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姑赛夫鲁.超越国内生产总值：人民经济的重要性

这并不是反对GDP的论点。事实上，GDP有助于我们判断经济是否在增长，以及国家是否具备投资、再分配和规划的资源基础。但如果只盯着GDP，本身就可能危险地忽视若干早已被认识到的问题。

首先，即便GDP在增长，生活成本也可能比收入上涨得更快。家庭眼看着经济在扩张，但自身的购买力却在悄然缩水。

其次，经济增长往往并不均衡。增长通常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出口导向型领域，而大多数马来西亚人却在中小企业，或从事非正规、半正规工作，这些群体未必能从那些亮眼的增长数据中受益。

第三，只有工作本身并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是向上流动的机会——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以及实际工资的增长。

最后，GDP是宏观的、技术性的、历史性的指标，并且以季度为单位发布。而生活压力则是深切的、个人的、情感化的，每天都能感受到。中等收入家庭往往感受到最大的挤压——收入高到不符合政府补助条件，却又赚不到或存不到足够的钱以获得经济安全感。对于这类马来西亚人来说，经济生存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简单的检验：月底还剩多少钱？

在“昌明经济”框架下，政府尝试通过定向补贴和现金援助等措施，将更多资金直接送到人民手中。当我在投资、贸易与工业部工作时，我们在《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下推动生产力提升的努力（包括让劳动力具备人工智能适应能力）也从结构上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地提升人民的收入能力。例如，制造业中位数工资的增长就是我们严格追踪的一个重要指标。

然而，尽管许多马来西亚人相信政府关心民生，仍有不少人觉得政府的宣传缺乏共鸣，与他们的日常困境脱节。这种感知很重要，因为对经济管理的信任不仅取决于结果，更取决于人民是否感到被关注和倾听。

因此，除了显而易见的政策应对之外，我们还必须关注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是否“感受到”国家的经济成功，并且将这种成功以“人民经济”（Ekonomi Rakyat）的视角重新诠释。

什么是“人民经济”，以及它为何重要？

“人民经济”的核心在于：在关注传统宏观指标的同时，也以人民的生活状况为基础来衡量和管理经济。

GDP 告诉我们经济有多大，而“人民经济”则告诉我们人民生活得有多好。不幸的是，每一次重大全球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冠病疫情，以及疫情后的生活成本飙升——都进一步拉大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感之间的差距。

因此，尽管危机后许多国家的GDP都实现了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具有广泛性。在许多国家，普通民众摆脱日常困境的能力被削弱，部分原因是工资增长未能跟上物价上涨，导致他们缺乏经济安全感。当经济增长集中在某些特定行业时，也会让许多家庭被排除在外，无法享有相应的经济机会。

将“人民经济”置于核心位置，使经济政策重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相连接。它本质上是对现实生活的回应，而非真正的意识形态转变——但这对国家稳定具有重大影响，因为当信任崩塌时，民粹主义甚至极端主义会迅速填补这一空白。

这一现象对西方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害。如果在马来西亚扎根，其后果将是致命的。

通过同理心与正确叙事重建信任

如果社区缺乏信任，我们不仅难以生存，更无从谈起繁荣。重建信任需要政府稳步、可靠地交付成果，同时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可持续且广泛的经济增长。

同时，清晰的“人民经济”叙事至关重要，尤其在于向民众表明政府理解他们的痛苦，并正在采取或已经采取措施应对。否则，这一空白很容易被愤怒、愤世嫉俗，以及将一切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情绪填满。

当人民相信政府理解他们的需求并为他们的利益行事时，他们会更支持改革及其所需的各种转型。

讲好“人民经济”的语言

关于“人民经济”的沟通必须始于认同与肯定。人民需要的是诚实，而非粉饰；共情，而非说教；切实可行的帮助，而非空洞的辞令。

政策和宣传都必须从“项目本身”转向“实际成果”，并将GDP增长与广泛的社会影响联系起来。核心问题始终应是：这项政策能否让普通马来西亚人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更轻松？

政策和宣传还必须诚实地承认各种制约因素，避免防御性态度，并将各项举措与具体执行和明确成果紧密关联。

毫无疑问，经验往往比叙事更有说服力。如果政府先解释而后行动，其信息很可能会被视作粉饰。只有实际的行动才能建立可信度，而有了可信度，沟通才能真正有效。

虽然“昌明经济”框架确实强调了生活成本、定向补贴和家庭收入，但相关叙事仍在不断发展中。政府越快将其重新诠释为“人民经济”，我们就能越快实现所需的清晰认知，从而帮助马来西亚重建信任、强化治理，并在未来维持政治合法性。

归根结底，当经济政策不仅以宏观指标衡量，也以民众的实际生活体验为衡量标准时，经济增长对大众才更具意义，信任也才能得以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