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反贪是制度与官场文化的长期战役

但在最新CPI排名中，中国仍仅位列第76名，显示单纯依赖高强度执法，未必能迅速转化为国际社会对官场清廉度的认定。这凸显反贪并非单一政治运动，而是牵涉制度透明、司法独立与社会监督的长期工程。

CPI一直被视为衡量一国清廉程度的重要指标，其评估项目主要依据企业界与专家对公共部门贪腐程度的观感。因此，排名进步是反映外界对反贪改革的信心，然而CPI本质仍属“印象指数”，它反映的是制度信任，而非单纯的执法效率。

换言之，大量逮捕贪官未必代表已成功防止贪腐。真正影响排名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建立透明采购制度、司法体系是否独立、监督机构是否能免受政治干预，以及公共资讯是否透明公开。

中国案例正好说明此一现象。尽管中国反腐行动规模庞大，但由于制度透明度、新闻自由与权力制衡机制仍受质疑，因此在国际评比中仍难以取得更高分数。这提醒大马：反贪若缺乏制度化改革支撑，将难以持续获得国际信任。

反贪机构必须接受高标准检视

就在大马试图建立反贪改革信心之际，彭博社报道大马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阿占巴基涉嫌非法持有超额的上市公司速资伙伴（VELOCITY）股票指控，而引发舆论哗然。

这项指控若属实，将不仅冲击反贪机构的公信力，也可能削弱政府改革形象；但若属不实，则同样需要透过公开透明的调查，还当事人清白并维护制度尊严。

在任何国家，反贪机构的正当性建立于公信力，而公信力则源自透明与问责机制。反贪机构掌握调查权与执法资源，职权高度敏感，一旦该机构领导层行为引发非议，即使未经证实，也可能影响社会观感。

按法理讲，反贪机构领导人理应接受比一般公职人员更严格的资产申报与利益冲突监管。这并非对个人的不信任，而是确保制度具有防火墙机制，以避免权力集中造成监督真空。若相关指控缺乏透明调查程序，将容易被政治化，进而破坏反贪工作的信用。

因此，面对阿占巴基的争议，最重要的并非急于定罪或护航，而是建立公开、独立且具法律权威的调查机制；唯有透过制度化审查，才能避免事件沦为政治攻防工具，并确保反贪改革不因个案而倒退。

反贪的真正战场在制度与文化

大马长期面对的贪腐问题，并非单一政权或个别官员所造成，而是制度漏洞与官场文化交织的结果。过去政商关系密切、政府采购透明度不足、执法机构独立性备受质疑，在在削弱清廉治理的基础。

安华政府推动反贪改革，某种程度上象征政治文化转型的契机。然而，改革若仅停留在口号或短期执法，将难以建立持久制度。真正关键在于强化以下几个层面：包括建立跨部门透明采购制度、强化国会监督机制、完善资产申报制度与利益冲突法规、培养公共廉洁文化。

反贪容易与政治权力斗争交织。在全球多国经验中，反贪行动有时被质疑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若调查过程缺乏透明度，社会将难以区分司法正义与政治操作。

反贪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谁被调查，而在于制度是否能公平对待所有人。唯有确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反贪才能成为国家治理进步的基石。

反贪是长期制度工程。大马CPI排名的进步，显示改革方向大致正确，但52分的成绩也提醒社会，反贪工作任重道远。中国反腐经验亦说明，高强度执法并不足以建立长期清廉制度。

阿占巴基事件的争议，正是制度成熟度的一次考验。无论指控最终证实或被否定，政府都应以公开透明调查回应社会关切。唯有透过制度化程序，才能维护反贪机构公信力，并确保改革不因个案而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