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搭车到台北市区时，几番折腾已经饥肠辘辘，看到招牌写着“蚵仔面线”，那是我在台南常吃的食物，于是点了一碗，满心欢喜，上桌时却愣住了，那跟我所认识的蚵仔面线完全是两回事——台南的是白面线、清汤、满满蚵仔；但台北的是红面线、芡汁、大肠掺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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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毕业后，多数同学留在台南家乡继续升学，我则举家搬到台北，身边已再无熟悉的人事物，一切从零开始。对当时的我来说，台北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交通工具复杂程度是台南的好几倍，我跟许多外地去的人一样，并非住在蛋黄区，而是市区外围的卫星市镇，要到市区的路途漫漫，经常要转好几趟车，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
一次搭车到市区时，几番折腾已经饥肠辘辘，看到招牌写着“蚵仔面线”，那是我在台南常吃的食物，于是点了一碗，满心欢喜，上桌时却愣住了，那跟我所认识的蚵仔面线完全是两回事——台南的是白面线、清汤、满满蚵仔；但台北的是红面线、芡汁、大肠掺蚵仔。我甚至怀疑，是蚵仔贵才掺大肠充数，根本奸商，解不了乡愁，还让人愁上加愁。
我望向邻桌的人，神色自若地低头吃食，仿佛这一切再正常不过。那刻，我真正感受到自己是离乡游子了，我懂什么叫故乡、什么叫他乡了，喉咙变得有点紧，但还是吃完那碗面线。
如今我在台北待了40年，远超过在故乡的时间，明白红面线耐煮，商家更乐用此版本，也透过原乡走访得知，无论台南版或台北版，都是在闽南原乡就有的版本；然而在情感上，我的心仍有一个角落是留给白派蚵仔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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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与故乡的距离
大学毕业后，我赴日本北海道工作一段时日。刚抵达时，并未直接进公司报到，而是被公司主管载到镇上一家拉面店，社长已在面店里等候我许久，北海道特色就是拉面，他先欢迎我到职，再请我吃一碗拉面。
他教我拉面的吃法，必须从喉头处用吸的，让吸力卷动面条，使面条以及部分附着在面条上的汤汁，快速被拖进嘴里，过程会自然发出咻咻咻声音，这声音对店家来说是一种赞扬与肯定。
我试了几次，吃得上气不接下气，然而一回生二回熟，最终像不像，至少也三分样。社长似乎感到满意，点点头便先行离开。仿佛是告诉我，入职第一步，是倒掉杯中的旧水，才有办法装入新的水。不只是行事改变、语言改变，要整个人脱胎换骨。那刻点醒我，我不在故乡而在他乡了。
一年多后，我决定离职回台，返台前社长邀请我到他们家作客，社长夫人端了一碗中华面给我。因为是中华面，我改用台湾吃法，先把面条夹放调羹里，再注入一点汤汁，将调羹里的汤与面倒入嘴里，这可避免发出声音。在台湾，吃面发出咂咂声代表教养不好。
当初我到公司时，社长期待我在当地结婚生子、落地生根，然而事与愿违，我还是选择离开，社长没有劝我留下，也不再纠正我吃面的方式，我知道经过这段时间，他从希望我成为日本人，变成接受我依然是外国人。
社长6岁的小女儿，两眼直盯盯地看着我吃面，眼神充满好奇，她从没见过这吃法，社长紧张地对她说：“你可以看，但不可以学。”
我理解社长的担心，毕竟两地饮食文化不同，我游走各地可以自由切换，但她女儿还小，生活在重视集体主义、群体和谐的日本系统下，需要有所约束。只是我内心感叹，一碗面，在家乡是教养，到了他乡是教坏，反差之大真是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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