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豪.廉价联盟与政变冲动：大马政治乱局的真正根源

当然，我国政坛的乱象根源，当然不止上述提及的策略性联盟。更关键的是，我国的政治框架赋予太多权力于执政党，给予反对党太少的资源。这就造成在野党只要有相当的体量，如现今的伊党、2018年过后的巫统，甚至是308过后公开宣称掌控了“那个数字”的安华，都不惜放弃政治原则和政党的意识形态，也要前仆后继的成为执政党。

的确，在西敏寺国会制度下的执政党，由于同时掌控立法权和行政权，因此手握的权力往往比共和总统制来得巨大。但这不代表制衡的缺失。在英国，执政党内部本身就有权力的制衡。近期的例子，就是英国工党在2024年大选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但首相斯塔默依然在近期被逼宫下台，由前曼城市长伯纳姆取代。这种党内的逼宫，起源于党魁（相当于我国的党主席）被党团议员认为已经没有足够的民望带领本党在来临的大选取胜。这时候，党内有能力挑战首相的人选，就会收集议员的支持，然后启动党内程序，来重新选举党魁。一旦原任党魁兼首相无法胜出，那么就必须退位，新党魁也会出任新首相。

伯纳姆在今年马克菲尔德（Makerfield）选区的补选中，比工党主要的竞争者改革党多赢了9231票。回看两年前在同一个选区，工党只赢了五千余票。而这两年工党在斯塔默的领导下，其全国民调明明已经腰斩，但伯纳姆反而能逆势打出漂亮胜仗，把胜利幅度大幅提升超过七成。他就此被视为工党竞逐下届全国大选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形势比人强之下，斯塔默只能无奈让位。

除了党内机制，英国的立法议会框架也给了反对党充足的平台来制衡政府。英国国会有对应所有行政部门的专门国会委员会，分别由执政党的后座议员和反对党议员组成，而双方人数的差距，很多时候就是执政党议员只稍稍多出一人。这就成为反对党审视、监督以及传召内阁部长进入公开听证会问责的平台。此外，英国国会每个会期都会有大约20天的“反对党日”（opposition day）。在这段会期里，反对党会负责设定议会议程，所讨论的议案和课题，往往可以对执政党施加强大的压力，并通过这种可见度高操作，来赢取选民的支持。

以上提及的党团机制和立法惯例，给予反对党充足的政治空间和资源，来维持制衡功能和政治动能。这就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诱因，让反对党愿意置身政府之外。试想想，一个有资源的反对党，可以随心所欲的发言，不需要顾及政策的实行和效果，自由度往往比执政党来得更大，政治操作也更为弹性。这么一来，搞政变这一回事，几乎还可以等等和看看，而不是无时无刻只想要搞合纵连横，来搞到现有的政府，让自己成为执政党。

归根究底，近年来的政治碎片化，和政治联盟不断地重组，除了意识形态的考量，更重要的是我国政坛并没有给于反对党足够的政治空间，来抑制它们政变的冲动。未来，如果重新回归稳定的政治局势，那么涉及立法权的宪政改革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