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都门烟火，寂寞尘——悼念天葆

李天葆去世至今一个多月了。这些天多次从书架上取下他的著作，每次都只是捧在手里久久凝望着封面，书名倒是在心里念了好几遍的，却始终没翻开。我不知道我犹豫什么，可能是怕见他的字迹吧。

天葆每次送我他的新书都会在扉页上写点什么；不是那种请指正的客套，而是写下一些别有所指的既深刻又生动的短句。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引用“张冠李戴”来嘲讽评论者的偷懒作为时的那个抿着嘴笑的促狭表情。如今他人走了，写在扉页上的字迹即为“遗墨”。而他，却变作我们的“故人”。

天葆的黠慧伶俐是天生的。他那道典雅的笔风，时而绚丽，时而苍凉，再加点小聪明，三扒两拨意思就到了。他见我会意，用广东话称赞道：果然犀利，系个玻璃水晶心肝的人——他不用冰雪聪明我一点也不奇怪，那是因为他不甘于老套。拒绝捡现成的，是文学唯一的真理。

嘲讽与自嘲，是天葆娱人娱己的一贯章法。当看到报章上以“瑰丽颓靡的‘张派传人’李天葆病逝”为标题的报道时，立即觉得这较之“张冠李戴”还更让天葆不开心。都说了，是你们偷懒读不出他小说里所要表达的；表现时代，并不需要描写民族大义。即便王德威的评论指出：“他不事民族或种族大义，对任何标榜马华地方色彩、国族风貌的题材尤其敬而远之”，他仍坚持己见——为什么我不能写我喜欢的？

是啊，写都门、写半山芭、写会馆、写旧时和现时不断变迁中的吉隆坡街巷，甚至是已消失了的积善堂，谁能写得过他？吉隆坡的市井烟火，他不动声地便娓娓道来，令人无限低徊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让人猛然察觉自身感情上的缺失。天葆之所以那么耽溺，是因为他生长在吉隆坡，很小的时候便在半山芭旧乐园的某栋楼里，居高临下观看市井实况，开始他的社会秩序观，并在市井氛围的工厂里认识到商品经济——他父亲开有一家小型成衣工厂（可以在他20岁那年获得乡青小说首奖的〈秋迁落花天〉里找到这一方面的蛛丝马迹。女主角是天葆的阿姨，终身未嫁，现仍健在），所以天葆不但熟悉吉隆坡，更用深情做底子。他写在后巷等客的妓女，那态度是正大的。还有获得客联小说首奖的〈桃红刺青〉，都印证了天葆是认识民间的。

与其说李天葆模仿张爱玲，不如说师承张爱玲。他的文风像，遣词用字也像，但内容一点也不像。他写的不是张爱玲的旧上海而是南洋的“州府地”。但无论怎么说，天葆都是委屈的，他没能力改变那些人的观点，惟有独立其事。然而，天葆又是偏执的。他不肯压制自己的意志，而迁就他人或所谓的“大环境”。

认识天葆的人都说他幽默、健谈、平易近人，一贯的笑语盈盈，像个菩萨似的。但在情绪管理上，我始终觉得他欠缺从容，换句话说，是喜怒太直接明显了。因此人际关系经常是最惹他不快的。他说美好的事情轮不到我，遭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则经常有之。从委屈里生出来的憎恶、不愤，是种异样的沉淀物，久沉积淤成泥，不用我说他都懂，却反问我：如果是你，你真的能做到如你所说的那样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吗？那是因为我老劝他善待自己最要紧。其实我心里比他更难受，那是一种既有的惆怅，更要命的是自知不由衷而为。新冠疫情3年，我们几乎没见面，尔后他搬回万挠居住，加上腿疾，下来吉隆坡就变得山长水远了。不过还好，陈政欣叶蕾夫妇从大山脚来，我们倒是聚了几回。好几次在电话里谈及他过世的母亲，他都难掩伤感，感慨地说，这些年来看似是我在照顾母亲，其实是母亲在陪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