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唐诗何止三百首，贺岁五百唱不完

当然，我国华社“强化春节仪式感”，除了因为客观环境下的政治和多元种族推动力之外，其根源还是得回溯先辈百年前左右离乡背井来到这片土地，尤其是在二战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寄托乡愁，为了凝聚社群，而产生各种强化春节仪式感的“文化符号”，包括贺岁歌曲、舞狮舞龙、二十四节令鼓、挥春等。年复一年，每逢过年过节，家里长辈通过身教言教、耳提面命，提醒后辈这种文化符号的重要性，内化成了后代华人“我们是华人”的文化潜意。

和新加坡、泰国、印尼等其他东南亚国家非常不一样的是，马来西亚有强大的文化三大支柱：中文教育（独中、华小）、中文主流媒体（尤其是报馆）和华人社团（董总、华总、商会、地缘血缘性会馆等等），得以保留、延伸、创新许多传统文化和仪式，包括春节。另，当时1960年代的东南亚华人，刚好避开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很多在中国大陆已经淡化的习俗和礼仪，反而在我国被较为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也应为如此，创作《恭喜恭喜》这首庆祝抗战胜利歌曲的陈歌辛，在文革期间反右运动中被打倒，在农场劳动中死去（1979年罪名获平反）；其被定义为“靡靡之音”的歌曲却在华人社会（尤其是大马）广为流传。

作为一种不需要太深奥文化、低门槛的文化载体，贺岁歌曲和其他舞台表演的春节符号，通过商场、学校、社团、电视、网络，具有高度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心理影响。

凭着以上这些条件，当数以百万计的大马华人社群规模足够大，“贺岁歌曲”这个文化符号（还有舞狮舞龙、二十四节令鼓、挥春等），逐渐成了稳定传承的本土华人习俗，激活童年和家庭怀旧记忆。

从心理学视角来看，贺岁歌曲也是一种类似著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Pavlov）的“经典条件反射”实验：狗在反复将铃声（条件刺激）和食物（无条件刺激）配对后，学会了听到铃声就分泌唾液。也就是说，反复的通过贺岁歌曲来提醒华人社会春节的到来，以触发多巴胺分泌，只要一听到贺岁歌曲，人们脑内就会自动关联“幸福平安”、“大团圆”、“发大财”等正面奖励信号，从而建立集体幸福感，并通过反复刺激形成并强化这种“贺岁歌曲”和“幸福平安感”的关联。

这种“情感锚点”心理过程，也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心理学家Amos Tversky和Daniel Kahneman发表的的锚定效应相关看法（引1974年9月《科学》期刊著作），让后来的心理学家用来发展出“情感锚点”（emotional anchoring）机制。

经过数十年的心理上的“必需品”强化关联，华社形成了这种地表最强的“贺岁五百首”。

这些根本的群众内在心理因素、中文教育和文化的环境，加上马来西亚多远文化的相互激荡影响、电台电视台和媒体机构的推波助澜，以及网红产业链的发达，也都是动力之一，共同塑造了当今“贺岁五百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