“也没有那么坏吧，反正我现在都在这边了。”听来豁达，当中有他的逻辑——因为每一个生活经验都可以从中学习，所以不能说完全后悔。 “我在柏林也不是一个人啊。”成功的故事不需要举目无亲、孤苦无依的设定。王文升知道在外留学一个人会有多辛苦，所以他很庆幸遇到现在的老师Eldar Nebolsin，也认识很多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对他而言，柏林是“终于符合所做的东西的环境”，周围的人都喜欢音乐，周围的人都跟他一样在经营音乐。毕竟，比起马来西亚，柏林的西方古典音乐历史与文化有更深厚的底蕴，王文升终于在那里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还是我自己萧赛优胜者、巡回演出，算是梦想成真了吗？“我小时候没有预想过，到现在也还没有那么大的预想。”王文升自认现实，觉得讨论梦想没有用。“哈，当然有用，梦想能让人有一点长期目标，当然重要。”他又在微调、琢磨自己的答案。王文升重申，从小就是“随风地”参加不同音乐活动，从来没想过要在哪个音乐厅表演，要当世界级的钢琴家。所以，就算现在有机会去不同国家表演，他依旧觉得，“我还是我自己”，继续做自己要做的事。表现在音乐上就是，音乐代表了自己。王文升解释，一个人怎么处理音乐反映了他的想法。他是怎么理解、聆听音乐的，这些演奏出来，观众都能感受得到。音乐演奏无法照本宣科，无法跟着老师指导去做。 “你肯定要一直问，问自己，然后去了解为什么，去了解音乐是怎么操作的，它是去哪一个方向。”王文升强调，这是一辈子都探索不完的，就算一首曲子弹了十年、二十年，还是有东西可以学的。专访结束，打开他介绍的Daniel Barenboim访谈，大师说“The arch-enemy of music is routine.（音乐的宿敌是惯性）”丹尼尔·巴伦波因70年来弹过那么多曲子，在他看来从没重复，每次都有新发现，隔天待余音散去，就得重新学起。“It’s not a profession, but it requires professionalism in the way one does it. （音乐不是一份职业，但你必须用专业的态度去对待它）”这或许就是王文升接下来的音乐人生。更多【非常人物】：杨宏毅／破解种子基因密码，筑起粮食安全护城河制琴师杨展豪／辟一条没人走过的路，用本地木材做出好吉他台湾乐团灭火器／直球对决，做诚实的音乐

3月前

用国语写作的印裔作家乌塔亚／我写书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希望读者思考

乌塔亚桑卡（Uthaya Sankar SB）自90年代起，加入我国印裔作家行列，专注使用国语写作，至今已出版近30本著作。在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RTM）的工作经验更让他能敏锐察觉时事议题。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有科普印裔文化和民间故事，也有评论专栏、批评事实议题。树大招风，乌塔亚承受过不少莫名指控，但他却对此不以为意。他的人生哲学是如何看待这些批评，又如何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呢？报道：本刊辜嘉荣摄影：本报林泓川 “如果有人批评我的文章，那就一定是我做对了什么。”这句听起来颇有“黑红也是红”的意味，却是乌塔亚受访过程中多次展现的态度。他的脸书自介甚至自嘲“可能是最令人讨厌的马来西亚作家”。乌塔亚与故意引起风波、透过争议举动转换成流量的“黑红”不同，他很好学，也仔细对待自己文字。这样的性格怎么会引起不满呢？“有好多指责我的事件，例如1999年我在国家语文出版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DBP）出版书时，里面使用了‘马来西亚语’（Bahasa Malaysia）而非‘马来语’（Bahasa Melayu），就被指控是反马来文化。”乌塔亚无奈地笑出来。 “我1972年出生，而1970年政府开始推广使用‘马来西亚语’一词，从小到大我都使用着‘马来西亚语’。甚至我与DBP签署的合同里也有使用‘马来西亚语’一词，突然说我不能使用从小到大习惯的词汇，我不能接受。” 自此，乌塔亚就暂停与DBP合作。大约3年后，当DBP致电询问乌塔亚是否有意重新合作时，他再三与对方确认不会胡乱修改自己使用的词汇，才点头答应。 “如果我书写的角色和环境是60年代，我会使用‘马来语’，70年代后我会使用‘马来西亚语’。所以我写的每一个词汇，无论是‘马来语’、‘马来西亚语’还是‘国语’，都有其意义，不能随意更改。” 到了2021年，乌塔亚与DBP再次意见相冲。“DBP认为我只有在说明伊斯兰的神明时，使用‘Tuhan’的‘T’才能大写，其余宗教信仰的神明的‘t’只能小写。我这次被指责反伊斯兰，至此就没再跟他们合作了。” 坚持自己的原则并不简单，无论是先前放弃的3年合作减少了他的收入来源，还是近年的作品在马来社群支持度下降，对他来说都是不小的冲击。“但我不会妥协自己的原则。” 让国语书籍中的路人演员被看见乌塔亚爱表达自己的性格，是随着童年时阅读习惯而来的。“小时候家里较穷，但对阅读很有兴趣，只能去学校的小图书馆借书来读。回家后还会以自己的方式重写一遍故事作为读后感。” “到了中学，我甚至每天上课前借书、回家读完、隔天还了再借。图书馆管理员都忍不住问我‘你是不是真的有读的呀？’”乌塔亚主要阅读英语和国语书籍，过程中他发现国语书籍莫名奇妙的规律。 “在80年代的环境，国语书籍中出现的华裔印裔大概都是‘路人演员’，华人都是老板、印度人都是醉汉。可是这跟我身边认识的人和环境不一样呀！”乌塔亚说当时的国语书籍是“马来人写马来人的故事给马来读者”，生态过于单调且偏颇。 “英文书籍反而可以看到日本、中国、印度，不同国家的作者写各种故事。我是不是也能以印裔身分书写属于我们的故事呢？”或许是因为出身自印裔，且是印裔占比小的玛拉雅丽人，乌塔亚总被非印裔误会，甚至也被非玛拉雅丽人质疑不能代表印裔。这种不被人看见的感受影响着乌塔亚，让他想要丰富国语书籍的多样性。乌塔亚不仅想要让人们认识印裔和兴都教文化，他对不同族群和身分的故事也感兴趣，觉得不应该被埋没。了解完整故事后才写作随后，他便开始以不同视角诉说着各类故事。他透过通俗语言写了一本介绍印裔传统的故事《Rani di Kuil Bhagavati》；也在《Malaiur Manikam》讨论我国鲜少碰触的课题如印度神话的跨性别者、马来人特权；甚至研究了柔佛港主制度、太平甲必丹、用年糕祭拜灶神等文化和历史故事。不过，他终究只有自己的视角，要怎么确保自己不会书写出偏离事实的故事呢？ “我对特定议题有兴趣后，会搜寻学术论文获得可靠事实，现代发达的网络让这件事变得简单多了。我会跟不同族群的邻居朋友聊天，试图理解他们的视角。” “传承历史故事的人更是重点。之前为了认识太平甲必丹，我发函询问太平古迹协会主席，向他请教相关资讯。就算我的评论专栏只能写800字，但我对故事很感兴趣，不会点到即止，而是尽可能了解完整的故事后才开始写作。” 与人聊天就像化学连锁反应，乌塔亚认识嘉阳出版社社长许育华以及文史工作者陈亚才，经常与他们聊天，偶尔从中获得新题材。“许育华是永平人，他跟我提过柔佛的港主制度，我觉得很新奇就开始研究这个题材。有时候，看电影、看影片也会让我注意到不同文化对同一个事物会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这些也都是我的灵感来源。” 确认了要写什么，也要知道文章是写给谁看。虽然写作并不完全是为了迎合读者，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一种管道，乌塔亚通常设定会有10位读者阅读，不追求写出上百、上千位读者喜欢的题材，但也不会是无人问津的作品。 “在我的想像中，这10位读者看了我的书，能从中获得新资讯，或动摇了他们原本习以为常的设想。我写的书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希望这本书能提出疑问、让读者思考，尤其是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大马人。” 虽然乌塔亚写作时参考的文献和资料听起来都是沉闷的研究资料，但他会确保使用的语言和文字是贴近大众、容易被吸收。“毕竟这才是我写作的目的。” 把小时候得到的帮助，回馈给社会除了自己写作，乌塔亚也希望带领更多人投入写作。1999年，乌塔亚开设印裔国文作家协会（Pertubuhan Sasterawan Kaum India，Kavyan），亦在多所私立学院和教育机构担任国文、马来西亚研究和道德教育老师。“我也不敢说教了什么大道理，只是分享我自己的写作经验。我所获得那么多机会都因为有很支持我的师长，我觉得需要回馈给这个社群。” 乌塔亚从小接触到的语言就只有英文和国文，自己的语文能力也为他争取担任淡米尔学会秘书。由于学会对外公告等正式文件都使用国语，因此老师遴选时觉得没问题。不过同学却因为乌塔亚不会淡米尔文，认为他不适配。 “为了证明自己，我每天放学后都收看淡米尔文新闻，记下不明白的词汇，再对照稍晚的国语新闻来学习。到了中五，我透过国文和淡米尔文创作的诗还刊登在校刊。”除了向同学证明自己，这也是乌塔亚向老师致谢的方式。此外，就连乌塔亚的化学老师也曾在他朗诵诗歌需要假血道具时为他制作。师长对他的鼓励形塑了他的性格，乌塔亚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我创办作家学会、举办写作工作坊、教国语等等，都是为了希望让更多人能使用、读懂国文。” 乌塔亚设立的工作坊会涵盖写作的大小细节。“学生带着灵感或故事大纲来参与，但我不会让他们直接写好给我改。我会先让他们决定要往哪一份杂志投稿、字数限制、文章风格、受众群等都会因为平台不同而有不一样的需求。” 写作和创作虽然没有绝对对错，但遇到事实错误或认为故事不够好，乌塔亚会明确告知学生并要求调整，他不希望学生误判了自己的写作品质。随后，这“一条龙”工作坊也包括乌塔亚帮忙寄出、投稿的程序。只要有人愿意听，就是持续的动力教育是漫长的耕耘，乌塔亚也不急着获得什么成果，纯粹享受其中的过程。偶尔，曾教过的学生与他相认也带给他惊喜。“有一位男孩突然在脸书联系我，他说我是他人生中第一位让他到台前朗读的人，增加了表达自信。还有，另一位淡米尔小学的女孩，在活动第一次接触国文就被它吸引。如今她正在理大就读翻译硕士学位。” 乌塔亚曾公开点出淡米尔小学十大问题，初衷是希望强化国文教育，不让孩子上中学后无法适应，进而造成淡米尔小学式微。然而，这些意见同样遭受印裔社群批评，质疑他不曾上过淡米尔小学无权置喙。乌塔亚无意争吵，比起能否在舆论中占上风，他更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认识国语。只要有人还愿意听他分享，就已是他持续的动力。更多【非常人物】：印尼漫画家法扎蒙克／以夸张与无厘头的角色呈现世界 HAKKEN八犬／在角色扮演中认识自我厨师刘嵘富／用法餐技艺叙说南洋故事

4月前

印尼漫画家法扎蒙克／以夸张与无厘头的角色呈现世界

近年来，印尼漫画界涌现了不少新锐创作者，谈到幽默和无厘头风格，知名漫画IP《Si Juki》无疑是极具代表的作品。这个外表憨厚、脑洞奇特的小伙子，以夸张的表情和荒诞的剧情俘获了无数读者的心。《Si Juki》的粉丝遍布世界各地，在Instagram上有约83万人追随，脸书的粉丝也超过45万，充分彰显了它在东南亚漫画IP中的影响力。究竟为什么这个角色如此风靡？一起来听听它的创作者法扎蒙克（Faza Meonk)的创作历程吧。报道：本刊刘紫晴图片：主办单位提供、取自受访者脸书去年12月12日，本地新媒体艺术社群Filamen携手印尼漫画公司协会AKSI在REXKL打造主题为“Futura Connectiva”的沉浸式展览，邀请14名来自印尼的漫画和IP创作者前来交流。其中，法扎蒙克是座上嘉宾之一。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带着自己的代表作《Si Juki》来到马来西亚，但他说这次的活动很特别，不仅能直接与读者交流，出版社和创作者还可以透过活动建立联系。“这是一个B2B（企业对企业）的交流活动，不只是展示作品，创作者之间也能深入对话。” 并非一开始就全然投入漫画创作法扎蒙克与漫画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从小我就喜欢看漫画，”他说，最早接触的是日本漫画，《哆啦A梦》和《七龙珠》都是他的读物。除了日本作品，他也会阅读印尼本土漫画，这些作品逐渐塑造了他对漫画的理解。此外，他创作漫画的时间，比想像的更早。“我从小学就开始画漫画，主题多是打斗和动作类型。”他也会模仿创作自己喜欢的漫画，并在同学之间传阅。他也提到，本地资深漫画家拿督莫哈末诺卡立（又称Lat）启发他的创作风格。“他的作品《Kampung Boy》也启发了另一名印尼漫画家Mice Cartoon。我小时候读过很多他的漫画，后来才知道他也深受《Kampung Boy》的熏陶。” 尽管从小立志成为漫画家，但他并非一开始就全然投入漫画创作。进入职业高中后，他选择了动画专业，并在实习期间到当地电视台QTV担任视频剪辑。 “那时候我比较现实，”他坦言，“在印尼，漫画家并不是一个很清晰的职业规划。”相比之下，动画看起来更像一条可预期的道路，可以进入广告、电视或视觉特效领域。重新捡起成为漫画家的梦想后来，他进入印尼建国大学（BINUS University），主修视觉传达设计（动画方向）。然而，真正让他投入创作漫画是大学时期的一次无心插柳。大学期间，法扎蒙克创作了第一部四格漫画《DKV4》。起初，他只是觉得好玩、想画给同学看，并将作品上传到脸书、部落格和论坛上，没想到迅速在大学生之间流传开来。他笑着说：“那时候画得很随便。”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关于课堂作业和日常烦恼的情节，让许多读者产生共鸣。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些漫画会被喜欢，是因为很接近大学生的生活。”当《DKV4》在网络上受到广泛关注后，许多出版社主动联系他。“我想，也许我可以重新追逐成为漫画家的梦想。”从那时起，他便全力投入创作漫画，而《Si Juki》的雏形也在这个阶段慢慢成形。 2011年底，他出版第一本短篇漫画《Ngampus!!! Buka-bukaan Aib Mahasiswa》（《上大学！大学生黑历史大公开》），正式踏入漫画家的行列。《Si Juki》：灵感来自周遭生活《Si Juki》系列里的主角Juki是一名动画与设计系的大学生，他十分随性、爱恶作剧、带点低俗，却总是运气爆棚。他也是一个总想跳出框架的大学生，但经常用错方式，令人啼笑皆非。 “他什么都想突破，但往往用一种很傻、很搞笑的方式。”故事多半以喜剧形式呈现，灵感则来自大学生活和身边朋友的经历。最初，《Si Juki》的内容是围绕在校园生活的趣事，但随着角色逐渐成熟，其题材也不再局限于校园，开始延伸到印尼社会和政治议题。因此，法扎蒙克便顺水推舟，借助这个虚拟角色发声。 “我用讽刺、挖苦但不失诙谐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看法，许多读者在社交平台上留言表示Si Juki说中了他们的心声。”这让他更有动力持续创作。打造IP 让角色走得更远 2012年对法扎蒙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尽管已经出版第一本漫画，但销量并不如预期理想。“那时候我在想，如果只画漫画，可能很难生活。”于是，他开始专研IP的商业模式。他也与一群好友成立名为“Tim Sukses Juki”（Juki成功团队）的创作团队，至今已出版7本漫画，并透过社交平台持续经营IP、打造专属网站及开发周边商品等。 “在印尼，几乎没有人谈IP，但在日本、美国，这早已是成熟的产业链。”他举例，《哆啦A梦》《宝可梦》《星球大战》都不仅仅是漫画或电影，而拥有一套横跨不同媒介的完整商业体系。他为《Si Juki》制定了一套长远计划，不仅有漫画，也包括电影、电视剧、周边商品以及授权合作等。他表示，自己是在边做边摸索，一步步将这个漫画角色推向更大的舞台。原则比商业利益更重要当《Si Juki》进入动画电影领域，挑战随之而来。法扎蒙克担任插画师、编剧和导演，而第一部电影是全员新手的状态。“这是我和制作团队第一次执导动画电影，大家都是新手，挑战非常多。” 从剧本创作、拍摄周期到后期剪辑，每一步都在摸索。但这次经历让团队快速成长，第二部电影在制作上更加成熟。不料，几年前的疫情却带来新的考验，迫使制作模式必须调整。“目前第三部电影正在开发中，希望品质能持续提升，制作也能更顺利。”《Si Juki》系列电影的诞生，对他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圆梦。随着《Si Juki》的知名度上升，来自品牌、平台、政府机构的合作邀约不断，如何保持角色的原创和风格？他表示会设立明确界线。“我会清楚说明，《Si Juki》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他表示，团队有一套明确的规则和指引，只有在合作方接受这些前提下，才会展开合作。“对我来说，原则和角色本质比商业利益更重要。” 动画产业与跨国IP的合作谈到印尼动画产业的现况，他认为这几年有显著的进步。动画电影《Jumbo》成为2025年票房最高的本土电影，让更多人看见动画的潜力，也吸引投资者关注动画领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程。”这不仅为行业带来信心，也为年轻创作者打开更多机会。此外，社交媒体的普及，让创作者拥有展示作品的平台。无论是漫画或动画，都能直接面向观众，形成新的创作生态。他表示，《Si Juki》曾与多个国际IP合作，如《海绵宝宝》、《加菲猫》和《怪医黑杰克》，更与本地著名漫画《BoBoiBoy》展开过周边商品的合作。对于跨国合作，他始终保持开放态度，并视为一种交流和学习。“我也期待未来能再与马来西亚的IP合作。” 撇开创意和搞笑的画风，法扎蒙克的创作始终紧扣现实。《Si Juki》之所以能成为经典IP，正因为它看似虚构，却始终从现实出发，以幽默的方式描绘社会的真实面貌。法扎蒙克（Faza Meonk）简介原名为Faza Ibnu Ubaidillah Salman。他是印尼极具代表的90后漫画创作者，其漫画代表作包括《Ngampus!!! Buka-Bukaan Aib Mahasiswa》（2011）、《Si Juki dan Petualangan Lulus UN》（2012）；电影则有《Si Juki the Movie》（2017）、《Si Juki the Movie: Harta Pulau Monyet 》（2024）。漫画最初以连载的方式发布在网络，并以无厘头、叛逆且幽默的风格在印尼年轻世代中掀起热潮。自2013年起，它从线上漫画逐渐发展成系列电影、周边商品、服装等授权合作的经典IP。更多【非常人物】： HAKKEN八犬／在角色扮演中认识自我厨师刘嵘富／用法餐技艺叙说南洋故事小说家平路 / 宇宙是一张神圣的网，创伤让人彼此相连

4月前

HAKKEN八犬／在角色扮演中认识自我

在全球角色扮演（Cosplay）圈内，HAKKEN（八犬）是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存在。雌雄莫辨的外形、神秘的气场、极致的角色还原，以及介于现实与二次元之间的独特美学，让她成为国际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角色扮演者（Coser）之一。她的社交媒体账号拥有逾300万名追踪者，还于2023年获日本东京都政府委任为“东京观光大使”。然而，在耀眼光环背后，HAKKEN始终强调一件事——角色扮演并非逃避现实，而是一种认识自我、累积能力的过程，尤其对青少年而言更是如此。报道：本报周净禾图：受访者提供今年27岁的HAKKEN来自砂拉越美里，本名并未对外公开，艺名源自日本动漫《八犬传》。她在接受《Newswire》专访时表示，“八犬”这个名字并无特别象征意义，只因“听起来很喜欢”，就一直沿用至今，而这份率性，也贯穿了她的角色扮演和二次元文化之路。 HAKKEN接触角色扮演的契机，和许多青少年并无二致。她回忆，小学时期的自己几乎沉浸在《火影忍者》的世界里，直到有一次，她在YouTube上偶然看见有人扮演自己最爱的“晓组织”成员，瞬间引起了她的兴趣。 “那时候就觉得，可以打扮成自己喜欢的角色，好像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怀着这样的念头，在没有系统学习、也没有专业资源的情况下，她动手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角色扮演——宇智波鼬。服装是用双面胶固定的，材料粗糙而简陋，却承载着她全部的投入与期待。当时，她穿着这套“拼”出来的服装，出现在学校校庆的现场。在当时的家乡，角色扮演仍是一种陌生而新奇的存在，同学的反应更多是错愕与不解。然而，让她意外的是，有老师一眼认出了角色，还主动走上前与她交流。而母亲虽然嫌弃作品“太丑”，却没有否定她的热情与选择。“我妈当时觉得我做的衣服实在太丑了，但那时候我只是个小孩，对很多东西都没有要求，只是纯粹想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觉得好玩而已；直到后来，才慢慢开始对作品的品质有所追求。” 这份纯粹的热爱与兴趣，一直是她在这条道路上持续前行的动力。 “我就是很喜欢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就像小孩子看到一个超级英雄，会特别想穿上他的衣服——就是这种单纯的心态。” 角色底下的小心思在外界眼中，HAKKEN的形象总带着神秘感，但她透露，私下的她其实非常简单随性。 “我私底下就是喜欢穿着睡衣，躺在沙发看电视。”不过，在诠释一个角色时，她却比任何时候更严谨、更专注、也更追求完美。“我在诠释一个角色的时候，都会想着让他完全活过来，因此每个细节都至关重要，无论是妆容、服装，甚至角色的姿势和气质。” 她表示，由于对角色还原度要求极高，准备过程有时几天就能完成，有时却要耗上数年心血。她以《火影忍者》中的宇智波斑为例，直言这一角色承载着自己从童年延续至今的情感记忆，因此在正式挑战之前，必须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与功课，确认自己已经具备“驾驭”这个角色的能力。在材料选择上，她同样一丝不苟。“如果网上能买到符合我预期的服装或道具，我会直接购买；但只要有任何地方达不到心中的标准，我就会选择亲手制作，材料也一定会精挑细选。” 她透露，近期正着手扮演《哪吒》中的敖广，为了尽可能贴近角色设定，她甚至查阅并研究真实古代甲胄的制作工艺，希望在细节上做到最大程度的还原。正是这种对细节近乎执著的耐心与投入，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线，被她一点一点拉近，角色不再只是平面的形象，而仿佛“活生生”地出现在现实世界中。二次元的吸引力：不是逃离，而是共鸣 [vip_content_start]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青少年社会议题接连显现，二次元文化常被贴上“逃避现实”或“沉迷虚拟”的标签。对此，HAKKEN并不完全认同。在她看来，二次元文化之所以吸引青少年，并不需要一个特别的理由。 “就像小孩子喜欢去迪士尼乐园一样。” 她认为，热血动漫带来的情绪能量，以及角色身上的信念与坚持，很容易与成长中的少年产生共鸣。“你会在角色身上看到一种热情，那种能量是很吸引人的。” 她也坦言，动漫和角色扮演对她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喜欢角色扮演，我会去学习摄影、化妆、服装制作、造型设计等实际的技能；因为动漫，我也开始爱上旅行，甚至曾循着《JOJO的奇妙冒险》的故事路线走遍意大利多个城市，进而有机会认识不同的文化与社会。” “它是一个契机；如果没有接触角色扮演，我的许多能力与经验，或许不会在那么早的阶段出现。” 专研角色而更了解自己当被问及角色扮演是不是青少年“寻找自我”的方式时，HAKKEN给出了更为克制的表述。她认为，与其说是“为了寻找自我而接触二次元”，不如说是“在接触二次元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对自己有了更多认知”。她透露，自己习惯深入研究角色的心理与行为动机，思考“为什么一个角色会变成这样”，在理解角色的过程中，人往往也会反观自身，发现过去未曾察觉的情绪与价值观。 “这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另一种理解现实的途径。”她说，自己认识的许多角色扮演者，大部分都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在生活中也都有稳定的职业或从事专业领域，包括建筑师、医护人员、律师等等。 “角色扮演是一种兴趣爱好，就像有些人喜欢打篮球、有些人喜欢玩音乐，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正如她在谈到“卸妆时刻”时笑言道，那往往是自己最轻松、也最开心的瞬间。“戴妆一整天后回到家卸妆的那一刻，真的特别开心。” 她直言，自己并不会对角色产生不舍，因为在完成妆容、假发、服装、造型，并投入拍摄与创作的过程中，内心早已获得满足。在她看来，角色的价值早已在准备与呈现的过程中完成，而不是停留在卸妆之后的留恋。关于沉迷、金钱与界线不过，她也不否认角色扮演是一项高投入的兴趣，服装、道具、拍摄，往往意味着不小的开销。对此，HAKKEN并未回避家长的担忧，反而给予认同。 “如果对生活和经济造成负担，我是同意要减少，甚至先放一边。”她强调，任何兴趣一旦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她也以自身为例，在工作最密集、身心疲劳的阶段，会选择暂停角色扮演，优先照顾健康。 “开心是最重要的。”这是她反复提及的一句话。对她而言，角色扮演的核心，并非比较、流量或外界评价，而是在过程中获得真实的快乐与满足。面对性别质疑以扮演男性角色为主、日常也偏好西装造型的HAKKEN，难免经常面对外界对其性别气质的质疑。对此，她始终保持冷静而清晰的态度，面对直接提问者，她便如实回应，而对于指指点点的声音，则选择不予理会。 “那些没有真正影响你生活的东西，不需要花力气。” 热爱西装、偏好中性与帅气美学的她，也曾在商业合作中被甲方要求“换一种形象”，但只要违背自身状态，她便会果断拒绝。“我本身就喜欢自己帅气的一面，我也是一个很喜欢西装的人，经常会去研究不同西装的面料及版型。 “这就是我最舒适的状态。” 这种对自我的坚持，不仅体现在她一贯的风格上，也为不少人带来了“做自己”的勇气。身为公众人物，HAKKEN成为不少青少年投射情绪与经验的对象。年轻粉丝向她倾诉的内容，早已不限于角色扮演本身，更延伸至性别歧视、自我怀疑，以及不被理解的处境。 “我常常听到粉丝跟我说，因为看到我比较勇敢地做自己，他们也多了一点勇气。”虽然她并不认为这是自己刻意要传递的讯息，却乐见这样的影响自然发生。让热爱回到热爱本身如今，HAKKEN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商业合作与个人事业发展，但角色扮演也随之慢慢回归兴趣本身。 “当角色扮演和商业活动逐渐分开，我也能够更加专心地去研究角色，更自由地去选择自己想扮演的角色。” 未来，她计划打造个人品牌、平台，甚至筹办不同于传统漫展的新型活动，让角色扮演以更多元的方式被看见。更多【人物】：厨师刘嵘富／用法餐技艺叙说南洋故事小说家平路 / 宇宙是一张神圣的网，创伤让人彼此相连 AI.TALK创办者赵汗青／用AI做人格实验，打开AI的不同可能

5月前

厨师刘嵘富／用法餐技艺叙说南洋故事

当恩布佬的“河鱼之王”不再清蒸，而是以砂拉越鱼生的方式被端上长桌；当法式料理的精致技艺，遇上南洋香料的奔放灵魂——这并不是一场炫技的跨界实验，而是一名南洋华人主厨循味寻根的自我告白。走过新加坡、法国、中国与澳门的米其林厨房，刘嵘富最终选择用法餐的语言，说一个属于南洋的故事。在他看来，料理不仅关乎技巧与摆盘，更是一种身分的确认，一次对土地、记忆与血脉的深情回望。报道：本报何俐萍图：受访者提供 2025年10月下旬，来自多个国家的网红博主在4位知名厨师引领下，来到砂拉越展开为期8天的“寻味秘境砂拉越”之旅。此行除深入发掘砂拉越丰富多元的天然食材与美食，更肩负着配合2026大马旅游年的推广重任，透过博主与名厨的视角，让对砂拉越尚感陌生的国际游客看见这片土地的魅力，进而激发他们亲临探索的兴趣。行程的重头戏，是在西连镇的盐木谷庄园举行“砂拉越长桌宴”。这场别开生面的飨宴汇聚了4位名厨，分别是自怡保的刘嵘富（Addison Liew）、中国的谭国锋和徐泾业，以及秘鲁籍的爱德华·瓦尔加斯（Eduardo Vargas）。他们历经数日的深入“寻味”后，巧妙结合在地食材，联手呈献一场独具婆罗洲风味的精致餐饮体验。对于有“河鱼之王”美誉的“恩布佬”（Empurau，又译为永不老），刘嵘富团队摒弃了传统的清蒸惯例，转而挑战以砂拉越地道的“鱼生”（UMAI）工艺来演绎。这道创新料理在完美锁住鱼肉天然鲜甜的同时，更赋予了其清新爽口的层次感，瞬间惊艳了众人的味蕾。此外，一款融合了虾酱、少许峇拉煎、蒜蓉与江鱼仔特制而成的面包沾酱，以独特的咸鲜风味，打破了大众对沾酱多为甜腻的刻板印象。面对宾客对菜品的赞不绝口，刘嵘富表现得十分淡然。他说，这当中没有太多花俏，只是回归食材最天然的味道。在他看来，过多的酱料往往喧宾夺主，让人无法品尝到食材的真正口感。餐饮之路因邂逅妻子有了变化入行21年，从吉隆坡、新加坡辗转来到中国，目前担任北京穆禄胡同主理人兼穆禄餐饮集团行政总厨的刘嵘富，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流淌着的南洋血液。他早年致力于钻研法餐料理，直到多年前邂逅了来自砂拉越的妻子许保萱，一切有了改变。穆禄餐饮集团由许保萱创办，十余年来致力于推广砂拉越与南洋美食文化。她对家乡风味的热爱与坚持，深深打动了丈夫刘嵘富，也启发他开创出独树一帜的“南洋法式料理”理念。刘嵘富将南洋料理中丰富的香料、椰奶与酸辣风味，巧妙融合经典法国烹饪技法与精致摆盘，以其娴熟的法餐功力重新诠释南洋风味，呈现全新的料理风貌。谈及首创的“南洋法式料理”，刘嵘富将功劳归功于妻子许保萱给他带来的启发。“看到她把‘穆禄’经营得如此出色，身为南洋华人的我，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如何寻回自己的根。” 对他而言，法式与南洋并不存在冲突，核心在于平衡。刘嵘富表示，马来西亚的饮食文化本就多元，他不过是把南洋的味道与记忆，结合法餐讲究的专与细。这不仅是菜品的创新，更是他对南洋华人身分的一种重新认证。误打误撞进入了法式餐厅对刘嵘富而言，烹饪似乎就是一件与生俱来的天赋。他出生在务农的大家庭，身为家中长子，从小须协助母亲打理家务，在厨房忙活，是再自然不过的日常。正是年少时这段在灶台边与柴米油盐为伍的日子，埋下了他日后走上探索厨艺之路的种子。他自认不是读书的好苗子，幸运的是，家人也从未施压他必须考取好成绩。在这种任其自由发挥的成长环境中，他在高中时便已笃定志向，决定毕业后报读烹饪艺术课程。烹饪之路，刘嵘富总能精准把握眼前的每一个机遇，做决定时也从不拖泥带水。确定专攻西餐的目标后，他深知必须从高规格的酒店起步，于是将目光锁定了新加坡。从争取到实习机会，到毕业后与友人赴新加坡求职，他幸运地获得了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酒店录用。他与法餐的缘分于人事部的一次随机指派。虽然是误打误撞进入了法式餐厅，但他却在接触后越做越感兴趣，这股热情持续至今，从未改变。刘嵘富坦言，法式料理最吸引他的，是对食材的极致尊重。他说，法餐的哲学非常直截了当，例如番茄就要有番茄的鲜甜，马铃薯要有浓郁的薯香，海鲜则必须极致新鲜。正宗的法式料理无需过度腌制，仅靠食材的本味与酱料的精妙契合，便能直击味蕾，这种纯粹的风味，深深吸引了他。远赴法国练习基本功` 在新加坡莱佛士酒店任职2年后，他遇上了前往中国工作的机会。 “每一个节点既是结束，也是开始，更是机会。”刘嵘富说，他未刻意规划太遥远的未来，因为当机会悄然而至，关键在于你敢不敢伸手去抓。2007年，他初次踏足中国北京，在一家知名酒店任职副主厨，开始带团队、设计菜单。然而，晋升速度之快也让他陷入迷思，在传统的法国厨师体系中，要达到副主厨的级别，通常需要连续5到10年、每天工作13小时的高强度磨练，而他仅用了两年。技艺是主厨的灵魂。刘嵘富意识到，空有管理能力而无扎实基础，将难以建立个人风格。于是，他经导师推荐远赴法国，远赴当地仅有50户人家的偏远小镇，在当地的米其林一星餐厅里学习半年，致力于将基本功练得更扎实。 2009年春天，刘嵘富回到亚洲，随即接到了上海项目的邀约，并在半年后无缝衔接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任——负责法国馆米其林三星标准的餐饮运营。为了这个项目，他再次被派往南法的三星餐厅实习3个月，深入熟悉顶级餐厅的文化与运作。2010年的夏天，面对世博会巨大的客流量与极致的品质要求，刘嵘富经历了职业生涯最高强度的检视。正是这场硬仗，将他的技艺与心态，锤炼得更扎实和稳健。扎实的实力是立足的根本然而，世博会后，刘嵘富随即进入长达9个月的空窗期。当时他留在家乡怡保，母亲曾劝他回新加坡发展，但他心里却执著地想去香港闯一闯。一位在法国共事过的主厨向他伸出橄榄枝，申请到工作签证后，2011年，他终于如愿踏足香港，并先后在两家顶尖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工作。随后，机遇再次降临。为了协助昔日的导师，他转战澳门。在那里，他用了5年时间，协助餐厅从默默无闻拼搏至斩获米其林二星殊荣。紧接着，他又被希尔顿集团挖角，负责当时在中国仅有五六家的奢华品牌——华尔道夫（Waldorf Astoria），这一待就是4年。如今，北京已成为他停留最久的城市。回首走过的21年，刘嵘富坦言，自己并没有宏大的规划，职场上一直是秉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的简单原则。他认为，要在这行业立足，关键在于扎实。只有心定下来，把手头的工作做到极致，机遇自然会出现在你面前。更多【人物】：小说家平路 / 宇宙是一张神圣的网，创伤让人彼此相连 AI.TALK创办者赵汗青／用AI做人格实验，打开AI的不同可能香港时装设计师姚子裕／设计和制作衣服是表达自我的方式

5月前

香港时装设计师姚子裕／设计和制作衣服是表达自我的方式

时装设计师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巧思和灵感来源。时装设计师姚子裕（Kev Yiu）在80年代的香港成长，见证当时经济起飞，受到华丽时装的熏陶而憧憬着加入时尚行业。大学时期他瞒着家人报读时尚与服装（Fashion and Clothing）专业，至今仍在时装路上前行。多年来他的时装观念可有改变？报道：本刊辜嘉荣摄影：本报黄安健、部分图片由MODA提供姚子裕与大马时尚界合作不少，多次因活动来到我国。这次是受大马设计师协会（MODA）邀请参与名为“ELEVATION 2025”的时装盛会。他忍不住赞叹，“这次是我第六次来马来西亚啦，真的很喜欢这里的食物！” 姚子裕对非身处时装界的我们来说或许陌生，但他实际上曾与多位明星合作，更在2014年获得香港十大杰出设计师头衔。虽然他表示得奖后生活并没有很大的转变，但自信和对自己的认可肯定有所提升。“毕竟时装在香港不是传媒主流会报道的事情，在业界才会比较有人关注。” 姚子裕曾在2015年与胡杏儿共同创立婚纱品牌KEVOLIE；2020年，他加入由张敬轩开设的时装店Sennet Frères，更在隔年与迪士尼推出联名晚装。不仅如此，他也曾为邓紫棋、卫兰等艺人设计过演唱会服装。涉猎的服装种类从婚纱、晚装到舞台表演服，对于如何转换自如，他说：“我在英国的服装设计导师的专长是束胸衣（corset，或译束腰衣），让我们了解制作束胸衣的细节。而我觉得晚礼服、婚纱与束胸衣的基底是一样的。我不会过度限制自己只能制作束胸衣。” 车衣服到半夜制作作品集姚子裕回到香港后，先是打工好几年，存钱租个工作室，再利用朝九晚五放工后的时间自己设计、制作、“车衣服”到半夜两三点，周而复始。“花了大约半年时间弄好属于自己的作品集，我再一个个敲店家的门询问是否能寄售。” 姚子裕认为，这段经历为他的工作生涯打下稳固的基础。“设计和制作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你不懂得制作，画得‘天花龙凤’却不懂得怎么做，是无法驾驭自己的设计的。所以就算不是亲手做，也要清楚知道整套衣服怎么诞生。” “碰巧，我遇到的寄卖店经常会有明星的造型师到访，也因此有机会让谢安琪、郑秀文、舒淇穿上自己的作品，为我的职业生涯打开了一道门。” 与明星合作学会沟通为明星制作时装固然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看过“大场面”的明星毕竟穿戴过各类时装，会不会对设计师更有要求呢？姚子裕摇头说，“我认为明星反而更懂得自己想要的风格是什么，有明确的方向。我只要把我和他们的想法融合就好，比较轻松。” 虽然姚子裕轻描淡写，但明星团队规模大，涉及单位众多，要配合得好并非易事。“例如演唱会，导演、排舞、舞台设计都有自己的意见，还没加上我和明星本人的看法。整个磨合过程我觉得需要学习如何接纳不同的观点并整合。 “舞台服装通常需要可动性高，方便跳舞的服装，又与纯粹华丽的晚礼服不同。我们也要依据不同明星的需求来调整。比如卫兰喜欢简洁的风格，要如何让她有型、简单又不会没有看头就是个挑战。又例如邓紫棋，她想要舞台感重的设计、她喜欢迈克尔·杰克逊，所以要参考不同需求去设计服装。” 一般客人服装可能都要修改好几次，牵扯更多单位的演出舞台势必需要顾及更多细节。“甚至可能第一场演出后会赶工修改才上第二场。学会沟通协商，做人圆滑是我学到的经验。” “刚毕业时都会比较坚持自己的角度，想要展现自己的理念。可是这20年来的工作经历，让我懂得争取不同机会的同时也需要学会妥协。每个做艺术的都有不同风格，我的满足感不止来自作品，也来自是否能让客人穿上服装后开心、增加自信。就算有些妥协也是值得的。” 会接触婚纱，也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需求。“刚踏入时装领域时，我制作的多是派对礼服和束胸衣，遇到一位前歌手黄馨询问有没有做婚纱才开启了我踏入婚纱、晚礼服的契机。” “小时候的香港对时装概念比现在好，我也很幸运，出生的年代人们比较愿意花钱治装。现在，尤其是疫情后，较少人会斥巨资做婚纱，大家多会勒紧裤头不乱买衣。 “不过无论如何经济是个循环，作为设计师应该顺着环境去调节，在不同环境找到自己的出口。而那么多选择里，我觉得婚纱、晚服会是最适合我的领域。” 这两者对姚子裕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婚纱我认为比较能按客人的预算去制作。而与张敬轩合作的晚礼服设计则是主打高消费群体的客群，例如与迪士尼合作的系列。” 英国求学奠定设计方向在英国求学的经历几乎奠定了姚子裕的设计方向。“我几乎继承了老师的技巧，回到香港后如果要往类似束胸衣的设计，除了内衣就是婚纱晚礼服。而相比起内衣，婚纱、晚礼服会有更多空间植入自己的创意。观察姚子裕的作品集会发现他使用不少与大自然相关的设计。“我自己有插花的兴趣，称不上专业，但我认为大自然经常会提供我们很多启示。有时候灵感也会从电影或梦境中获得。设计经常来自于直觉，我当下觉得哪一个作品或元素适合就会选择使用。不过我也很怕我的作品10年后回看会想不通当初怎么设计成这个样子，所以会采用较经典的轮廓。” 再美好的事物也总会倦怠，“以前每天车衣服都很开心，但身体始终都会累。我会选择不逼自己，有灵感才制作。我也会自己找方式放松，例如去吃自己喜欢的食物，去喜欢的地方坐坐，平静一点。 “对我来说，设计和制作衣服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看着一件件成品集结就会有成就感和自信心。没有必要强迫自己。” 梦想与面包兼得 2023年，姚子裕的个人网站作品集里出现了较为突出的设计系列“Electrified”。“Electrified是在没有投资者的情况下制作的，算是比较实验性的作品集，是纯粹自己想要的风格。” “这个系列以游戏中心为主题，是因为小时候父母开游戏中心，而我在打游戏机的音效中长大。我想要纪念当时的回忆。设计理念会有较多80年代的特色，例如变色珠片营造出低清影片的感觉。” 入行多年，姚子裕从一人制作到与人合作、有赞助投资、又回到艺人团队，他的心路历程又有什么变化呢？“设计师总要在面包和梦想之间取得平衡，有时候做多了面包，就会想要做一些不管卖不卖得出，但自己会开心的作品。例如这次的Electricfied便是一个例子，更希望以后每年至少可以做一套满足自己的小系列，继续维持设计师和生意人的平衡。” 如今姚子裕依旧是自己接单、设计和制作衣服，太多订单时才会交给厂商制作。“我也会找一些大学生当小助手一起学习一起制作，整个团队回到一个很简单的组织架构，不会有复杂的部门。这样的模式比较适合我。” “我不敢说有很多大的抱负，但我觉得是时候收一些徒弟啦！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支撑每一套衣服都自己做也说不定。我也想要尝试把自己的品牌扩张，所以才做了这个新的尝试。 “往后我也想要涉猎一个还没处理过日常领域，就是街头服饰。这需要将我平时做的东西收敛一些才做得到。但正如我说的，我依旧相信学会适应环境，事情就会自然有好的发展。” 更多【人物】：中国资深出版人李昕／我这辈子坚持要做的事，就是把书做好黄婉湄／你要理解性别，就必须先理解城市马子颂／快乐就是在种子里发现美

6月前

中国资深出版人李昕／我这辈子坚持要做的事，就是把书做好

10月12日，中国资深出版人李昕受邀到新纪元大学学院主讲公开讲座“今天我们怎样读书”，为在场观众带来关于阅读方式和阅读价值的多重思考。在讲座开始前的间隙，记者与李昕进行了一场深入访谈。报道：本刊刘紫晴摄影：本报林明辉在中国出版界，李昕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走过四十余年的出版生涯，他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三联书店总编辑，现为商务印书馆特约出版策划人。他的人生轨迹几乎与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步，不仅经历行业多年来的巨大变迁，也见证了阅读方式从纸质、电子到碎片化时代的转型。去年3月，正值70岁的他推出了自己的作品《一生一事》，副题为“做书的日子（1982—2022）”。这本自传记录着他过往40年的编辑生涯，是他的回忆录——记录着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书做好。与书的相遇提到“读书”，李昕先想起的是父亲。他的父亲李相崇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也是一个极爱读书的知识分子。儿时的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坐在书桌前读书的画面。家里的书桌、书堆，是他人生最早的记忆。 “我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在一个读书的环境中长大。” 自小学三年级起，他便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当时父亲正在做翻译工作，需要大量阅读世界文学，他自然也读父亲买回来的书。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出版物不多，《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广阔的天地》等作品都是父亲和姐姐们看完，他再捧着读的书。 “那时年纪小，看不太懂，就是囫囵吞枣，看个故事。” 阅读真正成为他生命里的主轴，却是在动荡的年代。文革来临，学校停课，他却没有停止学习，靠自学完成中学课程，也读了大量中外文学著作。 1969年，他被下放到东北吉林的农村劳动。那里的冬天十分严寒，他在“猫冬”（源自东北方言，指因寒冷或经济环境不佳减少外出活动的行为）期间回北京3、4个月，便在那段时间里把能借来的书都读了，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唐诗三百首》以及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维克多·雨果《悲惨的世界》等。 1978年，他顺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多年积累的阅读能力，使他的学术基础和写作能力十分扎实。毕业后，他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当代文学编辑，后来调往香港三联书店，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补充历史、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知识，于是大量阅读这些书籍。后来再回北京三联书店，由于编辑工作繁忙，他读的多是稿件，但仍坚持每年阅读数十本书。 “在人生不同阶段，读的书籍类型也不一样，但我从来没停止过阅读。” 听和看不能替代读谈到当下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碎片化阅读盛行，阅读风气大不如从前。李昕的语气沉了下来，毫不讳言地说: “我们正经历着一定程度的阅读危机。” 他观察到一些现象：美国《大西洋月刊》一篇调查文章显示在过去20年中，新一代学生的阅读量越来越少，无法与时下的社群平台如抖音、Instagram和YouTube竞争，许多美国大学生甚至不能完整阅读完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反观在中国，多所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借阅量5年内下降超过一半；微信读书用户虽多，但真正每天阅读半小时的人只有约1600万，与庞大的大学生数量相比，仍是偏少。如今，年轻人更多是用短视频、听书软件、播客等代替纸本阅读。 “听和看不能替代读。听书是一遍带过，不会停下来思考；短视频会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而不断压缩信息，无法给予你结构性的知识。” 他说，纸本阅读的理解能力、记忆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都不是碎片化内容能替代的。 “阅读时要让脑子停下来思考、连接、质疑。这些能力只有通过纸本阅读才能被激发。” 对他而言，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而是保持思考能力的方式，是一个人不会被时代洪流推着走的根基。作为作家的李昕《一生一事》是李昕送给自己 70 岁的生日礼物。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的年少时代、大学时光、第一次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在香港三联书店的成长，再到回北京三联书店的经历。自传出版后，一位朋友告诉他：“这本书最应该推荐给大学生。” 他提到书中不仅有成功的经历，也包括自己在工作上的遗憾和失误。“我想留下一些真实的记录，有很多事情我做得并不满意、留下遗憾，我希望别人不要像我一样。” 他认为，这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或职场新手都会有所启发，因为他们可以吸取前人的经验。“我写得很客观，我希望他们看到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是怎么思考和解决问题的。” “我不是要告诉他们怎么走，而是希望他们看到别人的选择和代价，能少走一些弯路。” 在他的数部作品中，于今年7月出版的《百年家事：邻水李家的四代人生》对他而言意义非凡。作为四川邻水李家第4代的李昕以家族的真实经历为依据，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他自己，书写百年中国历史在一个家庭里的折射。《百年家事》里记载着家族命运的起伏，个人被大时代裹挟的无奈和当下的挣扎，也有面对选择时的坚持和担当。 “书里没有虚构，也没有刻意渲染，我希望让读者看到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历史不是抽象的，它就发生在我们家族几代人的生活中。” 在他看来，书写家族史，就是在书写中国人的命运。编书与写书都遵守的4个标准谈到“表达”，李昕认为编辑和作者在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标准却是一致的。他最看重作品是否具备学术价值、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无论是编辑别人的书，还是自己写书，他都遵守这4个标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要求，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长期坚持的原则。他认为编辑的责任远不止审稿，而是要判断内容是否能够启发读者，承担起传播知识、文化和思想的责任。 “编辑做的，是启蒙的工作。” “表达不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所思所见，而是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事物的多面性，从中得到启发。” AI无法做出“书感” 李昕经历过中国出版业最辉煌的时代，从纸质书类型不多、读者需求旺盛的80年代，一路走到电子出版兴盛的今天。许多人都说，AI 的出现和电子出版的普及，让编辑行业发生巨大改变，被迫让资本市场牵着走。然而在他看来，出版的核心价值从未改变，编辑的本职是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做出精品书，这需要一种AI无法替代的能力，他称之为“书感”。 “书感就是一本书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你心里有谱。内容怎么分结构，插图怎么安排，封面、版式、节奏如何配合，这需要编辑长久以来积累的经验、审美和判断能力。” “书感”包含对书的结构理解、内容的分章、插图的配置、版式的呈现、文稿的节奏安排，最终呈现一本书整体的美感。李昕并不抗拒AI。他认为AI在重复性的工作中非常有效，比如翻译、对照资料、校对等，让编辑能节省时间；但它无法拥有“书感”，无法决定一本书的灵魂。 “AI可以协助，但它不能做精品书，精品书是由编辑策划的。” 出版应是内容本身有价值面对市场的声音崛起，出版人更要重新思考：为谁做书？为什么做书？ “过去是编辑选书、读者接受。现在是网络时代，网上的书评会影响口碑，平台榜单会左右销量，这些都会影响出版社的选题方向。” 他认为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出版社既要生存，也要盈利，有些还要面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考核，但他仍坚持一个底线：不能为了市场而牺牲内容和价值。 “出版不是投机，而是长期主义。出版应该是内容本身有价值，编辑通过策划、包装、推广的方式把书带给读者，让读者认识它、喜欢它，然后在市场上产生影响力。” 这才是出版人应该做的事。当被要求向读者推荐3本“最值得阅读的书”时，李昕并没有推荐自己的书，而是挑选了3本由他亲自编辑、极具代表的当代文学作品。第一本是《邓小平时代》，是傅高义花10年研究完成的经典著作，这不是人物传记，而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传记，是近1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类作品之一。第二本是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是由《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四册书组成的系列作品，作者记录自己在台湾近30年的亲历亲闻，描述30年间台湾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和思想深度。第三本则是齐邦媛的《巨流河》。她以个人和家族的故事呈现中国现代史的跌宕起伏，因笔触深刻、情感真挚，这本书被誉为“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大陆和台湾两岸都拥有大量读者。这三本书恰恰能体现出李昕对出版价值的追求，即兼具思想性、历史性和文学性，并能为读者提供长久的精神养分。守住出版的价值和责任 “我这辈子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书做好。”访谈接近尾声时，李昕缓缓说道。在信息爆炸、注意力不断被切割的时代，他依然坚持纸本阅读，相信编辑的书感和判断，守住出版的价值和责任。他始终认为，阅读能塑造一个人，而好书能影响一个时代。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下，有些坚持无需改变，有些原则值得用一生去守护。更多【人物】：黄婉湄／你要理解性别，就必须先理解城市马子颂／快乐就是在种子里发现美植物学家Ruth Kiew／翻越无数山林守护植物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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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婉湄／你要理解性别，就必须先理解城市

10月某个细雨朦胧的早晨，与黄婉湄约在加影体育馆捷运站碰面，她撑着伞领着记者走入加影的街巷。8年前启用的加影捷运线，是这座城市变迁的节点，也改变了它原有的节奏。记者随她踏入这座自英殖民时期延续至今的老城，以她的视角回望这座城市。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加影的背后有着族群迁徙和移工历史。” 报道：本刊刘紫晴摄影：本报黄安健街道弥漫着早市的喧闹声，雨水一点一滴地落在铁皮棚顶。黄婉湄曾在这里进行城市研究，而她的女性主义视角逐渐照亮并透析这些被忽略的空间。 “我曾教授性别与妇女研究、并担任劳工移民、原住民女性、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性别事务专家；同时参与女性主义城市设计、气候变化报告的性别行动计划及相关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实践。但最终都回到同一个核心——理解人与环境的连结，以及个体在城市中的生活经验，包括其如何被城市结构形塑，又如何在其中寻找突破的可能。” 從都市民族志走进城市的日常黄婉湄出生于吉隆坡，后来随家人迁移到加影，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修读传播学荣誉学士与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女性主义媒体话语分析，其硕士论文探讨了1998年大选时期的女性权益论述。 “自1970年‘新经济政策’年代起，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推动社会结构持续转型，性别议题不断浮现，然而女性权益、性别权益与性别平等却长期未能成为主流叙事的核心视角。”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学者，她在新纪元大学学院首创“女性主义媒体研究”领域，并在马来亚大学性别研究科系中开设“性别与性”和“性别与政治”等课程，为本地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开辟了新方向。2006年，她曾受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委托担任性别专员，开展巴生河流域性别多样性的研究工作。 2008年，她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资助，以“庞克儿”（Pengkid）女性社群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为题，采用都市民族志（Urban Ethnography）的方法深入城市日常，分析身体、空间、文化和权力的交互作用。 “理解性别，必须从理解城市开始，城市是最日常、也是最具体现性的权力结构。” 随后，黄婉湄以富布赖特学者身分赴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妇女研究博士，研究方向为跨国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然而，打击接踵而来，伴侣和母亲相继因癌症离世，父亲随后也被诊断患癌。为承担照护责任，她不得不返回马来西亚，中断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她将自身的女性主义学术扎根于国际领域，先后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劳工组织（ILO)、亚太区与国际工会组织等机构的性别专员。她负责评估女性移工劳动权、原住民妇女的发展权益和气候政策中的性别平等，并协助强化性别议题在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整合。从移工和族群史重新认识加影 “我的年少时光是在加影度过的。”她回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加影仍保留英殖民时期的城市设计。当时学生往返学校，多数依靠脚车、无冷气的和合公共巴士或冷气校车。拥挤的车厢环境和偶发的性骚扰事件，构成了她对公共空间中性骚扰问题的最初认知。 2018年，她结合在槟城、美国和中国所累积的历史遗迹保存知识与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一项由雪州政府拨款的“加影历史城区建筑遗产研究计划”。在梳理史料的过程中，她了解到各族群的移工历史、左翼分子势力、劳工抗议运动、反日与反英殖民运动，这些都深深烙印在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里。 “加影最早是因锡矿开发而形成的河流集市和移工聚落，这座城市是由他们共同建立的。其早期成长主要源于锡矿、咖啡和橡胶产业的兴起。” “想了解加影今天的面貌，就必须从它的移工史和多族群交织的历史着手。” 在她看来，要研究一座城市，不能纸上谈兵，而是要走入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透过他们的生活经验重新审视这座城市。因此，她关注的不是城市变得更现代化，而是城市是否能让居民的生活、在地文化和历史被看见。一旦城市发展迅速，就会慢慢地失去自己的故事。黄婉湄并不希望加影被塑造成旅游商业区，因为会削弱其作为居民生活区的本质。对她而言，日常的巴刹、诊所、学校、银行、杂货店、捷运站、巴士站等，才构成了加影的核心节奏。她喜欢观察加影的公共空间如河流、铁轨、街道、巴刹、公园，留意人们在哪些地方停留、谁在使用空间、又是谁无法参与其中。 “加影最需要的是归还居民一座公共图书馆、建设社区博物馆、建立制度化厨余收集体系、打造连贯安全的人行道，改善交通和排水系统和加强照护设施，而不是一堆市集。” 在她看来，一座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不仅能让居民理解自己的城市，也让年轻一代了解他们居住城市的历史脉络。她认为，若市区过度旅游化和商业化，将会剥夺居民应有的社区服务和生活空间。雨渐渐小了，穿过旧街场的五脚基，黄婉湄谈起了性别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vip_content_start] “马来西亚的父权制度所导致的性别不平等，不只体现在法律或公共政策上，更深植于家庭结构中，家务和照护责任几乎由女性独自承担。” 她认为，传统的城市规划往往会忽视女性的真实需求，如设立女性专用车厢，表面上是保护女性，实则执行“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常出现在父权社会，该措施主要关注女性的安全，却未涉及对加害者的矫正或问责机制。” 若要真正让女性参与城市的公共空间，不应只把女性安置在安全区域里，而是要重新塑造空间本身的权力结构。此外，许多城市规划忽略了女性在照护链里的核心角色，如女性要带孩子上学、照顾年迈长辈、负责家庭日常饮食、有者还得每天从城郊地区通勤到吉隆坡或其他城市工作。她认为，便捷的公共交通、可靠的公共教育和可信赖的公共医疗体系是让女性能够进入职场、参与城市生活的必要条件。没有照护链的城市无法实现性别平等 “如果一个城市无法支援照护，它就无法支援女性。” 她曾在大马建筑师协会主办的住房与城市化研讨会上提到，没有照护链的城市，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 “很多规划仍以单一通勤者为研究对象，而在加影，多数家庭的生活跨越城市边界，女性的通勤模式与男性完全不同。” 城市的设计并非中立，它往往按照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建造。在本地，城市规划通常以体健的中产阶级的男性或女性为核心。女性主义城市设计则强调安全、关怀和可达性，但女性照护，独居女性或年迈女性的需求常被建筑美学和商业考量忽视，而规划会议中缺乏多元女性代表的声音，更使这些需求长期被边缘化。加影的公共空间应该如何规划？黄婉湄沉思了几秒后说：”你知道Wim Wenders执导的《Perfect Days》吗？“ 剧中的口袋花园（pocket garden），是东京常见的小型城市绿地，占地不大，却有遮阴的大树，有充足的座椅供居民休息，安全，清洁，并对所有使用群体友好，让人随时都想停下来放松片刻。在她看来，加影的公共空间完全可以发展成这样的口袋花园。她也指出，公共空间必须具备几项基本设施：厕所、紧急公共电话亭，回收站、路灯以及制度化的厨余和垃圾管理设施。 “这些才是让人安心生活在城市里的基本条件。” 理想中的城市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雨停后，街道仍湿漉漉的，空气里弥漫着雨后的清新。加影半日游在参观完师爷庙后画上句点。走到加影河畔，望向那块写着“I Love Kajang”的大牌匾，心中泛起一阵涟漪，忍不住问她：“在你的想像中，未来的加影会是什么样子？” 她想像中的加影是一座以居民为核心的宜居城市。孩子能安全回家，长者能安心休息，照护者有喘息的空间，移工不再只被视为劳动力，而是生活者，女性不再担心夜路的安全，河流不再因暴雨泛滥而威胁城市，老行业的经济脉搏依旧跳动，每个人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城市如何变迁，加影真正不变的价值，始终在于居民对安居乐业的向往、多元丰富的人文遗产以及安全和健康的宜居环境。 “我在这里学会怎样理解城市，也学会怎样理解人。” 站在加影街口，面对老建筑和新公寓的并置，便能明白黄婉湄为何如此珍视这座城市。迁徙、离乡、归来、挣扎与再出发，她的人生轨迹与加影的成长彼此映照。更多【人物】：马子颂／快乐就是在种子里发现美植物学家Ruth Kiew／翻越无数山林守护植物生态作家洪爱珠／在快时代里，守住老派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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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颂／快乐就是在种子里发现美

沉浸种子摄影艺术，3年拍了上千颗种子；什么种子最调皮？“奇异果种子就很调皮，”抠出奇异果种子放在显微镜头下，水分很快干脱，形状也会坍缩，黑色种子随之转黄，“不是渐变哦，是一个个突然变成黄色。我都等它们变黄了才拍。” 什么种子最有智慧？“每颗种子都有智慧。”马子颂说得笃定。比如黄槿种子表面有油脂体，有助吸引蚂蚁传播它，“这是一种智慧的象征，而且特别漂亮。每颗种子都有它们的智慧。” 哪个种子最像自己？“诶！”马子颂这次被问倒了，“我能想一想吗？” 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本报陈启基、受访者提供起点是在2022年冬季。平时做饭家里会囤积香料，有天需要花椒而厨房稀少，“当时是想，反正都要买嘛，我看能不能买到中国最好的花椒，于是找到四川汉源县出产的花椒。”花椒送到，颜色果真比较鲜艳，“紫红色的，味道也很好闻，非常新鲜。”其中一颗还特别漂亮，很对称，“我想这个不拍可惜，我就拍了。” 马子颂先是使用微距镜头，未能全然捕捉种子的质感与纹理有多美，他再搬挪一台显微摄影设备，终于有了满意的成品，他好快乐。快乐是偶然发现一颗绝美种子，快乐也是在寻常种子里发现没见过的美。他翻遍家里种子继续玩，拍大米荞麦，拍红豆胡椒……都是再熟悉不过的粮食，不起眼的小东西，却在显微镜下凝成不知名的迷人瑰宝。比如玉米，“你平时看玉米，不会觉得它很漂亮，对不对？其实在镜头下，它会呈现另一种美——玉米玉米，我们叫它玉米，如果你能尽量把它‘玉’的那个质地还原出来，那真对得起玉米两个字。” 还有藜麦，“种子周围一圈有三四种颜色在里面，中间是透明的，像一个logo，很好看，你完全没想到藜麦种子会是这个样子。” 本科修读生物学，博士班专修分子种植与遗传学，常常待在实验室做研究，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副研究员；与植物相处，原是一份工作，“真正对植物产生兴趣，是拍了种子之后，现在它变成一种生活。” 寻常的一片绿，仔细看会有不寻常的美生活从此多了一些小习惯，“行为方式变得不一样”。中秋节家庭聚餐，饱饭后水果上桌，水果是他平日少见的番石榴。大伙闲聊家长里短，热闹饭桌上唯有马子颂静静吃着番石榴，再把种子一颗颗吐出来，用茶水清洗后齐整排列在纸巾上晾干，“之后拿回家就可以拍了。这是我以前不会做的事。”亲友早已见怪不怪，有时还会主动问他，手上的种子他要不要。秋天到园林踏青，“各种植物都熟了。以前就看看，不采的；现在会有意识去采一些种子，但不是会造成破坏的采摘，是看它熟了就摘一下。” 出国的时候呢？会特别观察当地植物吗？与马子颂碰面是在吉隆坡安邦路，从室内落地窗往外看，可以看见路旁高高的行道树。于是好奇，常人看来没有多大差别的绿，在他眼里这些植物又有什么趣味？ “好多植物都是绿叶，它不开花可能都长得差不多，虽然叶子形态分好多种，但你不仔细看，会觉得都是一样的绿色，仔细看之后发现什么都不一样，果实不一样，花不一样，种子也不一样。” 他想到家乡中国苏州市树——香樟，制作樟脑的原材料。苏州随处可见香樟树，“可我之前没关注过香樟种子，”投入种子摄影后，“发现香樟种子蛮有意思，它不光花香，种子也很香，哇～就你完全看不到在同样是绿色植物下面，每种植物的种子都不一样。” 赤道植物里，他拍过橡胶树种子，“椭圆形的，表面纹理很好看。热带物种多样性很丰富，真是一个宝藏。”可在法律管控下，种子跨境运输有严格限制，拍摄世上所有种子因此成了太大的妄想，“把中国有的都拍完就很不错了。” 据他所知，中国植物物种有三万多种，“有些是濒危种子，你也拍不到，或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种子，你可能拿不到。”他想，“如果可以拍到一万多种，那已经是很庞大的工程。” 一颗种子可以玩一整天，“很麻烦” 种子小小一颗，可要把它拍好，常常需要耗一整天。把家里粮食拍完，马子颂开始网购景观植物和花卉种子。有些卖家会做好干燥、去虫的步骤，“拿到手之后，只要做表面的清理，就可以拍了。”后来他也跟中国多家种子库合作，“他们给我种子拍，我跟他们共享照片。”考量时间成本，他不选择自行栽种，“说实话，光是拍摄，已经耗尽我很多很多时间。” 拍好一颗种子，他笑说，是很麻烦的事。 “按我现在的节奏，从拍摄到出图，可能要三四个小时，甚至半天；好的种子会花更多时间，我甚至一天可能只拍一个种子。”拍好正面，再拍侧面与背面，“遇到扁形种子，正面是一个样子，侧面背脊是一个样子，背面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有些种子形状，正面难以拍出立体感，“可能要调到45度更好看。”光线也有讲究，柔光纸要用一层还是三层才合适，只能一遍遍去试错。同个批次的种子也有各种细微变化，“形状差不多，但有不一样的美，拍好一颗会换另一颗拍。”偶尔难得遇到他很喜欢的，很好看的种子，“真的能玩一天都不够。” 访谈前两天，他正好筛到一颗他所见过最特别的大花马齿苋种子，表面从蓝色渐变到紫色，“不光颜色渐变，纹理也有渐变。表面凸起的地方，一般马齿苋种子是没有颜色的，但这颗种子又有橙色在里面。这是我没见过的。一张种子的照片，有蓝色、深红色、紫色，又有亮橙色点缀，你很难想像这是大自然的色彩搭配。” 这是马子颂的快乐源泉，“遇到好看的种子，可以快乐一周，甚至一个月。” 美会让人心生敬意。拍摄完毕，他迟迟没有动手修图。“我不敢轻易处理它，以我修图的能力，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把这颗种子的‘好看’激发出来。这是对它的保护，也是我的自我要求。” 你必须等，等雨把熟成的种子打落然而，有些事情要求不来，这是种子给他洞见的智慧。马子颂曾把三根长长的木蝴蝶果荚买回家，“我可以直接买种子，但卖家收种子时，不会在意种子美观，”木蝴蝶种子形如薄翅，漂亮而脆弱，“形态容易破损，破损就不能拍。”所以他决定购买果荚自行采摘。以为木蝴蝶果荚已经成熟，也许心急，他找各种工具试图把果实掰开，“怎么都掰不开，”只好慢慢等它熟成，“我等了好久，等了一个多月，等它变黑，等它熟成，才能把它掰开两半。” 一棵植株从开花到结果，“我们讲的瓜熟蒂落——有的东西就是要等一场秋雨一场凉，下了场雨，”熟成的种子会被打落，未熟的种子强摘不得，“你要等它顺其自然。” 如同生活里被催促的事，或是久久未修好的图，“就当成是下一场雨刮一场风，时候到了就会好了，时候未到你催我也没用。我不能说这是植物的智慧，但我感觉就是这样，当我还没有能力把它做好，就放着等一等，一场风雨下来，都不用别人催我很快就能完成。这是大自然规律。你必须要等。” 要等风雨洗练的，还有一个人的审美眼光。访谈中，听马子颂屡屡赞叹这颗种子好美那颗种子漂亮，而他是有自觉的，“我们其实是，也只能是站在人类的角度，去评价它美不美。”从植物学家的角度，一颗美的种子，也许是健康的种子，功能性比什么都重要；换作摄影师角度，也许不健康的种子更美，“可能你拿到一颗斑驳的种子，也有它的美。这倒是蛮有意思。” 有次拍摄黄藤种子，他偏偏从一堆健康的黄滕里，一眼相中一颗品相不好的种子，“它不是最新鲜、对称感最好的，但我想它肯定有我相中的原因，就把它拍下来。”那颗种子表层残缺，斑驳的黄褐色果鳞在他眼中，有种壮烈而苍凉的美，“像极了一位身披铠甲浴血奋战的故人。” 回过头想，美的抉择似乎是一念之间的事；走到其他年龄阶段，也许他在同个袋子里一眼相中的已是别颗种子。有道问题他迟迟没能在一念之间闪出答案——“哪个种子最像我……哪个种子最像我……再给我两分钟……我想是大花马齿苋吧，我会喜欢它，可能也是因为它像我，胖胖的，色彩又很好看，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越看越喜欢。” 更多【人物】：植物学家Ruth Kiew／翻越无数山林守护植物生态作家洪爱珠／在快时代里，守住老派的温度台湾音乐组合守夜人／我们想守护那些活在自己世界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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