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新闻资料 | NewsC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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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的书，仍是新书/小泥（马六甲）

书虫之间流传一句名言，没读过的书，都是新书。书海浩瀚，大家常有好书太多，时间太少之憾。一般人没空紧盯新书资讯，有时难免与好书相见恨晚。阅读终究是自己的事，没有比赛，无须考试。早早阅读很好，稍晚阅读也不错，读到自己喜欢的书都是福气。据说书读完写下读后感，有助于理解内容，促进思考和深度阅读。于是很多人鼓励大家写读后感，一来自我学习，再者便于分享。我原本信以为真。不过，之前翻到一篇旧作，多年前从图书馆借来《书中谜》的读后感，书末女主角萝丝玛莉收到19岁生日的礼物是一本书，昔日我卖关子未说书名，如今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幸而阅读社团的书友卧虎藏龙，告知是莎士比亚《暴风雨》。我反复阅读旧文，依稀记得书中提及梅尔维尔和《白鲸记》，而梅尔维尔某件手稿，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不过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相关细节。曾经阅读终究忘记至少《书中谜》我还记得梅尔维尔。后来看到二十多年前所写，不知为何没发表的柯慈（中国译名库切）《少年时》读后感，讶异不解。平日我多写短文，这篇却超过两千字，既然写了这么长，照理我当时应该很喜欢或深受触动，可是读了几次，依然未能呼唤对《少年时》的印象。既然对书的内容毫无印象，修改无从下手，可是全文太过冗长，干脆删除拉杂的第一段。以旧文看来，《少年时》是南非少年约翰19岁至24岁的心路历程，被视为柯慈自传色彩浓厚的小说。约翰主修数学却热爱文学，不时吐出一堆文豪的名字，展示他的文学品味，惟不够博学的读者或许感受不深。大学毕业为了追求作家梦想，约翰只身前往伦敦。他不满意不够美好的南非，却又无法融入全心拥抱的伦敦，身分认同深深困扰约翰。约翰的生活少有欢愉片段，感情亦接连挫折。诸多困顿并未启发约翰文思，好不容易写出的作品苍白造作，后来只能面对空白的稿纸发呆。为了稻粱谋，他至电脑公司上班，不适应繁琐无趣的工作，又不甘于只是无足轻重的螺丝钉，无从发挥展现自己的能力才华，几经挣扎不得不辞职。可是没多少，约翰又去了另一家更小的电脑公司，被迫离开文化中心伦敦。奋斗多年，约翰似乎距离文学梦越来越远…… 柯慈曾获得两次布克奖、诺贝尔文学奖，向来被视为南非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耻辱》，惟柯慈近年已迁居澳洲。昔日柯慈获得多项重要文学奖，或与国际关注南非政经情势有关，现今南非各式发展不如预期，国际影响力相对边缘，也连带影响世人对南非文学的兴趣，尤其柯慈的南非白人看法，多少带着殖民者视角，不太符合南非成为黑人国家的政治正确。无论如何柯慈确实是优秀作家，然而他被国际文坛看重与没落，多少与政治因素有关，并非单纯以作品评价。记忆实在奇妙。旧文让我确定自己读过《书中谜》、《少年时》，可是如今缺乏印象，读过的书仍是新书，看来之前的阅读似乎有点无谓。或因我心底不大喜欢这两本书，心灵未受触动，即使曾写下读后感，终究还是记不住。

4天前

【如意安详】这江上曾有我的诗/何国忠

四百里的赫贞江，从容地流下纽约湾，恰像我的少年岁月，一去了永不回还。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这是胡适1938年4月从奥尔巴尼返回纽约途中写下的诗。抗战正酣，胡适奔走于美国、加拿大各地演讲，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抗战。4月18日，他与法律界名人林行规前往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会见州制宪会议主席弗雷德里克·克兰法官，并旁听会议。次日乘火车回纽约。沿着赫贞江南下时，20年前的往事涌上心头，写下这首诗。 Hudson River，一般译作哈德逊河，胡适译作赫贞江，比音译多了一层古意。赫贞江发源于纽约州北部山区，向南流入纽约湾，再汇入大西洋。它并不只是纽约的一条河流，更像一条时间之河。许多人的青春、理想与际遇，沿着这条河展开，又随江水远去。 1987年大学本科毕业时，我曾借用其句式，在马大中文系毕业纪念特刊写下感言：“这圈圈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理想，我的欢笑。在阻拦不及的时光里，我悄悄留下河沙似的记忆。”年轻人的感伤，且行且珍惜。再早两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记录进大学之前的临教生涯，借用诗中意思，取题〈消逝了的似青山还在〉。许多事已经过去，后来明白，有些东西并未消失，它们留在书页里，留在记忆里，也留在某些曾经到过的地方。消失的，只是年轻的自己。纽约于我是有吸引力的，却非曼哈顿的繁华，而是赫贞江，以及曾经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胡适。胡适在纽约前后住了超过15年，1915年他利用暑假，发愤尽读杜威哲学著作，后来如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研究所师从杜威。他到哥大另有原因。在康奈尔大学念书时，“应酬往来，费日力不少”，他认为只有芝加哥或纽约这样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才“可以藏吾身矣。”他选择纽约，是为大隐于市。 1949年春天，胡适重返纽约，住进曼哈顿上东区东81街104号5楼H室，这也是他1942年辞去驻美大使后住的地方。纽约街道以号码命名，不易迷路。我和家人从中央火车总站转乘地铁和巴士，到80街下车，步行10分钟，胡适故居便在眼前。公寓共六层。上面五层有八窗，入门一层有六窗。上面四层是红砖墙。下面两层是水泥墙。张爱玲1955年11月到访时，说那是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此刻所见已不是旧貌。铁门上部装有玻璃窗，门外两边墙上各有灯一架。楼外有纽约常见的铁制消防梯。公寓是私人产业，无法入内。我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十年、数十年，在一个城市里不算什么。租客来了又走，栖身的人无暇顾及历史。也许业主知道这里住过一位中国有名的学者，也许不知道。除了有一段时间担任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外，胡适在纽约主要的收入来自不同大学的短期讲学。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在纽约当寓公的胡适生活不堪，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难以填补无底深渊的生活费。他虽然住在“大使级的住宅区”，公寓却是“破烂的”，没有基本的防盗设备。有一次，胡适外出，太太江冬秀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自消防楼梯破窗而入。江冬秀临危不乱，她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那位大汉愣了一下，真的转身离开了。赫贞江畔的时代回望胡适在公寓看书度日，为《胡适杂忆》写序的夏志清说，当时毫无名望的张爱玲和姜贵送书给他，他不仅读了，还认真写了评语。夏志清叹道“他有时间读他们的赠书，表示他手边没有急急要办的正事。” 我们在楼下逗留不过10分钟。然后在街角喝了一杯咖啡，再乘巴士到张爱玲住过的救世军女宿舍。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写过一次送别。她与胡适站在门外台阶上说话。冷风从赫贞江方向吹来。胡适望着街口露出的灰色河面，久久没有作声。张爱玲写道，那一刻的胡适，“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而她自己也望向河面，觉得仿佛有一阵悲风，从遥远的时代深处吹来。催人泪下的叙述，我希望安排行程的女儿会理解，为何这是我在纽约想一睹的景点。我们沿着赫贞江散步一阵。胡适当年感慨的是20年前的岁月，张爱玲感受到的是一个时代的苍凉。我从他们身上想到自己从年轻到老去的过程。赫贞江仍在那里。河水依旧从容地流向纽约湾。

1星期前

乡城去来/贺石（吉隆坡）

中午，下城里。偶遇一对盲人夫妇，丈夫推着坐轮椅的太太，问路。我下意识陪他们走了一段路，把他们领到轻快铁站。放下他们夫妇俩后，我沿着人行道往城中的老书店走去。那是一条熟悉却又有些疏离的路线，走过很多次，但每一次的心境都不一样。轻风拂过，树影轻轻晃动，一块块明暗交错的光斑，在行人道上摇曳。就在这时，一阵鼓声从左侧传来。起初我以为只是街头音响，或远处施工传来的节奏，但那声音越来越清晰，带着规律的拍点，一下一下，像有人正在认真练习，也像某种仪式开始前的预演。我不由得停下脚步，侧耳去听。循声望去，声音是从不远处的小山岗上传来的。那里是母校的位置，隐约还能看见几栋熟悉的建筑轮廓。其中一栋新大楼，从我们就读时原有三层楼的位置拔地而起，被树木半遮半掩。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这并不是城市的噪音，而是来自校园的鼓声——学生们正在为某个活动排练。也许是祭祖大典，也许是华乐团演出前的合奏准备。时间像被轻轻拨了一下。我忽然站在原地，没有继续往前走。车流仍在右边流动，世界没有停下，但我却像被那鼓声拉回了另一段时间。少年时代的画面开始浮现。操场的午后，阳光很亮，空气里有尘土与汗水的气味。钟声曾在某个时刻响起，宣告课程开始或结束，也曾在无数平凡的日子里，悄然穿过我们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并不意识到它的意义，只是习惯性地回应它。而如今，这些声音从远处重新归来，以另一种方式穿入左耳，直抵心坎里。我忽然想起方才那对盲人夫妇。他们看不见光，却比谁都更依赖声音来认路、认人、认日子。而我呢？我有一双完好的眼睛，却在这座城市里行走了这么久，从未真正留意过这座小山岗上沉睡多年的鼓声。原来我们都没看见原来，有时候真正闻而不觉的，并不是失去视觉的人，而是我们这些习惯了“看见”的人。鼓声仍在继续。一下一下，不急促，也不犹豫。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与某种传统安静地对话。那种节奏让人慢慢沉静下来，也让人无法忽视：时间其实一直都在无声地叠加。我伫立人行道边，忽然有一种很清晰的感觉：人其实一直都在被某些声音保存着。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离开某些地方，其实只是换了一个位置继续生活。那些声音并没有离开，它们只是沉了下去，藏在岁月深处。直到某一天，在城市某个寻常的转角，被再次轻轻唤起。而这座小山岗，在城市版图上或许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坐标；对我而言，却是一直没有真正离开过的“乡”。它不是田园，也不是故里，而是青春曾经驻扎过的地方。每一次鼓声响起，都像一次从“乡”而来的召唤。我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一刻。不是为了留下什么证据，而只是想确认：这一切确实发生过——在一个普通的行走途中，在通往老书店的路上，我被一阵来自母校的鼓声，轻轻拦住了。然后，我才重新继续往前走。

2星期前

煎蛋 | 甩饼的记忆

最近世界杯的热潮再次席卷而来，到处都是球赛消息，也让我想起那些属于马来西亚人的深夜回忆。以前，每逢世界杯开赛，我都会约上几位朋友，到附近的嘛嘛档报到。那里不需要漂亮的装潢，只要一个巨大的银幕，就足以吸引四面八方的球迷聚集。巫裔、华裔、印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坐在同一个空间，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每桌几乎都会出现同样的组合，就是一片热腾腾的印度甩饼、一杯香浓的拉茶。比赛开始后，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银幕上，有人为进球欢呼，有人为失误叹息。原本互不相识的人，也会因为支持同一支球队而击掌庆祝。那一刻，没有职位高低，也没有贫富差距，无论你是公司高管，还是刚下班的普通员工，大家都只是热爱足球的球迷，一起享受比赛带来的激情与欢乐。其实，我与甩饼的缘分比世界杯还要早。小时候，家里没有大电视，父亲晚饭后偶尔会带我到住家附近的嘛嘛档买甩饼，也顺便看看档口挂着的大银幕。那时候播放的节目，大多是新闻或电视剧，对年幼的我来说毫无吸引力。比起电视，我更喜欢站在一旁，看师傅制作甩饼。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那位老师傅熟练的动作，他把面团放在铁桌上轻轻一压，接着双手一甩，面团竟像魔术般越变越大、越变越薄。随后，他把面皮高高抛向空中，再缓缓地旋转而下。每当面皮飞起，我都会紧张地屏住呼吸，当师傅稳稳接住时，我又忍不住拍手叫好。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不是在做食物，而是在欣赏一场精彩的表演。 [vip_content_start] 有一次，师傅发现我每天都站在旁边观看，他笑着把刚煎好的甩饼切成小块，递给我一份，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一片简单的甩饼，也能带来如此满足的快乐。其他人都专注在旁边看电视，而我捧着热乎乎的甩饼，看着师傅继续甩动手中的面团。那幅画面，成为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之一。时间飞逝，当年的小男孩已经长大，附近的档口翻新了，电视变得更大更清晰，世界杯也换了一届又一届。许多事情都在改变，但每当我走进嘛嘛档，点上一片甩饼和一杯拉茶时，总会想起当年的画面，也想起与朋友一起熬夜追球的日子。对许多人来说，甩饼或许只是一份普通的食物，但对马来西亚人而言，它更像一种共同语言，它陪伴我们成长，见证朋友相聚，也串联起不同种族与文化的情感。在一张张铁桌子之间，在一次次欢呼与笑声之中，成为属于马来西亚的独特记忆。这份记忆，就像刚出炉的甩饼一样，简单、温暖，却令人回味无穷。投稿须知： ■来稿可电邮（[email protected]）至本报新山办事处； ■来稿可用笔名发表，但必须附上真实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与电话、电邮网址，以及银行帐号（汇稿费用）； ■投稿内容不可涉及包括宗教、种族等敏感课题； ■字数限800字； ■编辑对来稿内容，有修整的权力； ■来稿若发现有人工智能（AI）生成超过30%的痕迹，将直接弃用，有关作者未来的投稿也受限制； ■本须知若有未尽善处，本报有权随时增删之。

2星期前

食甜/谢玲玲（日落洞）

昨夜睡得格外安稳。站在落地窗前，窗外的大街小巷车水马龙，阳光稳落在行人头上。难得不用起早奔波，不必被琐事催促脚步。我起身泡一杯热可可，切几种新鲜果子，蘸着微辣带甜的“黑人罗惹酱”细嚼慢咽。小小一罐的酱料，却是满心的记挂。过去的周日，众人赴大山脚谈文学采风之事，唯独我留在佛堂伴着小朋友上品格教育。午后，这罐酱料便送到我手里，瞬间感觉自己一直被“她”记住。平日里，她还把暖意藏在一针一线里。虽相隔两地，却隔着一个屏幕手把手教我量身。初次见她，一副慈祥的奶奶模样，带着作家的一种清雅。或许，我对“作者”有一种刻板印象——不是写作，就是旅游，何况她是文坛老前辈叶蕾老师。当初次见着她给我做的新衣裳时，我不禁赞叹，她竟有一双裁缝巧手。衣服稍有不合身，她便拿回家反复修剪改制。等到下次开会那时，她趁开会前领我去试穿。洗手间变成了我的试衣间，她则忙碌于在门外询问穿上新衣的感受。仔细一想，就连我的奶奶和外婆都不曾给我缝过一条手帕、一件衣。一来二去，叶蕾老师接连为我缝制了一件又一件的衣裳。彼此相识不久，却给我那般细致周全的善待，把爱与温暖密密麻麻缝进了日子里，缝补了我缺失的一角童年。每次见面，大伙儿抿着茶，聊着文学的事，这种闲谈相处，安稳、舒心。散会时，罗顾问会叮咛孙天心老师不要为工作太烦忧，明明罗顾问才是最奔波的人，却总把舍不得的关切留给大伙。这种简单的“甜”反衬出我平日工作里的不堪。我在好几家补习中心兼职，其中一家补习中心的大班教学，格外耗费心神。去年另一家补习中心的华文班，才有两名学生，彼此却能谈〈背影〉，赏〈再别康桥〉，无论是课文抑或是网文，都充满思想碰撞的欢愉。如今接手的课堂有六十多人，台下是流动的嘈杂与茫然，要教会他们读准一篇〈背影〉的字音都是奢望，更何况要读懂〈背影〉里的爱。偌大的课室里，我在讲台上声嘶力竭，却只在他们的脸上看见自己满心的孤寂。慢慢生出感触，再多用心付出，也难抵达心中理想的彼岸。偏偏时常见面的同事，看似相处亲近，却在背后大展两舌功夫。众人外出归来分享吃食小物，这般寻常温情，我却不曾在这儿感受到。相伴的岁月，彼此的心是越走越远。决定不再硬撑可让我渐渐下定决心做出取舍的，是近期协助林玉蓉老师筹备新书的经历。这段时间，我阅读李锦宗老师的资料。李锦宗老师生性淡然内敛，常年埋头整理马华文学的资料。这活儿枯燥冷门，他却一辈子坚守本心，安稳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仿佛拨动了我内心感动的琴弦。新书推介礼现场，林玉蓉老师站在台上致辞，诉说一路创作的点滴过往，在台下一路相伴的作家老朋友为之动容。半生笔墨耕耘终得成书，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外在光环，而是岁月流转间谁还能陪在身旁，那才是不离不弃的相伴。我心里的琴弦彻底奏起了新篇章。或许尝过了前辈们给予的“甜”，才有了拒绝“苦涩内耗”的底气。完全没有多想，我拿起手机辞掉了60人的大班教学。节奏放缓后，尘封的旧事涌上心头。曾与一位无缘相守的男人有过一段交集，后来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迹。唯独男人的母亲，对我的情意不变。处处体贴照料，过年过节也给我备上红包和过节食品，不时也给我带来各国手信。与男人的情缘已画上句号，和他母亲的故事却是岁月里的未完待续…… 尝着水果罗惹之际，杯里的热可可早已变凉。舌尖上的那点清甜还在，心里的甘味也才刚刚开始而已。

3星期前

写在人工智能潜入前/曹洁莹（双溪毛糯）

我不想终有一日，如今的教学日常成为一帧发黄的怀旧画面。多年前中国真人节目《最强大脑》从人与人之间的脑力比拼，到后来演变成人与机器人的较量，原本看得热血沸腾的节目因为人工智能的介入让我弃剧潜逃。竞争平台上，一方是数据演算，一方是抵御着个人紧张情绪又要与高强对手比速度、比准确率的人类选手，整个过程就像演着科幻片的演员在绿幕前自言自语。就算人类选手赢得竞赛，也没有赢得观众的激情，当他再看看对手始终如一的表情，成就感像缺了一个出处。人工智能擅长把所有情感急速冷却到冰点。只是没想到这玩意儿多年后也悄悄来到我的课堂，冻结一间课室原该拥有充满善意的记忆。而我比较幸运的是，目前校园内仍严格实行上课期间不能用手机的规则，在没有对手的情境下，我尚能赢得课堂内人们的注意力。然而，只要过了那段禁用手机的时间，人工智能就偷得一丝生机，潜入学生作业的字里行间。在人工智能还未横空而来时，老师还可以上网搜寻，找到出处，判定作文是否抄袭。如今我循着学生的字迹，沉静地待在没有语病的文句前，掂量、思索，以致猜疑。读着那些我以为熟悉但其实陌生的语气，我的心降至冰点。我只能规定学生现场交上作文，然而还是有学生一再拖延，在放学拿到手机后，奋笔疾书。若写的是论说文，批阅者更难从生活经历去判别文章是否原创。于是，有些学生带着挑衅的语气说：“老师，他用AI，你都分辨不出来。”说实话，若我不等多几秒，可能怒气就充斥在整个课室，但我还是忍住了说：“如果你愿意浪费一次老师亲自批改的机会，那是你的损失。”我无意和人工智能争个高下，只能将决定权交还学生。近几年，老师们欣喜拥抱人工智能，将课文生成漫画、动画，或将古诗词编成歌曲，又或是用人工智能改作文、给评语。人工智能的点评面面俱到，我却在那段满满的鼓励与肯定中感到寒冷，它的评语完整得近乎无可挑剔，却没有一句留在我心尖。我总感觉那里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或者是我不敢说。说了，就好像我是老古板，不愿学习新事物，然而人工智能省略了所有的长途跋涉，直接把我们带到终点的便捷性依旧让我无法坦然接受它，尤其那是一个空洞的终点。活到这年纪，我早已知道好些动人的成长记忆，是必须拉长时间轴，才捡拾得到。很久以前，看过一位学生写的300字作文，字里行间满满的情感涌动，让我意识到她的家里出了状况，一问之下，眼泪就流了下来了。一直到这学生高三毕业，用灿烂笑脸告别我，迎向她的美好人生时，我的心底还记挂着那恳求母亲回到身边的13岁女生。文字背后是谁啊? 另外还有一篇看海龟的游记，学生将海龟描写得极其生动，我给了他“观察力强，描写细致”的评语。多年后，他早已忘了自己写过的文字，却惊讶我知道妈妈带过他去丁加奴（当时还用这个译名）看海龟的儿时回忆。如今知晓他成为生物老师，在我看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这一份份模糊却深刻的记忆，在多年之后已被我养成温润如玉的画面。这才让我明白，即便是工作，到头来也只不过是求一场体验。若人工智能最终窃取了这场体验，收走了学生将自身记忆化成文字的苦恼或文思泉涌的畅快，又或是收走了老师改作文的惊喜、苦恼又或是牵挂时，我们最终会不会真的是把自己或下一代都变成了极其无趣的存在？作为每天都会面对学生的老师，我仅是对当前的教育现状感到困惑，对审美一致、语气一致的产物感到疲乏，甚至因为看不见对手让我更感畏惧，因为我不知道藏在学生文字背后的是谁，而我读着的又是谁的状态？当然，我也无意反对用人工智能来教学，我仅是想记录这个寻求答案的过程，同时封存着那个更愿意走入在字里行间去认识学生的老师。

3星期前

【我与球】未完的第五颗/南乐（民都鲁）

我弟弟阿乐从小就喜欢吞东西。不是什么都吞。他只吞我做的布球。那是用旧衣服的碎布，一层层裹紧，拿针线缠成的小球。本来是我想学乒乓球，没球拍，就自己缝了两颗，一颗打，一颗备着。结果备着的那颗，被他拿去吞了。那年他5岁。我发现的时候，他脸已经涨成猪肝色，嘴巴张着，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我整个人吓傻了，站在那里足足愣了5秒，才想起来大喊爸妈。后来怎么把那颗球弄出来的，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全家乱成一团，妈哭，爸骂，阿乐终于咳出来的那一刻，那球滚在地上，沾满口水，还黏着一丝丝来不及吞下去的线头。我嫌弃得要命。我竟被当作罪人但那不是最后一次。他后来又吞了两颗。同一个位置，同一种布球，同一个人缝的。每一次都是我亲手做的球，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剧情：脸涨红、快窒息、一家人仰马翻冲去医院。第三次的时候，急诊室的医生看到我们，表情非常平静。 “又是你。”不是问我弟，是问我。好像这整件事的罪魁祸首不是那个吞球的笨蛋，而是我这个一直在缝球的哥哥。我当时真的很想把他掐死。口水啊。你知道我每次做球，都是放在自己桌上晾着的。那些布球上面每一寸都沾过我的手，缝了又拆，拆了又缝，线头乱七八糟。结果到了他嘴里，变成一团湿淋淋的恶心东西。我骂过他，也问过他，你到底为什么要吞？他每次都低着头不说话。直到第四颗球被我当场拦下来——我冲过去捏住他的嘴，那颗球已经含进去了，卡在牙齿和舌头之间。我气得发疯，吼他：“你到底为什么啊！” 他嘴里含含糊糊，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把球挖出来，他又张嘴，像要说什么。然后我听到他很小声很小声地，一直重复一个字：“香……香。” 他没办法解释。一个5岁多的小孩，怎么可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哥哥缝的布球上面，有一种他说不出来的味道。不是食物，不是糖，不是任何他知道的东西。但他觉得那上面有哥哥。他吞的不是球。是不知道怎么才能留在嘴里的那个“香”字。后来我不骂他了。我只是把缝好的每一颗球，都放在他够不到的地方。他现在长大了，什么都吃得好好的，不再吞东西了。有一次过年，我开玩笑问他，你到底还记得你吞过我几颗球吗？他想了一下，说：“4颗。”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他说：“因为第五颗被你收走了。” 我们都没再说什么。但我想起那些年我所有做过的布球——好像真的只缝过5颗。他一颗一颗数过的。

3星期前

【爱我山河】风从布秧谷吹来/陈恩怡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布秧谷，但这时的我并没有抱着寻找什么的心情，只是循着古老砖石铺成的痕迹，走进一段比记忆更久远的时光。阳光落在遗址上，风从山谷深处缓缓吹来。导览员讲述着各种精彩的故事，讲述着不同文明在此相遇，也讲述着人们如何将愿望交给神明，将敬畏藏进一场仪式、一份供奉之中。而我，安静地听着。听着那些被岁月覆盖的名字，再一次从土地里被轻轻唤醒。有那么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历史并不遥远。它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是平时只在课本里读到的历史。它曾经是某个人的一生，也经历日晒雨淋、风吹雨打，但仍然坚不可摧。是有人在这里祈祷，有人在这里等待，有人在这里爱过、失去过，也对未来怀抱过期待。只是后来，时间带走了它们，却把故事留了下来，留给千百年后的风，也留给偶然经过的人，让他们去了解它们的故事，它们曾经的辉煌。后来我独自站在遗址之间，手里拿着相机拍下此刻的它们，脚下是沉睡千年的土地，远处的山静静仁立着。那一刻，我突然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布秧谷会说话，它会对我说什么？我想，它不会说：“欢迎来到布秧谷！” 它会说：“欢迎回来！” 仿佛，我不是一个初来乍到的人，而是个离开了故乡很久很久的人。回来看看被时间收藏的事，也回来看看自己。看看那个总是在赶路，却总是忘了抬头看云的自己；看看那个一直不断向前，却很少停下来倾听内心的自己。离开时，风又吹过山谷，吹乱了我额头前的发丝。我回头望了一眼，忽然觉得，有些地方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并不是因为风景有多壮丽，而是因为它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让你觉得——世界很大，而你从未与它失散。是的，如果布秧谷会说话，如果布秧谷真的会说话……

1月前

给阿嬷的告别/郑盈萱（巴东勿刹）

前阵子在北京度过一段无聊的五一假期，室友邀请我看新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并提前打好预防针：“网上讲很催泪，记得带够tissue。”一个在华留学生，一个潮州人，一个马来西亚华人，背负各种身分，我和室友们踏进双桥影院里，嫌弃着中国的影院比起马来西亚的特别热，热得第一滴眼泪掉下来的时候，手心还在隐隐冒汗。这部电影其实充满笑点的，开篇就是一句无比熟悉的“nia ma”惹得我和身边的马来西亚人都没忍住笑出声，即使我分不清这句是潮州的、福建的还是客家的脏话。事实上，我根本不会说潮州话，跟家里学会的仅有“jiak peng（吃饭）”和“wa deng liao（我回家了）”，也只隐隐听懂简短的内容，中国潮汕那一带的方言比马来西亚的潮州话更晦涩，很多时候需要搭配中文字幕才读懂角色在说什么，归属感甚至不如电影中途播放的马来文BGM来得高。室友觉得惊叹，其他看电影的中国北方人居然也跟着啜泣，电影结束后分析得头头是道：“我觉得中国人和我们这些华侨的共鸣点应该不太一样，他们看的是国家发展的强大，我们看完只会联想到自己的阿公阿嬷是不是也这样过来的。” 我顶着一双哭到发痛的眼睛，跟着点点头。这么算下来，记忆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长辈里，只有阿嬷不是马来西亚的本土华人，而是被家人带着下南洋的。中学第一堂历史课，老师板着脸走进来，第一件事不是让我们拿出历史课本，而是要求准备簿子和笔，在大家还没适应中学生活且满脑子期待着40分钟后的放学时，记下他列出的一长串、与历史课本内容无关的问题。访问家中任何一位从中国下南洋的长辈或后代：祖籍？宗教信仰？是否有家人一起下南洋？什么时候来到马来亚？靠什么维持生计？六七年后，一整页的纸只剩下这些问题留在记忆里，答案也已经不了了之。阿公阿嬷的中文都不好，而我的潮州话也不好，于是沟通成为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兜兜转转一个下午，本子里那些长长的问题，都只问得到一两个字且不知道能否称之为答案的答案。再想找回那本作业簿却已经不知道当初扔到哪里去了，只是这段记忆太过深刻，尤其问起阿嬷在嫁给阿公之前靠什么工作维持生计时，阿嬷夹杂着潮州话跟我说：“帮人家洗衣服、种菜。”我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一知半解，不知道这些零工能否算得上一种“工作”，怕交给老师会被责骂，但实在很难深入沟通下去，终究还是在问号后用蓝笔稚嫩地写下“洗衣、种菜”四个字。阿嬷说，妈妈带着她和妹妹一起下南洋，在途中仅6岁的妹妹就走丢了——这时候的阿嬷已经八十多岁。20岁的我，对这份作业的印象仅存留寥寥几个字的答案，和历史老师分回作业的评价：“很真实，认真，完成得很好。”于是打那之后，我开始认可帮别人洗衣服、种菜也是一份工作。还在上小学时，一直以来比阿公健康的阿嬷患上了胃癌，来往医院很多次，老是躺在床上喃喃一些很悲观的话。家乡去一趟槟城的医院不算塞车都要两小时——每回都当司机的爸爸至今还对这件事有很大的怨念——来回奔波治疗和各种药物外用内服，对老人家的身体承受能力并不友好。大人们在厨房准备晚饭，老家客厅不知怎么的就只剩下我和阿嬷两个人。我坐在她的床边，听她用潮州话跟我说“很痛苦，还是早点死了好”，也许当时她确实只把我当作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来看吧？我的潮州话不好，只能努力用简单的中文跟阿嬷攀谈起来：“我听朋友讲日本的天皇都活到很久，那边的老人全部一百多岁的。”阿嬷信仰日本传来的佛教，这些事她听说得比我多多了。祝福都藏在“多吃菜”里阿嬷依然维持着一成不变的姿势，她知道我不会讲潮州话，也用华语跟我说：“吃多多菜啊，健康，就可以活到100岁了。” 老家四处都有蚊子，我没忍住把脚盘起来，避开蚊子出其不意的攻击，一边扇风一边回答：“阿嬷跟阿公不一样，他天天吃KFC炸鸡，你一直吃菜，很健康，会跟天皇一样活到一百多岁。” 阿嬷笑了。她还说，你也要多吃菜。我撇撇嘴说不要，在十一二岁的年纪，绝大部分小孩都不会喜欢绿色蔬菜的。这是我记忆里唯二跟阿嬷语言不通也能说话很久的时刻。阿嬷去世时我已经上高中了。经历过疫情，再加上中学住宿，每天回老家吃晚饭不再是固定日程，本就不好的潮州话更是连小时候常用的几句都忘得一干二净。每周都去加基武吉找外婆，反而跟父辈亲戚愈发疏远，甚至后来阿公去世，阿嬷的身体状况下滑得厉害，在我们家住着时，双脚僵硬到无法下地行走，我还是经常误以为那个每周会做很多包子分给大家吃的阿嬷是这几年的事——阿嬷的手艺真的特别好。爸妈都不在，我就成为了短暂接手照顾阿嬷的长女，帮她翻身，喂她喝水，每每碰到她的皮肤时总觉得触感奇怪，皱巴巴的，身上充斥着一股小时候只听过却不理解的老人味。大家都知道，阿嬷剩下的时间不长了。接到家里来电通知，从宿舍回家时听到亲戚说：“那天晚上啊，救护车来你家门口，上救护车的时候就没了。”妈妈很避忌这些话题，没有主动跟我们提，我按部就班地参加葬礼，跟外婆去世时哭得稀里哗啦不太一样，很平静地过完丧假，恢复了往日上课的日子，至今，大概也有三四个年头了。或许当时坐在床边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安慰阿嬷的小朋友，也不会想像到10年后的她依然没有学会讲潮州话。

1月前

寄信这件事/禾乐（新山）

现代科技可说已经发达到了一个我们从前难以预测的地步，不论远近，只要打开手机，WhatsApp、Facebook、Email等等的线上沟通工具琳琅满目。近几年，连许多重要的信件，如银行的每月缴费单都已换成线上的Email。朋友之间的通信几乎已不复见。每个人都追求快狠准，打开手机，将讯息快速用手指头打一打，可能加上几个适合的表情符号，就按了发送键送出，而朋友就算在天涯海角，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立刻看到所有的讯息。难以想像在二十几年间竟然发展如此迅速，再也没有远方的朋友或者笔友以通信的方式联络。大概在3年前，也许是因为在步入社会后发现自己很少握笔写字；也许是希望和朋友的对话记录更加深刻；也许只是单纯地希望生活节奏可以透过手写文字而慢下来，我开始手写明信片或者信件，用最传统的方式邮寄给许多亲近的、远在其他国家打拼的朋友。第一次和朋友拿地址要寄信，朋友们有的笑我老套；有的说我的浪漫独树一帜。几年下来，我当然也收到了好多朋友的回信，每一封都印象深刻。大部分与我通信的都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求学时的我们朝夕相处，非常熟悉彼此的字迹。收到信件的那一刻，我看着朋友写在信封上地址的字迹，就可以认出是谁的来信。我将信慢慢地拆开，握在手中，也许是被这些朋友的温度所吸引，每一封信我总可以阅读好几次，所以每一封信件和明信片我都还记得大概的内容。就算是同样一人在今年的圣诞节和去年的圣诞节都给我寄了信，每年的气氛不一样，内容也就不一样；身体状态不一样，手写的力度也就不一样；生活状态不一样，情感也就不一样。手写信件让我发现许多神奇的事情，首先便是文字。平时在手机里打字传讯息完全没有顾虑到文字的长短，总是脑中闪现什么就记录什么，而写明信片和信纸就不同，它们就那么大，所有的内容都需要斟酌，选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把比较想讲的写进去。经过斟酌的内容变得很不一样，它精简但是深情；经过手写的内容也不一样，它同样是文字但是有着血肉的温度。在线上和朋友说“祝你新年快乐，阖家安康”，可能不过5分钟就收到回复了，但信件不能。我发现信件中的情感都会因为我们没法立即回应而被放大，我们只能读着那句写下来的文字，去深深地感受写信者书写的时候、构思内容的时候，那发自内心的、衷心的情感。快时代里的慢感情邮寄信件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耗时。而且，我们不知道何时会收到谁的信件。每次我写好了要寄出，还是会迫不及待地先告诉朋友：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提醒他时不时去看看信箱，而朋友们也一样会在邮寄之后提醒我记得去看信箱。但是，每个国家，每个季节的邮寄时间不一样，刚好碰到高峰期或是假期特别多的那段时间，信件总是很慢才收到。记得去年我一人来到了海外，圣诞节前朋友告诉我，他寄了圣诞礼物和信件给我，也许是因为佳节，信件比平常慢了两个星期才寄到。那两个星期我每天回到家，踏进家门之前都绕去信箱前，看着空落落的信箱，一天两天三天……那种盼望一天比一天重，信箱终于出现信件的那一天，我真的开心得不得了！那种幸福感马上就涌上来，加上朋友那熟悉的字迹，和他那些动人的文字，我一边读，热泪也慢慢盈眶。邮寄所需要的时间让所有东西慢了下来，也许慢下来的信就会多了一份感动和浪漫。自从开始寄信，每一次经过书局或是小店铺，我都会不经意地瞄一眼明信片的柜子，如果店铺有卖信纸，我也会随手拿起来看。如果拿起来的那一刻，我想到了某一位朋友，我就会买下来，回去给他写一封信。也许信件寄到的那一刻，友人正经历人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那么那封信便是闻喜而来；也许那一刻友人正经历人生中的波折，那么那封信便是雪中送炭。在一些比较低潮的日子，我常常阅读我收集的信件，就可以马上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便更有勇气面对人生的挫折。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写信给我的这位朋友，他写信给我的当下，是不考虑我的成功或者失败、是不被世俗功利所影响的，那是单纯的友谊情感和祝福。也许当今的社会已经无法脱离线上的沟通工具，因为它们确实加快了办事以及沟通的效率，但我们的人生不应该事事讲求效率。人生还有许多的喜怒哀乐、悲喜交加的时刻，而书写及读信给了我和朋友们一个慢下来、细品人生这些情感的时间。那些信件里的文字啊，是一笔一画，被记下来的、被传递出去的情感。

2月前

楼梯/戚宝芝（金马仑）

我大半的时光，都用在上下楼梯。老家有几个小石级，大约10步就可以抵达家门。自从和妈妈住在一起，家的梯级何止几级，是两层楼的高度，平均有十几级一层。那楼梯看起来也不是没有尽头的，我也从来没有抱怨每天要上下这楼梯无数次。走上一楼，墙角上筑着一个黑黑的鸟巢。那鸟也是黑色的，难道是在课本上见过的燕子？我不认识它的名字，它常年驻守在这巢有时候动也不动一下，偶尔也没忍住怀疑它是不是还活着。这鸟大概也是习惯了这楼梯间来来往往的脚步声，自己的巢也筑得高，所以才住得那么安稳。很长一段时间，它都在那儿。就读小学的那几年，最期待便是六年级换课室的时候。只有六年级生可以使用学校最顶楼的课室，也同样在二楼。它总给我一种感觉，六年级生是学生群里年纪最大的，走起路来也可以蹬鼻子上脸，我是挺羡慕学长姐们可以享受最高楼的风景，但每每经过他们班到电脑室上课时却被安静得不可思议的班级吓得不敢吭声。我们默默地走过，连呼吸都怕大声过了头，他们看起来很认真学习，而且长着一副很会读书的模样。等了5年，终于轮到我们爬楼梯，走上顶楼课室。从上往下俯瞰学校园景，心里莫名舒畅。当年，那些用这课室的学长姐，看的这般景色，我也可以无限次看上了。我终于知道六年级生用这课室的原因，唯独有件不太美好的事儿破坏了这从高处往下看的景色——一楼是教师办公室。稍微有大一点的动静，老师轻轻松松走上来对我们又是呵斥一顿，瞪着大眼谁还敢造次？那一年，我还没开始上下这通往六年级课室的楼梯。有一次，目睹了让我终身难忘的事。说难忘，其实也参杂了多种情绪，把情绪摸个透后，有一种情绪我能够理清的便是遗憾。那一日，我看见了熟悉的背影，和某老师走上办公室的梯级。我没想过走向前，是因为着实被这一幕给震撼住了，脑子跟不上他们上楼梯的速度。那背影不可能忘掉，那是身穿蓝色风衣，灰色西裤，满头黑白发的父亲。这疑问缠着我多年，我始终得不到答案——为何父亲会出现在学校，身旁出现老师更让人手心冒汗，那个被老师投诉到家长那儿的年代，回到家可是免不了一顿责骂或鞭打。要是记忆没出现差错，在这儿之后也没发生什么多大的事儿。我没有被父亲召见，更没有被打骂。记忆停在12岁那年眼前的这一幕，留了我心里，挥之不去，也不想忘掉。这事到了现在也不过20年了，其实大可以找相关老师商榷这件事，就可以解决多年来的疑问。可惜，我始终没有勇气，去询问老师当年甚少出入学校的父亲，为何会到学校，到底是处理什么事。问出来了以后呢？得知结果了又能怎样？我自己的猜测，可能已经是给自己回应了。这多少和我这个女儿有关，也许是签证件之类的，或许是面谈我学习进展，应该也不是投诉我在学校处事态度吧。之所以一直惦记这件事，出于内心的好奇，也不过只是希望可以和父亲多一块相处的记忆碎片。那是最后一次，父亲走过这楼梯，那背影永远停留在我未满12岁的记忆长河里。多年后，我如愿成了老师，开启了漫长上下楼梯的工作岁月。新的工作环境，比起旧的大上了好几倍，楼梯特别多，唯独在意某一处的楼梯。往下走的时候，抬头一看在小电箱上筑着鸟巢。有别于旧家看见的，这是用树枝筑的家。有一次看见鸟坐在巢里，我心想这些鸟只是看起来小只容易被吓跑，但在我看来在学校里的小神兽们每天上上下下的走步声丝毫没影响它们休息的时光。可惜，这巢穴没多久就不见了。不知道，下一次在楼梯遇见的意外惊喜，又会是以怎样的形式相遇。

2月前

马伟康 | 如果“遗忘”成为一种科技

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前行，不只是因为它往前看，更因为它没有把该记得的事情抛弃。人，同样如此。韩剧《21世纪大君夫人》开播后反响热烈，众多社媒帖文中，我的目光也因女二孔升妍的古典气质而停留。由于个人观影习惯是一次性追完，等待剧终的空档里，我先翻了她几部旧作。然而，本是冲着颜值去刺激多巴胺，却意外通过《Circle：相连的两个世界》（以下简称为《Circle》）迎来内啡肽的满足。生活难免不顺遂，你我多少都有不愿回首的记忆。偏偏，越痛苦的记忆往往越深刻，它们偶尔会在夜半拜访，让人辗转反侧；有者甚至时刻被牵绊，导致日常生活也受影响。精神科医师解释，恐惧与悲伤这类情绪，常会被大脑判定为“危险信号”，进而激活处理情绪的杏仁核。杏仁核又与掌管记忆的海马体紧密相连，因此越痛苦的经历，越容易被写进长期记忆，久久不散。遗忘，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时间固然是良药，但也不是所有记忆都能随着老化而淡忘。那么，若记忆能像电脑数据般一键删除，我们是否就能从中得到解脱？《Circle》第二部分“美丽新世界”篇，正是从这个假想出发。剧中，科学家掌握了记忆影像化与情绪维稳系统，甚至进一步实现“记忆阻断”技术，让某些特定记忆能够被人为屏蔽，更将上述技术运用于开发人体芯片以及智能城市，试图打造一个“零犯罪”的乌托邦。只要有足够财力，并愿意植入芯片，便能获得定居资格。换言之，遗忘成了一种可以人为控制的科技。只不过，当一个人失去了部分或所有记忆，那他还是原本的“自己”吗？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早已提出：一个人之所以还是“他自己”，关键不在肉体，而在意识是否延续，而意识的延续，恰恰离不开记忆。流行文化中可见这一概念的通俗诠释，那就是一个角色若在今生保有或想起前世记忆，那该角色就属于同一个人。哲学概念常常过于抽象，但心理学中的“叙事自我”理论也认为：人之所以能确认自己是谁，正是因为会不断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成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一些记忆确实沉重得让人难以承受，所以部分人才渴望将其遗忘。不过，让我们构成“今天的自己”、更了解自己的，不就是记忆吗？今天的我们，在处世态度与看待事物的角度上，往往都与经历密不可分，我们都会在过往的记忆中学会成长，哪怕它是痛苦的。车祸的恐怖，可能让我们开车时更谨慎；破碎的关系，可能让我们学会更成熟地面对亲密与失去；亲友的离去，也可能让我们更懂得当下的珍贵。痛苦未必值得歌颂，但它确实常常参与塑造了我们。更危险的是，当遗忘不再只是个人选择，而是由权力、资本或科技系统替我们决定时，问题就不只是疗伤，而是谁有资格决定一个社会该记得什么。 [vip_content_start] 随着AI迅速发展，如今我们的生活已经实现许多过去所未能想象，“操控记忆”在未来可能不再是科幻作品里的设定。而当掌控记忆的技术成为国家机器，当权者将更容易让人们遗忘他们不愿被群众记住的历史。以五一三和赵明福事件为例，若这些集体创伤能被人为屏蔽，表面上，社会也许会少一点痛苦，少一点愤怒，少一点彼此撕裂。可是，被抹去的痛苦，不等于被处理过的伤口；被删除的历史，也不等于真正的和解。届时的马来西亚，还会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吗？正因国家曾经历这些记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才会不断就种族关系、权力监督与制度正义等议题反思。若这些记忆被人为屏蔽，多少不幸会因此重蹈覆辙？又将有多少人为这段“遗忘”买单？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前行，不只是因为它往前看，更因为它没有把该记得的事情抛弃。无论是战争、种族冲突，还是各种社会创伤，集体记忆之所以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避免历史重演。人，同样如此。我们不必永远困在痛苦里，但也不能假装伤口从未存在。真正让人自由的，或许不是删除记忆，而是在记得之后，学会带着它们继续前行。

2月前

衰老/燕林（怡保）

人们谈到衰老时，往往先想到精神上的变化。仿佛某一天开始，人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意气风发，许多事情也少了当年的冲劲。但真正走到中年之后才会发现，衰老很少从思想开始。它更常从身体最具体的地方显现——变化往往细小而缓慢。走路不知不觉慢了一些，蹲下再站起来要多费一点力气；熬夜之后的疲惫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容易恢复。那些曾经被忽略的身体部位，也开始逐渐提醒自己的存在。牙齿就是其中之一。我第一次认真面对自己的牙齿问题，是在30岁之前。那时右下侧的一颗牙突然疼得厉害。起初只是隐隐作痛，后来变成持续的刺痛，吃东西时像有细针在牙齿深处扎着。那种疼痛离神经很近，让人整个人都变得烦躁不安。我只好去看牙医。医生检查后告诉我，那颗牙已经蛀得很深，牙面被侵蚀出一个明显的洞，炎症接近牙神经。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不如直接拔掉。疼痛会让人变得简单粗暴，只要能结束折磨，什么办法都可以接受。医生却摇摇头，说牙齿还可以保住，只需要做根管治疗，再把空洞补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一颗牙齿原来可以通过修补继续“工作”。治疗结束后，牙医在那颗牙里填进材料，让它重新恢复形状。最初咬合时总觉得有点陌生，但慢慢也习惯了。医生还提醒我，我有几颗智齿位置不太理想，最好提前处理，否则将来很可能会发炎。但刚刚摆脱牙痛的我，并不愿意再在牙齿上花钱。只要不疼，人总会觉得事情还可以再等等。后来果然有一颗智齿发炎。那一次疼得更厉害，几乎整夜睡不着觉，最后只能到医院把它拔掉。可人总是这样，疼痛一旦过去，记忆很快就淡了。只要牙齿没有再闹脾气，我很少主动去检查。很多年里，我陆续处理过几颗牙的问题，但几乎每一次都是被疼痛逼着走进诊所。直到有一次，我在吃螃蟹时，突然咬到一块异常坚硬的小碎片。那是一块乳白色的小东西，我以为是螃蟹壳里的残片，随手就扔掉了。过了一会儿，我却感觉右下侧的一颗牙突然变得凹陷。舌头一碰，就能感觉到明显的空洞。照镜子之后才发现，那颗牙里的填充物已经脱落了。10年前补好的地方再次露出了黑色的洞。那一刻我才想起，当年牙医的提醒。再次去看牙时，医生检查后说那颗牙已经裂开，无法再修补，只能拔掉。后来我做了牙桥。刚装上牙桥的时候，总觉得嘴里多了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吃饭、说话都需要重新适应。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习惯。回头想想，我对自己的牙齿其实一直很怠慢。只要不疼，就很少去关注它们的状况。可牙齿一旦真正坏掉，往往已经来不及补救。比起没有牙齿，我其实更害怕牙神经被牵动的那种疼痛。那是一种离大脑极近的痛，仿佛能直接扰乱人的理智。有人预测，未来人类或许能通过技术轻松替换坏掉的器官。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一颗牙齿也许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复杂又昂贵。但在那样的时代到来之前，人仍然要在生活中慢慢接受一些细微的丧失。母亲做的菜越来越软比如对食物的享受。年轻时咬一口冰冷的冰淇淋，或者嚼一块硬脆的糖果，都是毫不犹豫的事情。当牙齿开始变得敏感，人就会不自觉地避开那些曾经喜欢的食物。这种变化很细微，却很真实。我母亲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她在六十多岁时拔掉过一颗牙。那颗牙疼了很久，最后只能处理掉。医生建议她种牙，但费用不低。可日子一天天过去，那颗牙始终没有补回来。人似乎也慢慢习惯了缺少它的生活。母亲以前很重视早餐。几十年来，她每天都会吃麦片，再配一点水果。那是一种简单却固定的生活仪式。但这几年，她的早餐慢慢变了。麦片变成了可以冲泡的粉状饮料，只要加热水搅一搅就能喝，她说这样更方便。有时候我看着那碗单调的早餐，总会有一点说不出的难受。它看起来太柔软，也太安静，像是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做出的某种让步。母亲做饭的味道也慢慢改变了。她仍然喜欢买菜，也依旧愿意在厨房忙碌。但她做出来的菜越来越软，味道也越来越清淡。有时我甚至会和丈夫悄悄出去吃点别的，好换换口味。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也许不是她不认真做饭，而是身体本身正在改变。牙齿、味觉、精力，都在影响一个人与食物的关系。她看手机时常常把屏幕拿得很远，像是在寻找一个清晰的距离；电视的声音，也比从前开得更大。这些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很多年里一点点累积。衰老大概就是这样。它不会在某一天突然降临，而是在日常生活里慢慢显现出来。很多时候，人甚至不会意识到这些改变。等到回头看时，才发现生活早已悄悄换了模样。衰老并不容易面对。尤其在生命的后半段，人终究要独自照顾自己的身体，接受它一点点变得迟缓、脆弱。但也许，人真正需要学会的，是与这种变化和平相处。在漫长的岁月里，尽量保留一点体面，一点从容。如果有些失去终究无法避免，那么有些事情，不必知道得太清楚。岁月偶尔替我们留下一点模糊，也许正是一种温柔的保护。

3月前

中正湖畔的风云岁月/曾宪盛（淡马鲁）

新加坡中正中学，我的母校！每当来到新加坡，我总会情不自禁抽出一点时间，走进这所位于加东区月眠路的校园。仿佛是在与一位阔别多年的老朋友重逢，也像是在岁月深处，再次拾起那些属于青春的记忆。当年离开这里，一晃就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的沧海桑田，校园虽然不至于面目全非，却早已今非昔比。几座旧建筑重新粉刷，那座以已故前任校长命名的庄竹林楼，里面建造了一座可容纳两千人的现代化冷气大礼堂。礼堂红柱绿瓦，古色古香，外形宛如中国宫殿，气势庄严而雄伟。当年被称为“蒙古包”的校舍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宽阔的足球场。那片曾经风光旖旎、波光潋滟的中正湖，也被填去了大半，只剩下一小片湖光水色，静静躺在校园的一隅，仿佛仍在守望着往昔的岁月。站在湖边，看着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景色，我不禁想起50年代那段风云动荡的日子，也想起当年发生在中正湖畔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50年代初，我在关丹中华学校完成初中课程。由于学校没有开办高中，而当时整个彭亨州只有文冬公教中学设有高中。毕业后，同学们有的前往文冬升学，有的则南下新加坡继续求学。那时的新加坡有两所著名学府——中正中学与华侨中学。加上新马货币汇率相近，又有“东海岸旅星同学会”照顾南来的学生。在几位学长学姐的引导下，我们一群年轻学子也踏上了新加坡的土地，开始了人生另一段求学旅程。当年的中正中学，是马新地区规模最大的华文中学。学校由“虎标万金油”创办人胡文虎先生创立。全校分上、下午班，学生人数高达6000人，在当时堪称空前。学校实行“小先生制”，由成绩优异的学生担任“科目小先生”，在课余时间义务辅导同学学习，分为数学、文学、英文、舞蹈等组别。我有幸被选为文学组负责人。班上常举行小组讨论会，探讨时事与社会问题。学生会也组织夏令营及各种文娱活动，使校园生活显得格外丰富而活跃。当时校园里弥漫着一种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许多学长学姐热心向我们讲述革命烈士的事迹，也教我们唱一些当时流行的歌曲，如〈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同学们的队伍无比坚强〉等。他们也鼓励我们阅读来自中国与苏联的一些文学作品，例如《刘胡兰》《母亲》《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要求写读书心得。在这样的氛围中，我的思想逐渐觉醒。从一个原本内向沉默的青年，慢慢变成一个满腔热血、充满理想的年轻人。然而风云突变。当时林有福政府担忧学生运动日渐高涨，下令取缔学生组织，并逮捕多名学生领袖，同时开除上百名学生。此举引起学生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数千名学生齐集月眠路中正总校，展开纠察抗议。当日校门外聚满了前来声援的工友、文教界人士、小贩与群众。大家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与〈同学们的队伍无比坚强〉，歌声响彻校园，士气高昂。六十余载难忘母校情校门外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军警严阵以待，气氛剑拔弩张。到了凌晨，军警突然发难，命令学生解散。纠察队员紧扣双手，排成人墙，誓死守住校门。军警以铁器砸开门锁，蜂拥而入，挥舞警棍，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殴打。一些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哭喊声与怒吼声交织在一起，场面混乱而惨烈。随后他们发射催泪弹。浓烟弥漫，呛鼻刺眼，泪水与鼻涕止不住地流。同学们惊慌失措，四处逃散。我也随着人群跳入中正湖，用湖水拼命冲洗双眼——那种刺痛，至今仍记忆犹新。这场罢课事件后来演变成一场震动全岛的反殖政治运动。数日之后，学潮才逐渐平息。近70年过去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早已沉入历史的尘烟。然而，每当我再次回到这里，往事依然会在记忆深处悄然浮现。中正湖的湖水依旧静静躺在校园的一隅，仿佛仍在守望着那段风云岁月。有一件事始终令我们中正人深感骄傲：中正中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动荡时代的洗礼，今天依然保留着原有的校名，也依然守护着中华文化的精神。这一切，有赖许多先贤与前辈们的坚持与守护，让这座文化的堡垒依然傲然矗立在新加坡的土地上。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为什么时隔六十多年，我对这所只培育我3年的母校，依然如此难以忘怀。因为当年在这里点燃的那一团火，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燃烧在我的心中，照亮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

3月前

大天公多隆/刘树佳（吉隆坡）

我童年的住处在甘马挽港口的渔村，是一间双层板屋。楼上住着我们一家九口，楼下则开杂货店。店门两侧高高挂着木招牌，上面刻着“永同春”三个大字。店里不仅卖柴米油盐，也售卖捕鱼用具在内的各式杂货；在迎来送往之间，更承载着人情冷暖。木板铺成的地面，每当脚步落下，总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清晨开铺时，父亲推开木门，斜斜的阳光照进来，尘埃在光束中飞舞；夜晚打烊后，我们关上木门，拉上门闩（那时旧式店铺的木门都有洞口式门闩），屋子便从喧闹归于宁静，只剩神龛前昏黄的油灯火，在风中静静摇曳。供奉神明的神龛设在厨房旁，龛位架得很高，由一片片木板搭成。木板之间有缝隙，透着岁月的风；香灰与油烟在那儿沉积，岁月也在那儿沉积。神龛正中贴着“天地父母”四个字。父亲说，人要敬天地和父母，因为没有天地的滋养，哪来人的一口饭？他说这话时，总让我想起《西游记》里镇元大仙五庄观供奉的“天地”二字。父亲却不说典故，他只用最朴素的话告诉我们：这叫“大天公”。天公，就是玉皇大帝啊。右边供奉的是大圣爷公，也就是孙悟空。大圣爷的神像被烟火熏得黑黑的，金箍棒布满灰尘，还结了蜘蛛网，那是岁月的尘埃，也是我们家日复一日的烟火气。左边没有神像，父亲说那是太白星君公的神位。他总爱在神明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公”字，或许在他心里，这些神明都像一位位年长而值得敬重的长者。神龛两旁贴着父亲亲手写的对联，年年如此。上联是“吉星高照平安宅”；下联是“福耀常临积善家”。父亲虽是生意人，却写得一手好字。每逢春节，他都会把旧联撕下，再贴上新写的。那红纸上的墨迹，在厨房的烟火气中显得格外鲜明。大圣爷像前常年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临睡前一定熄灭，以免老鼠打翻引起火患。后来父亲去世，家中的春联便由我这个长子来写，还有“天地父母”那四个字。我提笔时，常会想起父亲握笔的姿势。他的字里有生意人的稳重，也有一家之主的担当；而我的字里，多了几分思念与自省。小时候，家里的长辈每天早晚都上香。祖母在世时，由她亲自上香拜神。大姑搬来一张木椅后，祖母便跪在椅上，手握一束已点燃的竹签香，用我最熟悉的潮州话轻声祈祷。孝顺的大姑则站在一旁守护，偶尔提醒祖母要小心。我至今仍记得祖母的“祈祷文”：“大天公多隆，保佑保护永同春合铺大大小小平安顺顺，生理大赚；保佑孙子们身体健康，寿长福大，踏上好运。” “多隆”一词，音译自马来语“tolong”，意为“帮忙”。我们在马来西亚生活，连祈祷也带着语言交融的痕迹。祖母说“多隆”时语气恳切，仿佛不是向天遥求，而是在向一位慈祥的长者倾诉。她站在椅子上，把三支香分别插入三个神位前的小香炉中。随后，她又走到安奉祖先牌位的存货间，在“刘门堂上历代祖先”前祝祷：“老祖公、老祖嫲，保佑保护永同春合铺大大小小平安顺顺……”三支香插在祖先牌位前的香炉后，再把三支香插在唐番地主爷的牌位前。接着，她把两支香个别插入门神的“口袋”。门神没有画像，只是折成三角形的红纸，贴在木板门上，中间留个口，以便插上竹签香。红纸随着岁月泛白，却始终守在家门口。其实家里也供奉花公花嫲，据说那是守护孩童的神明。每逢祭拜，都必须摆上烧肉、鸡肉、茶水、油灯，还有6颗红鸡蛋，寓意六六大顺。祖母常说，这两公婆喜欢吃红蛋，而我和弟妹是在花公花嫲的庇护下长大的。花公花嫲并没有圣像，只是一张三角形的红纸贴在墙上，中间留出空隙，以便插香。童年的我并不懂神明的来历，只觉得那一抹红色，像是一种让人安心的守护。烟火尘埃里的敬畏心逢年过节，祖母和大姑都会做潮州红桃粿。糯米皮粉红得晶莹，内馅有虾米、花生、香菇、芹菜，包裹着节庆的喜悦。桃粿蒸熟后，她俩恭敬地叠放在红色的碟子上，供于“天地父母”前，祖母口中念的仍是那句熟悉的“大天公多隆……”。香烟袅袅，桃粿的香气与厨房的油烟交织在一起，构成我记忆里最温暖的味道。年复一年，祖母去世后，拜神的任务落在父亲身上。他念的祝祷与祖母相同，却会在神明面前一一念出我和弟妹的名字。我的那一句是：“保护孙子刘树佳，身体健康，事业顺利，贵人帮助……”可见父亲是希望我事业一帆风顺的。那时我年轻，只觉得这些话平常；如今想来，那是一个父亲最朴实却最深沉的心愿。想到祝福，我总会想起父亲。每逢新年，他都会把祝福写在红纸上，放入装着钱的红包里。那不只是压岁钱，更是一份郑重其事的期许。记得他去世那年，手抖得厉害，依旧吃力地写下“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字体抖得厉害，却一笔一画都不马虎。那张祝福字条，我至今仍收藏着。想念父亲时，我会拿出来看，仿佛还能看见他低头写字的身影，听见他轻声叮嘱。父亲离世后，轮到母亲拜神。母亲是客家人，嫁入刘门后，很少再说客家话，反而说得一口流利的潮州话。她在神龛前祝祷时，语调与祖母、父亲并无二致，仿佛血脉与语言早已融为一体。香火在她手中延续，家族的祈愿也在她口中延续。直到2016年，我们搬离那间祖屋。祖先牌位与佛像被请去新居，大圣爷公却没有被请去。那一刻，我心里有些怅然，那是小姑的主意，我不敢多问，或许是因为神像早已被烟火熏黑，或许是因为新居的空间有限，又或许只是现实生活的取舍。可是，在我心里，大圣爷公依旧站在厨房旁那高高的木板上，油灯昏黄，金箍棒静默。而今，那间双层板屋早已被夷为平地，但在记忆里，神龛依旧高高在上，红纸依旧鲜明，香火依旧袅袅。祖母跪在椅子上的身影、大姑扶祖母跪上木椅的情景、父亲书写“天地父母”时的神情、母亲轻声的祝祷，都化作岁月深处的影像，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大天公多隆。多隆的，不只是生意兴隆、身体健康；多隆的，是一家人彼此守望的心，是在烟火与尘埃中仍不失敬畏的灵魂。每当我在人生的关口踟蹰时，耳边仿佛又响起那句熟悉的祈愿。我知道，无论身在何处，那份从板屋里走出来的信念，都会继续庇佑着我，走过现实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3月前

三月雨，火烧藤/野豆生花（新山）

3月进入尾声，转眼即将是雨季的来临。三月雨，带来了怅然和思念，也是我和逝去的先人隔空相聚的季节。远嫁至新山后，我除了开头几年还会带着孩子回乡扫墓及和亲友聚聚，最近几年都没再回乡拜祖先了。那些年，我都会一大早随着爸妈去为爷爷奶奶扫墓，顺便给他们介绍素未谋面的孙儿。通常一些祭品如香支、元宝、蜡烛，或是寓意美好的发糕、白斩鸡、水果等，都由婶婶一早准备好，我和大伯一家人则早早乘搭第一趟巴士出发。到了山脚，大伙儿全凭记忆，在杂草丛生的山路中摸黑往上爬。一路上，野草因为露水的湿润，湿滑极了，一不留神就会滑倒，爸妈都会一再叮咛我们抓紧他们的衣角。爸爸左手提着臭土灯，右手则拿着巴冷刀，一边往上爬，一边挥刀砍伐满山的野藤。我依稀记得，其中一种野藤叫火烧藤，手臂要是被它挠了挠，那可是火辣辣的疼。幼年生怕火烧藤灼伤、留痕，如今进入暮年，才知道没办法回乡所带来的思念，比火烧藤还要来得疼。这一份疼，是岁月在记忆中划开的刀口，看不见摸不着，却一直隐隐作痛。到天色朦朦亮的时候，通常就攻顶了。义山亭建在山顶，爸妈会带我们先在亭子边的水池洗掉拖鞋上的泥泞，再烧香拜拜大伯公后，便在山顶等待叔叔婶婶的到来。那些年，就只有叔叔家有车子。这一来，载送祭品的重任就落在叔叔身上了。车一到，家里的男丁就蜂拥而上，抢着把沉甸甸的祭品给抬下车。那祭品的重量啊，足足要我爸兄弟三个齐心合力，才抬得动。一年未闻荤味儿的爷爷奶奶，这下可大饱口福了。匆匆过了几十年，几乎家家都有汽车代步，有些条件较好的人家甚至家里还摆着几辆豪车作为收藏品。有了车子，家里众人一大清早浩浩荡荡去巴士站等巴士、霸位的情况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由叔叔领头，一行人个别驾着车子川行到山上去。新式义山的墓碑都是一排排整齐地列在山头，我的爷爷奶奶都葬在旧式义山，这一来，要找对墓碑拜对祖先就较难了。除了因为比人高的野草把墓碑遮住，所有的坟墓都是杂乱无章的，东一个西一个，加上一年就来那么一次，单凭记忆一时之间还真不容易找到。隔空化宝传递思念这时大伙争论不休的声音就开始响彻山头，有者说记得爷爷的坟墓旁边有块圆而大的石头，有者则说是一棵龙眼树……熙熙攘攘一番，才由眼力尚可的晚辈找到了正确位置。那吵闹的景象，只怕会吵得黄泉下的爷爷奶奶也要掩住了耳朵。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两条腿就越来越不听话。我要它俩给我安分地在平地上走，已换来抗议连连，更别说奢望它们带我爬上山坡了。如今，叔叔的车子换了一辆又一辆，晚辈也开着各自的车子上山。只有我，在遥远的南马隔空观望。今年，我打算自己到神料店买一些元宝蜡烛，再找个安静的地方为爷爷奶奶“化宝”，隔空向他们细诉我的近况。我相信，那一缕缕袅袅的青烟，不但能代替我向爷爷奶奶传递思念，也能带领爷爷奶奶循着烟味，来到我这个远嫁新山的孙女家，在梦里相聚。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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