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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丽玲

去年某天,有朋友说她先生的手术费被保险公司拒赔,她要向国家银行投诉。在那之前我不知道,原来跟保险公司的争议是可以向国行投诉的。 虽没特意记下,无意识间我原来已把这个有用信息收在脑海里某个记忆抽屉。两个月前,当朋友意外骨折送院,在跟语气没有半点同理,做事不给力的保险公司客服人员议论时,那个抽屉突然在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的驱动下打开了,我脱口而出:“我是可以向国行投诉的……” 那句话说了之后没多久就收到保险公司回电,换了另一个人,这次语气友善许多,很有耐心地说明,我们当时的选项。 也可能是多亏了那句“狠话”,第二天转院后虽然又等了很久,保险公司总算是把担保信发送给医院。朋友终于可以安心进院开刀。 最大笔的医药费有保险公司的信函担保,但前前后后还是有各种病人先支付,之后可以理赔的费用。朋友脚伤未愈,又要回国了,所以我让他签好授权信,我在马来西亚帮他处理。 原本应该是很简单的事——都已经确认是意外,保险公司没有拒赔的理由。我以为只要把所有相关文件整理好,提交给保险公司,就等审核通过,钱转账到银行户头。 殊不知,那却是另一个让人抓狂过程的开始。 由于保险条款里写明,申请理赔的文件必须在事故发生后30天内提交,我于是决定把要理赔的费用分作两批提交——至少先索回第一笔也是最大金额的住院费。 两批文件提交的时间间隔10天左右。文件提交过后,除了一次收到电邮要求我邮寄正本文件到他们的办事处外,剩下的尽是各种延误和借口,更甚的是:不回复。 保险公司理赔部门职员的工作态度,让我想起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的一句对白,说某人是“属牙膏的,不挤不出来”。 等你说:“算了,我放弃!” 文件寄出宛如石沉大海,打电话去追问,对方要求你再寄一次,然后继续“已读不回”。似乎在挑战你的耐性,等你说:“算了,我放弃!” 第二批文件寄出3个星期后,我再发电邮下最后通牒:再不给我一个确切的给付日期,我就要跟国行投诉了。 当你以为说了狠话他们就会怕时,并没有,照样的音讯全无。一直到我上国行的投诉网站提出投诉,然后电邮通知保险公司后几小时,终于收到回信说“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是,那也是部分金额而已。剩下的赔款,还要等到国行下指示,限定保险公司在14天内解决后,他们才终于甘愿审核给付。 这次的经验固然令人很不快,但从好的方面看,就是让我学到几件重要的事。第一,保险方一定要备妥理赔所需的文件,如医生的诊断书、医疗收据等。第二,根据国行规定(Claims Settlement Practices),非汽车保险的理赔,保险公司必须在收到相关文件14天内完成。保险公司屡次用职员离职、请假等内部人事问题敷衍我,但那些都只是借口,不是拖延理赔的理由。 再来,国行这个监管机构有保护消费者的政策和机制,需要时应善加利用,维护我们的权益。虽然我也知道,对很多普罗大众来说,这可能太复杂、太麻烦。 老实说,我也是多亏了我那热心又足智多谋的军师Gemini,出谋献策又帮忙写信,省下许多时间和力气。不过,人工智能帮忙写的信,绝对有必要自己检查一次,免得细节与事实不符,或把话说太满了。
7天前
最近这一年来都在我家楼下,一家韩国人开的美发院里,让一位印尼大姐剪头发。老实说,第一次去那儿剪发时,心里有个小小的种族歧视的声音,生怕头发被剪坏了。幸好,心里有另一个理智的声音跳出来制止那个小恶魔:担忧的心情只会传送负面频率给美发师,反而造成她失手。放下无谓的担心,静待成果就好。 最后成果让我满意,从此一试成主顾。 这位印尼籍美发师来马工作多年,已是奶奶级人物。她有件事让我深深佩服:她仅靠看 YouTube,就学会说流利韩语。厉害!厉害!有一次她跟我说,她有个也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女儿,正在学英文。“但她就整天看着书本学,不敢说出口,怎么可能学得好呢?” 不愧是靠YouTube就学会说外语的天才,这说法太有见地了。 有趣的是,对于韩语,她会听和说,却没学读和写;刚好是我的相反——我会读和写,却不会说,也听不懂。韩文是拼音文字,只要记得字母,读写就不是大问题。当然,我所谓的“会读”,是非常慢速的那种。而且,读出来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两人如果一起去韩国旅行的话,大概就是互补的最佳拍档。像小学课本里读过的“瞎子背瘸子一起逃离火场”的故事那样。 这种互补互助的情景,多年前我在一家学习中心工作时就看过。中心里有个印裔少年有阅读障碍,当瑞典籍义工和他一起作马来文阅读练习时,后者读出内容,少年再以他有限的英语能力,向义工解释那是什么意思。我在一旁看,觉得这种自然而然发生的合作太有趣了。 我一直相信,学会一种新语言,就像推开一扇新世界的门——门后是新的自己、新的机会。如我的印尼美发师,她的美发技能,加上她的语文能力,跟她其他同样来马来西亚打拼的同胞相比,她肯定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与环境。 沟通障碍源于态度 话说回来,有语言能力的加持,在与他人沟通时固然是个优势,却可能未必是个关键。我曾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一位马来同胞去中国旅行,在某个旅游胜地偶遇一位中国女士,两人语言不通,却鸡同鸭讲聊了起来。像我们华语和马来语皆通的话,就知道他们两人根本各说各话,聊天内容完全没交集;但听起来双方都聊得很开心,听者也不禁莞尔。 他们之间能愉快地交流,靠的不是语言,而是双方的善意和开放的心态。 写稿之际正夯的中国乘客在亚航飞机上情绪失控事件中,当事人因第一时间去调解的空服员不谙中文而发飙,大声控诉“国际航班的空服员怎能不懂中文”,坚持要对方说中文。 因为中国的崛起,中文的地位可能真的今非昔比;但中文还未取代英文作为国际语言的地位,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那位中国女士不懂英文不是问题,但期待所有人都懂中文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吧?实际上,若非她情绪失控,我想同一班机上众多马来西亚华人,总有人能帮忙即时翻译,即便所有机组人员都不懂中文都不会是问题。 然而,当她以声量和语气告诉大家“生人勿近”时,其他乘客自然不会靠近,空服员也不会让其他乘客介入,以免场面更失控。 由此可见,造成沟通障碍的不是语言,而是态度和素养呵。 如果那位女士当时可以控制一下她心中那个说“全世界都该配合我”的小恶魔,这场茶杯里的风波也不至于失控,升级成一场连累机上所有人要承担班机延误后果的闹剧了。
1月前
想像一个旅客访马期间跌倒骨折,手术出院后还需要依靠拐杖或助行器时,到了预订搭飞机回国的日子。他事先跟航空公司预订了轮椅服务,因为是亚航,当然不是免费的。即使是付费的,亚航也不会把轮椅推到机场入口等你,你要自己到亚航的值机柜台才能坐上轮椅。 去过吉隆坡国际机场的人都知道——无论是第一还是第二航站——从机场入口到值机柜台有多么远。那么,在拿到轮椅之前,行动不便的人要怎么移动? 机场的官网与社交媒体都写着:航站楼各处都可以找到免费轮椅;找不到的话,可以询问“友善的机场员工”。但现实是另一回事。我最近陪同一位行动不便的朋友前往机场,亲身验证了。 抵达机场后,我们随机问了一位保安人员,保安指向礼宾柜台。柜台人员说,要借轮椅需先付250令吉的抵押金,而且,只收现金。押金不是问题,然而,在这个连巴刹都可以使用电子钱包的时代,一个国际机场,却要求旅客随身携带数百令吉现金,才能获得最基础的辅助设备。 没250令吉现金,那就请你自己想办法,去亚航的V16号柜台,柜台人员说。 幸好我们提早出发去机场,尽管过程慌乱窘迫,最后总算让朋友及时登机。 之后,我左思右想都觉得不合理。正是因为无法行走或行走困难才需要轮椅,提供轮椅的地点,却设在行动不便者难以抵达的地方,我们的机场对行动不便人士太不友善了。于是当天下午,我写了一封电邮给机场公司,说明我的经历,提出问题所在,呼吁机场公司改善服务。 当天晚上我就收到回信,语气诚恳,承诺会从中学习,也会尽快调查我的投诉,所以希望我提供更多详情。我隔天回信,提供了对方要求的详情。我并非要针对任何个别员工,而是强调网上信息与现实的误差,并希望机场能对行动不便者友善一些。 再次收到回信是一周后,署名是另一个人。 回信首先说,我获取资料的网站不是机场公司的官方网页,要我参考他们的“授权管道”。接着重申,要借用轮椅需付250令吉的押金,那是机场方的SOP;但是,在机场的商场部分(gateway@klia2)借用的轮椅不能在机场的航站楼内使用。 初衷提醒却被推诿 那是一封语气傲慢、高高在上的回复。整封信没有回应我提出的核心问题:行动不便人士,如何从入口移动到提供轮椅的柜台? 回信者显然无意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透过“纠正资讯来源”这种技术性细节,将焦点从“服务缺失”转移到“投诉者的失误”上,借此逃避责任。回信者说我参考的不是官方网站,是想让投诉者觉得“啊,是我搞错了”,进而质疑自己的投诉是否成立。 的确,我原本参考的网站,虽然域名是klia2.com.my,却原来还真的不是机场的官方网站。然而,她所谓的“授权管道”也找不到“借用轮椅需先以现金支付250令吉押金”的说法,所以我提出的问题是的确存在的。 而“商场借用的轮椅不能在航站楼使用”的“澄清”(她的用词),简直莫名其妙,虽然我想现实中才不会有人去理这个规定。难道要人进入航站楼后,或飞或瞬间移动到值机柜台? 特地花时间写电邮去投诉,我的初衷是提醒机场公司问题所在,希望作为国家门户的机场和其他责任方改善设施和服务,提供一个真正无障碍的环境。结果却是收到一封推卸责任的回复,反而让我更想追究下去。 于是我回了一封语气更直接的电邮,重申我的诉求,还抄送了交通部长陆兆福。然后呢?至截稿为止,过了6个工作日,我还没收到回复,且拭目以待。
2月前
我的人生中,有两个过耳不忘的观念,对我面对焦虑和他人的方式有很深刻的影响。 很多年前,一个朋友给了我一片CD,里面收录一位法号为Ajahn Brahm英籍僧侣的演讲。我从未想过要修行,但对佛法并不抗拒。偶尔听听,颇有意思。Ajahn Brahm是在泰国出家的,后来去了澳洲。Ajahn是泰语,意思是老师或教授,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是“师父”吧? 忘了是不是跟那个朋友一起去的,总之我还去过八打灵再也加星路上的暹罗寺庙听 Ajahn Brahm的演讲。出席的信徒众多,大家席地而坐听他用英语说法。他的演讲平易近人、不说教,甚至可以说“不宗教”,再加上他的英式幽默,他说的道理很容易听进心里。我从他的演讲中学到两件我觉得终身受用的观念,都是只听过一次就明白,而且过了十多年还牢记在心的。 其一是不用担心还未发生的事。他以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来说明:因为预约了看牙医,他前一天就开始担心,害怕苦恼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结果,第二天去到诊所,牙医却临时有事取消了预约。之前一整天的担心都白折腾了。 两年前,我住的公寓的共同管理层宣布要给公寓的外墙刷新漆,看到公告时想到油漆工程进行时,窗外和阳台外会有油漆工人出没,门窗要关上,窗帘要拉紧,到时房子里没有自由流通的空气,也没有自然光。公告发出到实际开工间隔了好几个月,那段时间我一想到这事就有点烦,心里总忍不住抱怨:为什么要刷新漆?有必要吗? 然而,油漆工作实际开始后,情况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难受。整个工程虽耗时好几个月,我的单位受影响也就一两个星期。不便之处的确有,但也不至于有多不方便。之前的烦恼真是白白浪费了时间、精力和脑细胞呵。 两种观念对治内耗 第一个观念提醒自己不内耗;第二个从Ajahn Brahm学习到的观念则与人际关系有关。他点醒了我,在看待一个人时,宜区分行为和本性。如果某人的某个行为惹我们生气,比起用惩罚或让对方感到内疚来改变那人的行为,Ajahn Brahm建议我们运用善意和正念,来接纳那个不好的行为,并将之与当事人的本性区分。因为行为是发生在某个时间点的事,它是会过去的。这么一想,我们便能学习放下,不执著。 这个让我醍醐灌顶的说法,我觉得在儿童和青少年教育上特别重要。我们的社会常常习惯将一个人的行为无限上纲到对人本性的标签。不喜欢做功课、喜欢拖延的小孩,我们说他懒惰;调皮、爱作弄人,我们说他坏蛋。 这类的负面标签不仅无助于改善不好的行为,更可能让情况恶化。试想,如果我们一直被指责懒惰、坏蛋,久而久之我们自己的潜意识会不会就真的这样相信了? 话说回来,观念我是听懂了,也记住了;实践上却不是从此“得道”,永别烦恼。毕竟,凡人的惯性思维不是说断就能断的。只能反复提醒自己不必为还没发生的事情受苦,反复提醒自己一个人的某个行为,不等于他的全部。 烦恼即使仍在,反复的正念和转念练习,我想还是能让我们做到少一点对未来的忧虑,多一点专注于当下;少一点对他人贴标签,多一点对他人的谅解。
3月前
去年秋季开播的《那你来做做看啊》是让人每星期都热切期待更新的一部日剧,感觉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这样的连续剧了——虽然这只是不怎么热衷追剧的我的个人体感。 《那你来做做看啊》这个剧名听起来好像有点草率,像是某些不耐烦的政治人物的抱怨(总觉得有点耳熟,呵呵)。其实,这部剧改编自漫画,而原创漫画的书名就是《那你来做做看啊》。 虽是爱情喜剧,故事却是从女主角鲇美拒绝男主角胜男的求婚开始。我最近在研究故事要怎么说,才会让听者想继续听下去,想到这部剧的开头,顿时恍然大悟。但这里暂略过不谈。 套用剧中用词,这是一个“化石男”和“忍耐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化石男虽是21世纪的年轻人,高大帅气、事业有成,但观念、想法、行为都很“老硞硞”,仿佛是从昭和年代穿越来的大男人主义者。本性不坏,却喜欢以高姿态对别人做的东西评头论足,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自己是在给他人善意批评。 比如,女友做好了晚餐,他吃得津津有味之余,却偏偏要加一句评论:“硬要说的话……(观众已急得想要穿过荧幕去摀住他的嘴了)就是今天的菜都是棕色的,配色太单调了。”他就是有这种别人已经在心里翻白眼,他却还在沾沾自喜的习性。 因为女友是忍耐女,交往多年一直把这些破事都忍下来了。只是,忍耐女也有自己的问题。她从小就立志要嫁给一个“好对象”,所谓的好对象是根据世俗的标准,而不是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为了这个目标,她做了很多努力,结果是练就了压抑自己、讨好他人的性格,到最后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喜欢什么,都不知道了。 忍耐女终于说不行 虽然如此,就在被求婚的那一刻,她心中那被压抑多年的小小的声音还是发声了,于是她回了一句:“不行。”回到两人的住所,收拾行李走了,留下愕然的化石男。 虽说是爱情喜剧,戏肉却是分手后两人的成长故事。比如,化石男分手后机缘巧合下开始学料理,动手学做自己最爱的筑前煮时,才发现之前自己(只靠一张嘴)坚持的高汤一定要自己熬煮,不能用市售高汤粉;红萝卜要雕出漂亮的花等等,是多么费时费力费心,而且费时费力费心后还未必做得好的事。 剧中演员都演得很好,但最特出的还是饰演男主角胜男的竹内凉真,毕竟能把一个拥有讨人厌性格的角色演得传神却讨喜,是需要一定功力的。 令人一面吐槽,一面忍俊不住的,是一再出现的剧中剧。即使剧情和人物的打扮都老土又荒谬——比如,已跳崖堕海的角色,不知过了多久又突然从海中若无其事地走出来,身上还披着一条海带,噗!即便如此,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胜男却不厌其烦一看再看,连求婚都要完美复制剧中场景和氛围。不愧是化石男呵! 行文至此,想到这期专栏刊出时已接近农历新年,名义上是喜庆佳节,现实里却是许多华人女性的梦靥。所以,最后希望所有自己的努力和忍耐都不被看见,都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人,都有说“那你来做做看啊”的底气。
4月前
第一次听到《纳瓦尔宝典》这个书名时,我还以为这是本关于古人智慧的书,只因纳瓦尔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古典呵。 纳瓦尔(Naval Ravikant)的确是位有睿智的人,但他不是古人,而是个跟我差不多年龄的矽谷投资家——是我孤陋寡闻了。 这本书我没读过,但听过其出版的契机。书既不是他写,也是他写。怎么说?原来那是他长年在推特(现称X)上发表的推文的集大成。某天,他的一位粉丝在推特上提议,把你的推文整理成书好吗?他说,好啊。然后,就出了这本书。 书和推文我都没读过,倒是断断续续听了一些他的访谈。我喜欢他独特的创见,认不认同我想不重要,反而是那其中激发我更深入思考的哲思和启发性更有意思。 他对冥想这件事的看法,是最早让我印象深刻的。他说,冥想不外乎是个“什么都不做的艺术”——尽管人们爱纠结于怎么冥想、要冥想多久这类问题上。 他说,我们在人生中经历许多,有些事情可能是我们需要处理或花点时间思考的,但因为忙碌,这些未解事项就像来不及处理的电邮那样一再叠加,10年、20年或更久。当我们坐下来冥想时,这些事项就会一一涌现,吓坏自己,让我们只想逃避。 他将冥想视为一种自我疗程,相对于花钱请治疗师聆听你,冥想是自己聆听自己。像处理那些长年累积的未处理邮件那样,一一聆听自己那些未解的人生议题,直到“未读邮件”归零的那天。那时脑中不再浮现杂念,那时冥想终于开始了。 我不是冥想的专家,也没有固定冥想的习惯。我只是相信,冥想不一定要特定的形式或特定的时长才算数。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能专注于当下,即使只有一秒的时间,那也是一种冥想状态了。所以听纳瓦尔德谈冥想时,我颇有共鸣。 快乐的有钱人秘籍 纳瓦尔号称是个快乐的有钱人,《纳瓦尔宝典》原文版书名的副题便是“财富与幸福指南”。他曾在访谈中说,如果现在他因为某个原因突然变得一无所有,无论把他放在何处,只要那是个英文通行的地方,他就能在5到10年内再次变得富有,因为他认为自己已掌握创造财富的技能。 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他对财富的见解当然有许多我们能借鉴的。比如,他强调利用杠杆致富,比起传统的资金和人力杠杆,今时今日我们还可以利用两种更普遍、更易取得的杠杆——代码和媒体。这套理论我就觉得很有参考价值。 有钱以后未必会快乐,如果有钱后依然有许多有待满足的欲望,那很可能只会成为一个焦虑的有钱人。纳瓦尔说,无尽的欲望会让人不平静、不快乐。但欲望也不一定是不好的,欲望也可以是驱动我们向前的动力。不过,纳瓦尔建议我们同个时候只专注在一个欲望就好了,其他的就放手吧。 他花了8年的时间,把原本悲观的自己改变成一个乐观的人,因而找到快乐。怎么做呢?首先,他把获得快乐视作优先事项,然后刻意练习,去看每一件事好的一面。他说,正面的想法在我们脑海里逗留的时间往往比负面想法短得多,用正面角度看事情,脑中杂念会变少;杂念少,心自然平静;心一平静,人就快乐了。正念一开始需要强迫自己练习,日久有功,后来就成了他的“第二本性”。 金钱和快乐,哪个比较容易获得呢?我觉得是后者,你呢?
5月前
马达加斯加这5个字会让你想到什么? 韩剧《请回答1988》的主角,本来被选中担任汉城奥运会开幕式的举牌小姐,虽然大家都不知道她负责的马达加斯加是什么国家。然而,她满心期待的高光时刻终究没来,因为马达加斯加临阵决定不参赛了。这段“放飞机”的情节,我还查过,是真有其事呢。 又或是,这5个字会让你想到一部同名好莱坞动画片,描述逃出纽约动物园的4只动物——狮子、斑马、河马和长颈鹿——阴差阳错流落到马达加斯加的故事? 我则是还会想起猴面包树和狐猴,这是多年前看韩国实境秀《金炳万的丛林法则》后留下的深刻印象。树干粗壮笔直的猴面包树,魔幻的外型,像是长反了,如一个阿拉伯神话故事所说的:恶魔把猴面包树拔起,将其枝干插进泥土里,把根留在空中。这世上所知的9个品种的猴面包树中,有6种是这座岛独有的。 狐猴有可爱的长相、蹲坐的姿势很“大爷”,但最让我难忘的是它们用双腿蹦一下蹦一下横向跳跃的移动方式。不过,不是所有狐猴都是横行一族,只有几种是这样“走路”的,最有名的是被昵称为“跳舞狐猴”的sifaka。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狐猴种类,大概就是在动画片《马达加斯加》里热唱“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的环尾狐猴了。 马达加斯加是以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而著称的国家。资料显示,在岛上已发现的约20万种物种中,大约15万种是当地独有的,包括狐猴、一些特有的青蛙种类和一半种类的变色龙。原因是这座岛在约1亿6千万年从非洲大陆,8千800万年前从印度分裂出来后,岛上的原生动植物就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下演化。 婆罗洲划来的祖先 马达加斯加位于非洲,与非洲大陆的东南岸隔着莫桑比克海峡,离最靠近的莫桑比克约400公里。从地理位置来看,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岛上最早的居民是从非洲大陆过来的吧?所以,当我最近读到最早踏上马达加斯加土地的人类,其实是来自婆罗洲的南岛语系(Austronesian)民族时,觉得太意外,太不可思议了。毕竟婆罗洲和马达加斯加距离超过7000公里,搭飞机都需时至少16个半小时呵! 马达加斯加的原住民马尔加什人的祖先,是在公元前2世纪至5世纪乘船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当时的船不是两千年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大船,而是一种称为舷外支架独木舟的小船。虽说是小船,在3000年前可是了不起的航海技术了,特别是还能漂洋过海7000公里,根本是壮举嘛。而且,有基因研究推断,最早抵达马达加斯加的人里,大部分是女性呢。 反倒是最靠近的非洲大陆,应该是因为缺乏造船技术,一直到南岛语族登陆一千多年后,才有非洲的班图人越过莫桑比克海峡抵达马达加斯加。 因为这些历史因素,虽远在非洲,马达加斯加今日的人口主要为亚非混血儿,官方语言为法文(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和马尔加什文(Malagasy),后者跟马来文一样同属南岛语系,据说有很多向马来文借用的单字。 因为这种种因素,觉得马达加斯加真是个有趣又神奇的地方呵。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面向,经济和政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6月前
读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Chimpanzee (中文版书名为《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学到两个新单字:pidgin和creole。中文世界把这两个字分别音译为“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 皮钦语指的不是某个特定的语言,而只是一种语言分类。当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们,因为贸易、工作或其他目的,发展出一种新语言来进行基本沟通时,一种皮钦语就诞生了。因此,没有人是以皮钦语为母语的。皮钦语的出现,通常是当较弱势的人群需要与主导或支配的人群沟通,却没有资源和机会好好地学习后者的语言时,就会发展出以主导方的语言为基础,使用简单基本的词汇和简化文法的新语言。 书中引用的语言学家Derek Bickerton在夏威夷的研究:19世纪末,夏威夷甘蔗园业主从中国、菲律宾、日本、韩国、葡萄牙和波多黎各引入大量劳工。这些说着不同语言的移工在保留各自母语的同时,也学了在当地通用的以英语为基础的皮钦语。在那个语言混杂的环境下成长的小孩,如果父母的母语相同,至少可以在家里学到一种“正常的语言”;但如果父母的母语不同,小孩就无论在家或在外都只能学到词汇和文法皆有限的皮钦语。同时,说英语的园主们只想剥削压榨移工,没打算让他们与他们的孩子学习正统的英语。在如此情况下,移工的第二代自然而然地将皮钦语扩大发展成一个新的克里奥尔语。 Manglish也是克里奥尔 与皮钦语不同的是,克里奥尔语有一套连贯的文法、大量且稳定的词汇库,而且它们是有母语使用者的。比如以英语为基础的尼日利亚皮钦语(Nigerian Pidgin),就有约300至500万人以它为母语(虽名为皮钦语,但也已发展成克里奥尔语的规模)。而以法语为基础的海地克里奥尔语(Haitian Creole),不只有1300万使用者,还是海地两个官方语言之一。 我查了一下谷歌翻译,发现有海地克里奥尔语这个选项,不过却还没有尼日利亚皮钦语。再滑一滑语言选项,找戴蒙书中引以为例的Tok Pisin(旧称Neo-Melanesian),也有。 Tok Pisin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官方语言之一,据说是该国最广泛使用的语言。维基百科网站上有一张照片,显示两张巴布亚新几内亚一间酒店的房门挂牌,分别写着:Yu No Ken Kam Insait和Yu Ken Stretim Rum Nau,下面有个小括号,分别是:Do Not Disturb和Please Make Up Room。 前面那句其实我不需要注解,念出来就知道是You No Can Come Inside,立刻就能猜出是什么意思。第二句虽然可以轻易猜出rum是room、nau是now,stretim就不知道了(编按:有没有可能是straighten的意思?You can straighten room now,你现在可以收拾房间了)。 读到这里,你是不是也一样,想起我们熟悉的Manglish?是的,Manglish果然也是一种克里奥尔语喔。
7月前
“如果可以穿越,你想回去哪一年?” 曾在网上看到某韩国YouTuber问演员李栋旭这个问题。后者认真思考的当儿,前者却抢先回答:“我想回到2011年,那时比特币一枚只要一美元!” 这一问一答当然是为了博观众一笑,还有李栋旭用他的帅脸翻厌世白眼的娱乐效果;不过,如果说这是他真诚的答案,也合情合理,毕竟今天一枚比特币已经值10万美元以上了呀。 2011年时我肯定没听过比特币,第一次听到比特币是什么时候我也不记得了。我始终对比特币(以及其他加密货币)一知半解,只知道它需要区块链技术。 那是因为曾经读过的一篇报导,关于比特币开始暴涨后出现的一个名为One Coin的加密货币骗局。报导提到,在One Coin卖到沸沸扬扬后,诈骗集团才去招募一位区块链技术专家,专家马上识破这个所谓加密货币根本是假货——没有区块链技术,他们怎么可能生成加密货币?于是,我就牢牢记住了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关联性。 桥水基金的创立人达利欧(Ray Dalio)在其新书《How Countries Go Broke: The Big Cycle》(尚未有中文译本)里,将比特币归类为hardmoney,中译为硬通货,指那些能稳定保值的货币。为什么他将比特币视为与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同类的硬通货?是不是因为比特币也像黄金白银一样数量有限,不似纸币,开机印刷就可以制造新钞票? 比特币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一篇发表于2008年,署名Satoshi Nakamoto的论文里。中文世界根据这个名字的发音,将这个神秘人译成“中本聪”。实际上,这位神秘创始人虽自称是日本人,他的真实身分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发表论文一年后,他发布了第一个比特币软件,启动比特币金融系统,并发行了最早的50个比特币。比特币的供应上限已被固定在2100万枚——哪天第2100万枚比特币被挖出后,就再也挖不出新币了。原来如此,因为此稀缺性,所以它被当作是硬通货。 所谓的“比特币挖矿”,是透过电脑竞赛解题的方式,来验证和记录交易,同时产生新的比特币。最快解出非常复杂的哈希运算难题,并将交易打包进区块链的矿工就能获得新生成的比特币和交易手续费作为奖励。 人造神话 投机炒作 比特币早期参与的矿工可获得50个币,但这奖励每4年就会减半,从2009年到现在减半了4次后,现在的奖励只剩3.125个比特币。只是,2009年时比特币也不值几个钱——2010年时,在美国就有人用一万个比特币买了两个披萨。谁会想到十多年后比特币会被人炒到天价呢? 我又想起《人类大历史》作者哈拉瑞说的,人类拥有相信虚构的能力。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投机炒作一番。就像在17世纪的荷兰那次人类史上第一次的经济泡沫中,郁金香球茎因投机炒作价格狂飙,甚至达到一株郁金香球茎就能够买下一栋豪宅的程度。然后呢?然后就泡沫破裂啊。 至于现在比特币是不是也在形成一个泡沫,应该也是众说纷纭吧? 最后,必须要强调一点:本文纯属杂谈,对投资比特币毫无参考价值。
8月前
我几乎是一口气看完了Netflix竞技真人秀Final Draft(官方译名是《最后复活战》),对于很少一集接一集追剧的我来说,简直连自己都觉得很意外。 更何况,我这个人可是连奥运会,还有很多马来西亚人都兴致勃勃追看的羽球赛都几乎不看。更何况,出演Final Draft的25位日本退役运动员,(借用一下村上春树的语气)不是我自夸,我是一个人都不认识呀。 应该是刻意的吧,第一集的氛围营造上感觉有特意效仿或致敬《鱿鱼游戏》:一开始参赛者就被蒙上眼睛,分别被载到雪山的25个不同的出发点,没有主持人,只有不带情绪的女声广播告诉他们游戏规则。赛后,成功晋级的24位被带到一个纯白到待久了会让人神经衰弱的空间(强迫症或许会喜欢),那是参赛者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同样没有主持人,同样只有不带情绪的广播。 第二关在“粉红舞台”举行,这个粉红色同样让人想起《鱿鱼游戏》——面具士兵们的制服颜色。参赛者们站在高台上,环绕着圆台的是24条滑道。在这里,他们的任务是仰卧起坐——倒挂在约45度倾斜的滑道上,每5秒做一次仰卧起坐,用头点击上方的按键。做不到的话,用来固定双脚的装置就会松开,身体因此往下滑——淘汰!不过幸好,这不是《鱿鱼游戏》,没有粉红士兵在下面等着枪毙淘汰者。 不愧是运动员,这样高强度的仰卧起坐我是肯定一下都做不到的,但这一关的第一名你猜做了多少下?答案是:580下!当广播宣布已累积300下、400下、500下,已滑下去的被淘汰或顺利晋级但已撑不下去的选手们聚集在高台下,为还在努力的参赛者加油鼓励时,荧幕前的我顿时也觉得好热血啊。 就是这股热血让我一集一集追下去,虽然也有好些我想吐槽的地方。 首先,关卡的设计就是完全会让女选手们处于劣势。出演的几位女生当然本来也是运动员,其中包括曾得过奥运会金牌的女子摔角手登坂绘莉,她们的体能我相信比一般男性还优。但其他男性参赛者也都是运动员出身,先不论其他,单是体格这一点女生就很吃亏了。比如,攀爬架那一关,身高180公分以上,手长脚长者就是有天生优势嘛,简直人猿似的荡个三两下就到终点了。 女生全军覆没后的那一关虽是团体赛,却需要来回搬运20公斤的沙袋,再强的女生也很难与男性竞争吧?此外,接下来有好几关都牵涉力量的比拼,女生要在这个节目胜出的机会根本就微乎其微。节目组既然没打算给女生“活下去”(可能是我的小人之心),那干脆一开始全男班就好了,何必找几个女性运动员来当炮灰或点缀。 应该是为了节目效果,制作单位还特意搞分化,把参赛者依照获得的积分分成“上位”与“下位”两组。上段班入住有暖气和舒适大床的豪华帐篷,膳食是螃蟹、牛排等山珍海味;下段班的在大冬夜里睡简易帐篷(不晓得有没有暖气),食物是普通的饭团、咖哩、味噌汤。不过,总算是有好好给他们吃饭,寒冷的天气有提供热呼呼的味噌汤也算还有良心。 是对手也是伙伴 或许真人实境秀需要制造一些冲突、“抓马”(戏剧性效果),这是我对实境节目的固有印象。只是Final Draft的参加者感觉情绪都很稳定、思想很正面——是运动员的良好心理素质,还是因为日本社会强大集体意识的潜移默化? 总而言之,即使被不合理的赛制莫名其妙地淘汰,吃了亏的选手即使无奈也是心平气和地接受。即使有人受不了300万日圆(约8万5000令吉)的诱惑,中途拿了钱弃赛,选择留下的人也欣然接受冠军奖金被瓜分掉十分之一,既没责怪,也没对弃赛者酸言酸语。然而,没有冲突和“抓马”反而让我看得舒服。 而且,虽有几个看起来特别强的参赛者,却没有谁一路领先到最后,一直都有出乎意料的结果。我通常倾向支持黑马,看到个子偏小、年纪偏大的选手“爆冷”过关,甚是快慰。 看到最后,让我感动的是参赛者之间建立起的“绊”(日文念作kizuna,意指深刻的情感连结)。他们是竞争对手,也是伙伴。在全力以赴的赛事后,无论胜败,都为对手的拼搏喝彩。比起胜利,更可贵的是能与可敬的对手进行一场不留遗憾的比试。我想,这就是运动家精神。
9月前
虽然对车、赛车、一级方程式赛车(Formula One,又称 F1)都完全没兴趣,我还是去看了《F1: The Movie》。其中一个原因不外乎主演是毕彼得(Brad Pitt)——已经61岁了,依然又帅又有型。另一个原因是,听说电影不只是关于赛车而已。 看电影前,我对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认知是100%的门外汉:我以为速度就是一切,谁飙得最快就是冠军。当然,冠军奖杯的确是颁给最快冲线的车手,但原来那并不是车手一人的成就和荣誉,而是整个团队努力与合作的结果。 我很刘姥姥地发现,原来赛车的过程中要换轮胎。而且换轮胎也比速度,稍有延误——只是一两秒甚至更短时间的差异——都可能影响结果。所以,即使只是负责换轮胎,车队里的每个成员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车手的技术和速度固然重要,策略的巧妙运用,还有与同队另一位车手的配合、信任和默契也是关键因素。也是看了电影才知道的,原来不是在赛车场跑完一圈就定胜负,而是要开几十圈,圈数视赛车场跑道长度而定(可见我真的是对赛车一无所知)。在戏里,为了保车队里的新人车手进入十强,为整个赛季积分为零的车队争取他们迫切需要的一分,毕彼得策略性地在赛道上把“赛车变塞车”,堵着原本排位在前的车,硬生生把他们的车速拖慢。我不知道这种游走灰色地带(戏里的说法)的争议性计谋到底违不违规,但作为电影观众,我觉得很有娱乐性。 幸或不幸本人说了算 我原本以为《F1: The Movie》是个“失意落魄的中(老)年人咸鱼翻身的励志故事”。虽然要这么归类似乎也可以,但同时我又感觉不完全是这回事。毕彼得饰演的 Sonny Hayes虽然在前程似锦的年轻时代,因为在一场赛事中的严重事故从此退出F1赛事,之后的30年他经历了数次离婚,一度烂赌,还曾在纽约当德士司机。在被昔日好友邀请复出时,他以一辆小货车为家,靠参加一些非F1赛事赚取生活费。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这像是失败的人生。然而,世俗的看法和标准从来不是真理。他本人似乎就不觉得自己过得很不堪,也没看到他对人生有很多怨忿悔恨——即使多年前那场事故造成的创伤时不时仍困扰着他。 虽然被迫离开原本的赛道,他还是拥有超凡的开车技术,能让落后的车队扭转颓势。被瞧不起时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表现反转他人的质疑和偏见。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急着替自己辩解和证明自己的焦虑。睿智和从容并不是年纪大了就自然而然会有的,在我看来,那是比财富、社会地位、奖杯更得之不易的成就。 洒脱还是落魄,差别只在一念之间。而且,一个人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幸福或不幸,终究还是本人说了算的。 最后仿佛进入冥想状态的那段驰骋,我觉得很有意思。赛场的喧哗听不到了,所有的争夺和追逐都已过去,他全心全意专注在自己一生热爱的赛车这件事情上,胜负、荣耀、财富都不重要了。那瞬间,虽然在高速飙车,他却达到内心的平静,感觉自己在飞翔。 或许,那便是《心经》里“心无罣碍”的境界?
10月前
偶然间读到美国心理治疗大师维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题为〈当我内心足够强大〉的诗: “当我内心足够强大,你指责我,我感受到你的受伤;你讨好我,我看到你需要认可;你超理智,我体会你的脆弱和害怕;你打岔,我懂得你如此渴望被看到。 我内心足够强大,我不再防卫,所有力量,在我们之间自由流动,委屈,沮丧,内疚,悲伤,愤怒,痛苦,当它们自由流淌,我在悲伤里感到温暖,在愤怒里发现力量,在痛苦里看到希望。 当我内心足够强大,我不再攻击,我知道,当我不再伤害自己,便没有人可以伤害我;我放下武器,敞开心,当我的心,柔软起来,便在爱和慈悲里与你明亮而温暖地相遇。 原来,让内心强大,我只需要,看到自己,接纳我还不能做的,欣赏我已经做到的,并且相信,走过这个历程,终究可以活出自己,绽放自己。” 细细品读,深以为然。 内心足够强大的人情绪是稳定的。面对同样的一件事,情绪稳定和不稳定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花时间在厨房准备晚餐,家人来帮忙端菜上桌时却不小心手滑打翻了一道菜肴。碟子打破,菜也不能吃了。有些人的反应是破口大骂、大发雷霆,甚至指责肇事者“没用,一点小事都做不好”云云。一件小事因为一个人的情绪失控,升级成家庭风波,结果每个人心里都不好受。 情绪稳定的人大概会先确认有没有人被烫伤或割伤?如果没有,就把地板收拾干净,然后想想需不需要点个外卖加个菜。其实把专注力放在解决问题上的话,这不过就是一宗小意外,可以很容易解决,不需要让它破坏心情和家庭气氛。 一个人幸福与快乐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我想情绪稳定是一大关键。毕竟,要达到幸福快乐——不是那种中彩票或吃美食那种外部因素刺激而促成的短暂快乐;而是更长期、更持续性,无需发生什么好事也能从平凡日子里感受到的幸福快乐。 个人观察,一个人快不快乐,幸福与否,终究还是只有本人可以选择或决定,如诗中说的:“当我不再伤害自己,便没有人可以伤害我”。当我们总是看不见或忽视自己已拥有的,一直渴望着自己得不到的,一味地与他人攀比、羡慕他人时,内心就是一个永远都填不满的黑洞。这样的人,无论身边的人对他多好,想尽办法要让他快乐,所有努力结果都是枉然的。 回忆人生中遇到的好事吧 自己的情绪自己负责。同理,无论是多么亲密的关系,多么紧密的羁绊,我们也不好去期待谁能带给我们幸福和快乐。 然而,知易行难,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对于凡人而言也不是明白了就马上能做到的事。对我自己来说,我就发现自己时不时会去反刍曾经的创伤和一些不愉快的过往,即使已经决定不让那些自己控制不到的事变成人生的绊脚石。而这种反刍思维只会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中,扰乱心绪。 既然如此,就只能通过刻意且反复的练习来让自己跳脱这种让自己内耗的坏习惯。网路上有人说,在手腕上套一个橡胶圈,在自己一不留神又陷入这种内耗回圈时,拉起来狠狠弹自己一下,借由身体的疼痛转移注意力,打断反刍思维。 这可能是个不错的方法,却有点自虐,而且手腕上一直套着个橡胶圈也不舒服。有天饭后散步,走着走着意识到自己又开始去想令自己不快的事时,突然灵机一闪:想一件让自己微笑的事吧!境由心转,愉快的回忆让心变得柔软,世界也随之温暖明亮。 之后,为了应付下一次、下下一次的反刍作储备,我试着回想人生中遇到的其他好事、幸运的事和快乐时光,这样一想觉得自己其实运气还真不错。
11月前
最近因为马中90天互免签证这个课题,我连续读到好几篇担心中国人会因此来马抢饭碗的文章。我知道若中美贸易战无解,中国过剩的产能很大可能会倾销到其他国家,包括马来西亚。也知道中国“内卷”严重,卷到连我们这些不住中国的人对这两个字都能朗朗上口,反而少说“竞争激烈”了。 但是,提供中国游客90天免签这个便利,中国人就会大举来马抢工作?我不知道我们的市场是不是这么有吸引力,也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想来马跳飞机;我只是纳闷:那个豁免的是旅游签证,如果有外国人持着旅游签证抢你工作,去举报就好了嘛。让移民局逮捕违法的人,将他们递解出境,列入黑名单就好了。大家的担心是不是有点过虑了? 后来我听说,原来有人将“签证互免措施延长5年,误解为“中国游客可以免签证来马待上5年”,而且误读新闻的人还是上过大学的专业人士。 几个星期后,我无意中看到“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cy)这个词,立刻想起上述那位仁兄。 我们都知道,文盲是指不识字、无法读写的人。功能性文盲则有基本的读写能力,却不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和就业所需。美国教育部旗下的一个研究机构就将成人的读写能力(literacy)分为:基础之下、基础、中级和精通四个等级。 能阅读和理解简单文本内的信息、从资料中找出简单的数字信息并用简易的算数解题、比较两项活动的票价——不只要识字,还要懂得应用识字能力完成诸如此类的日常生活所需,才算得上是拥有“基础(功能性)读写能力”。 换言之,认得每个单字、知道它们个别的意思,却读不明白那些单字组成的简单句子,就算是功能性文盲了。又或者,给一个人10令吉让他去买5个鸡蛋、一包面粉、两把葱,即使有计算机他也算不出自己应该剩多少钱。就算他会加减乘除,也不代表能灵活应用在生活中——这也算是一种功能性文盲。 美国的统计显示,21%的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在英国则是18%!这些数字好惊人。而且,显然这现象并非英美独有,在全球各地,功能性文盲的人数都在上升中。 阅读有效改进功能性文盲 实际上,在马来西亚社会,我自己也观察到,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功能性读写能力也堪忧。他们无法掌握文章重点,读不出暗喻、反讽等语气,同时也难从他人立场思考。他们虽能阅读,但理解力停留在字面,往往错过语境与深意。 其他暂且不说,标题党中应该有不少上过大学吧?然而,他们却可以只看标题就大发阙词、胡乱转发。有此表现,是因为理解和判断力的不足,还是我们对教育的期望出了偏差? 幸好,功能性读写能力是能改进的,阅读就是有个有效的方法。我开始学日文不到一年时,还是个认得平假名、片假名和汉字但阅读能力有限的功能性文盲。某天,图书馆管理员阪本桑推荐了我一套从浅至深的读本,我从最入门的几本读起,几乎完读整套书后,又挑战了其他日文书。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读解能力进步快速,阅读日文文本的速度变快,也能充分理解内容,考读解时简直有如神助。 所以,即使在现今这个看视频学新知识或技能或许更便捷的时代,阅读这个“古老”方法,可能比较慢,且需要更多专注力和意志力,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让我们的理解力不会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渐渐退化。
1年前
如果外星人为了扩张版图或因为自己的星球住不下去,而要殖民地球掠夺资源的话,或许都不需要率军攻打地球。反之,只要利用人类自私、贪婪、愚昧、怕事等弱点,派几个卧底来地球误导煽动人类,可能就足以让人类自相残杀。人类自行毁灭后,外星人再来接收地球就可以了。 我跟朋友说了我这套外星人阴谋论时,朋友问:“你看过《三体》吗?”书没读过,倒是看过改编自小说的剧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一直与外星人保持联系沟通的Mike Evans对外星人说《小红帽》的故事时,外星人不能理解说谎和虚构这个概念。那一幕让我想起哈拉瑞写过……” “人类能统领地球,是因为他们有相信虚构的能力。”我还没说完,朋友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所以我很疑惑,不懂虚构这个概念的话,三体的外星人怎么会那么先进?” “所以《三体》的故事有个很大的破绽咯。” 是不是这样我不敢断论。总而言之,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人类大历史》里写过,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智人(homo sapiens)有想像力和相信虚构的集体信仰之能力。正因为这些独特的能力,人类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合作——从原始部落开始,到古代城市、教会、现代国家等超大型组织。 演算法加速散播仇恨 他说,神灵、国家、金钱、人权、法律、正义等等都是智人虚构出来的概念,它们并非山啊海啊这类客观存在;前者仅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想像与信仰之中。 第一次读到这个主张时,我是颇受震撼的。以钱为例,为什么一张纸可以比一袋米更有价值(比如,100令吉之于一袋10公斤的米)?如果不是有足够多人相信的话,钱就会变成废纸了。从古代的石头、贝壳,到今日的加密货币,的确各种型态的货币价值都是建立于人们的相信啊。 有趣的是,写这篇文章之时,哈拉瑞口中的“原始人工智能”——演算法——向我推送了一段他谈虚构与真相的访问视频。他在访问里称人工智能(AI)为alien intelligence,虽然alien的其中一个意思是外星人,但他用这个字形容是因为AI对大多数人类来说是完全陌生的。AI是无机的、有智能(intelligence)但没意识(consciousness)、它不像人类和其他动物是自然演化而来的。 此alien非彼alien。我们还未知会不会遇到外星人的此刻,却已经可以肯定,AI会对人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虽不否认AI有其正面的作用和价值,哈拉瑞更担心无节制无监管的AI发展。他在访问里透露,连一些投资发展AI的企业家都私下承认AI竞赛的危险,可是却不肯放慢脚步。只因他们不做别人也会做,他们不要被超越、不能落后。 AI危险,倒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机器人,拿武器攻打人类;但是AI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以一件已经在发生的事情为例:社交媒体为了增加用户的互动率,利用演算法推送内容,演算法进而发现散播仇恨、贪婪、恐惧的内容最能提高互动率,所以就一直推送这类内容,结果仇恨、贪婪、恐惧就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除此以外还有哪些危险呢?待我先去读一读哈拉瑞的新书《连结》(Nexus),以后有机会再谈。
1年前
Canadiano是什么?它是一个新词,加拿大人创造的新词。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猝不及防地首先用关税大刀攻击楼上楼下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加上特朗普视他国主权如无物,屡次吃加拿大豆腐,说它是美国的“第51个州”,一向好相处又忠诚乖巧的邻居小弟感觉被背叛了。 加拿大人生气了,除了在关税政策上怒怼回去,国民也自发杯葛美国产品,拒绝到美国旅行。还有,把美式咖啡Americano改名为Canadiano。 平日国内政治虽也像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吵吵闹闹,突然面对盟友的欺压,大家放下分歧,枪口一致朝外,让政府有足够底气应付危机。加拿大人值得一个大大的“赞”。 忘了是在哪里读过,好多年前就听说加拿大人出国时喜欢在行李或背包上贴自家国旗,倒不是因为他们很爱国,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被错认成美国人。毕竟,美加两国人自己会分辨口音中的差异,其他国家的人却很可能听不出来(我就无法分辨)。 他们讨厌美国吗?我想应该也未必。或许只是觉得“我的国家也不差”,不需要去攀附而已。 今时今日,相对于想当美国人的加拿大人,我猜想当加拿大人的美国人可能更多——即使美国财力、军力、影响力都远超加拿大。但这世界上,除了钱和权之外,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自由、平等、尊重多元等普世价值。如果要举个非抽象概念的例子的话,则加拿大的医疗福利比什么都讲钱的美国好太多。 20年前,我到加拿大旅行,朋友到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硕士班报到,我跟着去凑热闹。朋友去办手续时我独自在校园内晃悠,开学日各个学生社团都在招募会员,经过他们的摊子时,注意到有个社团的宗旨是争取魁北克省的独立。 我当时心想,不愧是真民主,充分尊重人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而不是动辄指控持不同意见者“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以逮捕、提控等行动打压不同的声音。 魁北克省独立运动的来龙去脉我不知道,只知道与其他省不同的是,魁北克是以说法语为主的,可能因此对加拿大这个英语系国家的认同感较低吧?虽说加拿大是英语系,其实法语也是官方语言,学校里两种语文都教。 一群阿谀奉承之徒 在不久前,美国也是个有自由的国家——即使我从来都不认为它是民主的典范。加拿大之旅的一年后,我受邀参加一个美国国务院赞助的考察团。第一站是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因为没有预约,到了白宫我们这个团只能在外面看看,无法入内参观。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导游当时说,白宫有一个建筑特色是为了强调美国总统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国王,人民比总统大。 对啊,这正是民主最基本的概念。然而,令人傻眼的是,特朗普再次上任还没两个月,白宫就在社交网站上贴出一张特朗普头戴皇冠的图片,还毫无羞耻感地附上“国王万岁”(Long Live the King)的字眼! 哇!现在的白宫里难道尽是一群阿谀奉承之徒,围绕着一个无法无天的自恋狂打转吗? 今年1月以来的事态发展,常让我想起加拿大小说家爱特伍(Margaret Atwood)在1985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不巧故事的舞台就在美国。难怪2016年和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这本书都在美国大卖。我只能祈盼,《使女的故事》里那些骇人情节永远留在小说里,不会成真。
1年前
农历新年期间和英国大学的友人聚餐,席间有人提到在网上订购榴梿,没想到送货上门的竟然是个猛男,让她惊为天人。由于她住的社区是我曾经住过多年的地方,我立刻联想到:“Alan Yun?”果然是。 我和Alan Yun袁锦伦并不相识,因为不爱榴梿所以也没跟他买过榴梿;只是曾经看到他在社区公园跑步。我倒是对他曾经在一支广告里饰演邮差这件事印象深刻,虽然已忘了是什么产品的广告,也不记得广告剧情了。 过了很多天后突然想起,在网上翻出了那支陈年广告。原来是洗发水广告,还是已故的知名导演Yasmin Ahmad的作品。这支以邮差为主角的广告,是以意大利电影 Il Postino(中译《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为灵感而创作的吧?毕竟,除了主角同样是邮差,背景音乐也取自后者。 《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还有另一部意大利电影《星光伴我心》(Cinema Paradiso),是当年让我喜欢上意大利的原因。 《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的主角,每天送信给流亡意大利小岛的智利诗人聂鲁达,两人后来成了朋友。聂鲁达还教他写情诗,邮差先生用情诗追求心仪的女生。我是从这部电影学会metaphor(隐喻)这个字;有好几年还因为这部电影而觉得邮差是一份浪漫的工作。 邮差要骑脚车送信才浪漫 当时被朋友笑说我神经病。想想也是,邮差要骑脚车送信才浪漫;但在马来西亚的天气下,骑脚踏车送信会热出一身臭汗,一点都不浪漫! 正好在读着的日本小说《如果这世界猫消失了》也来到了尾声,作者再次提起“我”的工作是邮差。书的开头有提到,但后来的内容并未触及他的工作,我几乎都忘了。 “贴上邮票,送出去。将信息传达。那一定是温暖的气息。吹着吹着,连自己也被温暖了。想传达的想法由我来运送。温暖地静静地,往幸福的地方去。”——这是“我”在最后想起自己选择邮差这份工作的初心时的感想。 这么说来小说的主人翁也是因为某种浪漫的情怀,而当起邮差的。 只是,30岁的“我”突然被诊断出脑里有颗瘤,活不过半年。看完医生回到家时发现来了个不速之客——一个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性格、作风和打扮却完全相反的人,一个自称是恶魔的人。恶魔告诉“我”第二天就是他的死期;但是,恶魔向他提出一项交易 ——让这世上某件东西消失,就可换取延长一日寿命。 对于这本川村元气的小说处女作,如果中间画条线,一边是喜欢/欣赏,一边是不喜欢/不欣赏,我还真不知道要站哪边好呢。 我喜欢书里偶尔出现的幽默,如被告知余命最多只剩半年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还差一个印章就能获得一次免费服务的按摩院积分卡,还有刚添购的卫生纸,因为都来不及用了。作者想传达的主旨似乎是他反复强调的“要得到什么就必须失去什么”;然而,给我较深印象的却是“失去时才懂得珍惜”。这个人性的坏习惯虽是事实,读来却感老生常谈,有点无趣。 而且,“我”的内心戏也未免太多了。我知道自己没资格说(深感庆幸),只是已经来到死亡悬崖边的人,以身边重要的东西交换几天活在这世上的时间。虽然最后他的确是有去见了想见的人,做了该做的事,他过多的内心纠结我读得有点累。或许是我不够同理心,也可能是自己婆妈性格的投射?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