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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把拜祖先的折叠供桌搬进先父的房间,替窗子加挂锦被,再拉上窗帘,打开久未使用的冷气,关上房门,静静看书。 轻敲房门声,是泽钜同学到了。我给他拿了罐100Plus,还有继尊法师今早带来的食物。泽钜的硕士论文书写槟城天主教史,其中一章谈槟城的华人神父。他说起其中一位神父,会讲英文和潮州话。 “那,这位神父算banana(香蕉人)吗?”我突然跑题。 他先是一愣,然后说算。我回应了两句,他思考了一会,说,那不能算是banana。 这时,矜伶到了,我喊她自己搬椅子进来。她问哪里有塑料椅子,客厅的木椅太重了。我瞪她一眼。 三个人围坐在四方桌旁。这时,手机响了,对方第一句话:“我是雪隆潮州会馆的,是陈亚才先生介绍来的。”是黄玉英女士来电,询问我能否在今年10月到潮语工作坊演讲。 别急着定义香蕉人 我坦言自己不会讲潮州话,只能听,祖父是讲海陆丰话的。当她听到我祖籍广东陆丰时,笑着说,北马很多海陆丰人,说的话和潮州话很像。我差点跳起舞来,终于有人不把海陆丰等同客家了! 挂了电话后,我托着下巴沉思了几秒,问矜伶:“你觉得受英文教育的华人是banana吗?” 她眼神笃定地回答:“是!他们是banana!” 泽钜有点不怀好意地对她笑,说:“你会改变想法的。” 我赶紧说:“没有要说服谁,只是提出来讨论。方言不是属于我们华人祖先的语言吗?” 矜伶接着说:“那要看华语的定义是什么。” 我说:“华语一词的出现,应是在距今约1500年前。南梁佛教律学大师僧祐已使用‘华语’一词,指的是中华大地的语言。” 矜伶马上说:“那他们(受英文教育但会讲方言者)不能算是banana。” 我这个有点岁数的人,谈起他们都还没出生的80年代。那是中华文化受到压制的时代,也只有等到农历新年等华人节庆时,电视上才会播放中文电影或电视剧。当时,为了团结华人及保卫华校,而提出了“讲华语”的口号。放在那个时代,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不过,也是成长于那个年代的吉打朋友说,他依稀记得念书时,若在学校讲方言,就会被罚写:我以讲华语为荣,讲方言为耻。 看着眼前两个年轻人,讨论彼此坐冷板凳翻阅未公开档案的心得,我想起了马大历史系的卢慧玲教授。卢教授就是我们所谓的“banana”,但她的槟城福建话说得很好,而且是用“阿爹”这文雅的词汇称呼父亲。 待太阳西斜时,我们也完成了学术论文的讨论,便到美湖西边看海戏潮去。 回来后,两个年轻人在我家前院洗车。戏笑声中,我听到矜伶用了“tan tuk”这个词。我想了3秒,才忆起这词的意思。太久、太久没听到这个词了,都差点忘了。 书写这篇文章时,我问她“tan tuk”的中文该怎么写,她去问了槟城福建话通的杜忠全博士,杜博士说没听过。我内心窃喜,原来我们共同的福建词汇,竟比市区那些“正统”福建人来得丰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不过,一代人也有一代人该做的事。 谁是香蕉人?方言不是我们祖先的语言吗? 或许,马大杨迎楹主办的“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已经给出了答案。
2星期前
20年前曾经在Kelantan工作。那个时候20岁,年轻得单纯又迟钝,被公司画的“大饼”饿去了吉兰丹,带着6个和我一样头脑不清醒的同事,一脚踏进了全然陌生的东海岸土地。 当时的丹州,在商店和百货公司都是男女分流结账的。那时我们对丹州的人文禁忌一窍不通,对当地政府的管辖方式更是两眼一抹黑。第一天,去到离落脚点最近的Pantai Timor买生活用品,其中一位同事衣着比较清凉,在一众衣着保守的人群里,感受到许多X光感的“死亡”凝视。那时还觉得可能是那位同事太张扬。我们排队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对劲,因为左右隔壁两个收银台的顾客都诡异地望着我们。 轮到我们付钱,那位穿着batik工作服的男生翻了个白眼,然后指向右上角的吊牌,嘟嚷了一句:“Demo takdok mato ko?Tak nengok ko?”我们才看清楚,吊牌上写的是“Lelaki”。这个收银台是男性专用付款通道,结果我们再次“脸着地”地走去女性付款的那一行继续排队。那时候不明白Kelantan的语言,这短短的距离,走出了那时有限生命最大的局促。 折腾完了这一回,我们就步行回到公司全租的华人高脚屋民宿休息。那时已接近晚上8点,突然间街上的商店、路边的食肆都陆续灭灯。我心想,这也不像停电,倒似全城约定俗成的集体静默。 回到民宿,民宿老板才告诉我们,这里的商铺晚上8点就停止营业,明天10点才会再开门做生意。最接近这里的华人餐馆只有一家,叫“冠华茶室”(Restoran Kwan Hua)。如果我没有记错名字。当我们匆匆赶到冠华,虽然只是第一天,见到那熟悉的中文招牌简直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异常亲切。那时候才知道,在丹州能吃上一口道地的白斩鸡,简直是人生最大的慰藉。就在我们狼吞虎咽干饭的时候,老板走过来用那种带着浓浓口音的吉兰丹语问:“Lue ore mari mane?(你们哪里来的?)” 理解才是真开拓 那一刻,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这趟“牛马之旅”刚刚开始。 第二天去到Pacific Hypermarket (KB MALL)报到,午休吃饭的时候,我迎来了第二次的社死现场。那时候Pacific后巷有许多食摊,出名的有一个叫做Ayam Percik Abang Be的炸鸡饭。我站在摊位前对着老板说:“Boss saya nak nasi ayam tambah nasi。” 对方看了我一眼回答:“Awek ni make gok bungko?” 在马来语标准中,awak是你,awek泛指女孩/女朋友;但在丹州方言里,awek是直接被当作第二人称“你”来使用的。 我不明白,只好再次重复我刚刚说的。结果老板生气了,大声又急速的吉兰丹话喷涌而出,让我愣在了原地。最后我是被一位吉兰丹华裔auntie“拯救”的。 她说,你是外地来的吧?我点头。你不懂我们这边的方言,很难的,阿姨教你。刚刚老板是在问你,坐在这边吃还是打包。我才恍然大悟。后来和这位阿姨熟络了,在她的教导下我才学会一些Kelantan的Loghat方言。例如说:awek就是你或者小姑娘的意思。 不时有人问我,“awek ni ore mane?Dok kecek kelate?Tok pehe kelate kenape kejek sini?” 我根本无法解释,为何我会来到这里。20年后回想,那段“牛马之旅”教会我的,不只是几句Kelate方言。它让我明白,在这个多元的国家,任何的“开拓”都必须先从“理解”开始。 丹州土地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所有的“格格不入”,往往是因为我们走的不够深。
3星期前
1月前
(新加坡24日讯)一向热衷推广潮剧的沈炜竣,目前正筹备老赛桃源潮剧团的纪录片,希望未来有机会拍摄属于新加坡的潮州题材电影,盼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所带来的热潮能助力。 《新明日报》报道,沈炜竣不仅是新加坡艺人,更是老赛桃源潮剧团的第七任班主。他将个人的热情与对潮剧的深厚情感,转化为推动潮剧创新与复兴的动力,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生。 沈炜竣接受访问时说,他和朋友已经约好一起去看《给》片,自己长期从事潮剧、方言文化和传统艺术推广工作,自然特别关注这部作品。 他也盼望未来有机会与影视制作公司合作,拍摄一部属于新加坡的潮州题材电影,把潮州人的故事、情感和文化记忆传递给更多观众。 谈起潮剧,他透露,目前正在筹备一部有关老赛桃源历史发展的纪录片,通过访问多位资深前辈和老艺人,记录他们学习戏曲、坚持传承的心路历程,以及新加坡潮剧发展的珍贵历史。 “我们一直都有拍摄后台的幕后花絮,也访问了不少资深艺人。对于该纪录片,目前仍在持续收集更多资料的阶段,包括他们的旧照片、珍贵档案以及个人专访。” 筹备纪录片过程不容易,沈炜竣坦言,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后台环境较嘈杂,不太适合进行深入的个人采访,因此有时需要亲自到他们家中进行访问和拍摄。 “希望先把资料收集得更完整。待内容更加丰富后,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完成。” 狮城方言文化从未消失 谈到方言的发展,沈炜竣觉得方言文化在新加坡来没有真正离开我们的生活。 “我小时候很喜欢观看本地电视台制作的《潮州家族》和《戏班》。” 他也透露,本地不少电影也会融入方言对白、方言歌曲及本土文化元素。例如他今年参与演出的贺岁片《我的人生我自摸》便采用了经典潮州歌曲《门脚一丛梨》,同时加入潮剧武生表演片段。 推广潮州文化 走入校园社区 老赛桃源潮剧团一直积极走入校园与社区推广潮州文化。除了传统潮剧演出,也举办潮剧导赏、文化讲座、戏服与头饰展示、戏曲身段教学等活动。 尽管推广方式多了,但沈炜竣坦言推广工作不易,但这些年来,很欣慰看到学校和社区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度明显提高。 “感谢许多校长和老师长期支持,通过母语双周活动、文化讲座及戏曲推广活动,越来越多学生主动参与体验活动。愿意接触和认识潮州文化的年轻人确实比过去更多。” 他指出,未来会继续在学校、社区、博物馆、购物中心、企业机构等举办演出与文化体验活动,也会进一步加强文化记录与数码化工作。 南华潮剧社社长:传承不易但须坚持 南华潮剧社社长卓林茂,认为《给》片能鼓励年轻一辈去了解祖辈南来的故事和对文化的认知。 “我们华族文化有互助精神,就像新加坡许多团体和宗乡会馆,都互相帮助。” 他透露南华成立63年,从9年前开办少儿潮剧班。他坦言南华时时刻刻都在招生,但传承不易,“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来学潮剧,可能要三年、五年,一定要有坚持、爱好和天分。现在的小朋友必须应付学校课程,实话说,传承不容易,但是当你放弃,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必须坚持。” 他表示《给》片的上映,暂时还未反映年轻族群对潮州文化热情的提升,但他看好在电影热映下,肯定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卓林茂也透露,南华同时延续新加坡多元种族认识彼此文化的目标,7月22日至26日,将在华族文化中心举行多元种族展览,届时将有潮剧和潮州文化相关展出。 “我们也会首次呈现跟上海戏曲学院共同制作和首创、由新加坡演员演出的30分钟VR。”              
1月前
1月前
前阵子在北京度过一段无聊的五一假期,室友邀请我看新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并提前打好预防针:“网上讲很催泪,记得带够tissue。”一个在华留学生,一个潮州人,一个马来西亚华人,背负各种身分,我和室友们踏进双桥影院里,嫌弃着中国的影院比起马来西亚的特别热,热得第一滴眼泪掉下来的时候,手心还在隐隐冒汗。这部电影其实充满笑点的,开篇就是一句无比熟悉的“nia ma”惹得我和身边的马来西亚人都没忍住笑出声,即使我分不清这句是潮州的、福建的还是客家的脏话。 事实上,我根本不会说潮州话,跟家里学会的仅有“jiak peng(吃饭)”和“wa deng liao(我回家了)”,也只隐隐听懂简短的内容,中国潮汕那一带的方言比马来西亚的潮州话更晦涩,很多时候需要搭配中文字幕才读懂角色在说什么,归属感甚至不如电影中途播放的马来文BGM来得高。 室友觉得惊叹,其他看电影的中国北方人居然也跟着啜泣,电影结束后分析得头头是道:“我觉得中国人和我们这些华侨的共鸣点应该不太一样,他们看的是国家发展的强大,我们看完只会联想到自己的阿公阿嬷是不是也这样过来的。” 我顶着一双哭到发痛的眼睛,跟着点点头。 这么算下来,记忆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长辈里,只有阿嬷不是马来西亚的本土华人,而是被家人带着下南洋的。 中学第一堂历史课,老师板着脸走进来,第一件事不是让我们拿出历史课本,而是要求准备簿子和笔,在大家还没适应中学生活且满脑子期待着40分钟后的放学时,记下他列出的一长串、与历史课本内容无关的问题。 访问家中任何一位从中国下南洋的长辈或后代:祖籍?宗教信仰?是否有家人一起下南洋?什么时候来到马来亚?靠什么维持生计?六七年后,一整页的纸只剩下这些问题留在记忆里,答案也已经不了了之。 阿公阿嬷的中文都不好,而我的潮州话也不好,于是沟通成为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兜兜转转一个下午,本子里那些长长的问题,都只问得到一两个字且不知道能否称之为答案的答案。再想找回那本作业簿却已经不知道当初扔到哪里去了,只是这段记忆太过深刻,尤其问起阿嬷在嫁给阿公之前靠什么工作维持生计时,阿嬷夹杂着潮州话跟我说:“帮人家洗衣服、种菜。”我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一知半解,不知道这些零工能否算得上一种“工作”,怕交给老师会被责骂,但实在很难深入沟通下去,终究还是在问号后用蓝笔稚嫩地写下“洗衣、种菜”四个字。 阿嬷说,妈妈带着她和妹妹一起下南洋,在途中仅6岁的妹妹就走丢了——这时候的阿嬷已经八十多岁。20岁的我,对这份作业的印象仅存留寥寥几个字的答案,和历史老师分回作业的评价:“很真实,认真,完成得很好。”于是打那之后,我开始认可帮别人洗衣服、种菜也是一份工作。 还在上小学时,一直以来比阿公健康的阿嬷患上了胃癌,来往医院很多次,老是躺在床上喃喃一些很悲观的话。家乡去一趟槟城的医院不算塞车都要两小时——每回都当司机的爸爸至今还对这件事有很大的怨念——来回奔波治疗和各种药物外用内服,对老人家的身体承受能力并不友好。大人们在厨房准备晚饭,老家客厅不知怎么的就只剩下我和阿嬷两个人。我坐在她的床边,听她用潮州话跟我说“很痛苦,还是早点死了好”,也许当时她确实只把我当作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来看吧?我的潮州话不好,只能努力用简单的中文跟阿嬷攀谈起来:“我听朋友讲日本的天皇都活到很久,那边的老人全部一百多岁的。”阿嬷信仰日本传来的佛教,这些事她听说得比我多多了。 祝福都藏在“多吃菜”里 阿嬷依然维持着一成不变的姿势,她知道我不会讲潮州话,也用华语跟我说:“吃多多菜啊,健康,就可以活到100岁了。” 老家四处都有蚊子,我没忍住把脚盘起来,避开蚊子出其不意的攻击,一边扇风一边回答:“阿嬷跟阿公不一样,他天天吃KFC炸鸡,你一直吃菜,很健康,会跟天皇一样活到一百多岁。” 阿嬷笑了。她还说,你也要多吃菜。我撇撇嘴说不要,在十一二岁的年纪,绝大部分小孩都不会喜欢绿色蔬菜的。 这是我记忆里唯二跟阿嬷语言不通也能说话很久的时刻。 阿嬷去世时我已经上高中了。经历过疫情,再加上中学住宿,每天回老家吃晚饭不再是固定日程,本就不好的潮州话更是连小时候常用的几句都忘得一干二净。每周都去加基武吉找外婆,反而跟父辈亲戚愈发疏远,甚至后来阿公去世,阿嬷的身体状况下滑得厉害,在我们家住着时,双脚僵硬到无法下地行走,我还是经常误以为那个每周会做很多包子分给大家吃的阿嬷是这几年的事——阿嬷的手艺真的特别好。爸妈都不在,我就成为了短暂接手照顾阿嬷的长女,帮她翻身,喂她喝水,每每碰到她的皮肤时总觉得触感奇怪,皱巴巴的,身上充斥着一股小时候只听过却不理解的老人味。大家都知道,阿嬷剩下的时间不长了。 接到家里来电通知,从宿舍回家时听到亲戚说:“那天晚上啊,救护车来你家门口,上救护车的时候就没了。”妈妈很避忌这些话题,没有主动跟我们提,我按部就班地参加葬礼,跟外婆去世时哭得稀里哗啦不太一样,很平静地过完丧假,恢复了往日上课的日子,至今,大概也有三四个年头了。 或许当时坐在床边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安慰阿嬷的小朋友,也不会想像到10年后的她依然没有学会讲潮州话。
1月前
(新加坡20日讯)《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但一些新加坡观众选择北上新山观影,再次引发新加坡应否放宽方言电影放映限制的讨论;该片首轮8场潮语原音版共4800张门票,在开售后两小时内即被抢购一空。 《联合早报》报道,《给阿嬷的情书》18日起在新加坡正式公映。由于该片只能在有限指定场次中以潮语原音放映,片商Clover Films和嘉华院线星期五(19日)傍晚宣布,已获当局批准,于25日至29日额外增加8个潮语原音场次,门票将在下星期一(22日)下午3时开售。 这起事件也让新加坡长期以来对方言电影及方言节目的限制重新成为公共议题。 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蔡引舟星期四在脸书发文指出,不少观众对《给阿嬷的情书》上映时必须配上华语感到失望。他表示,将在国会7月7日复会时,向部长询问相关政策考量。 蔡引舟希望数码发展及新闻部说明,当局在作出决定时基于哪些因素,并询问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未来评估方言电影时,会否更重视传统与文化保护。 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张文杰也在社媒发文指出,自讲华语运动推行以来,新加坡家庭使用方言的比率已大幅下降,方言如今已不会对华语构成威胁。 他说,新加坡地铁站已增设福建话和潮州话安全广播,政府也曾制作方言版建国一代宣传视频,新加坡人不应只有出国后,才能观看原汁原味的方言电影。 后港区议员陈立峰也表示,方言与传统习俗一样,是本地华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指出,方言不仅是一种说话方式,也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以及与之相连的文化、习俗和美食;一旦失去方言,也等同失去部分文化根脉。 2025年大选中代表人民行动党出战后港区议席的林于晖则在脸书贴文中,强调方言的文化传承与情感意义。他认为,双语政策应根据当下社会实际情况,重新检讨是否需要放宽或收紧。 文化奖得主、野米剧场创办人王爱仁出席《给阿嬷的情书》首映后,也呼吁资媒局重新考虑,让电影以原版上映。他表示,以潮语观看这部电影,是完整观影体验的核心,因为潮语本身的韵味、节奏和真挚情感,是任何配音版本都无法取代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子玲受访时分析,新加坡过去或许担心方言影响英语或华语学习,但如今这个顾虑已不成立。她说,本地方言式微已是既定事实,放宽方言电影政策不会对华语学习造成负面影响,反而可能有助保留方言所承载的传统与习俗。 《给阿嬷的情书》并非近年唯一引起关注的方言电影。香港电影《破·地狱》2024年在新加坡上映时,除“香港电影巡礼”开幕场次以粤语原音放映外,也因观众反应热烈而加开至少10个粤语原音场次;不过,仍有不少买不到票的新加坡观众选择北上新山观看,凸显原音方言电影在新加坡仍有一定市场需求。
1月前
1月前
2月前
2月前
2月前
马大中文系在第三届汉语方言节主办方言现代诗创作比赛,让我看到马来西亚文学创作的任何可能。若把方言诗放到中国大陆,它必然只是集中在省内的方言;在台湾,方言更多时候是大部分人能够说的闽南话,要不然就是桃竹苗地区的客家话。马来西亚的方言体系非常复杂,最早当然和南来的移民有直接关联,不同籍贯的会馆扮演着工作介绍所、翻译、银行、红白事以及任何与当地殖民者或土著打交道的角色。方言是会馆不容置疑且唯一流通的语言,广东会馆说粤语,福建会馆说闽南语,琼州会馆说海南话,只要你懂得方言,你就掌握了语言密码,尤其对商人而言,多懂几种方言,就能与更多其他籍贯的人做生意。 方言在其他国家只是扮演了家庭或同乡之间沟通的角色,但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它却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不同籍贯的人掌控着不一样的生意,例如潮州人多在沿海地区当渔民、福建人多数开杂货店经商、海南人开了很多咖啡店和裁缝店、客家人多在矿业耕耘、福州人垦荒、广东人开茶楼等,这些独特的籍贯行业让马来西亚人必须成为语言的多面手,才能与各行各业的人交谈。 80年代,各源流学校推广讲华语运动,校园禁止讲方言,方言的地位一落千丈,退而成为家庭成员交谈的语言。1990年后至今的小朋友甚至几乎没有机会和朋友用方言交谈,华语似乎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唯一的通用语。 华人当年下南洋,籍贯的分布大致上决定了该地区的方言特性。北马一带流行潮州及闽南语,中马多讲粤语和客家话,南马流行闽南语,砂拉越多福州人,沙巴讲客家话,这个分布到今天还存在,只是在首都吉隆坡已经不明显,各种方言形成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大杂烩,之间还混杂了马来语及英语,有时会让中国人觉得,马来西亚人的语言非常后现代,我们称之为rojak。 掌握方言解锁新能力 或许不懂方言的你不觉得可惜,可是当你听见别人在悄悄私语,说着方言而你听不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被孤立。懂得粤语让我们轻易融入香港和广东文化,看港剧听广东歌没有隔阂;懂闽南语让我们和台湾、新加坡、泰国或汶莱人交流无阻;懂客家话能让我们和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海外移民交谈。只要在普通话打过招呼后说一句方言,“自家人”、“家己人”就是最好的破冰工具。 写方言现代诗,当然不是单纯以词传韵的写法。它要求的还是现代诗,只不过以方言书写,用方言读起来会比普通话更加有韵味。举个例子,〈陀飞轮〉歌词中写的“就算搏到/伯爵那地位/和萧邦的隽永”这一段,若你用粤语来念,你才能够感觉到伯爵和萧邦这两个词汇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再举一个例子,五条人的〈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里面写的“旧年丫番薯唔比/今年丫芋仔/亲像国家丫经济/楼价四散飞”,若不用潮汕话来念,就失去它该有的韵味。 粤语九声六调,闽南语、潮汕语和海南话约八声调,客家话也有六声调,相对起普通话的四声基本声调,方言复杂得多。也因为它的复杂性,方言在表达方式上更加丰富,无论在词曲或者戏剧的表演,方言都显示出它的独特内涵及多元性。譬如广东歌,只要你会粤语,顺着念韵律自然就出来,根本不必随着曲调去调整。 方言是一种特殊技能,学习并掌握它,你就解锁了一项新能力。
3月前
(哥打丁宜27日讯)哥打丁宜潮州会馆昨日主办柔佛州潮州会馆联谊会第41届代表大会联欢宴会,同时庆祝成立43周年纪念。 出席者包括:马潮联会总会长拿督斯里黄智绪、署理会长拿督斯里郑明发、副会长林裕泰;哥打丁宜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陈有坚;哥打丁宜潮州会馆会务顾问拿督陈耀寛、会长席林德荣、署理会长李树鸿等。 开幕人是哥打丁宜潮州会馆名誉会长许明光,林德荣也是大会主席兼柔潮联谊会值年主席。 许明光致词时指会馆领导人须秉承先贤热爱和维护自身文化的精神,推动、发扬及传承文化,同时举办活动吸引年轻人参与,让会馆、华团在新时代还能生存及发扬光大。 他说:“先辈的努力耕耘和维护,我们才保有华文、华语继续在我国发展的自由,身为后裔的我们,更有责任维护中华文化。” 此外,他希望政治人物维护全民团结,勿发表影响各族情绪的言论,让人误会我国的种族和谐出现问题,使投资家裹足不前,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黄智绪以潮语致词,并强调会馆应积极推广方言,避免方言在这片土地上消失。 他说,“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这句话是凝聚力与生命力的体现,无论身在何处,始终牵挂共同的文化血脉与乡情纽带。 “正是这种深厚乡情,使我们跨越地域、时代与行业的界限,彼此扶持,共同发展。” 他同时赞扬哥打丁宜潮州会馆过去43年来,秉承团结乡亲、服务社会的宗旨,不仅在联络乡谊方面卓有成效,也在推动文化传承、教育发展及公益事业方面贡献良多。 他说:“特别是在弘扬潮汕文化方面,无论语言、戏曲、美食,还是传统节俗,都得到积极的保存与推广,使年轻一代能认识自己的根,守住自己的魂。” “在当今快速变迁的时代,文化传承更显得重要,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使命,继续发扬这宝贵的文化遗产。” “希望各地潮团继续加强联系,携手合作,通过多元化的平台与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潮汕、认识潮汕、爱上潮汕文化。” 他也期盼年轻一代能积极参与会务,接近传承火炬,在新时代中赋予潮团新的活力与方向,因为只有薪火相传,我们的文化与精神才能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林德荣致词时说,哥打丁宜面临华裔人口大幅减少的困境,在地华裔年轻人因没有足够就业机会,特别是高薪的工作,大多已移居外地。 他说:“不过,会馆仍坚持守护华人文化,特别是潮州文化,所以每年主办新年团拜、出花园等活动,本会妇女组也积极推广潮州美食,希望还能在这里传承潮人文化。” “保留潮州文化的另外一项重点应是推广潮州话。我们也想这么做,只是这里年轻一代的潮籍人士,很多已无法掌握流利的潮语。” “大环境也没有提供可完全讲潮州话的机会,我们只能在会馆内部活动上尽量讲潮语,让还会潮州话的乡亲发挥,也让其他乡亲有机会认识和了解。” 他也感谢许明光捐献3000令吉赞助活动。
3月前
3月前
今年是马年,从80年代以降,马来西亚的贺年歌市场一直都发展得相当蓬勃。当年有龙飘飘、罗宾、唐尼、姚乙、康乔等,主要是以翻唱经典贺年歌为主。1997年,本地电台主推新派新年歌,另类音乐人写出了〈GONG XI RAYA 新年好〉这首充满本地色彩,综合农历新年和开斋节庆的歌,张映坤也写出了〈摇滚新年〉这些反映当时流行歌曲元素的歌,这几首歌彻底改变了马来西亚新年歌的创作思维,可以说是奠定了之后马来西亚新年歌蓬勃发展的趋势。 新冠疫情过后,广告商大都把资源投到网红或者新媒体(如TikTok,Instagram, Facebook等)身上,新年期间的贺年歌更加明显,部分网红甚至能一口气推出近十首贺年曲,其产量之丰,恍若发表了一张完整的个人专辑。今年马来西亚有四百多首新年歌,从12月开始就陆陆续续登陆油管和Instagram,形成一个抢滩的状况。 新年歌的创作不容易,它好比在一个有限题的创作比赛下,要写出特别以及好听的歌曲,非常困难。比较幸运的是,马来西亚人精通三语,还有方言可以运用,这也造就了多姿多彩的贺年歌。除了谐音,我们的新年歌特色就是多元的语文和方言,再加上特别的地方口语,很容易就可以写出一段朗朗上口的副歌。 马年的创作,自然以绕“马”而行为主,要取得和它相同谐音的中文字不多,又要以“正面”或者“好”为前提,所以创作者大都往词语方面去突围。“马上”、“马力”、“快马”进而延伸到成语如“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龙马精神”、“马力十足”等好意头的词语几乎都被用光。和马来语近音的,“mari”,马的马来文“kuda“等也有;英文马“horse”也有,总而言之,不拘逻辑,只要押韵即可。 ROJAK文化特色 这种对音韵的极致追求,在诗歌创作中尤为明显。韵律之于新诗,正如节奏之于贺年歌,它能赋予文字一种张力,让意象更为浓密。一般来说,朗诵诗对于词汇的选择,往往都是倾向于押韵的,所以相同韵母的字都会放到一起运用。或许我们不曾留意,我们很多的词汇都是从外语(马来语或英语)翻译得来的,譬如巴刹(pasar)、德士(taxi)、嘛嘛(mamak)等,这些借词(loanwords)赋予了文本浓郁的乡土色彩。这种“外来语”的渗入,宛如文字间的混血,非但没有破坏纯粹,反而优化了表达的死角,让语境更加丰盈且精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许多丰富的方言,这些词汇大多出现在日常生活的交谈语中,如广东语的顺便、是但、求其等,这些方言的运用能让读者快速进入文本的场景,节省了大量描述的文字。 多元,ROJAK,似乎就是马来西亚的代名词。欧洲人当初殖民南洋群岛,也就是为了设立一个中转站,把当地的产品运回去。所以这里汇集了西方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及东方的黄种人,这种看似复杂混乱的社会结构,慢慢演变成南洋群岛各国的特色。我们生活在东西方混合的社会里,显得游刃有余,无论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都可以找到平衡点。 多元文化是我们的特色,能掌握多种语言是我们的优点,若能将这些交织的语言和文字糅合在一起,那便是马华文学中最魔幻且瑰丽的南洋图景。
5月前
(新山13日讯)新山中华公会会长徐永健表示,现在年轻一代都以华语为主不说方言,籍贯认知和方言文化未来极有可能会没落,而歌唱可以成为一种学籍贯方言的学习方式,让年轻一代甚至友族同胞对方言产生兴趣。 他昨天晚上出席在柔佛古庙举行的围炉赏戏,在活动上致词时打趣说因为妈妈是福建永春人,所以他是半个福建人,但是也对自己没有学会闽南语感到内疚。 他说,“乙巳年福天同庆洪仙诞”系列庆祝活动中的闽南语歌唱比赛,是一个很学习福建话的方式,让年轻人可以对方言感兴趣,进从开始接触和学习。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说方言,再多一两代下去未来都是‘华语人’了,没有所谓的福建人、客家人等等。” 他呼吁呼吁乡团和家长担起为文化“保温”的责任,无论是通过会馆的方言课程,还是父母在家中对孩子的的耳濡目染,让籍贯和方言文化可以继续传承和流传。 为期四天的“乙巳年福天同庆洪仙诞”系列庆祝活动,昨晚在温馨的围炉和一声声“洪仙公Huat啊”的热闹气氛中圆满落幕。活动出席者包括:新山福建会馆会长拿督林德明、洪仙大帝奉祀委员会主席黄志坤、乙巳年福天同庆洪仙诞筹委会主席叶国闿、古庙围炉赏戏主任李琦、新山福建会馆永久名誉会长兼会务顾问拿督斯里郑金财、永久名誉会长拿督斯里林奕钦和拿督曾德发,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会长黄木祥、新山客家公会会长拿督斯里杨国兴、新山海南会馆理事长拿督莫壮强、新山广肇会馆会长许健清、柔佛古庙管委会秘书许运凇。 林德明表示,已巳年福天同庆洪仙诞系列活动包括第八届的“群龙齐飞挑战赛”、宝诞正日的祭祀活动、闽南语歌唱比赛,到今天在古庙围炉赏戏,轰轰烈烈的为洪仙大帝宝诞画上圆满的句号。
7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