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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台湾的亲戚在古晋过年，除了安排他们参观一些景点，多数时候是跟着我们拜年。对着满桌糕点、蜜饯和零食，我们聊着砂拉越华人过年的习俗，也让他们体验虾饼配阿渣这种极具本地特色的吃法。对砂拉越浓浓的年味，以及融合了不同文化元素的食物，他们都赞叹不已。
华族先辈漂洋过海，在异乡打拼的同时，也带来了传统习俗和节庆。过年过节，是文化延续的方式，也成了游子慰藉去国怀乡之苦的仪式感。时至今日，庆祝农历新年成了马来西亚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也发展出不同的庆祝形式和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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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农历新年的历史记录并不多，但还是可以从官方的砂拉越公报（Sarawak Gazette）上找到零碎资料，得知早期的一些过年活动，以及官方对农历新年的态度。
自白人拉者时代起，农历新年已经被列为法定假日。1919年2月17日出版的砂拉越公报，刊载了一则简短的通告，指该年2月1日的“农历新年正日，被定为公共假期”。当然，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早在这之前，民间已经在庆祝这个传统节庆。
砂拉越早期的年味
1920年代的砂拉越公报，几乎每年都有农历新年的相关报道，概括描绘出一幅这样的画面——
街市是一片热闹的景象，海唇街搭了戏台，上演连场精彩的地方戏曲，引来大批兴高采烈的观众；主要的华商侨领打开门户，接待前来拜年的亲朋戚友，而欧洲官员和马来人也登门贺年；夜间，华人妇女身着色彩鲜艳的服饰，往来贺岁，格外引人注目；到了元宵节当晚，鞭炮齐鸣，持续燃放长达半小时之久，这是老街居民的集体回忆。
值得留意的是，1927年3月1日出版的砂拉越公报提及，在农历新年这天，“堡垒鸣礼炮致意”。据知，这个农历新年鸣礼炮的传统始于向华人裁判庭的七位义务推事致敬，一直延续到1941年。（请参考拙作〈农历新年的七响礼炮〉，刊登在2020年3月1日古晋笔记）
1929年3月1日的砂拉越公报上刊登了另一篇有趣的文章，指出燃放爆竹是扰人的行为，并认为爆竹可以“驱逐潜伏在人间的邪恶鬼魅”是一种迷信。这篇文章的作者不详，观其行文可能出自欧洲人的手笔，他还提及“或许我们这里所受的燃放爆竹之扰，还不至于像新加坡或香港居民在此季节所承受的那般严重”，并指新加坡和香港的报章上可见读者投书批评放爆竹这件事，由此可以看出当代因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冲突。
有意思的是，近期我也读到中国文史学者刘勃的一篇文章〈新年：春节的称呼是怎么来的？〉，提及1919年北京过农历新年的情况，当地《申报》的报道指出有一件事是“往年罕见”的，就是放爆竹。刘勃在文中写道：“也就是说，1919年的报纸，是把到处放爆竹，当作一个新现象来报道的。可见过年放爆竹这事，虽然历史很悠久，但原来也不见得特别流行。”
两天假期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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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的假日，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两天的呢？那要追溯到1946年12月16日颁布的《公共假期条例》（PUBLIC HOLIDAYS ORDINANCE），当时砂拉越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从第二年开始，农历新年就享有两天假日，直至今日。
1947年2月1日出版的砂拉越公报，刊登了一篇讨论农历新年的长文，提及“农历新年于1月22日（星期三）依照传统方式庆祝，当天及翌日被列为公共假期。这是首次正式拨出两天作为这一节日的假日”。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接下去写“不同于以往在喜庆场合悬挂旗帜的惯例，古晋巴刹的店铺并未张挂旗帜。《砂拉越论坛报》对此解释说，‘中国新年’的庆祝乃古老习俗之一，而中国政府所承认的新年则始于一月一日。”
1956年2月29日的砂拉越公报也刊登了一篇长文，开篇就写“自1911年以来，中国同时过两个新年：一个是面向世界、采用‘新历’的新年；另一个则是中国自身沿用的‘旧历’新年。后者通常比前者晚一个月左右。国民党执政时期，政府曾一度大力推行废止‘旧历’新年，下令农历新年当天照常办公。”
从上述两段文字可以得知，对于“新年”的定义，在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有“破旧”和“迎新”的争论。当时身在南洋各地的华人，多数仍以侨民心态自居，难免也受祖籍国的影响，陷入相关的议论中。
在多元之间寻找共识
战后，民族自决的论述，以及反帝反殖的思潮，进一步牵动华人身分认同的问题。这时期刊登在砂拉越公报上，有关农历新年的文章或献词，都借机讨论这个课题。
前述1947年公报上的文章，在这方面着墨甚多。因距离战争结束不久，文中提及华人在二战期间积极抗日的事实，以及战后中国发生内战，砂拉越华人社会也出现两个对立的阵营。作者对当时华人心系原乡而非居住地，表达了不安。
砂拉越第三任殖民地总督艾贝尔爵士（Anthony Abell）在1957年2月28日的砂拉越公报上发表农历新年献词，一再强调和平与团结的重要。他列举1956年爆发的匈牙利革命为例，承诺砂拉越人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发言，不会遭遇类似的“既可怕又极不公正的命运”。
他也在献词中提到殖民地政府的新宪制，“以及近几个月来在砂拉越各地成立、并由你们与伊班人、陆达雅族人、马来人及本地众多居民共同参与的地方议会，你们不仅可以表达意见，还能够看到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行”。他也不忘肯定华人“为了避免与其他族群产生紧张和误解所作的努力，似乎比他们在自身族群内部——例如不同宗亲之间——化解纷争所作的努力还要多”。
总督献词的最后一段道出他对多元族群社会的期许——“只要我们全年都能秉持农历新年、圣诞节和开斋节所体现的友谊与诚信精神，我们便能无惧意外，勇敢面对逆境，并享有你们以勤劳与进取所应得的繁荣。”
这段文字在今日读来，依然掷地有声。拥抱多元，可以共繁荣；反之，则集体衰退。在多元的砂拉越，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新年伊始之际，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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