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清江.政治变局中的马来西亚：焦虑与方向

如果焦虑持续被族群化管理，马来西亚最终将只剩下彼此不安的族群，而不再有一个共同安心的国家。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近日的东海岸之行，走访了彭亨州与登嘉楼州。此行的重点与背后意涵，其实在于他希望近距离接触与观察登嘉楼州务大臣阿末山苏里——这位被视为伊斯兰党在来届大选中，可能力推的首相人选。

对于马来西亚逐渐“绿化”的政治大环境，新加坡的政治嗅觉显然比其他东盟国家更为敏锐。这个岛国的领袖，不会等到伊党正式入主布城之后才开始与之打交道。

该国已故内阁资政李光耀于2005年赴吉隆坡参加一项反贪论坛时，我曾有机会和数名总编辑与他共进午餐。在交流中，他非常直接地表达新加坡对本区域伊斯兰化进程的关注，尤其希望了解伊党在吉兰丹的施政，对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

李光耀后来于2009年再度访问吉隆坡，行程涵盖雪兰莪、森美兰、霹雳、槟城、彭亨及吉兰丹，并与时任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会面，亲身了解丹州的发展状况，以及当地民情与生活面貌。

李显龙显然也已感受到伊党崛起的热度，因此特地安排这趟具有强烈政治观察意味的行程，以亲身了解马来西亚政治版图的变动，从而超前部署、评估与理解邻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以及这些变化对马新双边关系与区域稳定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

新加坡能够敏锐察觉我国政治版图正在转变，而自认可在下届大选重新崛起的国阵巫统，是否同样意识到其主要政治对手——伊党，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伊党正以稳定步伐、坚定的伊斯兰治国理念，凝聚日益扩大的支持群体，信心满满地迈向布城。

巫统主席阿末扎希日前在以“马来民族的焦虑：解决之道是什么？”为主题的全国协商大会上，列出马来民族在宗教、马来统治者制度、经济、教育、语言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面对的多重焦虑，并表示需要寻求对策，以重整民族力量。

他特别强调，相关讨论是在不破坏多元与和谐的前提下进行，以确保马来社会在快速变迁的时代中，仍具备决定自身未来的能力。为避免这类高调论述引起其他族群不安，扎希亦特别指出，当前马来人的焦虑并非源自种族仇恨或排斥团结；同时，这种焦虑不应被煽动为愤怒或狭隘的政治资本，而应以知识、智慧与勇气加以引导，转化为方向与行动。

然而，世上又有谁没有焦虑？阿末扎希若无法提出新的论述，政治操作仍停留在以旧思维捍卫所谓的马来人权益，恐怕难以抵御伊党逐步、且相当成功地透过各类民生课题凝聚马来社群力量的策略。这些民生问题人人皆受影响，早已超越单一族群的情绪与感受。

当然，宗教仍是伊党施政的核心精神。该党自吉兰丹开始插旗，历经多届大选，始终以高度耐心推进“乡村包围城市”的政治布局，并成功凝聚，甚至俘获日益增多的穆斯林民心。问题在于，巫统是否仍能诉诸马来人的焦虑感，重新夺回那些已转而拥抱伊党的马来选民？

纳吉能否在近日获得特赦，已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政治变数；而扎希是否能在纳吉的协助下重振并带领巫统，在来届大选中与伊党正面交锋、分出胜负，亦将是接下来马来西亚政坛的核心焦点。

回到马来人焦虑这一议题，扎希不会不清楚，自国家独立以来，马来人的权益非但丝毫未损，土著地位反而更制度性地被强化，各领域人才亦不断涌现。马来人长期掌控国家决策权，然而在政治上却呈现分裂状态，这某种程度上亦是自身问题所致。

历任首相在制度层面为马来人提供了大量扶助，尤其自新经济政策以来，到今日的土著保护政策，无一不以扶持马来社群为目标。然而，这些政策的出发点虽是“保护弱势”，却未能同步将保护转化为能力、竞争力与自我发展的动力。马来人真正需要的是一场思想层面的“维新运动”，但部分马来领袖仍停留在“拐杖文化”之中，忽略民族尊严并非来自保护，而是来自自立、自强。

马来社会今日所面对的焦虑与瓶颈，已不再是资源不足的问题，而是尚未完成思想转型。一个民族真正站起来，不是因为他人让路，而是因为自己能走得稳、走得快、走得远。

华人社会深知自强不息之道，即使早期在新经济政策与大学固打制等压力下长期承受焦虑，也并未停留于被动等待环境改变，而是透过自我提升与强化族群竞争力，来应对那个年代的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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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统考文凭为例，华社并未消极等待官方承认，而是积极推动相关改革与拓展，使这张未获政府承认的文凭，逐步获得世界各地多所大专院校的认可，成为具备国际升学衔接能力的学历资格。

政府刚刚宣布，独中统考学生只要持有完整的大马教育文凭（SPM），即可申请进入公立大学；同时，只要SPM拥有国文与历史优等，即可报读中文系文学（荣誉）学士、中文语言与语言学学士、中国研究文学学士，以及中文教育学士等四个课程。消息一出，并没有获得好评，反之却在马来与华人社会引发激烈批评声浪。

部分马来人认为，马达尼政府此举是在向行动党“低头”；而华人则指出，这并不等同于承认统考文凭，距离华社的期望还是有落差。

这种同时出现在华社与马来社会的焦虑现象，说明焦虑并非马来人独有的处境，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是政客长期透过种族情绪操作所累积的结构性后果。

国家真正被忽略的，其实是贯穿各族群的“全民焦虑”问题。

当前无论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冲突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还是油价上升带动物价攀升，都足以触发全民焦虑。你看，首相安华表示，政府原则上同意取消高收入群体燃油补贴，目前正研究针对T15、T20等不同收入群体进行调整的方案。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社会对生活成本的担忧，批评与不满之声随之升温。

再者，教育制度朝令夕改、整体素质持续下滑，却长期缺乏有效问责与系统性改革，同样成为全民焦虑的重要来源。明年6岁入学政策正式落实，若在师资与课室资源等方面未能做好充分准备，开学日恐将成为社会集体焦虑的另一波高点。

然而，一些政客仍只会或持续以统考或华文教育等议题，渲染族群情绪，以族群政治语言争取支持或选票。

我们被教导为各自族群焦虑，却很少被引导为整个国家共同焦虑。

当外国领袖已敏锐察觉马来西亚政治风向的转变，而本地政党仍停留在制造族群恐惧的旧模式，国家的未来便难以形成全民共同愿景。

如果焦虑持续被族群化管理，马来西亚最终将只剩下彼此不安的族群，而不再有一个共同安心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