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百之殇/02】记住这段沉重的伤痛──他们是村民,是幸存者,更是历史的见证者


当双溪立百新村全村人都落慌撤离时,有4名村民担起了留守者的角色,守护新村不被人趁火打劫,其中一位就是现年66岁的刘国平。
他提到,武吉不兰律新村比双溪立百新村更早撤离,随后发生民宅被爆窃,于是他与3位村民就自愿留下来看守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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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都走了,我们留下来守住空村
刘国平忆述,“那时候所有人都要撤离,为了不被人发现,我们偷偷住在福龙宫神庙。后来警察巡逻时发现我们在庙里,以为我们是偷跑回来,就问我们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我们说要留下来看守,警察听后就默许留下来。”
他感慨,在留守期间,以前热闹的村子,夜晚犹如死城,没有一点人声,只要听到有狗吠声,他们就循声去巡逻。
一开始他们也没有想到会维持两三个月那么久,本以为风波几天就会平息,但随着疫情越演越烈,即使政府没有宣布撤离,村民也都害怕地离开,整条村入夜后变得黑漆漆一片,只有他们居住的庙里有灯光,时间就这样慢慢的流走了。
当疫情告一段落后,2020年马大医药中心要进行立百病毒研究计划,找来25位康复者及25位未染疫者做检查,才发现这4名村民体内竟然有抗体,意味着他们也曾经染疫,只是当时可能免疫能力强而没有出现症状。
面前这位身子硬朗的他笑说:“当时才38岁,抵抗力比较好,所以才没有事!”

目睹毁猪行动──活埋生猪,场面残忍
提起那段守村的日子,刘国平表示,当时政府说是蚊子传染JE,因此初期很多村民白天仍然回来喂猪,一入夜就马上离开。当疫情开始严重时,有的村民全副保护服回来处理猪尸,结果不幸染疫身亡,政府随后就全面禁止人入村。
守了两个月左右,村民陆续回家,他们也功成身退。
不过,他提到,刚开始以为是蚊子传染疾病,与猪只无关,所以看守期间他还去过无人喂养的猪寮,杀过一头猪供他们自用,如今回想起来真是侥幸。
刘国平是一名抓猪员,负责把猪抓进猪笼、过秤然后送上罗里。疫情之中,让他感触最深的一幕,就是看到毁猪行动的残忍。
“刚开始政府是用枪射杀,但后来数目太多了,就用活埋方式,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工人用神手把猪都推到坑活埋。掉进坑里的猪都挣扎求存,不断要爬上来,神手司机下不了手活埋它们,于是就用挖斗……(无法用文字叙述),我受不了就马上离开。之后再遇到神手司机,他跟我说回家吃不下东西,觉得非常内疚,哪怕是过了这么多年,那一幕依然历历在目!”
包久清也说:“我妈妈也是自那以后就不再吃猪肉!”

看着朋友一个个病逝,再也回不到从前
刘国平表示,当初全村撤离时,家人都叫他一起撤离,但他坚持留守,最后家人只好各自撤离。
“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死或害怕,只想到可以为村子做些事。因为我是抓猪的,所以当军警进来毁猪时,就叫我带领他们到各猪寮。当毁猪行动进行到十多天时,全村弥漫着浓烈臭味,我们必须一直戴着口罩。”
正如前文包久清所说的,家乡一夜间变色,刘国平也是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病逝,有的甚至是父子俱亡。其中一名朋友一开始就已经撤离,却没察觉自己已经感染,一个多月后搬回来以为逃过一劫,岂料之后却病发身亡。
不过,他欣慰家人都没有受感染,家里只有他一人从事与养猪业有关的工作。
当养猪业不复在时,他曾卖过熟食,之后找到运送猪只的工作,一直做到现在,也一直住在这里,从未离开过。
“我没有养猪,只是失业而已,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对猪农来说可是家破人亡,很多猪农生意倒了,还欠下一大笔饲料债务。现在回流的村民也只是七八成,一些已经往外发展的村民也不再回来。”

有趣的路,以本地水果命名
踏入立百新村,很快便发现这里的路名很有特色,不光是因为它有中文字,而是这里的路都是用本地水果命名,如香蕉路、榴梿路等。
谈起这个有趣现象,刘国平说:“这是因为在1990年之前,新村是没有路名的,村里约100间屋子的地址,都是以门牌或地段编号来辨识,外人进来很难找到要去的地方或屋子。后来村委会开会,认为必须要有路名,而且最好是要有中文路牌,因为老一代村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
“经过讨论后,村委会决定用本地水果命名,把新村13条路分别用13种本地水果命名,除了中文字,还加上有关水果的图片,也可借此推广本地水果。”

疫情暴发,“神明叫我们赶紧走”
大半辈子都在养猪的高德辉(72岁),如今已经退休在家,与太太住在双溪立百新村老家,把家后面以前是猪舍的地段开辟为油棕园,闲来就研究如何种出好吃的黄梨、番石榴等水果,谈起那一场疫情已经是风轻云淡。
小时家境欠佳,高德辉13岁开始就与哥哥一起养猪,从两头猪开始养,最高峰养了二千多头猪,可是一场疫情一切都归零。
很多老一辈的猪农谈起当年的疫情时,仍然会说“JE”,高德辉就是其中一位。
他说:“JE之后,我停了5年(养猪),直至后来我太太与朋友接管了马六甲的小型养猪场后,我才重新回到养猪业。”

尽管亲自打理养猪场,但高德辉没有染疫,反而哥哥与孩子被感染。
他记得撤离的那个早上,养猪场一切如常,其中一头母猪还生了一窝小猪。彼时侄子已经有症状,在六神无主下就去求神。
“神明叫我们赶紧走,不要再留在这里,所以我们两家人就马上离开。我们只收拾了几件衣服和带了一些钱就去岳父家暂住,那是3月中的事情,疫情已经开始大暴发。”
他感叹,当时大家眼见情况越来越严重,心都慌了,所以很多人去问神,也有的人吃箭猪枣、擦猪毛丹,什么方法都去试。
“我对面养猪场的两夫妇,因为要埋猪而没有离开,结果丈夫第二天就病逝了。”
他提到,自己是过敏体质,当时口罩还不普遍,每回去猪寮工作都会用面巾包裹脸部,可能因而让他逃过一劫。

几十年心血没了,前路茫茫
尽管有瓦遮头,但始终不如自家自在,在岳父家住了一个多月后,他们就搬回老家,幸好屋子没有被爆窃,但隔壁的饲料厂就乱成一团,还有一只已经干枯的死猪骸骨。
“我们回去的时候,村子还弥漫着浓烈臭味,整条路只有我们一家回来,那股臭味持续了整年才消失,所以我们日夜都关着门,每天早上都量体温,生怕发高烧。”
眼看着猪只全毁了,几十年的心血全都没有了,家中5个孩子还小,一家七口要吃饭,高德辉心情是无比沮丧、忧愁。
“幸好当时政府有很多援助,所以我就每天载人去各个单位申请援助金与资助,渡过难关。”
所谓“马死落地行”,一生只做过养猪一份工作的高德辉,四处找工作,后来找到饲料的工作,做了几个月后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养鸡场做主管,生活总算安定下来。

重操猪业,怕也要干
在养鸡场工作了5年后,因为太太接管一个养猪场忙不过来,就让他辞职重操故业,他把人生最后的10年工作时间,就交给了这个养猪场。
他感叹,养猪业是风险很高的行业,银行既不会贷款,也要面对猪病问题,还有政策诸多限制,所以在马六甲发生消除养猪业风波后,他们夫妻就把养猪场卖掉,回到新村过退休生活。
询及立百疫情之后再次投入养猪业,难道不害怕吗?他笑说:“怕是怕,但当时孩子还小,现实所迫啊。不过也因为已经有过经验,所以更加谨慎。”
“你都不知道,刚回来时我整个月睡不着,不但愁未来生计,还有一身负债,孩子又小,也没有其他工作技能,真是压力大得睡不着觉。不过,最重要是一家人都没有事。”
高德辉与包久清的父亲包宜垄是相识数十载的挚友,当后者出现高烧症状时,还是他们两夫妇火速把包宜垄送到马大医药中心,可惜最终不治,令他们深感惋惜。
“眼看一个个亲友离世,在那个当下是无法想像可以做些什么,能够活下来就很好!”

以为日本脑炎,做足防蚊措施
如今的立百新村村长曾凯莉,原是武吉不兰律居民,当年发生事故时她只有10岁,但那一年经历的事情足以让她铭记一生。
曾凯莉的父亲是小猪农,养了百多头猪,住家后面的猪寮,是她与手足放学后嬉戏的地方,书包一抛,换下校服就马上到猪寮给猪冲凉,喂食,这些工作对他们而言是玩乐,一点也不觉得苦。
“所以当风波平息后,我们重新回来生活,家里的猪都没有了,放学后反而觉得若有所失!而且不但猪没有了,所有猫、狗、鸡等一切生物都没有了,整个新村没有了生气!”

疫情发生后,很多猪农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即便已经撤离了,每天都会回来喂猪,看看猪只的情况,曾凯莉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开始时隔几天就会回去喂养,直到完全封锁为止。也因为如此,后期很多猪农染疫身亡。”
“好像我舅舅,他也是回去照看猪,当时有戴面罩,但是不小心跌倒,面罩脱落,可能因此而感染,当天晚上就发高烧,送院后昏迷,一周后去世,之后我们就禁止爸爸再回去喂猪。”
她表示,那个时候还没有毁猪,但有些猪已经出现症状,大家心里有数会全部被毁掉,可是当下大家都很难接受这个结局,因为前面欠下的饲料费与医药费未清,猪还没有卖出就要全部毁掉,大家心里都很舍不得。

从撤离到回村,面目全非──住家爆窃,猪寮荒废,水井封死
年纪小的曾凯莉,当时只知道死了很多人,但不知道情况那么严重,直至舅舅染疫身亡,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当时大家都盛传是JE导致,妈妈就买了很多防蚊膏在家护身,出门都要涂,家里门窗都装上蚊纱,还接种JE疫苗,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
“我还记得撤离那一天,放学回家后妈妈就叫我们收拾衣物搬去波德申暂住,当天下午我们举家撤离。我们在外面住了两个多月,重新回来时猪寮被毁掉,家里被爆窃,我们的扑满也被偷走。”
“我家后面的水井(水池),以前是用来装水给猪冲凉的。当政府展开毁猪行动后,把射杀了的猪只丢到水井里,然后把水井封死,所以当我们刚回来的时候,会嗅到臭味。不过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建起屋子了。”
除了舅舅染疫去世,她的堂叔也感染病毒,虽保住性命,却瘫痪了二十多年,4年前才离世。在疫情期间去世的人,遗体带回家时已经封棺,只有一面玻璃让人瞻仰遗容,就如冠病疫情时一样,丧礼从简。

疫情改变了新村的生活
她表示,自从养猪业被重创后,武吉不兰律的年轻人都往外发展,适逢当时开发吉隆坡国际机场,很多年轻人都到机场工作。如今新村只剩下老人与小孩,昔日的猪寮则改为种植农作物,也有人在养牛蛙。
撤离新村后,她曾经转学到波德申念小学,当时的人不理解发生什么事,以为立百病毒会人传人因而躲避她。
她表示,疫情结束后,新村经过两三年后才恢复正常,人口才逐渐回流。
“如果要说对新村的改变,我觉得是人流。以前卖车的经纪是到新村来服务,村口有一间银行是每逢猪农出猪(售卖)后就拿着钱去存款。没了养猪业后,那间银行也结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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