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筑迹／一座小城里的时间容器──芙蓉泰和堂民俗文化馆

踏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架古早电影放映机，而半关的卷帘门后，则安放着两排早年的电影座椅。空间并未以玻璃橱柜作为界线，相反，展品、空间与人共享同一层级，观看者与被观看物之间的界限被悄然抹去。当馆主示意我们入座时，我们就知道，这并不会是一场普通的导览。

在简单介绍了镇馆之宝的牌匾与香炉鼎后，他关上灯、走上楼，将投影屏卷帘缓缓放下，亲自操作这部老电影放映机。广告画面率先出现，随后是一小段电影情节。展览在这一刻不再是静止的陈列，而是一段段被重新启动的记忆。

那天，我们甚至亲眼见证了一段小意外，胶片在放映途中突然断成了两半。馆主笑着说：“开馆以来还没发生过这种事。”在昏暗的空间里，他仅靠一支小电筒，当场修复胶片，让断裂的影像重新上卷、继续运转。修复的过程并未被移出展示空间，而是在我们眼前完成。修复行为本身，成为空间中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正在发生、可被观看的文化实践。这一刻，建筑不再是静态的展厅，而是一个容纳时间、失误与手工劳动的场所。

不只是场景式的观赏，而是沉浸式地体验

一辆青色的古董车，在他灵巧的双手下“复活”了。鸣笛、踩油门，引擎声在室内回荡，让我们大开眼界。这辆车并未被架高陈列，而是保留在可操作的高度与尺度之中。建筑在这里并没有消音历史，而是允许历史发声。

从空间组织来看，泰和堂民俗文化馆并未以清晰的策展分区来分类展品，而更接近一栋被长期使用、不断叠加功能的屋子。展品的分布看似松散，却隐约遵循着一条由“娱乐—生产—日常—仪式—技术”串联而成的生活逻辑。

建筑的前半部聚集了电影放映机、古董车、收音机与麦克风等物件，空间气氛偏向公共与娱乐，影像、声音与机械启动的体验。向后移动，空间逐渐转向更具劳动与生产性质的展品：酒、饮料制作、打铁、磨豆浆，以及小型蒸汽发动机，建筑后半部因此呈现出一种近似“工作坊”的空间性质。

工作坊的布置，文物也能被使用

上到二楼，前半部转为更私密、日常的尺度。古早的大门系统、理发店器具、打字机、信件、赌博物件与古早电视机，被策划成类似小客厅的场景。这一层不再强调事件，而是通过熟悉的生活尺度，让参观者以身体经验，而非知识系统，去理解过去。

二楼中央摆放着布偶戏、舞狮与锣鼓等传统表演器具，形成一处介于公共与私密之间的过渡节点。二楼后方则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小房间，望远镜、古早脚车、头盔与油灯并置其中，空间气质明显转向殖民时期的技术展示。一个在地板上的逃生洞，将这个房间与楼下后半部相连，形成一条不显眼却真实存在的垂直与时间连接路径。

整体而言，这栋建筑并未强迫参观者沿着既定路线前进，而是通过前后、上下、公共与私密的空间转译，将不同类型的展品编织成一条连续的生活叙事。文物在这里不是被分类陈列的对象，而是被嵌入空间节奏中的生活碎片。

一次又一次的操作与演示，让我们惊喜连连，也不断打破我们对“文物只能被保护，却不能被使用”的既定印象。

馆主坦言，他最害怕的是这些文物被征用、被送进标准化的博物馆体系中。或许它们会被妥善保存，却也将失去被触碰、被使用的可能，只能被安放在冷冰冰的展示柜里，供人远远观赏。

两个小时的导览，但我们在馆内停留的，远远不止如此。我们不断提问，而他始终兴致勃勃地回应，耐心地介绍每一件文物的来历与故事。他对这些文物的热爱几乎是可见的细心维护、反复检查，只为了确保每一次导览，它们都能以最好的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

馆主身兼数职，维修员和导览员也都是他。他是黄永康先生，是一位文化工作者，也是无名英雄。在时间的洪流中，他选择守护即将消逝的历史记忆，默默延续森美兰的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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