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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清（扫墓）对我来说，是每年极为重要的一天。由于家族经营醒狮团，新年期间亲戚们总是成群结队出队。我对醒狮毫无天赋，我弟弟则不同，他能自然地融入那片锣鼓喧天之中，因此他比我更亲近亲戚，也更懂得如何与他们打成一片。一年一度的行清，便成了我唯一能与这大家族全员“接头”的机会。
我认为墓园是个归属之地，四下安静。对着坟墓，我的心情总是不错，甚至偶尔管不住嘴，嘟囔着以后也要住土里。每当这时，总会被老妈冷不防地吐槽：“土葬很贵，没钱先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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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爷爷的坟墓在漫山遍野中特别好认，不需要插一个“我在这里很想你”的网红牌子。只要看到一群大叔大大咧咧地坐在别人家的坟头（当然是打过招呼的），几个穿着黑色长袖长裤、撑着遮阳伞的大妈围成一圈，小辈们则像兵马俑般木讷地站在一旁，那准是咱们家没错了。我想，应该是少了我这个“傻妞”，这群兵马俑才显得没话题聊。
我冲下车，大伯挥手走上前欢迎：“叫我什么？”我心头一紧，心想糟糕，我这人向来只会用一句“哈咯”打天下。我试探着挤出一句：“哈咯？”他皱了皱眉：“不！叫我大伯！”我只好尴尬点头：“哈咯，大伯。”恰巧我弟也到了，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一脸正经地回答：“大师傅！”大伯依然摇头：“你应该叫我大伯！”
后来上车我向老豆求救，他斜了我一眼，仿佛我才是那个搞不清状况的兵马俑：“叫他什么？叫‘哈咯’（虾佬）咯！”我一愣：“哈咯？”“对啊！他卖虾的，不叫‘虾佬’叫什么？”看来以后行清前，得先翻开族谱，把职业与称呼背个滚瓜烂熟。
体力与财力的社交考试
我一现身，原本静止的兵马俑们便动了起来。偶尔会被长辈打岔：“来，你做这个。”伯伯把红漆毛笔递给堂哥，我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嘲笑他手笨。谁知他竟说：“我涂不到这边，你帮我。”还没反应过来，毛笔已塞入我掌中，身体也不争气地蹲了下去。刚给石碑上完色，又听见一声令下：“你们过来拔一下草。”
命令如山，唯有从命。看着那片被连根拔起的杂草，我心中涌起一种“替人剃度”的无力感。若土里的太爷有知，会不会托梦怪我下手太狠，没给他留几根绿意遮遮头上的风光？我暗自揣摩，换作是我，定要托梦投诉：留点花草给我的秃头点缀点缀吧。拔完草，大妈和小辈们抢着撒五色纸，这份工我倒是乐得清闲。
拿茶水、插香时，我也闲不了一点。伯伯递来一扎香，嘱咐我和堂哥去给太爷的“左邻右舍”打招呼。我们像极了两台无情的插秧机，一路机械地弯腰：“你好，你好。”
仪式结束，终于到了发“工资”的时间。祭台上摆着的蛋挞、鸡腿、水果，理应由我们分食，但大妈大叔们出手的速度堪比闪电，三两下便盘底朝天。剩下最后一块，我还得端起长辈架子，让给那群可怜巴巴的小辈。哎，年龄卡在不大不小的尴尬点，最是无奈。
我默默走到斜坡后方，那儿有个卖冰淇淋的abang正低头玩手机。我向他要了一根，正当扫码付款时，他突然按响了喇叭。那喇叭声如冲锋号，后方传来如雷般的脚步声，小辈们一窝蜂涌了过来。Abang笑得很开心，我的钱包却在滴血。突然，一个硕大的背影闪现，拿了一根冰淇淋后便拍拍屁股潇洒走人，留下茫然的我与笑眯眯的abang对视。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结了账，罢了，就当请客吧。
就当我回去时，手中的冰淇淋还没吃上几口，又被夺走了。在与弟弟争夺期间，堂哥堂姐撑着伞蹲坐在地，还一边嘲笑我们两个和猴子没有什么区别。冰淇淋最终进了弟弟的肚子，唯有空心饼干留给了我，这让我不禁在心中暗自吐槽：赚钱不多，辈分不低，食量尚可，地位垫底。
餐毕，烧过金纸，便是“炸坟”时刻。刚才铺的纸上盖满爆竹，震天响声中，这情景与过年竟无二致。行清结束后的聚餐，依然是一场修行。我得忙着拿椅子、烫餐具、分发给众人。食物上桌，弱肉强食，我选择了礼让，多亏堂哥堂姐还惦记着盛块鱼肉给我，否则轮到我时，只剩残羹冷炙。
或许这就是行清的意义：我们在这个原本肃穆的地方，用一种吵闹、忙乱，甚至带点“破财”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血脉的清点。虽然我还是那个地位垫底的“赞助商”，但想到明年还能被那声喇叭声“围剿”，倒也觉得这种累人的团圆，其实还不错。
扫墓对我而言，变相成了一场体力与财力的社交考试。我们这代人在“哈咯”与亲戚的称呼间挣扎，在贡品的残骸与冰淇淋的喇叭声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起初我总觉得自己像个格格不入的“兵马俑”，被晾在一旁，不知该动还是不动。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被拉着递香、拔草、结账，在一阵阵喧闹中，不知不觉动了起来。等我回过神时，才发现自己早已站进队伍里，和他们一样，吵闹、忙乱，却又理所当然地，属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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