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新闻资料 | NewsC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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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愐壮／编辑，终究是一门选择学

都说编辑是为人做嫁衣裳，但作者的文章也该有“合适”的体态，彼此才能合作成功。我不说“好”，而说“合适”，因为我退过所谓的“好”文章——那篇文章，“好”得像AI文。我思考了几天才回信：“来稿收悉，惟不适用。书评集中在谈充满哲理的《XXX》，却少了难能可贵的元素——你的个人体验……

2星期前

【Terra Incognita】编辑这碗饭/谢丽玲

近年因为写作而遇到的编辑，都是性格温柔且包容的人。明明论写作的才华和经验，他们都是比我优秀不知多少倍的作家，却都能包容我的不才；我想写的题材和内容，也几乎没被拒绝过，完全任我自由发挥。拜读了前大将出版社总编辑马保靖所著的《编辑饭特稀——在马来西亚做出版的荒诞与日常》后，恍然大悟，那或许不是巧合，而是好编辑都有的特质。保靖本人给我的印象也是“好易话为”的谦谦君子。与他相识于一次会议，当时大将和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共同策划出版《509：民意觉醒——马来西亚第14届选举专号》，那是一个涉及三种语言互译，三种语言版本同时出版的庞大企划，需要很多译者的参与。虽然实际数目不记得了，我当时开出的报价，在本地业界应该不便宜，可能有人还会觉得太贵；但从我身为译者的角度来看，那是合理价，我的服务品质值得这个价。虽不便宜，保靖并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直接成交。多年以后在他的书里读到，“我私下是不议价主义者，只要觉得商品值那价钱，成交”，言如其行呵。那次的合作，也是促成我后来出书的契机。《编辑饭特稀》这本书，在今年初的推介礼后购买时，一拿到手就很喜欢书的质感。书是文库本的大小，出门想带本书时非常适合；封面设计有巧思有美感，要给美编一个赞。而最最特别的是内文书页的用纸——一共用了四种不同的纸张，在阅读书中第二篇〈编辑和印刷，唇齿相依的工艺〉介绍书籍印刷常用纸类时，能直接翻到相对应的页数，亲眼和亲手感受这些纸类有什么差别。若有想出书的素人，这本书还可以作为一本印刷时参考的目录呢。从这个细节可以感受到，保靖性格随和好说话的另一面，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正是因为这种对出版工作的热爱和追求极致的工作态度，驱动他的“中年叛逆”，主动要求到相熟的印刷厂当实习生，只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印刷的流程。他的择善固执，我做不到，但非常佩服。一本好书却读不下去编辑这份工作，我们外行人可能以为，就是“改改文章”而已。我虽然本来就知道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却也是读了《编辑饭特稀》才知道，编辑的工作范围比我本来以为的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只有几位员工的小型出版社，编辑除了策划、选题、与作者沟通协调、内容编排、校对、设计和排版等在办公室里处理的工作外，还往往需要兼顾宣传和行销。拙作《从国际新闻现场到自己的房间》出版时，责任编辑卢姵伊就兼任新书发表会的主持人，还陪我到金宝拉曼大学的分享会打书，真是辛苦了。设计和排版虽可能有专门负责的美术编辑，编辑也需要扮演把关人的角色。保靖在书中写到字级和行距是排版最容易忽略，却最影响阅读体验的细节。作为阅读者，我太认同了。曾经预购一本书，因为本来就很喜欢那位作者的文章，拿到书时满心期待地翻阅，却读不下去。原因与内容和文笔无关，而是让我眼睛喊救命的排版——段落间虽有适当的间隔，段落内却没有足够的行距，字都挤在一起了！从此那一套两本的书就被束之高阁，可惜了一位好作者。由此可见书籍出版的环环相扣，而编辑除了自己直接负责的工作外，还需把关其他环节。否则，一个环节出错，再好的内容也难救啊。读完《编辑饭特稀》，最深刻的感悟是：编辑这碗饭，特稀与否，都不是我能吃的。

2星期前

“学海杯”编辑一日营北马场 | 师生体验编辑工作流程刊物制作，原来不简单！

第19届“学海杯”全国校园华文刊物观摩赛延伸活动——编辑一日营今日在吉打双溪大年新民独中举行，吸引北马各地师生参与，共同探索刊物制作流程，体验编辑工作的实际运作。

1月前

凡马寻伯乐/余棋华（新山）

之一/ 不是千里也得先跑（伯乐要用的是千里马，而走得不远的百里马不过是凡马，若也想被用，凡马只能主动，或寻见伯乐，往后可被调教。）十几岁，喜欢看不太多国家大事评论的报纸，那就看刊载人生小事的小报。那时几乎天天有社会服务版，梦湘姐姐解困男男女女的情事，真像短篇小故事。后来发现每个星期天多了一个给青年人的公开版位，名为【年轻人的】。编者自称小老编，真实身分是雅蒙。雅蒙在《学生周报》写了多年，我记得他。他用了我第一篇稿，然后便一直用，真稀奇，几乎百发百中。（除非邮寄失误）那时笔名用了个“飞”字。好像很自由，像鸟，又有点叛逆的想法，想当个小阿飞。当然，生活得不像鸟，也没如阿飞竖起衣领，没有口衔香烟的不羁。感觉那些年受宠非常，短暂停笔，雅蒙会在编后语问候是否太忙。（他也曾来函，字草得野，比猜谜题更难解）为了持之以恒地写，开了个专栏名为【零食罐】，以示所写的不是营养正餐，希望这是闲瑕时开了所喜的零食解馋。有时写得四五百字，有时也写得八百、一千字。过了两年，更加性喜写得短，至好三两百字。又自觉渐渐年长，仍与一群18、19岁的人争出头，好像不适在这圈子。当时忘记与恩师雅蒙道声缘由，就自己告别。想寻找另一个更成熟、更广阔的天地，应该要另谋出路。但我应当往哪里去…… 之二/ 投奔新地有愧恩师《新明日报》除了每周半版【年轻人的】，另一处是每周也有四、五天半版的副刊，名为【新地】。这【新地】出没的多为香港作者——亦舒、林燕妮、杜杜、李碧华等。后来也有本地作者伊宁（不知此君是谁？）我毛遂自荐，可不可以写短短的三两百字，每周三两篇。编者用了我。那专栏名为【生活记录】。喜欢那版头画——蜻蜓点水。也对，这么浮浮浅浅三两百字，不会有波涛，只有涟漪。后来才知编者是李系德，那时他的【有冇搞错】专栏很出名。（后来察觉，他像是一代笑匠Mr.Bean，至今写的每篇仍有笑点）之后听说，恩师雅蒙也常阅读我的稿。于他我有歉意，好像变了心去了别人的地盘。那短文每篇才5令吉，写了两年，忍不住问说可否加点钱。当然无望。还是继续写，因为写得开心。这么短，这么容易完成。没有手机的时代，能够用这样的碎片化表达自己（其实是表现自己），是难有的机会，所以还是肯干。这专栏像小小的一口窗，窗外有人等着听，自己预备好了，打开窗户，就此发表三两分钟的说话，听的人肯定不会打哈欠。一年、两年、三年……写得这般短命似的，难不成没更长的叙述表达么？豆芽短小，有时也该有其他丰盛菜肴，但那该是什么？之三/ 人间疾苦我写皮毛也不知是雄心还是野心，又想攻入其他的杂志。那，还有什么杂志呢? 《先生》月刊，好像谈的都是正经八百，或是人生大事业。我等这般琐碎，不太合宜。《风采》月刊销路甚佳。但是，那封面大题很多是报道惨绝人寰或怪诞事迹。（不似现今走向时尚、高雅）我写的皮毛像是不经人间疾苦，那真不合适。后来，尝试寄去新加坡出版的《女友》，与编者没有往来书信，一开始就写了【半岛草集】（以示来自大马，甚有爱国意识）。每期写三两个小题目，合成两三千字。犹记得《女友》的编者名绿叶。从不露脸，也不知其过往。这名字好像在表示编者不是主角，乃像绿叶一般衬托众人。当时的《新潮》杂志也风行，感觉《女友》的格调比较高冷，而《新潮》比较亲民，各有所长。就这样长长短短地写，周围的事，周围的人，自己想的事，自己想的人。写来写去不过是自家的事，像是张爱玲说的肚脐眼文章，慢慢觉得进入瓶颈。没有囚住，又像囚住……没有不凡的高见，也不见有文艺佳作表现。之四/ 满口答应半路卡关被邀稿是那么兴奋的事。《新潮》杂志的编者悄凌来了电话，邀写10个在我公司里的同事，她认为我理应有能力描述人物。当然一口答应。从行政书记、经销人员，还有我的上司，写了5个，之后觉得很难再写下去。（因为自己欣赏及喜欢的，比较容易下笔，否则甚难）不写人物后，写写其他轻松事，栏名为【穿着短裤写】。又写了5篇，每回得写千五至两千字，算是比之前的短文增倍。那时的《新潮》除了娱乐圈及时尚报道，也有散文的版页。其实悄凌在《学生周报》当编辑多年，进入《新潮》，虽是商业化杂志，但依然带着些许文艺气息。当时青年人除了翻看小本的《电视周刊》，《新潮》也颇受欢迎。记得叶宁那时极受爱戴，她的专栏【飞跃马大校园】之后，继写【一个喝黑狗啤的女郎】。我新近翻阅自己的旧剪稿时，背页正是她写的〈过时啦过时啦〉，讲述之前流行的鸡窝头啦叭裤、娃娃裙等服饰，她的风趣自是一绝。心里想，我们这些喜欢在流行杂志写稿的人，未来会是什么光景？之五/ 笔下众生任我发配没想到80年代的大马出版娱乐杂志那么蓬勃，仿若香港。这里也出版了《姐妹》（有如香港版，短篇小说里也有男女模特儿的情节图片），还有叶啸编辑的《热门》，另有类似《明报周刊》的大开本，名叫《明星周刊》，初初白蝶在那里当编辑。我不知在什么地点见过白蝶。她着了白色上衣配了蓝裙，印象深刻的是她挽着一个藤制扁箱，好像那是她的公事包，形象脱俗。期刊首次出版，想邀写一系列作者与名人之间的幻想小说。我写了当时《新潮》封面竞赛亚军的梁丽芬。梁的照片充满野性美，她的长发，还有那双像猫的眼。但，梁的野性美又混合了某种高贵与单纯。当时的她比冠军还受欢迎。有点像当年张曼玉，得了亚军却更得民众喜爱。因为曾经采访梁，也曾与她通过信。写起这般幻想文字，易如反掌，带着故事性的小说，三四千字为限。且稿费100大元。这百元稿费感觉良好。之后的编者为梦文君，每当稿费未到手时，催着梦文君，开她玩笑，吾道 – 就要梦钞票了。下来用各种想像写言情小说——摩登女佣、正邪恋、花心女子、身心变……愈写愈开心，像是上帝创造人，然后牵引其命运，原来故事可以写成这样。从三四千字写成两期完七八千字，再来三四期一万字心想，真快意，写杂文又写小说，那么均衡发展，谁知……周刊过了两年，因营运问题而结束。而90年代初，新明日报也结业了。那时的我，非常的意兴阑珊，10年了，到底也写了10年了。之六/ 写妈救场居然过关原以为停笔一两年，谁知……像是中了村上春树所说，人不是渐渐变老，而是一瞬间；我竟然脱节卅年。她写了大书，得了许多奖，又是作者又是编者，但，我不知道她是谁。她游历许多，念了学士再攻硕士。于4年前，我只知道名字——梁靖芬。（只因副刊上端的电邮出现编者姓名。）用3个月时间写了7篇——好笑的、伤心的、感悟的，完全不被青睐。（以7为目标，上帝喜欢7。）又想，7篇不够多，10根手指比较齐全，于是再写3篇，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唯不适用”。不适何处，不知、不晓、不明。此时的待遇与初出道时，真是天渊之别。绝望了，自己应该是过时产物。与妻说：“应该是时不予我，也罢。”没有天长地久的事，曾经拥有就是了。又过半载，半夜醒来，心有不甘，与上帝说，再给我3次机会，不行以后就不纠结。执笔写妈妈，妈妈平凡得太平凡，感觉她是属于那种不思长进的妇道——哎，这也就缘何诞下如此平平无奇的下一代，我。但她还是有些好处，于是写了“肖兔妈”——肖兔，也像兔。兔子好像是没作为，是所有野兽的猎物，单纯得无知，肖兔的妈，天可怜见。也愿天可怜见，见我不是宝刀又长了锈，可否被磨一磨。至终，第11篇没再捧零——编者回复，待用。没有激动（激情只在年少），坐在椅上，呼出一口气——松了。再发第两篇，待用。第三篇，待用。啊哈啊哈，真的松了。以为从此顺风顺水，哪知第14篇之后，也常面临“唯不适用”、“惟不适用”的连环套。至此有若与编者在球场竞技，有时五五波打平，有时打成二八、三七，当然是我败落，年少时的高光不再…… 不过，我仍寻找光，一线曙光。

1月前

30年前的月光/吴鑫霖（八打灵再也）

“30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这是张爱玲〈金锁记〉的小说开头，故事讲的是一个懵懂少女如何嫁入豪门，并在豪门里逐渐扭曲的心态。今日，我和挚友看完《穿着普拉达的恶魔2》的时候，我的心坠入深海。作为旧媒体过来的人，这部电影像是一场告别，告别精英知识分子，告别旧时代的一切美好与理想。因为“科技”与“变化”，我们这些知识生产者，以及坚持传统编辑工艺的人，顿时无立锥之地。从2012年起，当我得知《穿着普拉达的恶魔》这部电影后，它几乎是我每年必定重看的作品。理由无他，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给身为媒体人、编辑、出版人的我深深的激励，也让人渴望成为那样坚持的人。有人对编辑权的坚持，有人对美的坚持，有人对新闻真相的坚持，有人对杂志的坚持，也有人对传统的坚持，当然，还有我们对未来愿景的坚持。这些坚持依然可以在《穿着普拉达的恶魔2》里看到，只是当媒体的梦之帝国逐渐瓦解，曾经依靠文字与图片维生的知识分子伊甸园分崩离析之后，我们何去何从？电影很美好，因为它给出了一个近乎理想的诠释，找到一位更有实力、并认可《Runway》及其理念的资本买下集团。这是一种梦想：有一个仍对理想社会有所坚持的人，愿意用金钱维护这座由文字、图片、理性与感性构筑的时尚媒体与出版世界。可是，在资本的世界里，从来都是数字与计算。我跟挚友说，虽然20年后大家都垂垂老矣，但仍看得出，整个时尚界在这部电影里努力维持杂志最后的尊严。只是终究难敌趋势，当传统媒体平台不再是品牌首选的广告位置，一切广告的获得都近乎乞讨。人人都可以处死苏格拉底前几天，林子强发来某报刊登他全版内容的报导，并告知那一版的市场广告价值，数万元之多。放在2016年之前，如果一家公司能获得媒体如此的曝光，相关公关的KPI可说相当辉煌。但如今，这更多说明的是总编与编辑的厚爱。因为我们的纸本阅读数据，已经不足以与网络浏览量相比。别说竞争，我们甚至连站在门外的位置，都越来越后。这是现实。因此，《穿着普拉达的恶魔2》整部电影的基调，也维持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既想保住杂志出版的运作，又要维持体面，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知识掌控权的去精英中心化几乎已经完成。这是好事，但也是坏事。好的是，发言权的释放，让人人得以表达意见；但从深层来看，当去中心化走到极致，人人都可以处死苏格拉底。我想起了20年前的月光，就像张爱玲在〈金锁记〉开头的那句话：“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穿着普拉达的恶魔2》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凄凉。我跟挚友说，现在的人很难想像《君子》《纽约客》《Vogue》《GQ》《Playboy》等老牌杂志，曾经在世界读者心中的位置，那是无可替代、且极其重要的位置。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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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讲师：可助提高生产力 AI无法取代记者编辑

在当今的新闻编辑室中，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已不再被视为一种选择，而是在应对日益严峻和竞争激烈的媒体格局时的一项关键需求。

2月前

关注东海岸

Newswire《学海》6月14举办 “编辑一日营”欢迎报名

Newswire《学海》“编辑一日营”将于6月14日（日）举行，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学校老师和学生参加。

2月前

【编辑台】一年过去，对AI来稿，我们的态度变了吗？/编辑靖芬

2025年6月4日，编采手记〈为什么我们还不想刊用AI生产的文章？〉在【星云】版刊出，谈我们在选稿时对AI介入作品的态度，提醒作者将创作权力让渡给AI的风险，以及为何仍希望守住读者与作者之间珍贵的信任关系。近一年过去，AI发展一日千里，会不会有人好奇，今天的我们是否还那样想，会否有什么已悄然改变？事情确实一直在变。这一年中有新的问题和挑战产生，我们也一直在观摩别人、调整自己，但也许有的话已能说得更为清晰。例如现下，我们可以更有底气地说：录不录用一则投稿，并不取决于“这是／不是AI生产的作品”。我们不会只甩出一句“这是AI写的”就否定一篇文章。因为那是很懒惰的说辞。那说辞是很方便没错，确实能立刻让人对那作品有某种既定印象，但也常常让人忘了那句话里所蕴含的具体缺陷。那些缺陷，比如文章观点平庸、好几段话都在重复一样的意思、情感模式單一、金句堆叠、形容词空泛、语感太顺滑干净以致缺乏文学该有的含混、没有只属于该人该事的细节等等，不论是不是AI，即使是完全由人写出来的，稿子也多半不适用。事实上，很多时候心里生出的叹息是：怎么用了AI还只能这样……（笑） AI出现以前，录不录用一则投稿，从来就不会只因为某个固定的守则。太多了，足以影响编辑判断的因素太多了，“写得好”只是基本条件之一。即使是“写得好”，那这个“好”，是它与别人比的好，还是与同一作者自己过去的文章比的好？还有新鲜感、时效性、作品对他人的意义（而不只是对作者自身）、有没抵触什么价值观、涉没涉及他人隐私、近期有没刊过内容相近的作品、作者来稿是否频密……这是不管有没有AI，编辑都需要考量的事。如果那文章满是语病、错字、不通顺的句子或前言不搭后语，AI确实能替你修顺。但不要忘记，真正宝贵的往往是观点与感受——本来就没有的东西，AI很难替你无中生有；即使生出来了，也多半普遍、平庸。若觉得这样的作品已很好，比自己能写的“进步”，或是发现不了里头的问题，会不会是因为——你本来太差？（哎，这样的说法有些伤人，抱歉抱歉。但这种不完善没什么好丢人的，不就“不够好”而已）别忘记，当大家的句子都可以写得很通顺、形容词都很传神之后，彼此较量的，就不只是文笔了。“观点”也是一样的。倘若那是大家都能想到的观点、本来就会的道理，那么比划的，就不会只是那东西。没必要变成非黑即白的争议写作要不要让AI介入，还有一件可以说得更清楚的事——不妨想想写那文章的目的。那文章，是为了展示个性、针砭时弊、留住回忆、发布研究成果……抑或单纯想示爱？要展示个性的，让AI代劳往往很无趣；但太有趣的，你自己可能也假装不来，哪天露馅更尴尬。要呈报研究结果，不需惊动情绪的，或许AI写作可以认真帮上忙。 AI写作，真没有必要变成非黑即白的争议。要在哪个环节让AI介入（未写前？写完后？）、介入多少（给建议？修改？），都是可以思考的。 “介入”不是罪恶，虽然它也意味着替代，甚至是篡改。但替代回忆、篡改原意，也未必全是AI在作祟。即使是人自己去写，也有替代与篡改的可能。因为，往深处谈，写作本就是告别。把一件事情写下来，往往也等于锁住了某种印记，同时与没记下的那一面告了别（封掉了别的可能）。写作是选择，一边撷取想要的，一边抛弃不要的；而不要的，未必是假的。 ● 一些作者也曾问，同样刊登散文，【星云】与【文艺春秋】的区别在哪里？两个栏目对AI写作的看法是否有不同？姑且这样试着答——【星云】的定位是生活小品，【文艺春秋】的定位是纯文学创作。那差别有点像，你要从睡房走到客厅，平平都是走，【星云】的话，大可直接迈开步伐走过去；【文艺春秋】可能就要你边走边跳芭蕾舞，或Hip-Hop，或在抵达前来几个后空翻。也就是，论艺术表达，两者或许有高下，但论作品意义，两者地位不相伯仲。换言之，两者基本都看重“写什么”，但【文艺春秋】对“怎么写”的要求会更高，更重视艺术的加工。“创作”本就是“加工”，从没有自然而然生成的事；浑然天成的“浑然”，原就暗示了那不过是趋近、是好像。即使是美学境界上的返璞归真，也别忘记那个“返”与“归”，一定是你已经到过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了，才有本钱说归来。话已至此，回到AI介入的问题，我们对创作者的提醒也不言而喻——加工，加多少、加在哪里皆是主动选择，攸关作者个性，无绝对准绳。这事全由自己做主最好，最完整。而两个栏目，哪一个更要求个性？但其实吧，再有企图心一些，不妨也想想：古往今来，得以留名的文学家多有一种叛逆的骨气，很敢抵抗大趋势，时时警惕着平庸。而以AI随时准备从众、体贴世人、凡事安全为上以免乱朝纲的“天性”，恐怕只会让平庸的更平庸。回到投稿版位的目的嗯，以上说的有些远，似乎太理想，平常人写字当然也有写得平常的快乐。我无意以区区几个栏目，就给现下的各种文字创作立规矩；别说无意了，就是真想这样做也做不来。（顺带一提，星期六的【周末星云】由毓林选稿，里头的【后浪坊】则由翎龙编辑，他们或也有别的考量）我想做的，不过是回到原点。局势一直变，此刻的处境却也没那么复杂——回到设立投稿栏目的初衷便是了。无论【星云】或【文艺春秋】，本就以展示文字交流为上，交流又以人为上，在纸本世界越渐收缩，篇幅越来越有限之下，既然还能选，那我想选择保留这园地给“人”。不是你用AI写稿就叫不是人啦，是此刻更想取用少些AI介入的稿子。取舍常常未必只关乎好坏，哪怕行文笨拙些，写的若不是千篇一律的经历或是复制的道理，不也很可爱？同样的，一篇AI修饰过的稿，若仍被录用，那它恐怕还有别的特点，值得鼓励或推荐。破例的话，那要求必然要更高。投稿者都会收到编辑回函，告知稿子录用与否的，AI时代，我还不想丢失这默契（不会交给AI回信啦）。有时投稿者会在退稿后要求原因。一一回应实在太吃力，还请投稿者见谅。但也试过有一回，仔仔细细写了退稿的缘由，以为真像要求者所说，提供了原因后他会跟着建议改改看，例如保留些真人味。可稿子寄回来，文章下摆赫然发现几行大概漏了删的字—— “好，我会保留你的语气与表达方式，把它修改成有‘人味’、有画面感的生活小品，偏散文，偏思考，不说教……” 哎，那刻真有点伤心。

2月前

【动力青年/《学海》青年 /有活动】一座山的延续：刊物与编辑的征途

在不同媒介交错的日常里，阅读与表达正以多种形式融入学生生活之中。有人翻阅纸页，有人滑动屏幕；有人编排整本刊物，也有人在图文与版面之间尝试新的呈现方式。表达的路径不再单一，而是在不同载体之间延展、生长。

3月前

【读家说书】马保靖谈印刷：做书有很多玩法！

在这里，我们经常谈书，却很少谈论制作一本书背后的繁琐；这一期聊聊印刷。累积14年出版社编辑资历，他说自己仍不够格；直到去年在印刷厂实习后，马保靖才自觉终于有资格撰写这本谈论本地中文出版市场的书——《编辑饭特稀》。“一本书诞生的过程，印刷这环很重要，”了解印刷厂实际作业，“一个编辑也才看得更全面。” 《编辑饭特稀》封面文案这么写：印刷像赌命，出版绝对是在玩命；哪次赌赢了？哪次赌输了？玩命十余年，是什么让他没有赔上这条命？“因为我对得起任何人，”保靖说。｜上纸要进风，叠齐纸堆也是功夫｜出版社每年都会招收实习生，身为总编辑他有责任教授出版知识，关于一本书是如何诞生。“就是分享故事，也许说不上是理论课。”这堂课重复讲解好多年，是在2025年他突然意识到，每个出版环节他都熟悉，唯对印刷一知半解。“当我提到印刷，就只用‘印刷’两个字带过，”没能讲出更深邃的什么。也是在此时他结识一名印刷厂老板，“如果我是书痴，他就是印刷痴，”说到印刷眼睛会发光，“很神经啊他。”他对“神经”老板提出同样“神经”的诉求——让我到印刷厂实习吧；一餐嘛嘛档时间老板欣然答应。于是卸下出版社职务后，这次轮到保靖中年当一回实习生。多年跟印刷厂交涉，基本原理不会不懂；“到印刷厂实习后，我才真的看到、体验到，”亲手搬挪尚未裁剪成一本书尺寸的大张纸堆，“我才知道它的重量。” 纸张与机器有自己的脾性，需要摸索一套让它们服帖在手中的亲密语言。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从上纸开始。上纸，是把整沓大片大片的纸张齐整叠在印刷机入口；“不容易，单单这个步骤我已全身汗。”一令纸500张有数十公斤，“我需要分三次来搬。”大片纸张不好使唤，至少31吋长21.5吋宽的大小，“叠起来一定参差不齐。” 所以要学会进风，在纸与纸之间注入空气。进风后，纸堆才能对齐，纸张才能顺畅地输送到机器里，降低卡机风险。进风说的是一种手势，“要拗一拗”，保靖用影片展示怎么拗，影片中他双手抓着纸堆两边折角，轻轻往上折拗、摆动，像是在晃出不成形的纸浪。叠齐纸张也见功夫。印刷厂老板向他示范时动作幅度较大，他观察厂里头手仿佛只须动动指头纸堆就乖乖听话，一派轻松，“老板说他用阴力，很神奇。”保靖用了多久时间掌握？“几天，老板讲我有天分啦，”他笑，“不过还不是很理想，比如80gsm的simili paper和cream paper比较轻，我能做到；难的是105gsm的art paper，因为它更薄、更软，却更重。” 纸张也分好多种，什么情况要用什么纸？以终为始，是印刷厂老板反复的提点。｜以终为始：开本、选纸、封面加工｜实习结束他着手新书出版事宜，送厂印刷前苦恼开本大小，把疑惑抛给印刷厂老板定案，“他反问回我，你要卖给谁？你出这本书目的是什么？”由结果倒推源头，答案瞬间变得清晰。他想了想，其中一个目的，是要把书做得不一样，有别于常见的本地出版品。 “本地书籍多是A5大小，或是再大一点，我希望做小开本。”可小开本容易被挤兑，如何让它突出于书堆之间？“所以封面颜色必须鲜艳，”于是《编辑饭特稀》封面采用专色印刷（spot colour），成色更加饱和亮丽，取代成本较低的四色印刷（CMYK）。玩了开本玩选纸，选纸他玩得更疯，索性将常用的4种纸张并存在同本书里。“以后我跟作者谈出版计划，不用再带着大包小包的样本，带这本书给他看就好了。” 书里占比最高的是cream paper（米黄色道林纸），“我个人最喜欢，”纸色偏黄，适合长时间阅读。嵩厚纸bulky paper纸面摸起来较粗糙，磅数轻，放久了边缘容易泛黄。至于道林纸simili paper与铜版纸art paper纸色偏白，“看久会刺眼，”容易造成视觉疲劳，但适用于附有图片的彩色印刷；其中art paper纸面光滑，印色更鲜艳，却容易反光。《编辑饭特稀》为何选在特定篇章采用不同的纸，是随意为之，抑或藏有玄机？“因为白纸会刺眼，会反光，就不会看得太清楚，希望读者读到这里可以快快翻过去……”说着说着他自顾自地笑。嗯，是保靖自己的黑色幽默。玩完内页，再玩封面。封面用纸常是铜板卡纸art card。为了提升触摸质感，很多书籍会额外加工（finishing）。加工最常见有雾膜（matt lamination）与亮膜（gloss lamination），前者降低反光，后者提高色彩饱和度。此前他不知道，实习后才晓得这两种加工并不环保，“材料无法分解。虽说印刷要讲环保很难，但我问印刷厂老板，能不能用其他成本也没那么高的方法？” 老板提议先弄一层纹理压凸（texture emboss），让封面摸起来有浮雕立体感，再过油（varnish），“抹一层油在上面，触感近似雾膜的效果，但可以分解，也能防水防脏。” 保靖翻开印刷厂目录，展示加工程序还有好多选择可以玩，“其实你去采买日常用品，也可以观察它们的包装。”所以他想把这本书做得不一样，“目的是鼓励设计师也好，编辑也好，”或许我们可以有其他想像，书并非只能是一种样子。｜印刷像赌命，赌输了怎么办？｜做书可以有很多玩法——是保靖在印刷厂实习后更深的体会。比如凹凸压印（emboss & deboss；让纸张表面呈现凹凸立体触感）的加工工艺，可不可以不一样？他从家里翻出一本10年前中国出版书籍《方道·文山流》，仔细抚摸封面的压印处，凹槽会有不一致的深度，有深有浅，仿佛有什么私密话语想静静跟你说；“我们这里常见的，它的厚度都是固定了，”摸起来也就死板了些。问印刷厂老板有能力做到吗？“他说做到，但较考验功夫，他也没接过类似案子，因为本地没人玩过。” 追溯缘由，逃不了成本考量，不玩似乎也就更省钱。如何打破死循环？保靖说，得要回到教育本身，灌输年轻世代，读书可以不为功利的回报，读书可以就只是生活一部分，才能真正扩大市场。在有限范围内，追求不一样的念头，保靖一直有在尝试。比如蔡添强的《加影自由刑》，收录不少作者入狱期间手绘的画稿，于是封面纸选用牛皮纸（craft paper）衬托；比如《我只是吴柳莹》在封面之上外加一层半透明描图纸（tracing paper），“就像是说，外人看见的她可能也像裹了一层雾，你要翻开里面，才是她真正的内心。” 玩也像是一场赌。《编辑饭特稀》封面文案写着：印刷像赌命。问他曾有赌输的时候？有回跟作者谈好，封面纸采用鹅卵石纹纸（pebble paper）增加质感，代价是纸张触感粗粝不宜置入作者头像，没想到书印好后作者反悔，出版社只好吞下闷亏，改用普通纸张，置入作者头像，安排加印。另有一次书印好后送到作者手上，未料封面折口的作者头像裁掉少许头顶发丝，作者咆哮不吉利，尽管送印前已给他检查确认，只好请印刷厂重印，费用由出版社承担。《编辑饭特稀》也出了差错。离职出版社后保靖创立C世界文化工坊，申请书号时他填写的是住家地址，等到书封面印好后才发现自己忘记在版权页把地址删掉。“我所想到的补镬方法，是让印刷厂老板加印贴纸，我再亲自一条条贴上去。老板说贴纸难看，他帮我加工一层hot stamping（烫印，用高温高压将箔片贴在纸面），”遮蔽住家地址。 “也不是说赌输，就一直想办法补救。” 又成功闯了一关。【后记】一本书的背后，出版人的姿态采访结束我们待下来闲聊，保靖拿起《编辑饭特稀》随意翻翻；迄今出版未满两个月，“我再看回去，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改。”真挑剔。“不是挑剔，你看，我很常用‘我’，其实是赘字，可以删。” 他继续碎碎念，“有些篇章差不多八九年前写的，到现在还适用。”换句话说，整个大环境似乎没有进步多少。会有使命感想要改变什么吗？“我就做我能做的。” 什么是他能做的？保靖总说自己离不开书。幼儿园看故事书，后来喜欢小说与漫画，躲进书的世界，可以很长时间不跟人说话。所以出版社编辑的位置他待得自在，“喜欢帮助人家出书的过程。”常常收到作者回馈谢意，“可是我都觉得，其实我没那么伟大，因为我在帮你的同时，我也从中得到一些我预料不到的收获，”收获的都是无形的资产，“其实是双赢。” 《编辑饭特稀》封面文案也写着这么一句话：出版绝对在玩命。 “做书的过程，其实是在解决问题，就是在玩咯，好像在闯关。”玩命十多年，是做对了什么，才不至于赔掉这条命？“我对得起任何人，我不能说使命必达，但我尽己所能去帮，作者也好，客户也好，我帮我所能帮的。” 这天我们窝在书中那被遮蔽的地址里，咖啡还香，猫在探头，书是永远都要堆乱桌面，离不开的了。更多文章：【爱书人在读什么？】马保靖 / 藏书人的洁癖：“顶不顺”精装书，和书衣书腰！

6月前

中国资深出版人李昕／我这辈子坚持要做的事，就是把书做好

10月12日，中国资深出版人李昕受邀到新纪元大学学院主讲公开讲座“今天我们怎样读书”，为在场观众带来关于阅读方式和阅读价值的多重思考。在讲座开始前的间隙，记者与李昕进行了一场深入访谈。报道：本刊刘紫晴摄影：本报林明辉在中国出版界，李昕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走过四十余年的出版生涯，他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三联书店总编辑，现为商务印书馆特约出版策划人。他的人生轨迹几乎与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步，不仅经历行业多年来的巨大变迁，也见证了阅读方式从纸质、电子到碎片化时代的转型。去年3月，正值70岁的他推出了自己的作品《一生一事》，副题为“做书的日子（1982—2022）”。这本自传记录着他过往40年的编辑生涯，是他的回忆录——记录着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书做好。与书的相遇提到“读书”，李昕先想起的是父亲。他的父亲李相崇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也是一个极爱读书的知识分子。儿时的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坐在书桌前读书的画面。家里的书桌、书堆，是他人生最早的记忆。 “我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在一个读书的环境中长大。” 自小学三年级起，他便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当时父亲正在做翻译工作，需要大量阅读世界文学，他自然也读父亲买回来的书。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出版物不多，《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广阔的天地》等作品都是父亲和姐姐们看完，他再捧着读的书。 “那时年纪小，看不太懂，就是囫囵吞枣，看个故事。” 阅读真正成为他生命里的主轴，却是在动荡的年代。文革来临，学校停课，他却没有停止学习，靠自学完成中学课程，也读了大量中外文学著作。 1969年，他被下放到东北吉林的农村劳动。那里的冬天十分严寒，他在“猫冬”（源自东北方言，指因寒冷或经济环境不佳减少外出活动的行为）期间回北京3、4个月，便在那段时间里把能借来的书都读了，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唐诗三百首》以及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维克多·雨果《悲惨的世界》等。 1978年，他顺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多年积累的阅读能力，使他的学术基础和写作能力十分扎实。毕业后，他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当代文学编辑，后来调往香港三联书店，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补充历史、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知识，于是大量阅读这些书籍。后来再回北京三联书店，由于编辑工作繁忙，他读的多是稿件，但仍坚持每年阅读数十本书。 “在人生不同阶段，读的书籍类型也不一样，但我从来没停止过阅读。” 听和看不能替代读谈到当下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碎片化阅读盛行，阅读风气大不如从前。李昕的语气沉了下来，毫不讳言地说: “我们正经历着一定程度的阅读危机。” 他观察到一些现象：美国《大西洋月刊》一篇调查文章显示在过去20年中，新一代学生的阅读量越来越少，无法与时下的社群平台如抖音、Instagram和YouTube竞争，许多美国大学生甚至不能完整阅读完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反观在中国，多所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借阅量5年内下降超过一半；微信读书用户虽多，但真正每天阅读半小时的人只有约1600万，与庞大的大学生数量相比，仍是偏少。如今，年轻人更多是用短视频、听书软件、播客等代替纸本阅读。 “听和看不能替代读。听书是一遍带过，不会停下来思考；短视频会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而不断压缩信息，无法给予你结构性的知识。” 他说，纸本阅读的理解能力、记忆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都不是碎片化内容能替代的。 “阅读时要让脑子停下来思考、连接、质疑。这些能力只有通过纸本阅读才能被激发。” 对他而言，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而是保持思考能力的方式，是一个人不会被时代洪流推着走的根基。作为作家的李昕《一生一事》是李昕送给自己 70 岁的生日礼物。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的年少时代、大学时光、第一次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在香港三联书店的成长，再到回北京三联书店的经历。自传出版后，一位朋友告诉他：“这本书最应该推荐给大学生。” 他提到书中不仅有成功的经历，也包括自己在工作上的遗憾和失误。“我想留下一些真实的记录，有很多事情我做得并不满意、留下遗憾，我希望别人不要像我一样。” 他认为，这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或职场新手都会有所启发，因为他们可以吸取前人的经验。“我写得很客观，我希望他们看到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是怎么思考和解决问题的。” “我不是要告诉他们怎么走，而是希望他们看到别人的选择和代价，能少走一些弯路。” 在他的数部作品中，于今年7月出版的《百年家事：邻水李家的四代人生》对他而言意义非凡。作为四川邻水李家第4代的李昕以家族的真实经历为依据，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他自己，书写百年中国历史在一个家庭里的折射。《百年家事》里记载着家族命运的起伏，个人被大时代裹挟的无奈和当下的挣扎，也有面对选择时的坚持和担当。 “书里没有虚构，也没有刻意渲染，我希望让读者看到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历史不是抽象的，它就发生在我们家族几代人的生活中。” 在他看来，书写家族史，就是在书写中国人的命运。编书与写书都遵守的4个标准谈到“表达”，李昕认为编辑和作者在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标准却是一致的。他最看重作品是否具备学术价值、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无论是编辑别人的书，还是自己写书，他都遵守这4个标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要求，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长期坚持的原则。他认为编辑的责任远不止审稿，而是要判断内容是否能够启发读者，承担起传播知识、文化和思想的责任。 “编辑做的，是启蒙的工作。” “表达不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所思所见，而是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事物的多面性，从中得到启发。” AI无法做出“书感” 李昕经历过中国出版业最辉煌的时代，从纸质书类型不多、读者需求旺盛的80年代，一路走到电子出版兴盛的今天。许多人都说，AI 的出现和电子出版的普及，让编辑行业发生巨大改变，被迫让资本市场牵着走。然而在他看来，出版的核心价值从未改变，编辑的本职是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做出精品书，这需要一种AI无法替代的能力，他称之为“书感”。 “书感就是一本书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你心里有谱。内容怎么分结构，插图怎么安排，封面、版式、节奏如何配合，这需要编辑长久以来积累的经验、审美和判断能力。” “书感”包含对书的结构理解、内容的分章、插图的配置、版式的呈现、文稿的节奏安排，最终呈现一本书整体的美感。李昕并不抗拒AI。他认为AI在重复性的工作中非常有效，比如翻译、对照资料、校对等，让编辑能节省时间；但它无法拥有“书感”，无法决定一本书的灵魂。 “AI可以协助，但它不能做精品书，精品书是由编辑策划的。” 出版应是内容本身有价值面对市场的声音崛起，出版人更要重新思考：为谁做书？为什么做书？ “过去是编辑选书、读者接受。现在是网络时代，网上的书评会影响口碑，平台榜单会左右销量，这些都会影响出版社的选题方向。” 他认为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出版社既要生存，也要盈利，有些还要面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考核，但他仍坚持一个底线：不能为了市场而牺牲内容和价值。 “出版不是投机，而是长期主义。出版应该是内容本身有价值，编辑通过策划、包装、推广的方式把书带给读者，让读者认识它、喜欢它，然后在市场上产生影响力。” 这才是出版人应该做的事。当被要求向读者推荐3本“最值得阅读的书”时，李昕并没有推荐自己的书，而是挑选了3本由他亲自编辑、极具代表的当代文学作品。第一本是《邓小平时代》，是傅高义花10年研究完成的经典著作，这不是人物传记，而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传记，是近1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类作品之一。第二本是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是由《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四册书组成的系列作品，作者记录自己在台湾近30年的亲历亲闻，描述30年间台湾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和思想深度。第三本则是齐邦媛的《巨流河》。她以个人和家族的故事呈现中国现代史的跌宕起伏，因笔触深刻、情感真挚，这本书被誉为“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大陆和台湾两岸都拥有大量读者。这三本书恰恰能体现出李昕对出版价值的追求，即兼具思想性、历史性和文学性，并能为读者提供长久的精神养分。守住出版的价值和责任 “我这辈子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书做好。”访谈接近尾声时，李昕缓缓说道。在信息爆炸、注意力不断被切割的时代，他依然坚持纸本阅读，相信编辑的书感和判断，守住出版的价值和责任。他始终认为，阅读能塑造一个人，而好书能影响一个时代。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下，有些坚持无需改变，有些原则值得用一生去守护。更多【人物】：黄婉湄／你要理解性别，就必须先理解城市马子颂／快乐就是在种子里发现美植物学家Ruth Kiew／翻越无数山林守护植物生态

8月前

【一半的梦】编书是各种细致的增加/林淑可

既喜欢文学又喜欢编辑，做文学书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我也有过一段时间没有在做文学书。那时候在想，文学与编辑都喜欢，该是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呢？后来思考过这个问题，发现在某个时间它们都是一样的位置，但在之后的日子，编辑已排在前面。编辑可以是阅读者多于写作者，但同时也需要具备筛选的眼光。但一开始他必须是阅读者，能够去辨识各种错误和不嫌繁琐地检查。我觉得编辑有时候不是一种“浓缩”，而是能够“兼备”的一种职业，因为有时候需要身兼多职。以解决问题为前提编书是各种细致增加，危机感随时提高的一种工作。记得和友人旅游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看到一个招牌，他让我停下来，他跟我说：“你看是不是写错了。”我发现还真的是把“颖川”写错了。那次和姐姐旅游的时候，也发现食肆宣传版上的“Chicken”写成了“Chiken”。记得编过一本书，因为书封需要画上药煲，那时候和作者来回沟通：这个药煲现在是否还在使用，设计师画的药煲外观有没有和作者诊所的药煲相似呢？推荐人的头衔也需要再三检查和再三确认，因为推荐人可能已更换他的职务，头衔也随之改变。之前也曾经参与一本书的制作，书里会画上地图和地理位置，需要把自己整理好的资料发给美编。回想起那时候，可能需要注意的是，经过几年的时间，地图路线是否有所改变，马来文地名转为中译是否有误，同时也需要检查作品刊登在其他刊物上的文章题目和日期是否统一。每份职业都需要沟通。编辑更是需要。经历了好几次和不同人的沟通：设计师、作者、上司、同事等，残忍的是并非每一次的沟通都有效。与其说沟通，不如说我们每一刻做的其实更像是说服。说服，可能是一件好玩但也危险的事情。说服一直是单方面的行为，但过程却需要双方去面对或进行。像是如何取得国际书号，试过和同事等了好久都没收到回复，书本却即将出版，于是开始致电相关部门询问，之后就收到回复了。那时候遇到书本出现错误，但已经到印刷的阶段，所幸错误还能弥补，而第一时间是想办法如何弥补错误。我觉得这些情况都需要编辑冷静地同时与多方沟通。因为需要和作者、美编、印刷和相关工作人员沟通，必须先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才能继续其他的步骤。以解决问题为前提，个人情绪在后，这是每个编辑必须具备的条件，编辑也需要锻炼强大的内心。每个编辑都需要设定排程表，即使排程表无法顺利进行，因总会被一些事情打乱。书本何时能够出版，作为个人立场，在稿件齐全的情况下，就能和相关人员讨论书封设计、排版设计、校对等。但我不接受在稿件还没齐全时，就交出尽快出版的回应。即使我是作者，也没办法强迫对方的团队做这件事。不了解出版运作的人，可能只会留意分秒必争，但出版不纯粹是一门生意，无可否认的，业绩非常重要，然而出版品质和理解出版运作也是重要的。如果作者或是相关人员能尝试了解这些运作，那合作起来会更为顺利。如果想让一切变得可控，那不如自己成立“一人出版社”。我曾经想过，但觉得自己的经验和其他条件都还不足，同时我也有了一些群体工作的经历，满喜欢和同事一起努力成就一件事情的氛围，也喜欢和同事在休息时间边吃午餐边聊天，那大概是满自在的半休息氛围了。习惯独自游荡和工作的自己，也会有想和他人共同陪伴和奋斗的时候。而在马来西亚少数的出版行业或是书业里，我觉得合作的对象，还是需要能够相互理解，并拥有共同目标的人。因为要一起持续走下去并不容易。

8月前

卓衍豪／社区参与，共同编写“未来的铁道城镇”新篇章

刚过去的周末因为“居銮铁道节”，居銮市区的道路从早到晚几乎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尤其“王冠铁道公园”的主会场更是万头攒动；铁道高架桥下的石板路空间，成了居銮人新的公共场域，自2024年年底停用的旧铁道遗址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它的生命。

8月前

【六日情：换书趣录04】遇见自己/千羽（吉隆坡）

在一摞摞旧书之间，我忽然愣住了，那书脊，很熟悉呀。抽出来一看，果然没错，封面写着我的名字，那是我编辑的书。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光环，也没有特殊的标记，只是和其他二手书一样，被人随意翻阅、摆放。我伸手轻轻翻开，纸张的触感那么熟悉。那些字句，我曾无数次校对过；那些排版，我和作者们曾激烈讨论过。无数个细碎的记忆，仿佛在这一刻涌了回来。而如今，它只是一册在书堆里流转的“芸芸众书”。那一瞬间，我的心情很复杂，惊喜里夹杂着陌生，甚至带着一点酸涩。原来，自己曾经投入心血的东西，一旦离开了编辑桌和电脑里的手稿，就会像一只鸟儿一样，自由地飞到某个读者的手中，再悄悄回到社会里，等待新的遇见。它不再属于我，也不属于谁，它只是一本书，一条流淌的河，经过每一双愿意翻开的手。我站在那里，忍不住想像它的旅程。也许，它曾被某位读者带回家，在深夜钻研字句；也许，它被某个打工人塞进手提包，希望能在业绩打拼时派上用场；也许，它在某个书架上尘封多年，直到终于被捐出来，重新与人相遇。它经历了什么样的读者，带来过怎样的启发，我都无从得知。努力后学会轻轻放下但我明白，书终究要离开编辑者的手。编辑的工作，本就是一场“放手的修行”。你反复打磨、反复确认，直到它成型。而一旦出版，它就不再属于作者和编辑，而是交给了时间和世界。它可能被人珍藏，也可能被人遗忘；可能有人爱不释手，也可能有人轻易转手。你无法左右，也无需左右。这，就是书的宿命，也是人的宿命。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都要交给时间检验。就像一段关系，你全心投入，却无法决定对方的去留；就像一份工作，你拼尽全力，却不能控制结果的走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把事情做到最好，然后学会放下。看着那本书，我心里忽然多了一丝释然。那感觉很奇妙，像在人群里撞见了另一个自己——既熟悉，又陌生；既贴近，又疏远。我不再把它当成“我的作品”，而是把它当成一次偶遇的朋友。它属于当下的读者，也属于下一个愿意翻开的人。我轻轻地合上书，把它放回原位。转身离开的那一刻，心里有一种出乎意料的安静。遇见自己，不一定要带走什么。有时候，认得，就够了。

8月前

糗！编辑忘删AI提示语　老牌英文报被骂道歉

巴基斯坦老牌大报惊传出包！

9月前

【一半的梦】编辑的随身物和读物/林淑可

“她总是带着一堆数据线。”这是对自己的形容。有时候在想，书店店员是需要驻守在书店的人，但也需要随意走动，可能跟随活动或是到其他书店讨论和安排进书事宜。那编辑是不是带着电脑，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的人呢？我觉得不然，编辑和写作者的共同点是，两者可能都需要一个安静和舒适的空间工作。偶尔看到某个短片，主题约莫是“包包里面有什么”，那编辑随身携带的会是什么呢？作为MBTI人格测验中的“J”人，之前我的办公室桌子偶尔有些凌乱，四处摆放着不同的物品，但却也可以很整齐地堆叠在一起。从办公室移至茶水间，再从工作地方移到家里和咖啡厅，我想我需要的除了手提电脑，更多的是数据线、手机充电宝、手机充电器、电脑充电器、笔记本、手机、几支红笔和蓝笔或黑笔、一把尺、几本参考书、几个纸的样本。数据线是我工作的安全感，因为手机、电脑和充电器都会遇到无电，导致无法继续工作的时候，如果刚好电脑没电又还没保存档案，那一切就需重新开始和操作了。尺会随身携带，是因为需要测量书本的厚度、宽度和高度。我看过不同的编辑，有的会使用红笔校稿，有的则是使用蓝笔或是黑笔，但是不同的人校稿，笔的颜色也就不同，在这方面反而也没有过于讲究红笔是“教”的标准颜色，蓝笔和黑笔则没有类似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会突发奇想，编辑背包里需不需要一些吃了会开心的糖果，或是一些咖啡，或是一支约见作者时可能需要画上的口红。编书背后的探索以我个人而言，编辑随身携带物其实没有很特别，我觉得跟其他人一样。但编辑的读物可能会各不一样——我是比较不懂得在各类书本取得平衡的人。我家有个书柜，不大，几乎放满了书和零零碎碎的物品，桌面也堆积着不同高度的书本。我不是个会冲动消费的人，但有段日子特别迷茫和难过，让我继续把日子过下去的办法就是在网络不断搜寻自己可能会喜欢的书，之后就立刻和书店订书。我不一定会立刻阅读那些书，却会很想立刻买下那些书。等书送来的过程和拿到书的过程，间接缝补了那段迷茫期。但是买下的书，必须限定自己在一年内看完，因为那不是炫书式的举动，买的书一定是自己想看的，只是需要挑时间阅读而已。我没办法很肯定地说编辑的阅读量必须很高，但阅读确实有助于编书。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好奇心必须存在。阅读量也很重要，但如果失去好奇心，就没办法享受编书的过程，也没办法开拓自己对其他新事物的接受度了。与其说阅读有助于什么，不如说阅读不同的书籍，也是开拓好奇心的一种管道吧，虽然阅读是静态的活动。因为喜欢文学，我的读物偏向马华文学和港台文学居多，也会阅读日韩文学和外国文学。但是一些版式设计和以编辑为主题的书本也会入手，因为在排版的时候会有所帮助。买下以编辑作业为主题的书，则是因为也想看看别人的编辑室日常。偶尔我也会阅读社科类和哲学类的书，之前也买了几本绘本。读物对编书会不会有帮助，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因为一些字句通顺和词语用法，以及一些书封设计、排版设计、书背文案等都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抄袭）。韩江的《白》，书背文案像是一种引力，让读者去靠近和了解。它以白色作为开头：“白是……”，记得有一句写说：“白沉默凝结成最小且坚硬的物品。” 另一本书是宋文郁的《礼物》，当下让我想买的原因是内容简介吸引，而我也是在网上买的。买回来时，我发现书腰有句话：“我想成为一个能感受到他人痛苦的人。”它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就是感觉，如果我在书店看到这本书的这句话，可能就会想要翻翻看或是买回去。所以我后来发现，有的时候书背文案可能需要文学性，也可能需要一些真实的话。《一人出版》、《编舟记》、《书店不死》等都还满适合阅读的。《编辑样》则是记录台湾《联合文学》杂志的编辑室报告，会讲述《联合文学》杂志每期的书封和制作的心得，虽是文学杂志，但也可以看看制作时会遇到什么样的沟通挑战和难题。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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