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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

长命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拉让江河面被笼罩在一片迷蒙之中。雨丝将天色搅弄成混沌的灰白,整片天空像极了一块浸泡在水里的隔夜面包——臃肿、发白,到处湿漉漉的,连空气都吸饱了水气,湿衣衫黏腻地裹着皮肤,令人窒息得难受。 我们栖身的这座五门长屋,此刻像一艘搁浅且沉溺的独木舟,孤零零地立在舍玛连三角洲的转角,四周荒无人烟。我们被困在这里,等一艘说好要来、却始终不见影子的长舟。 从下午3点枯等到日落,时间被雨水泡得发胀。隔着厚重的雨帘望向江面,夕阳已褪去了白日的耀眼,化作一团温柔而模糊的枣红,正缓缓沉入地平线的暗影里。江面上来往的船只依稀,却始终不见接应的那艘,只有两艘外国货轮泊在江心,像两座沉默的孤岛。 巴丹在长屋里与屋长攀谈,这是个只有五户人家的伊班族聚落。3个跟来打工的马兰诺少年窝在墙角,用眼神交换着不安,这里手机没讯号,联络不上家人,他们是趁学校假期出来赚零用的,现在大概后悔接了这趟苦差。 我们此行是为勘查拉让江下游三角洲的水产养殖潜能,队伍分两组,老许和乌拉在泗里街码头对岸,我则与巴丹搭档深入三角洲腹地。巴丹是摩禄族人(后来该族改称为弄巴旺族),却长了一张标准的华人面孔。我还记得初次见面时,自动用华语与他搭讪,他摆手苦笑的样子——显然,被误认为华人对他而言已是家常便饭。 连日来,我们借宿在泗里街镇外的农业站,每天早上由司机阿当载送至码头,与工人会合后,便乘长舟钻进水道纵横的拉让江三角洲。这里是红树林与亚答树沼泽地域,潮汐主宰一切,涨潮时水漫过腰,只有趁着退潮时露出的片刻泥泞,我们才能争分夺秒地勘验土壤。因此必须严守潮汐时间表——趁低潮开工,抢在涨潮前撤退。 早上九点多,我们抵达舍玛连岸边,与船夫约定原地接应时间,在起点记下定位后便开路出发。巴丹负责验土,我殿后作水平测量,穿梭在红树林气根和亚答树丛泥泞中,整个队伍缓慢移动。午后1点,蹲在树下匆匆扒完饭盒,继续赶工。水位开始上涨时收工,巴丹提议抄近路。他说前面有条路能绕过沼泽,直通河边的一座长屋。于是兵分两路:几名工人原路折返,到约定地点等船,再绕去长屋接我们,巴丹带着我和另外3名工人去探路。 就在这时,天空骤然崩塌。 雨水仿佛从天上直接倾倒下来,豆般大的雨珠穿过林梢,哗啦哗啦砸在身上,竟带着刺痛感。白昼瞬间黯如黑夜,沼泽林里阴森可怖,胶鞋被厚厚的泥浆死死咬住,每走一步都像拖着千斤枷锁。当我们浑身湿透,从沼泽中爬出来时,眼前豁然开朗,也让人惊叹不已,我们终于看到巴丹描述的那条路。 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荒野深处,竟赫然铺展着一条宽阔的柏油大道,它比任何市区道路都更加平坦完美,厚实的乌黑沥青在雨中闪烁着诡异的幽光。当我们从泥泞中踏上这条路的那一刻,光滑舒适的路面反而让人感到心慌。 “这路修给谁?这里没村子、没车、没人!”巴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哑然失笑,“难道是给狗熊和猴子修的?” “不,是给鳄鱼。”少年工人接了一句。大伙笑成一团,笑声在瓢泼大雨中显得荒谬而空洞。 雨势愈发狂暴,我们5人都沉默了,只顾埋头赶路。湿透的粗布裤裆反复磨蹭着大腿根部,泛起阵阵如烧灼般的刺痛,我强忍着前行。走着走着,巴丹的脚步突然乱了半拍。他压低声音,急促地说道:“走快点,别出声!” 雨夜逃命惊见熊影 没人多问,大家都加快了步子,几乎是小跑起来。直到拐进通往长屋的泥径,巴丹才放缓脚步,紧绷的肩头松了下来。问及缘由,他回头望了一眼来路,气喘吁吁地说:“你们没看到路边树上有只黑色的狗熊吗?它正在往下爬,不跑不行。”一句话,吓得我们背脊发凉。幸好他眼尖,不然后果堪虞。 雨势渐弱,我回望眼,大道上的天空已变成一片阴森的黯灰色,云海如潮,翻滚涌动。远处的太阳被雨雾吞噬,苍白冰冷的光芒如同死寂的月亮。这悲凉凄清的景象笼罩着那条空旷的大道,路的尽头消失在茫茫沼泽与灰蒙天色里,仿佛通向未知的虚无彼岸,给人一种魔幻不真实的感觉。 到达长屋时,雨再度滂沱,我们几个湿淋淋地站在长屋走廊,望着江边,引颈企盼着接应的长舟。时间在雨中一滴一滴流逝,天色彻底黑透,变成了望不穿的漆黑,长舟依然不见踪影。偶尔传来引擎声,我们一次次燃起希望,却一次次发现只是路过的船只。 直到晚上9点,巴丹无奈向屋长表示这里手机没讯号,联络不上队友。好在屋长忽然提起,他儿子刚从泗里街放工回来,可以载我们一程。这里离泗里街镇只一个转角,过了弯就可以看到镇上的灯光。听到这话,那几个害怕父母担心责备的少年高兴地欢呼起来。 夜雨未歇,我们归心似箭,搭乘屋长儿子的长舟,在黑暗的河道上冒雨向泗里街疾驰。抵达码头时,除了道谢,我们还执意补了些船费。回到泗里街镇上已是深夜,手机终于恢复讯号。联络上乌拉时,电话那头传来惊呼——他们以为我们失踪了,已经在警局报了案。“警察说舍玛连三角洲经常有人失踪,”乌拉的声音有些发抖,“那里二战时是英日军驳火的战场,阴气重,诡异得很。3个马兰诺少年家人也在警局,十分担心,但警察说夜晚根本没法搜救,正打算明天天亮才行动。” 我们赶到警局,见彼此无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想销案却被告知需等待12小时。于是,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们5人的名字就这样在警局的“失踪人口名单”里呆了一夜。 后来才知道,一切源于一场荒诞的误会:折返的工人传错了话,让船夫去了错误的地点,空等到天黑,回去告诉乌拉他们没看到人,就此以为我们失踪了。大家听完哄堂大笑,笑声中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和释然。 原来,一个讯息的错误或缺失,足以让人在现实世界里“消失”。在高科技时代,个人的存在竟然脆弱得连一个讯息都能将其抹除,而我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在那个雨夜,当了一回名副其实的失踪者。
1星期前
2月前
3月前
  马来西亚拥有广阔的热带雨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然而,我们对生活在树冠之上的猿猴了解多少?当城市发展紧逼森林、高速公路切割森林,这些猿猴正面对怎样的未来?保育工作该如何推进? 清晨,雨林尚被薄雾笼罩着,一道悠长而清亮的呼喊从树冠层传出,先是单独的一声,随后另一端回应,像隔空对话,又像宣告主权,声音在空气中荡开,传到一公里之外,再被另一组家庭接住。呼声此起彼落,整片森林霎那间被唤醒,那是长臂猿的叫声。 “长臂猿不是猴子。”从事灵长类研究与生态教育多年的彭依恒说,许多人把它误认为猴子,但它其实属于猿类,有别于拥有长尾巴的猴子,长臂猿并没有尾巴,只有尾骨。 长臂猿属于树栖灵长类,在成熟雨林范围内活动。它们以臂行的方式在树冠之间摆荡,双臂如摆钟般向前抛掷身体,一次可跨越约10至12公尺的距离,这使它们对树冠连续性要求极高。 在全球,约有20种不同类型的长臂猿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中国南部。马来西亚有5种长臂猿,其中西马占3种,包括敏长臂猿、白掌长臂猿和合趾猿。它们主要栖息在低海拔、树冠密集、果树丰富的森林地带,如霹雳太平山、彭亨国家公园、柔佛的蒲莱山、吉打乌鲁慕达森林等等。 彭依恒来自柔佛居銮, 是一名全职生态保护工作者。他在The Habitat Foundation担任复育与永续计划主任,同时也是马来西亚灵长类学家学会委员、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FRIM)的生态向导和雨林学校的讲师兼解说员。 他毕业于理科大学动物学硕士,其研究聚焦在吉打州乌鲁慕达森林保护区的敏长臂猿族群,这是我国重要的热带雨林保护区之一。在为期一年的田野研究中,他通过定点监听从不同方向传来的长臂猿叫声,推算该区域长臂猿的家庭数量。 每天清晨是它们最忙碌的时候,长臂猿家庭会在日出后发出长达1至2个小时的呼喊。它们的呼喊声能传到一公里外,向邻近家庭宣示领地,不同方向的回应声则代表不同家庭。透过长期的观察和记录,他推估当地约有2900至3000个长臂猿家庭群,每个家庭约4到6只个体,由父母和数个孩子组成。 “它们很有家庭感,有一次在定点考察时,一家长臂猿在树冠上方活动,成员之间不断轻声对话和互动,那种社会性超乎我的想像。” 马来西亚生态保护行业仍起步阶段 提到投入研究长臂猿的契机,彭依恒说,他与动物的接触可追溯到中学时期。当时他热衷于饲养各种甲虫,随着对大自然的深入了解,他的兴趣也逐渐从昆虫扩展到整个雨林生态。“研究长臂猿只是一个契机,让我投身到生态保护。” 后来,他在纽西兰奥塔哥大学完成动物和植物学士学位后便意识到,若只研究动物和植物而不保护它们,一切都是徒然,这让他坚定了回国发展的决心。 “国外的生态保护行业已相当成熟,但马来西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我希望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毕竟,我相信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回国后,他在槟城蝴蝶公园担任策展员约4年,但始终觉得那不是自己想做的生态保护工作。直到在理科大学就读硕士期间,遇到了一名在本地从事灵长类研究多年的德国教授Dr Nadine Ruppert,得知对方在进行着几项灵长类研究计划,并看到一张写着“Gibbons: The Forgotten Apes?”(长臂猿是否被遗忘了?)的海报,使他正式踏入研究长臂猿的领域,并开始在不同的雨林考察。 他说,我国约有40年没有人系统性研究长臂猿了,这也是他决定投入研究长臂猿的原因。 此外,他也与各地环境机构合作举办亲子导览活动,并担任自然向导,向公众介绍长臂猿和雨林生态。他每年都会带团前往位于砂拉越北部的隆拉浪热带雨林导览,通过与自然近距离接触,让不同年龄层的公众建立对生态保护的认知。 在长期走进雨林的过程中,彭依恒也分享经历过的难忘时刻。在一次定点观察时,他曾近距离看到长臂猿一家四口在树冠层活动,父母与孩子之间不断发出交流声,互动频繁。期间,其中一只长臂猿在树上小便,不幸地洒落在他的助理身上,而那天恰巧是他的生日,因此收到了一份难忘的“生日礼物”。 除了长臂猿,他在雨林中也见过其他野生动物带来的震撼。当他带团到乌鲁慕达森林的河边观察时,突然出现9只野象,它们彼此靠近、不时相互摩擦和互动。彭依恒说,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观察野象,当时能深刻感受到象群之间的情感,像是一个彼此守护的大家庭。 雨林生态系统体现在动植物上 雨林的奇妙不仅来自动物,也体现在植物上。彭依恒曾目睹龙脑香树罕见的大规模结果现象,这种现象通常7至10年才会出现一次。当时河岸两侧的树冠染上一片红色,成熟的果实从高处旋转飘落,他形容眼前的景象宛如一幅动态的自然画卷,展现了雨林生态系统的丰富和美丽,而这些果实主要供鱼类食用。 在一次带领亲子团到太平山导览时,彭依恒为团员介绍敏长臂猿后,随即就看到一户长臂猿家庭正在树冠间进食,让团员们兴奋不已。彭依恒说,当学员真正看到敏长臂猿时,会觉得它们不是纪录片里的主角,而是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邻居。 长臂猿对栖息地的要求极高 长臂猿对栖息地的要求极高。树冠密集的低海拔雨林里有高大的乔木,有四季轮流结果的树种,尤其是榕树——这种不按季节结果的树,成为了雨林生态系统的支柱。即使其他树尚未结果,榕树仍可供应果实,因此榕果成为长臂猿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然而,它们正在面临的威胁是栖息地的流失,因为低海拔雨林土壤肥沃、交通便利,也最容易被转为农业或城市发展。 自1980年以来,马来西亚低海拔雨林的覆盖率大幅下降,并持续缓慢减少,森林被切割成碎片,高速公路横贯其间。 “雨林一旦被砍得太稀疏、树冠断裂,长臂猿就很难跨越,也无法轻易下地。” 长臂猿的双脚生来并非为地面行走,若被迫下地,不仅行动缓慢,也容易成为掠食者的目标或被车辆撞倒。 “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环境,你就不会去保护它。” 彭依恒认为,我国目前在生态教育方面仍显不足。许多学生只在课堂上认识自然,却很少真正走进森林。而老师本身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也有限,难以引导学生与自然建立联系。 这正是他持续带领公众走进雨林,向他们讲解人与树木、动物之间关系的原因。 彭依恒说,马来西亚往往把发展置于永续之上。短期内带来可观收益,但长期生态损失难以量化。水灾、土地退化和生态系统崩解,往往都由下一代承担。 然而,他并不反对发展,而是主张永续发展,如一些私人企业尝试在恢复雨林的同时发展生态旅游,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创造收益,并把部分盈余再投入保育。 “保护生态不只有科学家才能做,人人都可以贡献一份力量。” 他建议公众从日常生活中做起:减少使用塑料,自备购物容器;进入自然景区时不喧哗、不乱丢垃圾;夜间避免开闪光灯照射动物;穿大地色衣物,更易于观察动物,最重要的是,多参加自然导览,亲身了解生态环境。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与自然建立连接的方式。 长臂猿在雨林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但它们正面对栖息地破坏和非法猎捕的威胁,因此保育工作刻不容缓。彭依恒以长臂猿为核心,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研究和公众教育中。他认为,只要持续传递生态知识和教育,才能让更多人真正理解并尊重自然,从而参与保育行动,让生态保护成为社会的共同责任。 更多新教育: Eats,Shoots & Roots 助融合城市与农园  我们鲜少看见的草原──海草  动画师苏润宁╱动画制作需长期投入与打磨   
3月前
我写过几本有关雨林游击生活的书,反映了一种十分边缘的社会生活,一群人特殊的生存状态。故事就发生在蛮荒之域,莽莽的原始雨林里。作为书写的环境和背景,雨林的多重面貌自然渗入笔端。因此,分享这片鲜为人知、常被误解的异域风光,并将其置入自然生态书写的脉络,或将是件有趣且有益的事情。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以《寂静的春天》一书,掷出了警世的预言:她揭示了农药DDT对人类环境的深切危害,忧虑我们将会“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她的论断如一声惊雷,唤醒了广泛的社会警觉,并促成后来的“世界环境大会”和《人类环境宣言》的出台。无数关于生态与环境的著述随之涌现,“生态文学”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由此勃兴。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人们的关注点也由对人类生存环境遭受破坏的痛惜,逐渐上升到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更深层的哲学命题。 有论者认为生态文学写作者基本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艺术审美的文字书写能力;二、较为丰富的博物学知识;三、有长期的野外观察、调查和体验,即人在大自然的现场。 对于我来说,第三点,就是人在现场,或许正是我最真切、最可分享的部分。那段长达13年的游击生涯,几乎全部消磨在热带雨林的腹地。除了那些蛰居简出的原始部落,鲜少有人像我们这般,长久而深入地栖居在密林深处。 我们知道,热带雨林如一条绿色的丝带,蜿蜒于地球南北纬10度之间的广阔地区:东南亚、中美洲、南美洲、非洲,以及众多太平洋岛屿。我们所处的岛国,恰好在赤道的边缘,北纬1度,可谓典型的热带雨林海岛。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步伐,原始雨林已成稀疏的碎块,仅存留于武吉知马山和中央集水区等地;其他的自然公园基本上都是次生林。 原始热带雨林有什么特点呢?从她的外观来看,郁郁葱葱,重重叠叠,各种不知名的植株,藤蔓纵横密布,纠缠交错。身处其中,视线往往无法穿透二三十米。从地表到高空,她拥有五层树冠,白日里,阳光也只是稀薄的流影;而夜晚,即便咫尺之间,也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游击队是怎么生活呢? 我先说一个故事。因为雨林里阳光稀薄,衣物洗涤后绝无晒干的可能,更遑论有烘衣机。我们的做法是:每个晚上都要燃起一个大火塘,用大火把军装烘干。曾经有过一个笑话,当我们偶遇山下的民众,他们惊叹:“哇!你们的仗打得好激烈,穿过炮火,身上都还带着硝烟味!”——殊不知,那不过是衣物被烈火烘烤留下的焦味。 有一回我出发运粮在中途过夜,照例生火烘衣。当时用了一种木材叫做“独木丝”,那是制作砧板最佳的材料。不料,独木丝烧了过后竟然是没有炭的,好像竹子一样,留下一丝丝棉纱般的灰烬。更意想不到那些灰烬粘上衣服,使一些皮肤敏感的战友,周身瘙痒红肿,用了各种药物都不见效。后来有人提供一个土方法,去剥下一种叫做“菠萝木”的树皮,煮水冲凉,涂抹。说也奇怪,那个皮肤病就这样不药而愈。这个土方法到底是谁发现的呢?是源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还是从山地原住民Orang Asli学得的智慧? 我们曾观察到,在那些开割的树胶芭里,七八年前砍伐倒下的各种树桐,基本都朽烂腐化了,唯独“菠萝木”却能基本完好留存。是不是它身上有某种虫豸不敢啃食的物质? 它提供的一个启示,正是我们与周围环境之间隐秘而深刻的关系。我们常常遭遇困厄,却又总能从自然的馈赠中获益。雨林固然是我们的束缚,它造成了行动的障碍,将我们与世隔绝,并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视野,阻断我们获得物质和精神资源。同时它又提供我们衣食住行,各类基本生活所需,给了我们安全坚实的庇护,使那场战事得以坚持数十年。依托雨林,和谐共生,成为我们最直接,最朴实的生活经验。 当然这个思考,是在我离开以后,并且在2015年重新回望并书写这段雨林游击题材时,通过学习,反思,不断加深理解的。然后,我有意识地,在描绘这个背景时,采用了与过往迥异的笔触。 旧时人们谈到雨林,总是用 “毒蛇猛兽”“山瘴疠气”,甚至“山魈恶鬼”来形容她的阴森恐怖。这是一个严重的、带有偏见的误解。其实雨林是野性勃发,而又生机盎然的;她肃穆,沉稳而又温情脉脉。作为一个在它怀抱里生活过十多年,和各种动植物有过直接接触的亲历者,我要为它正名。并且认为,唯有对热带雨林有了正确的认知,才能摆正与大自然的关系。 根据资料,马来半岛与东马拥有广阔的原始雨林,它们是在一亿三千万年前的白垩纪便已形成。热带雨林曾是地球过半数生物物种的栖息地。当前大部分生活在其他环境中的物种——包括人类——最初都发源于此,再从这里向世界散布。可以说,热带雨林曾经是孕育我们的共同母亲。至今我们在生活中还常年受到它的恩赐。它不止作为“地球之肺”,调节着气候与雨量,还为我们提供清新的空气、珍贵的淡水、结实的木材、稀有的药材等各种不可或缺的物质。 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大抵经历了和谐、破坏,再到复苏重建的过程。简单地对应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农业社会,山水田园是可居可游的,是能够对坐可以归隐的,是身心的归宿和家园。我们曾经阅读过大量这类田园牧歌式的文学作品。到了工业化时代,现代化科技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却也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破坏。一方面是人类逐渐丧失对大自然的感受能力,另一方面对改造自然的成就过度迷信,对人定胜天的盲目认知,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导致了大自然的反噬,引发各类生态危机。然后,痛定思痛地纠偏,开启了重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漫长过程。 我接着讲第二个关于人在现场的故事。那次是我单独一人去打猎,还在半途骤然遇上暴雨,我躲在一株山橄榄树头的大板根里,听着天地咆哮,眼前暴雨如注,远处大树翻山。茫茫世界只剩下我孤单一人,大自然的磅礴威慑将我挤压得无比渺小,仿佛一片风中飘摇的叶子,或者挂在叶尖的一滴水珠,生命随时就此无声坠落。那个巨大恐惧成为我鲜明而长久的记忆。 通过这个切身的经历,我一再警醒自己,不要以为人类总能碾压大自然,而对它予取予求。今天我还经常独自走进树林,去唤醒那种在陌生环境里感觉自己的孤单,渺小,而能戒慎恐惧,对大自然常怀敬畏之心。我认为,这是人类要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关键、朴素的基础。 在阅读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的作品《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时,我了解到他通过收集各类昆虫,蝴蝶,鸟类,制作标本,并考察物种之间的演化,从实际经验中,获得与达尔文相同的结论:物种是长期演化,渐变而形成的。1859年,他们共同发表“物竞天择”理论,开创了自然科学的新纪元。 然而“物竞天择”也会被描绘为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华莱士则难能可贵地指出,这种竞争机制能导致大多数物种彼此间相互合作,使地球成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空气、水、土壤和生命,都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彼此之间是相互利用,相互成全的。他甚至担忧,现代文明对雨林的过度介入,可能对生态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并提出了预警。 这位在170年前曾经在我们这里留下生命足迹的伟大科学家,在热带雨林日益遭受破坏的当下,他的发现和远见,是一面飘扬在雨林上空的,保护生态系统和谐的旗帜。 相关文章: 海凡/那袭淡淡的,却沉稳的背影 【文学答客问】海凡/再见已是背影——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的一则注脚 海凡/铁船搁浅 岁月钩沉
4月前
8月前
午饭后开车上福隆港,斐仍得看版、赶稿,身心都不得好好休息。上福隆港必经的旧GAP路是观鸟人流连忘返之处,随着山路爬升,可以欣赏中低海拔到高海拔物种变迁的奇迹。19世纪末这条路上都是扛着锡米的苦力与牛车,如今多是扛着相机的观鸟人,偶尔也有打卡的游客。 在半山迎接我们的是三只赤红山椒鸟(scarlet minivet),一雄二雌,雄鸟浑身艳红夹杂黑羽,雌鸟则一身金黄缀以黑色,三只鸟在树冠追逐,展翅如花盛绽。还有缨鹃鵙(lesser cuckooshrike)、黑耳拟啄木(black-eared barbet)、褐背鹟鵙(bar-winged flycatcher-shrike)、古铜色卷尾出现。 没来得及好好欣赏,斐便收到电邮,不得不蹲在山路旁看版。副刊记者工作在新媒体时代,哪怕躲进深山里都要被编辑揪出来,我也曾经历过,38岁选择离职,就是想像林鸟一样,能活得神秘一点,在这个“over-connected”的时代,找到自己的秘境,等待有缘人就好。 【手札 #05】 Silver Park与咬鹃惊鸿一瞥后,回旅馆和斐吃午餐。福隆港餐厅选择不多,好些店只在星期四五六日营业,周二上山的我们能选的就更少了。随便吃了点东西再逛逛,走过小镇中心标志性的小钟塔交通圈,周围还有警局、邮局、诊所、马华支部,都是百年老建筑,警局上标示着1919,斐说,这是时间定格的地方,尽管没落,但难得清静,我也祈求无为而治,让山林鸟兽继续野生野长,下次带食材上来,自己下厨,不必再有什么网红店登场让人打卡。 殖民风的餐馆菜单有一页特别撰述福隆港历史,写道苏格拉商人、冒险家弗雷泽(Louis James Fraser)开发此山,1910年神秘失踪。后来新加坡主教到此寻找失踪者,意外发现好地段,开辟避暑胜地,把山命名Fraser’s Hill,马来语Bukit Fraser,纪念最早的开山者。边吃边想起鸟友曾说福隆港不是很“干净”,是不是因为这层渊源? 不过后来我在R.E.Hale于2018年出版的《Fraser’s Hill and Lewis J. Fraser of Singapore》读到截然不同的故事,失踪传奇对他来说是胡说八道,当今马来西亚制作的官方旅游宣传品以讹传讹,甚至连人名都搞错,到都赖(Tras)开采锡矿的弗雷泽是Lewis James Fraser,不是Louis。此人出生于大英殖民地新加坡,1岁的时候随家人回英国,长大了才又重返东南亚,先在新加坡经商,但生意失败被控诈骗,坐了牢,减刑出狱后才来到马来半岛,在雪兰莪与彭亨边境东山再起,在锡价最好的时期赚得盆满钵满,约于1900年回返英格兰,没有失踪。但奇怪的是 ,作者完全没找到弗雷泽的肖像。 至于中文命名,此地早期又称“白须港”,Hale描述弗雷泽蓄着招牌白胡,华工都称他“白须公”——读到这里忍不住发笑,上山前和斐在新古毛一家华人餐厅吃了一条清蒸鲶鱼“白须公”,非常好吃,老板说是附近雪兰莪河水坝蓄水池里野生的新鲜河鱼——没有不敬的意思。一座山为何称为“港”,有说是因为开矿形成矿湖,湖边小镇有此“港”称,或是广西人的习惯,无关港主制度。至于福隆,除了好兆头,还可能是因为曾有一家名叫“福隆”的矿场或一伟大的包工头叫“福隆”的缘故。 这些近代历史还未被好好梳理与记载,好在山里的鸟种,在年复一年的福隆港观鸟赛中,被世界各地的观鸟高手详细纪录了下来,此山或许是全马鸟类数据最详尽密集之处。 【手札 #06】 福隆港人烟密集的地方除了洋燕(pacific swallow)、无所不在的鹊鸲(oriental magpie-robin),还有长尾猕猴(long-tailed macaque)、白腿叶猴(white-tighed surili)。回房的时候,发现纱窗歪了露出一条缝,房里基本没被翻动的痕迹,只是少了三合一咖啡、茶袋与砂糖奶精。斐怀疑是一只小猕猴干的案,后来真的在阳台见到它从楼上拿了私货下来,与落地窗内的我俩面面相觑,一边还吮着它的战利品,但很快便知难而退。 午饭后我们拐入Jalan Majer散步,路旁密林间有溪流,高原天气凉,中午时分鸟儿仍很活跃,几只金头穗鹛(golden babbler)摘竹叶忙筑巢,还有绿翅短脚鹎(mountain bulbul)、山雀鹛、大仙鹟(large niltava)雌鸟与羽色蓝黑相间特别抢眼的蓝䴓(blue nuthatch),这便是所谓的“bird wave”吧,一群不同种的鸟类集体出动,有的吃果子,有的待吃果子的鸟儿惊扰虫子现身再出手,仿佛鸟的浪潮也有先素后荤的顺序。 这波鸟浪很快来了一只样子滑稽可爱的长尾阔嘴鸟(long-tailed broadbill),它黄色的头颅仿佛戴了顶黑色假发,就日本搞笑节目里常看见的那种,扁平如马克笔涂彩,加上一脸专注表情就更反差萌了。它在相当靠近我们的树桠上抹嘴巴,斐笑它跟我一样特别爱现,枝桠间飞飞停停,多角度让我们拍照。 接着是一只大青鸟,火簇拟啄木(fire-tufted barbet),粗壮的喙与额头之间长出长长的毛,尾端呈橘红色,“火簇”顾名思义。 隔天早上我一个人逛的时候,又在同个地点见到一只火簇,在树上发出哔哔哔的叫声,再飞入地下一断剩成人高度的枯木的洞中,一定是只育雏中的亲鸟,旋又哔哔哔飞走了。在福隆港散步途中,我和斐一直听见一种让人很在意的蝉噪般渐大的声响,山林里此起彼落的,却一直找不到主人,结果我是在回到平地整理照片比对鸟种的时候才愕然发现,那正是火簇拟啄木的歌声(song),与其鸣叫声(call)大大不同——在密林里,耳朵比眼睛重要。 在群鸟觅食的浪潮中,一只红头咬鹃雌鸟悄悄停歇在与我视线水平等高的树杈上,我镜头对着她,她也好奇地扭头看我,斐也拿出手机拍照,难得的近距离。与雄鸟不同,她的头呈棕褐色,胸前围着一条毛茸茸围巾贵妇似的,并不急着吃东西。几个小时前与怡保的Leong大哥千辛万苦才引出一只雄鸟,几个小时后与斐随便散步竟不期而遇碰到雌鸟,两种截然相遇模式,不正是自然探索方法论色谱的最两端吗?无论何者都是美好的因缘。其实,哪怕没碰到,也是一种修习,比如福隆港的看板鸟——银耳相思鸟(silver-eared mesia),这次便无缘一见。可以浪漫想像错过也许是为了下次相遇的喜悦作准备,当然也有鸟友表示,因为气候变迁,福隆港的银耳相思鸟越来越少见了。它们一般生长在海拔900至2000米地区,若气温持续上升,福隆港的1200米也不够为这种美丽的鸟儿降温了。有什么方式可以把它们唤回来?缺乏专业知识,我没有答案,但肯定那绝非播放鸟鸣录音或设几个喂食点可以办到的,必然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盘规划与指导原则。 【手札 #07】 次日大雾,露水困在山谷中,随风形成雾偶尔落作雨,我起个清早,不抱期待再走一次Jalan Majer与Jalan Richmond,惊喜还能看见好几只大黄冠啄木鸟(greater yellownape)、白喉扇尾鹟(white-throated fantail)、山皇鸠(mountain imperial pigeon)。在看似荒置了的Singapore House度假屋外,五六只长尾奇鹛(long-tailed sibia)在三四十米高的大树上觅食嬉闹,叽叽喳喳,初以为是什么鹦鹉。距离太远,完全无法拍摄与观察,意兴阑珊离开之际,却又在斜坡水沟旁看见前天与斐一起见到的白喉短翅鸫(lesser shortwing) 。这只雌鸟老神在在,沿着沟渠跳跃,但也许是我因它那两道白眉而带入人类主观意识才羡慕起它的精气神——也许于它而言,这不过是稀松平常的活动方式。 最后回到溪流处,几只栗头噪鹛(chestnut-capped laughingthrush)就在眼前觅食,它们像是画了白眼圈的小丑,刻意笨拙地在低处现身,是这趟旅行最常见的明星鸟。尾随着噪鹛的是几只长尾奇鹛,也许就是不久前才在Singapore House见到的那几只,特意降到了几乎让人唾手可及的高度,我才终于看清了它的红眼睛,但很快,它们又窜入树冠,叽叽喳喳聊天去了。 山上有超过300种鸟,匆匆造访,我见到的不足十分之一。观鸟让人痴迷,使人上瘾,爱鸟的美国小说家法兰岑提出他的“鸟问题”,经常为一只稀有的鸟儿振奋不已、做足功课,同时自嘲婚姻危机、母亲去世与新恋情,走上观鸟之路成了他感情生活的分水岭。于我,走上观鸟之路是职业生涯的分水岭,我没他那么drama,也没有他所处的庞大英文阅读市场支撑,我只想任性一次,试试看能不能在欧亚大陆最南端,做一个认真观鸟与写作的人。 法兰岑的鸟问题也包括为辨认错物种而羞惭,我也经常将枯叶或树枝误认作鸟,放大一看才知道自己“草木皆鸟”了,有时还会把机器发出的噪音误判为鸟鸣——怎么可以不怀疑呢?澳洲琴鸟(lyre bird)就能发出各种机器的声响。而大部分的鸟都害羞且擅于隐藏自己以保护色。观鸟之旅往往既期待又容易受伤,有时走半天一只鸟也不见踪影,却在决定离开的时候飞来难得一见的物种。有时有好开局,之后颗粒无收,像一场烂尾的球赛。 总之,没有“包吃”的旅程。
10月前
2025年5月26-28日 20-26°c 阴天 平均海拔1200公尺 【手札 #01】 托一对怡保赏鸟夫妻档的福,在寻找福隆港明星鸟——红头咬鹃(red-headed trogon)的时候,我们在Bishop Trail步道入口悬崖边的一株小植物里发现一对爪哇红翅鵙鹛(white-browed shrike-babbler)雏鸟和亲鸟。 雏鸟一动也不动待在枝桠里,亲鸟捕到虫子先在对面树上视察附近有没有危险再回到孩子身旁,举凡育雏的亲鸟都会这样做,而赏鸟人循此规律找到观察育雏的最佳时机。 机会难得,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保持距离,保持距离才能让观察更趋近于真实,任何介入都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可是不观察又无法理解——两难的命题。不是有个笑话说,每个印地安人的家里都住着一位人类学家吗? 怡保大叔自我介绍叫Leong,10年来到福隆港观鸟上百次了,熟门熟路。他太太抱着一只可爱的博美犬。见我是J开头车牌,惊讶我大老远从半岛南部过来,但其实他们从怡保过来也不算太近。爱鸟人士,哪有怕远的?就是要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啊。 夫妻俩以广东话沟通,对我则很自然讲起英语。无论新马,观鸟人士之间第一语言往往是英语,毕竟这是跨族群的兴趣,英语是最大公约数,但追溯历史,博物学最初也是西方随殖民扩张传播至此,留下最早的系统化记录。而我们所处的这座山,之所以会成为避暑胜地,也与锡矿开采的兴衰、英殖民者一战后在热带寻找高原开辟复原疗伤的hill station有关。在我们这块多语的土地上,单从一个物种的中英马来语(还有印尼语)俗称命名,就能看出许多好玩的文化性格差异,一如这对爪哇红翅鵙鹛,中文名字强调了地方与外型,英文俗名除了形容外表,还暗示了它具有伯劳(shrike)的凶猛与鹛(babbler)的好歌喉,马来名称burung rimba cekop belalang透露其林鸟的性质外,直译还有“林鸟蝗莺”的意思。如果我能懂一点淡米尔语或梵语,肯定会比较出更有意思的东西。 Leong播放红头咬鹃鸣唱录音的时候,没有经验的我在山路上徘徊,有时走远了不知道是真的有咬鹃在叫抑或是听到了录音。拍鸟人常用录音与食物引诱特定物种,但这可能改变物种在野外生存的能力,毕竟每次鸣唱都要耗费鸟儿不少能量,远远飞过来还找不到伴,见到的是拿着相机的人类,不是很滑稽很悲伤吗? 蜿蜒山路两边的雨林藏着非常多娇小的鸣鸟,像是成群出没的棕胸雅鹛(buff-breasted babbler)、山雀鹛(mountain fulvetta),成双成对的黑头穗鹛(grey-throated babbler),与喜欢藏在树冠里的栗头鹟鹛(chestnut-crowned warbler)——在寻找某个明星物种的途中,总会意外邂逅许多不同物种。 【手札 #02】 福隆港平均海拔一千二百多米,山上物种与平地雨林里的大不同,只生活在高海拔的文背捕蛛鸟(streaked spiderhunter)在山里就很常见,在高山花圃中采蜜,因为爱吃芭蕉,又被称作芭蕉鸟,叫声很响,很容易循声发现它们的踪迹。长嘴又吃花蜜,不少人第一反应“那是不是蜂鸟?”但其实蜂鸟属于中南美洲独有的物种,在东南亚,吃花蜜的鸟儿有花蜜鸟(又称太阳鸟)和捕蛛鸟,而捕蛛鸟也捕蜘蛛来吃。会直接联想蜂鸟,许是大家常看的生态纪录片,总爱把蜂鸟塑造成看板物种,久而久之形成的印象,就像我们对各种创作的认识,总是先看外国的经典、时下流行的外国电影或小说,才在不经意(比如不小心读本地的中文系)的情况下,接触到一点本地创作。 城市鸟几乎都不会上山来,一只家乌鸦(house crow)、爪哇八哥(Javan myna)、家八哥(house myna)都没有,亚洲辉椋鸟(Asian glossy starling)倒是常出现在高高树木的枝桠上,但体型又比山下的要肥壮一点。不过在高尔夫球场边我还是见到了几只白眉黄臀鹎(yellow-vented bulbul),这种城市公园鸟出现在山上,可能是丛林颓败的迹象。 而我在哥打丁宜班底森林偶然才能遇见的古铜色卷尾(bronzed drongo),在福隆港山林里特别活跃,观鸟两日就见到不下七八只,还会模仿其他鸟类鸣唱,对观鸟初学者来说是极大的迷乱,还以为出现了什么别物种,肾上腺素七上八下 。 【手札 #03】 最终是在Silver park公寓外的一棵大树上找到红头咬鹃。老经验Leong持续播放鸟鸣录音,守株待兔,而我沿山路乱逛,遇到也按捺不住出去寻找明星鸟的Leong太。 当“呜、呜、呜、呜”的真实咬鹃歌声越来越近,一只红身白尾的大鸟越过山路窜上Silver Park的大树,就从我的眼前掠过,赶紧追到公寓外,大群燕子聒噪,在我头顶飞来飞去,抬头分辨不出属于哪一种燕子,低头偶有松鼠逃避我的目光,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更高处又传来咬鹃的歌声,才终于看见它,勉强用长镜头捕捉它的背影,那鲜红色的头扭过来,像是要告诉我它是一只雄鸟。静静观察一阵,才知道它鸣唱的时候会低下头,连同整个身体,尤其屁股都在发力,每一声都要震颤,长尾巴随着“呜、呜、呜、呜”连续顿音翘翘板似的摆动——鸣唱入木三分才能在这山里回响吧?难怪声乐老师指导我们合唱团的时候一直提醒,歌唱是全身运动,你必须善用全身上下的肌肉与腔体,才能发出具有穿透力的歌声,如刚出生婴孩的啼哭,一种赤子、原始的声音。 隔天我在山雾里发现一只金头缝叶莺(mountain tailorbird),大概拇指头大小的鸟儿,发出短笛似的高音旋律,乐句由几个半音阶升降组合,田园诗般好听极了,穿透迷雾,让我想起两个月前与斐在日本伊豆高原,清早窗外传来如歌的日本树莺鸣唱(Japanese bush warbler)——先是一个较低的长音,接着几个急促的百转高音,错落,悠扬。自古多少作曲家都曾借用鸟鸣创作,从韦瓦尔第《四季》、贝多芬《第六号交响曲(田园)》、大流士《孟春初闻杜鹃啼》到劳塔瓦拉《北极之歌》,欧洲常见的乌鸫(blackbird)、夜莺(common nightingale)、大杜鹃(common cuckoo)都是音乐缪思。法国作曲家梅西安更是深深为鸟鸣着迷,写过《乌鸫》《百鸟苏醒》《鸟类图志》,简直就是音乐界第一鸟控。二战时期,梅西安被关入Stalag 8-A战俘营,写下《时间终结四重奏》,作品的起点是第三乐章〈群鸟的深渊〉,沉静凄美的单簧管独奏,他后来写道:“深渊(abyss)是时间的悲哀与疲惫。鸟声则是时间的反面,它们是我们对光明、星星、彩虹和欢快歌声的渴望。” 鸟声是时间的反面——反刍这句话,是不是因为每一只鸟的鸣唱,每一声啼,都记忆了一个物种几百万乃至上亿年的演化史?我们因而有机会听见某种远古的声音空间,一如遥望星空,每一盏星光都是千万光年的历史距离,一个星系的存在证明。 新马物种繁盛,鸟鸣交响,个人特别喜欢四声杜鹃(Indian cuckoo)“ti ti dol la”的四声旋律与节奏,最近每遇作曲家朋友,都会诱惑他们写首本地鸟鸣大合唱作品,或舞曲,一定很好玩,也一定会跟欧洲中心那些作品不一样。 【手札 #04】 斐在丹绒马林就有点喉咙不舒服,依大讲座结束,我们到新古毛过了一夜,集装箱组成的Sarang by the Brook旅舍很有风味,窝居的概念,只是夜里壁虎声扰得斐无法安眠。旅舍主人Chen是个精瘦的中年男人,10年前选定这个距离吉隆坡一小时路程的地方开展新事业,离开城市喧嚣,经营旅舍也带团走山玩激流。他养了五六只猫,都很愿意亲近人,我一蹲下来,小猫便躺下翻身露出肚皮,十足的信任。看见猫,斐也精神了一点,但有只小猫太缠人,跟着斐到房里,躲到床底下,最后得我出手把它抱出去。 在新古毛没太多时间观察周遭生态,但集装箱旅舍就在山脚下,旁边有溪流,吃早餐的时候,目及一株大树上有头马来亚巨松鼠(tupai kerawak hitam)跳跃,几只文喉鹎(striped-throated bulbul)一直在旅舍范围内发出鹎族招牌的类似电台转频的歌声,越过溪流远处的枯树上还出现了两只黑枕黄鹎(black-crested bulbul)和一只小须凤头雨燕(whiskered treeswift)。 不过我也观察到几只黑头鹎(black-headed bulbul)在嬉耍,它们喜欢生活在森林边陲或次生林,如果数量多起来,可被视为林野自然状态颓败的象征。犹记第一次在新山附近至达城的公园里见到黑头鹎时的振奋,但在认识它们与森林的关系后,每次相遇,我都难免忧心。这算不算是庸人自扰?(明日续完)
10月前
11月前
树木曾经是人类的家园,庇护所,先民从那里取得各类基本的生活所需:果实、嫩叶充饥;树叶、树皮蔽体;以树枝为器械工具;从树身获得减轻病痛的物质……从人类诞生,树就与人相栖共生,须臾不离。后来知道叶子进行光合作用,我们提供二氧化碳,它为我们制造生命必需的氧气,彼此为生存最基本的活动——呼吸——密切协调与配合。 在文明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树木为人类的福祉,奉献了一切,几乎是粉身碎骨。木材成为各种建材,纸浆的材料。从树根、树皮、树叶萃取医药制品。它的汁液:树液,被陆续发现多种用途。比如桦树汁是公认的营养丰富的生理活性水,还有药用功能;南美洲和中国的贵州,云南一带有一种牛乳树(Couma macrocarpa或Brosimum utile),割开树皮流出白色乳汁,色、味、营养都和牛奶近似;巴西还有一种能长石油的香胶树,也称柴油树(Copaifera langsdorffii)树液简单过滤,直接可当柴油使用。而甘蔗的汁液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甜美,橡胶树的胶乳成为不可或缺的工业原料,这些都是生活常识了。 树木还守护着地球,抵挡各种天灾,防止水土流失,使生灵拥有一片赖以生存的绿色沃土。 而它有自己的生命历程。长年伫立野地,遭受雷电风雨,虫豸鸟兽的侵袭,它的躯体避免不了损伤。当树身出现断裂,树木会启动自身的防护机制,分泌某种树脂密封伤口,防止真菌入侵和杀死昆虫。在高等植物中,据知约有10%的科属能分泌树脂,其中2/3分布在热带。松香、琥珀、安息香(甘文烟石),沉香等都是人们熟知的树脂种类。 许多土著唯一的光源 有一种被我们叫做“达玛”的树脂,曾经做为游击队在雨林坚持斗争不可少的天然物质之一,因为我们藏粮缺少不了它。 为什么游击队的藏粮能够下地秘藏超过10年不坏?主要靠“达玛”的树脂起着与外界的水分、潮气的绝对隔绝。我们以白铁板和不锈钢打制成各种大小不同的四方桶。存入米、糖、盐、油、药物,甚至枪械等。铁桶制成后用砸碎的“达玛”树脂,加入适量的柴油,混合后烈火煮成乌黑而粘稠的,类似铺路的沥青油膏,趁热将油膏均匀涂遍铁桶,再把事先裁剪好的塑料布贴在铁桶外皮。确保桶和塑料布之间熨帖没有气泡。这样的藏粮桶埋入地底十余年不会锈蚀腐坏,粮食得以完好保存。 能源源不断获得“达玛”树脂,是因为热带雨林里有一种达玛(Agathis dammara)的巨树,属于龙脑香科或南洋杉科(Araucariaceae)的特殊树种,也被称为达玛脂树、南洋达玛树。生长在海拔300至1600米的山地。树高可达40至65米。树干笔直,圆柱形,直径达2米以上;树皮呈灰色或红褐色。表面光滑或呈鳞片状剥落。达玛树受伤时,会流出液体封闭裂口,树脂沿着树干流下,接触空气后产生化学作用,凝固硬化,有的附在树干,有的掉落泥土里,长期埋藏后部分硬化或呈半石化形态,属于柯巴树脂(Copal)的一种。这种被称为达玛石(Damar Batu)的树脂分散在树头周围,黄褐色和棕黑色,大小各异(从1厘米到20厘米),质地坚硬。我们曾经在一棵达玛树头,采集到几十公斤的达玛石。 除了藏粮用途外,在缺乏照明器材时,它曾为我们点亮雨林的暗夜。有一回我作为山路交通队的一员,突破重重险阻,在半岛密林里和突击队成功接头。在欢庆晚会上,我们把达玛石捣得粉碎,在火塘旁烘干,装入十余支人头高,手臂般粗的干竹筒里,逐一点着,游击山头,霎时环绕着营火般的光明。 我们都知道,达玛石是游击生活中极为有用的东西。但对它名称的由来,却不甚了了。我甚至以为,达玛树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对它的命名,好像把黑桫椤叫做“山萝卜”,把鸟巢蕨叫做“马骝爪”一样。直到我阅读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的《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里头写道:“山丘上部有一大片树林,内有许多生产达玛树脂的树。巴占岛上有几个小村的村民完全靠搜寻这种树脂维生,他们将树脂敲碎,填入棕榈叶制成的一码长管子中,制成火炬,是许多土著唯一的光源。有时这种树脂会聚成10或20磅重脂团,或附在树干上,或埋藏在树脚地下。” 哦,它真就叫达玛树啊!达玛在印尼文里就是树脂的意思。达玛石的用途不单是照明,还是油漆和清漆的原料;防腐涂料;处理成糊状,能涂在木制渔船上作为防水密封剂和防污填缝剂;还可制作熏香、天然驱蚊剂等。 作为藏粮铁桶的涂料,却只能是雨林游击生活赋予它的特殊功用了。 由于对雨林的乱砍滥伐,达玛树的数量正在急遽减少。因此,达玛树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名录(IUCN Redlist),并被列为易危物种。
12月前
1854年,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1823——1913)第一次来到本地,兴奋地开始了他收集甲虫、蝴蝶、鸟类等并制成标本的旅程。随后续程在马来群岛考察8年,见识各地的地貌、种族、民俗,记录了超过12万种的热带生物。他在《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里,对热带草木有一个小总结:“热带植物发展到极致,典型特征是优美多变的叶,而非鲜艳的花。”“赤道地带的森林或疏林草原,都披着清一色的绿衣。你旅行数小时,甚至数天,始终逃不开一成不变的绿。各处花朵难得一见,只能偶尔惊艳。”这与我在雨林里的见闻相吻合。除了在大河边的平野,看见过开满枝丫的橙黄色的无忧花;另有一些姜科植物会在湿地盛开艳丽的肉质的花朵;还有一种叫做狭瓣暗罗的小乔木,从铁灰色的挺直的树干,冒出一簇簇殷红绚烂的花朵,仿佛一株着火的树——这是雨林里特有的“老茎生花”。其他开花的植物并不常见。 如今,各种花卉从世界各地被引进,姹紫嫣红,争妍斗丽,极致地美化我们生活环境。但,黑色的花朵仍是十分稀罕。 在雨林深处,阳光稀薄的林荫下,溪涧旁,却长着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受花神眷顾,不只能开花,开的还是少见的黑色花! 作为薯蓣科蒟蒻薯属的草本,学名Tacca chantrieri的箭根薯,有着粗壮,近圆柱形的根状茎。叶片长椭圆形,宽7-14厘米,长20-50厘米,尾端尖。黛绿色的叶面光滑,脉纹分明。叶面光滑,叶尾尖,在低海拔阴湿的环境下,有利于排除多余水分,保持植株干爽。在东南亚热带地区以及中国的广东、云南、广西一带不少见到它的踪影。 它最吸人眼球的,是被一支细长的花柄支起来,造型奇特的紫黑色花朵。最外侧是薄片状,被人们误以为是花瓣,却是一个花序的花苞,4片分上下两组,两片比较大,绽开如蝙蝠展翅。从中间吐出十几根柔软的,由小苞片演化而成的,猫咪胡须似的细长丝状物。而真正的花瓣呈伞形,像小豆子或像小铃铛聚集在中央。每朵花分别有6个花瓣,每个花瓣当中包含颗粒状的雄蕊和雌蕊。除了那十几根细丝呈淡青或浅紫,整朵花就像披着一袭紫褐色的黑袍。 神奇的消肿功效 她怪异的形态也颠覆了一般花卉的娇俏秀气,取外形肖似被称做蝙蝠花、老虎须、招财猫……甚至魔鬼花。 而我们叫它却简单,实际多了:水田七。因为生长在溪水边,并具有中药材田七止血散瘀、消肿止痛的功效。 那是一次工作小组出发,野营驻扎下来,分配同志去找木柴,生火煮炊食,烘衣服。刚巧有一株直径八九吋的直立的枯木,动手便锯。欲断不断之际,有人起脚猛踹,离地两三呎的枯树干往下直坠,正正击中站立旁边的一位女同志的脚盘!她顿时抱腿跌坐地上,脚板霎时淤黑浮肿,鞋子再怎么也穿不进,更是寸步难行。当时出门在外,携带药物有限,医务员根据经验,务必先消肿散淤,才能做后续处理。这时,有同志说起一个匪夷所思的听闻,一位女同志在捡野果时,受到野象攻击,被它的长鼻子卷起,放下,再卷起放下共3次。然后调皮的野象施施然离去,那位女同志虽保全性命,却全身浮肿瘫在地上,动弹不得。当时即是依靠水田七——而且仅需单方——消肿。于是我们赶紧下水沟底挖取了水田七的根状茎,剁碎了用它的大叶子包裹,在灰烬里煨热,直接包敷在伤处。第二天一早,伤者瘀肿尽消,脚盘上爬满深深的皱痕。 箭根薯的资料也有介绍,作为集观赏和药用于一体的珍希植物,它的根状茎确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的功效。奇怪的是,却都没有提到它更神奇的消肿作用。 每当我在树林里的小涧旁,总会下意识地搜寻它的踪迹。在植物园里流连,在走道旁,花圃里看见它——长得茂盛苍郁的成片的箭根薯,水田七,它那些高高挺起在绿叶上,宛如展翅欲飞的黑色花朵,那段浓荫覆盖下的日子,各种艰辛,各类离奇,不期然就浮现脑际。如若有朋友同行,更不忘述说那次亲历,介绍它神奇的消肿功效,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
1年前
“让我们彻夜狂欢,直到西必洛的人猿赶我们回家!”长得有点像本地作家许友彬,面色红润的主办人振臂一呼,宣告西必洛爵士音乐节(Sepilok Jazz Festival)正式开幕。不知道百年以前,人称“爵士第一人”的Buddy Bolden是否可以预见,这个以非洲音乐为DNA,糅合拉格泰姆(Ragtime)、压音和蓝调,意图与白人华尔兹分庭抗礼的乐种,竟然抵达世界另一端的婆罗洲雨林。 乐评人菲利普·拉金形容爵士乐为“20世纪上半叶对所有国家、所有有头有脑的人平等地开口的不可思议的暗语”。然而,时间过于久远,我难以想像爵士乐在美国遍地生花,最后在全球蔚为大观的历史进程。当广告板昭示作为雨林研究中心的西必洛即将搭起舞台,迎接几组来自不同区域的爵士乐团,我首先好奇的,更多是野性、自然、莽苍的雨林,究竟要如何与走过舞厅、酒吧、剧院,变化多端的爵士乐产生联觉效应。 山打根原本就是一个很爵士的城市,始终维持一贯随性,慢半拍的调性。音乐节的检票过程稍有疏漏,队伍越排越长,却不见有人抱怨。检票员临时想出解决方案,问题最终都会很神奇的,迎刃而解。会场内的椅子不成齐整行列,主办方默许听众拉着椅子径自围成小圈圈,几群人就这样分布会场四周。大家随心而为,维持着不必言宣的秩序。 暖场表演环节,年轻面孔轮流上台,经主持人介绍,方知他们不过中学生,虽然业余,却展现颇高的音乐素养。 始于黑人音乐的爵士强调重复,主持人邀请每个乐团派出代表,临时凑合成一个“爵士小乐队”(combo),萨克斯风、吉他、键盘、贝斯轮流来一次即兴(improvisation)。学生们先是稍显犹豫,却也能随机应变,渐入佳境。 突然明白为何音乐节售卖“2日通票”,因为强调现场感,享乐就在此时的爵士乐,没有一场表演是重复的,每个细微的变奏都是那场表演殊异的印记。接下来两个小时,一场又一场无懈可击的爵士演奏中,我第一次听懂村上春树所形容的“非得聆听现场演奏不可”、“需要观众以肉眼观察每个音符的浮动”、“切身感受他呼吸节奏后,才听得出价值的、内省式的”这种音乐。 【沙巴入阵曲】 MBTI大行其道的时代,如果要为沙巴人的性格划出一个粗浅印象,我想大概会是ESFP——外向、热情、务实、灵活。一首〈Tinggi-Tinggi Gunung Kinabalu〉前奏一响,听众席的沙巴人就像上了发条,开始鼓噪,呼朋唤友:“走啦,一起上啦!” 舞台前方的空地成为公共舞池,谁想上去跳舞都无任欢迎。卡达山舞者身穿全黑传统服装,领口的亮片反射璀璨光芒,双臂延展,手掌跟着节奏向上拨动,仿若一只一只自由的黑鸟。据说这个舞团曾获某个国际舞蹈艺术奖,常常远赴欧洲与各地舞者交流。 爵士音乐包容性极高 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越道地的,越国际——贴近草根的文化,很多时候反而要上到国际舞台才能回过头被本地人看见。刚抵山打根,总是抱怨这里是文化沙漠,相比起游客较多,更加繁荣的亚庇,山打根较难见到文化表演。然而,这个卧虎藏龙的山打根舞团向我证明,人只有在一个地方久待,才有资格稍作评论。 众人在相同的律动中起舞,从小听到大,近乎“第二州歌”的〈Tinggi-Tinggi Gunung Kinabalu〉是沙巴人心心相印的媒介。这个地方活成了马来西亚(甚至是整个大同世界)该有的样子——每个族群都保留其独有身分与特色,与世界交朋友时就尽情挥洒,同时欢迎每个人加入,谁都是其中一分子。多元即是这块土地最强的软实力。那个当下,我竟然鼻头一酸,眼泛泪光。 紧随传统舞之后上台的是沙巴本土乐团LeLucky。牛仔外套,内衬黑色背心的双主唱要求观众站起来随音乐起舞。给我摇摆,其余免谈!曾在林佚的文章中读到,有些旧时的中国学者批评跟随爵士乐起舞的风气——“就像神经质的痉挛”——这评价虽偏激,放在眼下的纵情与尽兴,倒也挺说明情况。 LeLucky为配合主题而改编的歌加入大量blues note却不让人感到一丝忧郁,间中还大玩起爵士的“调动与回应”(call and response),时而用口技模仿唐老鸭演绎怪诞滑音,时而指挥听众应和演唱。知了高频且持续的鸣叫成为背景伴奏,观众席偶然闯入稀奇的蝴蝶与蟋蟀,恰似一首爵士乐当中,那个美丽的错音。现场感染力极强,整座雨林为之舞动。 【来自槟城的匠人爵士】 LeLucky的恣意癫狂之后,我为下一组表演捏把冷汗。来自槟城的爵士乐团Tonal Alchemy开场即冷场,主唱不及LeLucky双主唱幽默,键盘手兼团长更严厉要求技术组不要喷干冰,场面一度尴尬。 然而,就在乐手彼此使了眼色,表演正式开始之后,我见证了这组乐团如何仅凭高超的音乐技术,没有一丝紊乱的紧密配合,逐渐炒热现场冷淡的气氛。音色剽悍的女主唱、节奏迅猛打法灵活的鼓手、最重要的还有方才训斥技术组的白发团长,他的指尖飞快起舞,切分音、减和弦、八度跳跃,以及种种语言无法穷尽的技法,简直就是一场落在雨林的七色雨,滴在观众空白的心灵画布,至终完成一幅印象派大作。 It’s all about Jazz. 相对于LeLucky流行意味较浓的表演,Tonal Alchemy每一首歌都有jazzy touch,早已深入人心的歌曲来到他们手中,都会被爵士这个乐种收服,以致听众遗忘了原曲的风格。他们的表演没有狂欢舞池,走的是不同的表演路径与表现手法,引领听众抵达同样陶醉忘我之境。我们在二四拍掐指、点头,节奏不断加速,像一阵越刮越紧的风,热烈得令人惊讶。听众席上难掩激情,过瘾的欢呼声此起彼落,让我想到Eric Clapton在MTV Unplugged演奏〈Layla〉即兴时,因为颗粒分明的弹奏,那一声被收音器收录到音轨里的,观众情难自禁的“Whoo!”。 这组乐团就像那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传统匠人,熟知规则,打破规则,不追求明星排场,只想退一步专心演奏,所以获得全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standing ovation。 【和鸣与相融】 酒杯降临。夜色中 唯一清醒的纸镇 ——陈子谦〈夜歌——给Fabien Wong〉 音乐节的酒水畅饮,可以喝的举杯互敬,微醺听爵士;不能喝的则尊重对方,心中修行不会因此动摇。所以才说,这里活成了马来西亚该有的样子。或许也可以换句话说,马来西亚人民的相处,也应该多一点jazzy touch。就像爵士乐的精髓“多重节奏”(polyrhythm)——不同声部不同节奏,皆在同一首歌中起伏变化。 著名爵士乐手Gerald Clayton说过:“许多事物都有内部联系,即使他们表面上各自存在。”爵士音乐因其极高的包容性,成为一个随着时间而丰富起来的乐种,落地拉丁,即衍生出bossa nova 、cha-cha、mambo…… 那一个舞池中,有专为看人猿远道而来的阿根廷与哥伦比亚人。是次西必洛爵士音乐节成为他们旅途的惊喜变奏。于是澳大利亚人声合唱团SOULCUTZ不知事先安排,抑或是即席插入,为他们呈献了拉丁风情的〈Sway〉:“When marimba rhythms start to play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高个子洋汉发现自己已成全场焦点,所以哪怕四肢不协调,还是使出毕生所学的有限舞技,用力扭动,身体越扭越弯,整个后背几乎要触地。 毫不害臊的高个子开了个头,抛出的砖引来更多的玉,更多人接着加入其中。白衣白帽白裤子的主唱风度翩翩走向席间,邀请身着高贵礼服的女士上来共舞。女士先是一阵婉拒,最后还是应允,一旦上台,无论男女都要忘情投入。影子凌乱,一夜狂欢。 进而想起爵士是曾经打破种族区隔现象的混血音乐。Nina Simone说过:“爵士是白人对黑人音乐的用语。我说我的音乐是黑人古典音乐。”剖开爵士乐的内核,自然无法对那一段沉痛的历史视而不见,那原是丧葬之曲,刻录着多少贫穷、不公与生命挣扎的记忆。然而,虽然时代多变,有一种爵士精神却是亘古不变的,那即是她的有容乃大,对爱、对自由、对热忱、对理想、对美好世界的普世追求。 适逢九月天,SOULCUTZ 选唱了Earth, Wind & Fire的〈September〉作为结尾—— Hey, hey, hey Ba-dee-ya, say, do you remember? Ba-dee-ya, dancin’ in September Ba-dee-ya, never was a cloudy day Yes, I will remember. 记得那一夜人猿与我共舞。 记得那一夜雨林的迷醉与癫狂。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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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诧! 因为探友经过一处组屋楼下,被走道旁几棵棕榈拉住了目光——怎么会是它? 我不可能忘记,这种生长在密林深处,被我们叫做“榈檬”的植物,它曾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于我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每一忆起,不由得全身一紧,后背寒气蹿升。 没错,确是它!比碗口还粗的茎干,笔直向上,高二十多米。与其他棕榈科植物,如狐尾棕、槟榔、蒲葵等不同,它丛生,七八株紧挨着生长。最抢眼的,是主茎上密密长满几十毫米长的尖锐黑色刺!仰头望,它主茎再无任何岔枝,树冠呈优雅的圆拱形,羽状复叶如椰叶般,在高空中摇曳,招展。长达三四米的叶柄,也都覆盖尖刺。 低头环看四周,是否有枯萎掉落的叶柄,或椭圆形穹隆的木质鞘。因为它们浑身长刺,隐在灌木草丛里,曾被误认为是野猪,挨过猎手的子弹。而它更是我梦魇的由来—— 一次行军驻营分配下水沟背水,水袋水沿背脊泄流,地湿溜滑,我失控在斜坡上摔倒,为支撑身体,手掌按压在榈檬落地的木质鞘上,上百根尖利的黑色刺,统统扎进我的手掌心! 这里是组屋邻里,走道旁人来人往的,我当年的梦魇,会不会成为居民眉睫间的威胁?! 这浑身长刺的棕榈树,据知本地有两类。一种叫Bayas棕榈(Oncosperma horridum)又名尼邦山棕榈。生长在热带雨林中,海拔300-1000米的低地及山坡。另一类是Nibung棕榈(Oncosperma tigillarium)。Nibung,印尼语中的意思就是刺。东南亚和马来群岛沼泽地,红树林常见。它们都是一丛多棵簇生,都有高直瘦长的茎,除了Bayas树皮灰褐,质地粗糙,而Nibung茎色较浅,也比较光滑,都一样布满尖刺。 这些尖刺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被伤害或砍伐吗?这两种带尖刺的热带棕榈,不细察外观其实差别不大。乡民们干脆叫它榈檬树,大概从Nibung音译而来。 榈檬树主茎的木质不只坚硬,还具有耐潮湿,抗海水腐蚀的特性。加上二三十米笔直无分岔,把茎上的尖刺削去,成为沼泽地区建筑物绝佳的建材。去过奎龙kelongs(浅海捕捞或养殖鱼类的木制结构)的朋友会发现,那一根根几十米长,直插海底的木桩,就是“榈檬”的主茎。在马来半岛乡区,一些养猪人家就地取材,把它的主茎剖开成片,削去髓芯,铺做猪寮的地板。因为猪只需要天天冲洗,“榈檬”耐潮湿,久用不坏。 既是护卫也是威胁 而它那吓人的,长可达10厘米,让我吃尽苦头的黑色刺,甚至都被山地部落用作狩猎的喷箭了。 榈檬的木茎是直纹的,截一米多长,削成一根根直径吋许的尖刺,比刀尖更锋利。雨林游击队采用它,装置在哨站前的陷阱里,地表经过伪饰,一旦军警摸营,或是野兽趋近,一头就栽下这被称为“山猪湖”的坑洞里。但就像地雷一样,既是一种护卫,也是一种威胁。曾有哨兵由于疏忽,失足掉落“山猪湖”!我所在的队伍里,就有一位战友,因此而一条腿严重伤残。他跛着脚艰难行走的身影,警示着“山猪湖”的恐怖。它也比装置地雷花功夫,后来就不再采用这种军事设置。 榈檬也有温柔的一面,在它高梢,在叶子伸展处,像椰树一样,砍倒下来,从那里能够剖出米白色的榈檬芯,连生吃也爽脆清甜。用它煮咖哩,在荒山里跋涉饥肠辘辘之际,它就是雨林奉献的一道可口佳肴。与竹笋,臭豆并列成为我们最喜爱的雨林野生的食材。 据知在繁华乌节路的尽头,总统府入口两旁,耸立着几簇尼邦棕榈树。特地跑去探寻,还真是。侧身在浓密的热带绿丛当中,它们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然而它们却在讲述一个光阴的故事,眼前这个红尘滚滚,寸土尺金的地段,不过百余年前,曾经是荒芜的沼泽红树林。 而植物园的湖心岛,也有栽种榈檬树。它身姿婀娜,枝叶婆娑,丽日蓝天下翩然起舞。脚步匆匆的现代都市人,难得坐在湖畔木椅子歇脚,眼前的适然,恬静,抚慰着为生活奔波而焦躁的身心。也许这就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组屋邻里的楼下。有清洁工人天天收拾枯枝败叶,安全无虞,看来是我多虑了。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