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雨林中的长须游侠


《野猪渡河》写的不是传说,而是婆罗洲雨林真实上演的生命奇景——成群须猪横渡大河、震动山林;在人与野猪的斗智围猎之间,它既是猎物,也是灵性的象征,既滋养部落生计,也深嵌于信仰与文化之中。

张贵兴老师的《野猪渡河》,以其砂拉越故乡罗东作为小说的地理背景,而故事的时代背景则是日治时期。书中有大量关于婆罗洲雨林的叙事,其中以描述野猪在雨林中集体迁徙的盛况最为魔幻,场面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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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野猪,指的是婆罗洲须猪(Bornean Bearded Pig),也被称为“山猪”。这种婆罗洲独有的须猪,长着长长的口鼻、布满须毛的脸庞、发达的前躯、圆润的臀部和羽状尾巴。由于腿长,婆罗洲须猪的身体离地较高,给人敏捷灵活的感觉。其体重一般在80至120公斤之间,发起攻击的时候力道强大,但无法避免成为猎物,是部落里重要的肉食来源。
早年,野猪可说遍布雨林各处,从沿河到高山,从河口沼泽到丛林深处,甚至在城市周边的种植园和农地,随时可见其行踪。猎杀野猪,除了贪图其肉,另一原因也和它经常破坏农作物有关。

野猪渡河,真实存在的奇景
“野猪渡河”并非小说家言,而是确实存在的雨林奇景,我不止一次听亲历其境者谈及那个大场面。1949年2月1日的《砂拉越公报》上,就指出砂拉越北部的巴南河(Baram River)上下游相距60至100英里的范围内,曾经录得连续五至六周的野猪迁徙行动——有单独行动的,也有七至八只的小家庭,还有十五至四十只的大群,甚至估计多达两百只的大队,数量之多令当地人不敢轻举妄动。
另有一笔更明确的记录,发生在1935年10月,有超过800名来自沐胶、斯里阿曼等地的达雅人聚集在拉让江上游的加帛(Kapit),对横渡拉让江的野猪群展开围猎。该年的野猪渡河,主要发生在柏拉固(Pelagus)急流以下,范围从南加巴勒(Nanga Balleh)到布拉甲(Belaga),共捕杀逾1500头。到了11月,一度传出野猪迁徙结束的消息,没想到后来再次出现,前后持续约三个月之久,为老一辈人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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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当年的野猪渡河,场面何其壮观,而猎人的收获看似也极为丰盛。然而,上述报道却指出,由于数量不稳定而且地点偏远,因此狩猎所得商业价值有限,人们多次尝试腌制火腿皆失败,最后只能去骨切片,沥干血水,切成两英寸方块做成肉干出售。当时甚至出现因过量食用猪肉而致死的案例,数量相当惊人,作者推测与肉质不佳有关。

野猪聪明,猎捕过程斗智斗勇
除了趁野猪渡河之际展开“大屠杀”,砂拉越各个原住民部落猎捕野猪的方式可谓各出奇招,跟野猪斗智斗勇斗计谋。曾经与野猪“打过交道”的人,莫不赞叹此种生灵之聪明。我的老同事北辰先生,多年前出版《凤凰岭的故事》,记录早年参与左翼运动时长期在雨林中活动的生活故事,其中就用了不少篇幅描述与野猪斗法的经历,可谓一场绞尽脑汁的“战役”,作者写来生动有趣,加深了我对野猪的认识。
台湾知名人类学家、艺术家已故刘其伟先生曾经亲身考察婆罗洲雨林之人文与生态,出版《婆罗洲土著文化艺术》一书,其中一个篇章记载了伊班族(Iban,海达雅族)猎捕野猪的几种方法。
伊班族其中一种捕猪陷阱,经常设在丛林与稻田之间,显然以保护农作物为主要目的。在热兵器未进入部落的年代,猎人就地取材,陷阱的主要构造是一根削尖的竹矛,再以藤索设计成“扳机”,当野猪跨过藤索时很容易触动“扳机”,竹矛就会射向野猪。另一种名为“petipanga”的陷阱,同样采用弹簧的原理,精准将锋矛置于野猪腹部的高度,而且锋矛上刻有经巫师施以符咒的精灵偶像,据说此陷阱猎得野猪的概率很高。

不只是食物链,更是神秘的灵
王伯人编译的《婆罗洲四万年》,收录了砂拉越博物院研究员R. Nyandoh撰写的《陆达雅族人怎样围捕山猪?》一文,提供了古晋西连县打甫村毕达友族的集体猎猪方式。这个猎猪行动就非常盛大,先是根据野猪的蹄印预估猪群出没和行进的方向,设下围捕栅栏和陷阱,然后村民埋伏各处,待猪群不慎闯入,则集体出动围捕之。这类猎捕行动,当然不只是陷阱的设置,还伴随一套非常讲究的祭祀仪式,包括祈求山神协助,非常精彩。
以上两个例子,都提及了巫师和祭祀,说明在泛灵信仰的世界里,野猪不只是食物链的一部分,它也是一种充满力量、聪明而神秘的灵。除了猎捕行动伴随着特定的祭祀活动,部落里重要的祭祀活动,也经常以野猪献祭。
此外,在笃信泛灵信仰的年代,生活在古老的雨林中不能没有“护身物”,以趋吉避凶、免除疾病、保护与疗愈灵魂,并驱避邪念。取野猪的獠牙、下颌骨等,作为制作项链、手环等物件的用途,在祭祀中佩戴,或日常随身携带,皆有辟邪的功效。
在婆罗洲文化博物馆中,也展示了布桑加央族(Kayan Busang)的一种传统面具,名为“hudo’ urung bavui”,正是根据野猪的形象设计的。可见在部落的艺术中,野猪也成了创作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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