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六四事件，不只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道伤口，也深深影响了马来西亚人如何理解中国。三十多年来，中国从被西方制裁、经济落后的国家，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马来西亚社会也从当年几乎接触不到中国人，走到今天与中国资本、中国游客、中国学生、中国文化高度交织的时代。
然而，随着中国愈发强大，围绕中国的情绪也变得复杂——有人欣赏它的发展成就，有人抗拒它外露的民族主义；有人高举爱国旗帜，有人急着划清界线；有人担心中国太强势，也有人害怕本地华社被迫卷入地缘政治。从六四、台海，到夜市里的美食档口、游客间的一场口角，马中关系升温的背后，夹在历史记忆、现实利益与身分认同之间，其实也藏着马来西亚华人最难言说的处境：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又该如何安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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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北京各大高校学生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随后演变成为诉求民主改革的庞大运动，中国多地爆发声援游行，最终人民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死伤人数众多，是为六四事件。那年我19岁，正好和许多天安门广场上的学运领袖年纪相仿。我每天追踪报章的报道和新加坡电视台的新闻。运动以悲剧告终，我的心情自是极为沉痛。
运动持续了将近两个月，当年5月19日凌晨，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突然出现在广场，承认自己来晚了，手持大声公恳求学生保重，我对那一幕十分动容。那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从此在中国的媒体上消失，直到2005年去世。
尽管后来有各种传闻指责赵紫阳有份在1987年参与倒胡耀邦的事件，他在和前资深媒体人杜导正的谈话中澄清事实并非如此。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之后出任总书记期间纵使曾经犯错，在大是大非之时勇敢选择忠于本身的原则与信仰，令我钦佩，只是90后的中国人对他应该所知不多。
在伦敦留学，遇见与六四有相连的人
没想到未来的日子，我竟然有机会多次接触到当年直接或间接涉及这场运动的人。六四事件过后不到一年，我在大哥大嫂安排下去了伦敦半工半读。我从小学开始就大量阅读《上下五千年》、《中国神话故事》和《人民画报》之类的读物，对中国充满兴趣，却不是出于所谓的“民族感情”，而是对于当年仍然封闭而神秘的历史古国有着各种想像。伦敦作为国际大都，人口来自全球各地，当然也包括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对他们感到好奇。机缘巧合下，我在一家书店认识了来自北京的小周。学运发生之时，她已经在伦敦求学，因此人不在现场，但她当时在北京读博的男友参与了学运。
“我不在北京，长途电话费很贵，没法经常和他联系，因此信息有限，但打从心里支持他。镇压以后，我们失去联系好长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月后才接到他的电话向我报平安。”
小周虽然只比我年长几岁，但祖上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儿化音很重。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类似的口音是小时候看的儿童木偶电影《小铃铛》，此刻亲耳听到，感觉颇不真实；小周也对我这个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海外华人”感到惊讶。
当时伦敦也有声援北京民运的示威，但小周没参加，主要是担心给家人添麻烦。之后很多中国留学生向英国政府寻求庇护，她也没申请，因为觉得自己“不够格”，更不想撒谎编造故事。几年后，男友辗转去了加拿大，小周也申请过去。她出发前，我们在唐人街吃了一顿香港点心道别，再也没有联系。
与六四最近的距离：两段流亡者的故事
2004年，我加入联合国难民署，负责难民甄别的工作。在马的难民主要来自战乱频仍的缅甸和中东国家，但也有少数来自中国，主要是宗教人士或异议分子。我处理的第一个中国案子，是一个在马滞留了十几年的贵州人。1989年民运，他在省会贵阳参加群众集会声援北京的学生，因政府镇压而流亡，经过云南、缅甸和泰国，最终到了吉隆坡。他没有合法旅游证件，也不会英文，因此同事给他注册名字的时候并非根据汉语拼音而是不规则拼法，我和他面谈之时，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
这位工人出身的申请者把细节说得很清楚，包括贵阳民众经常在市政府大厦以及人民广场前和平请愿。为了查证事实，我参考了《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的英文版，里面好几处确实记录了当年贵阳发生的集会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和逮捕，于是核准了他的申请。这位先生之后被安置去了美国。
东北大叔：我要去美国找柴玲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很单纯的东北大叔，在1989年的民运期间做了很多幕后工作：筹款、找物资、给绝食的学生急救、搭舞台、写大字报、给示威群众做饭、给民运领袖准备麦克风、搬货和送货等等，撤退之时还先护送柴玲等人离场。镇压以后，他全国到处躲避，最后在90年代中逃到云南，探听到从缅甸去泰国的偷渡路线，辗转到了曼谷。我凭大叔谈话的内容就可以确定他不是来骗的，同样核准了他的申请。
大叔出发到美国之前，很认真地告诉我他会尝试联系柴玲，且很肯定对方一定记得他，我也只能希望他的单纯能换来回报。毕竟很多民运领袖到了西方国家以后的作风和言论都让我无法苟同；他们有的攀上欧美权贵，吃香喝辣，不把旧日战友放在眼里；又或者因为厌恶中国政府而力挺西方国家的极右政治势力，令人错愕，也让我质疑这些人的民主素养。
例如2012年在美国协助下逃离中国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就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认为他的强硬立场能对抗中共，完全无视特朗普的性别歧视言论、自我吹捧的行为和对美国民主体制的破坏，不禁使我怀疑这些人是否因为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长大，哪怕对中共有抵触情绪，骨子里到底还是反共不反极权，渴望另一个滥用权力的政治“救星”。
六四之后：中国改革路径发生什么变化？
六四事件距离现在已经37年，中国官方一贯维持其镇压有理的论述，不予平反，并不令人意外。但我从一开始远距离追踪新闻，到近身接触曾经参与其中的人，清楚知道当年这些人确实对自己国家的民主充满了理想和热情，之后血腥无情的镇压也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很多人不知道，当年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其实涵盖了政治层面，尤其是修改《选举法》，在乡县层级的人大实行差额选举，赋予人大代表更为广泛的监督权，以逐步修复文化大革命对体制的破坏。六四镇压以后，政治改革停摆，经济改革也处于停顿状态。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喊出“谁不改革谁下台”以后，改革的列车才再次启动，差别在于把重点放在经济而非政治。
如果没有发生六四事件，中共是否会进一步深化政治改革，不得而知；但改革也只能由党中央来推动，因此大规模民运以镇压告终是必然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无论怎么改革，也不可能放弃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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