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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在去公司途中收听一则约35分钟的新闻评述,说的是中东战争,顺道从中了解到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展开的战役所造成的航运和石油危机。 本该对时事的梳理,却被主播妙语如珠的新颖修辞,分散了注意力。我捕捉许多以前自己不会用到的用词,例如:肌肉记忆、没有之一、背靠背的协作关系、直球对决、惊掉下巴、已读不回、踩踏出逃等等。 这让我产生联想,如果40年前,那时我正当少年,我会用什么样的辞汇来表达和阐述呢?再将思绪调去古代,如果是穿越而来的古人,他们听得懂今天这样的新闻评述吗?经过整理,新闻的大意如下: 2026年2月28日凌晨,当世界还在沉睡,美国和以色列选择用最原始的“肌肉记忆”回应外交僵局,导弹代替谈判,硝烟取代对话。这场代号“史诗之怒”的军事行动,堪称当代中东冲突史上的最猛烈开局,没有之一。这造成伊朗最高领袖身亡,数千名革命卫队官兵殒命,超过320万平民流离失所。 美以此次“背靠背的协作关系”可谓精密到极致。这种“直球对决”式的正面交锋,彻底撕碎此前代理人战争的遮羞布;双方不再隔着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互相试探,而是直接瞄准对方的政治心脏和军事命脉。 导弹划破夜空、无人机密集出动、网络战同步展开,战争的烈度与复杂性,已让世界“惊掉下巴”。伊朗一所小学遭袭,175名学童丧生;德黑兰的伽利略医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戈勒斯坦宫接连受损;一艘参加完国际阅舰式的伊朗护卫舰在返航途中被美军潜艇击沉,104名水兵葬身印度洋。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外交场上的“已读不回”,行动上却频繁交锋。特朗普一边发言威胁,一边声称要亲自挑选伊朗下任最高领袖;伊朗则一边用弹道导弹回击美军基地,一边通过联合国放出和谈信号。孩童在废墟中哭喊,长者在避难所中等待援助,这些画面不断冲击国际社会的良知。 经济层面的“踩踏出逃”正在全球上演。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飙升,国际能源署被迫释放4亿桶战略储备;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设施遇袭后,欧洲气价暴涨40%。中东多国机场已因战火被迫关闭,美国国务院紧急呼吁侨民撤离。 历史将记住2026年这个春天:当外交沦为摆设,导弹成为语言,和平的代价便只能用鲜血来丈量。 我边听新闻边思量:同一场风暴,在不同的时代里,有什么不同的语境和叙述方式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肌肉记忆”。这是现代科学语言的产物,却被我们用来形容一切熟练与本能。仿佛经验已经刻进身体,无需思考便能完成。40年前,人们说“熟能生巧”或“操作纯熟”,强调的是反复练习后的结果。古人说:“运用自如”或“炉火纯青”。那已经不是技巧,而是一种境界,是人与事物之间的合一。 从“肌肉”到“技巧”,再到“境界”,语言背后,是人对“能力”的不同理解。 当我们强调极致时,会说“没有之一”。这是一个带有强调意味的断言,甚至带点情绪。40年前会说“首屈一指”。仍然是第一,却保留了一点余地与分寸。古人则说“独步天下”或者“举世无双”。语气更为高远,把“第一”写成一种历史位置。 同一个“第一”,现代更直接,旧时更稳重,古人更宏阔。 古人也会“已读不回” 至于合作关系,我们说“背靠背”。这是一个极具画面感的隐喻,两人相倚,各自面对不同方向的敌人。它强调的是一种即时的信任与分工。40年前的说法是“协同作战”。结构清晰,职责明确,像一套运行良好的系统。古人则说“相倚为势”或“呼应如一”。这不只是配合,更是一种气息相通的默契。 从“背靠背”,到“协同作战”,再到“相倚为势”,我们看到的是从具体画面,到制度运作,再到抽象关系的转变。 我们这一代人,说起冲突,喜欢用“直球对决”。四个字一出口,画面立刻清晰:不再试探,不再迂回,就是迎面而上,力量与力量的正面碰撞。它带着一种速度感,像镜头迅速推进,甚至还带点竞技意味,仿佛这世界不过是一场更高烈度的比赛。 若把时间往回拨40年,人们或许会说:这是“正面交锋”,是“对着干”。语气沉稳许多,少了几分戏剧张力,却多了几分判断的分量。那时的表达,更像一份报章社论,把事件放在秩序与逻辑之中,让人慢慢理解其来龙去脉。 再往前推,古人会说“短兵相接”。没有多余的修饰,却自有重量。兵器已近,生死在前,一切言语都收敛在这四个字之中。 再看情绪的表达。“惊掉下巴”是极具画面感的说法,甚至带一点夸张的幽默。当震惊变得日常,我们需要更强烈的词汇来唤起感受。40年前,人们说“目瞪口呆”“大为震惊”。情绪依然强烈,却更含蓄,不至于溢出。古人则说“骇然失色”。一个“失色”,就把震惊写进了面容与气息之中。没有肢体夸张,却让人心中一沉。 比如我们说“已读不回”。这原是一个属于手机屏幕的时代标记,却被借来形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冷漠与迟疑。40年前,人们说“置之不理”或“石沉大海”。那是一种经验判断:信发出去了,没有回音,大概也就如此。古人则说“默而不答”或“置若罔闻”。语气更为内敛,仿佛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拒绝。 同样是“没有回应”,现代像是对“即时性”的焦虑,旧时则更接近对“态度”的判断,而古人,则把它升华为一种“立场”。 现今混乱的时刻,我们说“踩踏出逃”。这个词带着强烈的视觉冲击:人群、恐慌、失序,一切在瞬间失控。40年前,人们说“仓皇奔逃”“争相逃生”。画面仍在,但稍稍收敛。古人说“奔走逃窜”“践踏相继”,把混乱的连锁反应写尽。 听着听着,我忽然意识到:语言并非静止的器物,而是一条随时代奔流的河。古人的词,我年少时的词和今日的词,各自携带着不同的气息与温度。语言的变迁,也折射出人心的转变。 同样一件事,在三种语境中展开,仿佛三种时间的叠影,也是一种三重唱。
2星期前
  每年SPM华文考试结束,总有一批学生走出考场时沉默不语。他们不是不会写,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写才“对”。这种“难考”的困惑,并非个别现象,而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华文试卷,越来越不像是在考华文。这已不再是零星抱怨,而是一种逐渐累积的共识。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难”。一门语言科目,本应有其深度与要求,也应引导学生理解文本、运用语言、提升思辨能力。但当“难”逐渐演变为“刁钻”,当试题不再是能力的检验,而转向以技巧为核心、以设陷为手段,甚至让人产生“以难倒考生为导向”的观感,考试的本质,便开始偏离。 部分试题表面上考查理解,实则暗藏层层机关。答题不在于是否真正读懂文章,而在于是否熟悉某种“标准解码方式”;不在于语言运用的真实能力,而在于能否迎合出题者的思维路径。这种以技巧为主导的设题方式,无形中把考试变成了一场“猜题者与出题者”的博弈。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题目往往带有一种隐约的“炫技”倾向。结构精巧、设问繁复,却未必贴近学生的实际语言经验,仿佛不是在评估学生能力,而是在展示出题者的“高明”。那么,考试的意义,难道是为了让学生仰望出题者的聪明? 当试卷变成炫技的平台,受害的永远是学生。这种过度强调技巧的设题方式,最终只会让华文成绩在成绩单上显得格外刺眼。 在多元背景的马来西亚,华文对许多华裔学生而言,本就是一条需要努力维系的文化脉络。然而,当试题不断提高门槛、强化技巧依赖,华文便不再是文化的延续,而成了可以被放弃的选项。原本属于我们的文化根脉,却在试卷上变得陌生而疏离。 这样的考试方式,或正在传递一个值得警惕的讯号:学华文,不是为了理解与表达,而是为了应付一套复杂的游戏规则。 当学生开始害怕华文、疏离华文,甚至选择放弃华文,我们是否该反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一份试卷,可以决定成绩,但也可以影响态度,甚至影响一代人对语言的情感。考试从来不应成为展示出题者才华的舞台,它应当是一座桥梁,让学生跨越学习阶段,迈向更广阔的语言世界。 教育的初衷,是成全,而非筛选;是引导,而非设限。一份试卷的价值,不在于淘汰多少人,而在于成就多少人。 当考试回到语言本身,让理解归于理解,让表达归于表达,华文,才会真正成为一条通往文化与思想的道路,而不是一道令人却步的门槛。 我不反对难度,但反对无意义的困难;我不反对深度,但反对刻意的刁钻;我更不反对优秀的出题者,但前提是——他们的才华,应当用来成就学生,而不是难倒学生。 华文,不该是门槛。它应当是一条道路。 而现在,我们必须认真地问一句: 这条路,是在引导学生前行, 还是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前行的门槛? 更多新教育: 孩子的思维为什么需要辩论?  别急着骂孩子“笨”  了解阅读障碍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学习  当音乐不只是梦想  从音乐课堂看见产业链 
4星期前
许多国内外评论家在说到我的作品时,往往会提到“诗性”这个字眼。中国学生做关于我作品的硕士、博士论文,差不多都会有一章专门论及这一话题的。这个词好像是我作品的一个标签。 如果说“诗性”确实是我作品的一个属性,那么,它是从何而来的——我怎么就看重了这个所谓的诗性?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回到我的童年、回到那个水世界。 我生在水边,长在水边。那是中国大地上无边无际的水网地区。我的空间里到处流淌着水,《草房子》《青铜葵花》以及我的其他作品大多因水而生。 “我家住在一条大河边上。”——这是我最喜欢的情景,我竟然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写过这个迷人的句子。那时,我就进入了水的世界。一条大河,一条烟雨濛濛的大河,在飘动着。水流汩汩,我的笔下也在水流汩汩。 首先,水是流动的。你看着它,会有一种生命感。那时的河流,在你的眼中是大地上枝枝杈杈的血脉,流水之音,就是你在深夜之时所听到的脉搏之声。河流给人一种生气与神气,你会从河流这里得启示。流动在形态上也是让人感到愉悦的。这种形态应是其他许多事物或行为的形态,比如写作——写作时我常要想到水——水流动的样子,文字是水,小说是河,文字在流动,那时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水的流动还是神秘的,因为,你不清楚它流向何方,白天黑夜,它都在流动,流动就是一切。你望着它,无法不产生遐想。回想起来,儿时,我的一个基本姿态就是坐在河边上,望着流水与天空,痴痴呆呆地遐想。 其次,水是干净的。造物主造水,我想就是让它来净化这个世界的。水边人家是干净的,水边之人是干净的——只要有了水,你没法不干净,因为你面对水时再肮脏,就会感到不安,甚至会感到羞耻。春水、夏水、秋水、冬水,一年四季,水都是干净的。我之所以不肯将肮脏之意象、肮脏之辞藻、肮脏之境界带进我的作品,可能与水在冥冥之中对我的影响有关。我的作品有一种“洁癖”。 再其次,是水的弹性。我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水更具弹性的事物了。遇圆则圆,遇方则方,它是最容易被塑造的。水是一种很有修养的事物。我的处世方式与美学态度里,肯定都有水的影子。 水的渗透力,也是世界任何一种物质不可比拟的。风与微尘能通过细小的空隙,而水则能通过更为细小的空隙。如果一个物体连水都无法渗透的话,那么它就是天衣无缝了。水之细,对我写小说很有启发。小说要的就是这种无孔不入的细劲儿。 家乡之水引发了我对许多文学命题思考,其中之一就是:小说与诗性。 何为诗性?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索性放弃做定义的念头,从直觉出发——在我们的直觉上,诗性究竟是什么?或者说:诗性具有哪些品质与特征? 它是水性的,含有温柔、轻灵、飘荡等特质。诗性也就是一种水性。它在流淌,不住地流淌。它本身没有形状——它的形状是由他者塑造出来的。河床、岔口、一块突兀的岩石、狭窄的河、开阔的水道,是所有这一切塑造出了水的形象。而固态的东西,它的形象是与它本身一起出现于我们眼前的,它是固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改变了——比如用刀子削掉了它的一角,它还是固体的——又一种形象的固体。如果没有强制性的、具有力度的人工投入,它可能永远保持着一种形象。而液体——比如是水,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它——我们甚至能够感觉它有要让其他事物改变它的愿望。流淌是它永远的、不可衰竭的青春欲望。它喜欢被“雕刻”。 诗性/水性,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去掉一些浮华、做作的辞藻,让语言变得干净、简洁,叙述时流畅自如但又韵味无穷。表现在情节上,不去营造大起大落的、锐利的、猛烈的冲突,而是和缓、悠然地推进,让张力尽量含蓄于其中。表现在人物的选择上,撇开那大红大紫的形象、内心险恶的形象、雄伟挺拔的形象,而择一些善良的、纯净的、优雅的、感伤的形象,这些形象是由水做成的。 最后都和“人”有关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老子将水的品质看作是最高品质:“上善若水。” 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大会上,我演讲的题目是《文学:另一种造屋》。我用屋子这意象阐释了文学的种种意义。这里,我要补充说:我的造屋是在水边进行的——我的作品是水边的文字屋。 我的作品被说成是诗性的,可能还与我写人性之美有关系。我一向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是那些触碰人性的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穿越时间和空间,从遥远的昨天活到今天,从你的脚下走向世界。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在触碰人性方面是有区别的,成人文学更倾向于触碰人性恶、人性丑,而儿童文学更倾向于触碰人性善、人性美。我的目光始终对人性善、人性美更敏感,也更感兴趣。这除了我对儿童文学的性质和功能心领神会,可能还与我的水世界有关。
4星期前
4星期前
● 漏蔻之谜 豆蔻是东印度群岛有名的香料。根据卫理公会柯腊夫(Benjamin Clough)牧师在科伦坡刊印的《僧伽罗语英咭唎语词典》(A Sinhalese-English Dictionary, Colombo: Wesleyan Mission Press, 1892)第797页,豆蔻的其中一种名称是depala。其中de就是deva(天神),pala就是phala(果)。豆蔻是天神之果,武吉士语和马来语也称豆蔻为pala。佛教说因果,果就是phala,既有善果,也有恶果,而马来文借用后写成pahala,专用于善的果报。这种带不带h音的不一致,困扰了一些人。其实这也没什么的,马来语中俯拾即是。比如kahwin(结婚),过去多说kawin,不是有句俗话叫“一日结婚一日老”(sehari kawin, sehari tua)么?再比如baharu(新)一词,从前作bahru或bharu,武吉士和米能加保语都作baru。话题扯远了,总之,有豆蔻吃也是一种善报。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四引用《南方异物志》,记豆蔻名称另有“漏蔻”这一写法,他解释:“盖南人字无正音也。”似乎是说“漏”是“豆”在南方方言里头的走音。 我们知道闽南语和粤语都把“漏”字念作lau。不少人爱吃槟城的豆蔻切丝,此间闽南语称这种芳香蜜饯为“lauhau丝”。其中hau是khau(蔻)的走音。例如闽南语说外头为“外口”,其音为gwakhau,偏偏有些人要走音为wahau的。至于lau是tau的走音,我却不以为然。从未听过把豆芽、豆酱、豆干、豆腐的“豆”念走音而成lau的。马来人也学闽南人说tauge、taucu、taukua、tauhu,都没有问题。看起来,这个奇怪的“漏”不似华语。 僧伽罗语亦称豆蔻为lawa,有切割的意思(柯腊夫《词典》第546页)。旁遮普语说切割,其音正是lau。漏蔻之“漏”是印度语言的译音,倘若按华文的“漏”字来望文生解,会闹笑话哩。 ● 波罗何其多 马来语所谓nangka、cempedak、sukun三类水果,同为桑科(Moraceae)桂木属(Artocarpus)植物。武吉士语不说nangka,而称之panasa,这就是《正法念处经》提到的波那娑树,武吉士人显然沿袭了印度佛教徒和婆罗门教徒的用法。 13世纪初,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记苏吉丹“有树名波罗蜜,其实如东瓜(即冬瓜),皮如栗壳,肉如柑瓣,味极甘美”,卷下记波罗蜜“大如东瓜,外肤礧砢如佛髻,生青熟黄,削其肤食之,味极甘。……出苏吉丹,广州南海庙亦有之”。苏吉丹是阇婆(爪哇)的“支国”,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南。说到nangka这种果树,我们知道淡米尔语称之palavu或palā,华人起初应是音译为“波罗”的,也许因为果实外皮状如佛髻,因而联想到佛教说越达彼岸叫“波罗蜜”,就加了个“蜜”字,“蜜”有时也作“密”。但佛说的“波罗蜜”,淡米尔人称之pāramitai,两个名字完全不同呢。人们有时也把作为果名的波罗蜜写成菠萝蜜。 波罗传到广州南海庙,故南海庙亦称波罗庙。等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把南美洲的凤梨传入粤区,因为凤梨外皮貌似波罗,人们一度称凤梨为番波罗蜜,后来广东话索性把“波罗”之名转送给了在地上结果的凤梨,而将树上结果的波罗蜜改称“大树波罗”了。 19世纪下南洋的闽南人直接接触了爪哇语和马来语用来称大树波罗的nangka,也同时接触了武吉士语用来称面包果的bangka(马来语叫sukun),两种水果大小虽别,到底沾亲带故。南侨先辈因此称大树波罗为“芒噶”,至今保留在南洋的闽南语中。丹麦宣教士汤生(Claudius Henry Thomsen)在19世纪初的Newswire刊印了《英咭唎、武吉士、马来语词汇》(A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Bugis and Malay Language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33),该书的马来文部分出自文师押都拉(Munshi Abdullah)之手,负责武吉士文部分的,则是某位佚名的武吉士人。从这份教会的旧纪录获知,面包果的武吉士语名字在19世纪初的发音是bangka。 日本借用林檎称呼苹果 体重小于nangka的cempedak,华语叫它小波罗。马来语用“种的小波罗,长出大树波罗”(Tanam cempedak, tumbuh nangka)来比喻所得过于所望。没有比大树波罗更重的水果了,所以遇见臃肿超重的人摔倒,马来语委婉地说“大树波罗果熟掉落”(nangka masak gugur)了。广西人也有称番荔枝作“假波罗”的,因为番荔枝的外皮令他们联想到波罗。 ● 咖耶的迷思 番荔枝和红毛榴梿都原产于拉丁美洲,前者偏甜,后者带点酸,是西班牙海员把它们带到南洋来的。起初葡萄牙人按西属中美洲的一种方言称番荔枝为“亚大”(ata),并将之传入了榜噶哩语和淡米尔语。 马来半岛原有一种酥酱类美食叫“斯里咖耶”(serikaya),也用来制成粿品。马来语seri一词是来自北印度的语言(印度斯坦语 srī,印地语和榜噶哩语 shrī),古语中原有光颜美好的意思,引申为吉祥、幸福,常常加在尊贵的人名(当然还有神名及圣地之名)的前面;而kaya一词则来自南印度的语言(淡米尔语),意思是大。马来旧王朝的“咖耶人”(orang kaya)就是大人的意思,大人就是达官显要,他们拥有财富,所以又演变成富人的意思。大约这种美食为贵族所钟爱吧。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炮制出了葡式蛋酥sericaia/siricaia。 把亚大果肉比作蛋酥,是葡萄牙人带的头,还是马来人,这个不好说。可以肯定的是,马来语先将亚大果称为serikaya果,而这种命名完全符合马来群岛秉承的印度文化传统,印度人就曾把椰子、油甘子、木橘、象橘等称为shrīphala。英语的泡奶面包叫sop,所以英语称番荔枝为“甜泡奶面包”(sweetsop),称红毛榴梿为“酸泡奶面包”(soursop),也称番荔枝为“蛋酥苹果”(custard apple)或“糖苹果”(sugar apple)。 南洋人晓得英语把番荔枝比作一种“苹果”(apple),所以潮州人便称番荔枝为林檎。本来,林檎是指原产于中国的沙果,与原产于哈萨克的苹果貌似而实异,唐朝人每每用林檎来类比佛经所说的频婆果。佛的化身有三十二相,佛髻是其一,嘴唇如频婆果的红色亦是其一。“频婆”(bimba)果在印度原是指葫芦科的红瓜,但唐朝人误用于哈萨克苹果。明清以来,“频婆果”简省为“苹(苹)果”,“苹”音就是印度斯坦语的bimb。日本人也从中国借了“林檎”二字来称苹果。 马来语serikaya简称为sekaya,传到台湾,一变而成了“释迦”,清末侵据台湾的日本人也称番荔枝为“释迦头”。后来台湾有些人忌讳吃番荔枝,而有些人为着吃番荔枝,又变着法儿给番荔枝起了“番梨”等别名。按理说,番荔枝外相极似荔枝,南方人对荔枝再熟悉不过,16世纪在台湾的中国人何至于反倒先联想到佛髻?况且古人比较厚道,用谐音字也有分寸,不会滥用的。我宁愿相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番舶靠岸停泊,台湾人看见新到的南土风物中有一款陌生的水果,问其名,船员说是sekaya,再问其义,船员回答不上来。要知道,16世纪的甜点sekaya不是一个苦力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船员转头问另一个来自南印度的伙伴,那是一个德禄固人,他不知道人家问的是番荔枝,只听到问他sekaya是何含义,而sikaya(德禄固语指一种金合欢)的皂荚果实是可当肥皂,用来洗发的,他便指着自己的头发。印度自古所谓shikhā就是男女的发髻。那个台湾人苦苦揣摩sekaya和头发之间的关系,勉强“悟”出是“释迦”佛髻!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4星期前
最近这一年来都在我家楼下,一家韩国人开的美发院里,让一位印尼大姐剪头发。老实说,第一次去那儿剪发时,心里有个小小的种族歧视的声音,生怕头发被剪坏了。幸好,心里有另一个理智的声音跳出来制止那个小恶魔:担忧的心情只会传送负面频率给美发师,反而造成她失手。放下无谓的担心,静待成果就好。 最后成果让我满意,从此一试成主顾。 这位印尼籍美发师来马工作多年,已是奶奶级人物。她有件事让我深深佩服:她仅靠看 YouTube,就学会说流利韩语。厉害!厉害!有一次她跟我说,她有个也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女儿,正在学英文。“但她就整天看着书本学,不敢说出口,怎么可能学得好呢?” 不愧是靠YouTube就学会说外语的天才,这说法太有见地了。 有趣的是,对于韩语,她会听和说,却没学读和写;刚好是我的相反——我会读和写,却不会说,也听不懂。韩文是拼音文字,只要记得字母,读写就不是大问题。当然,我所谓的“会读”,是非常慢速的那种。而且,读出来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两人如果一起去韩国旅行的话,大概就是互补的最佳拍档。像小学课本里读过的“瞎子背瘸子一起逃离火场”的故事那样。 这种互补互助的情景,多年前我在一家学习中心工作时就看过。中心里有个印裔少年有阅读障碍,当瑞典籍义工和他一起作马来文阅读练习时,后者读出内容,少年再以他有限的英语能力,向义工解释那是什么意思。我在一旁看,觉得这种自然而然发生的合作太有趣了。 我一直相信,学会一种新语言,就像推开一扇新世界的门——门后是新的自己、新的机会。如我的印尼美发师,她的美发技能,加上她的语文能力,跟她其他同样来马来西亚打拼的同胞相比,她肯定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与环境。 沟通障碍源于态度 话说回来,有语言能力的加持,在与他人沟通时固然是个优势,却可能未必是个关键。我曾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一位马来同胞去中国旅行,在某个旅游胜地偶遇一位中国女士,两人语言不通,却鸡同鸭讲聊了起来。像我们华语和马来语皆通的话,就知道他们两人根本各说各话,聊天内容完全没交集;但听起来双方都聊得很开心,听者也不禁莞尔。 他们之间能愉快地交流,靠的不是语言,而是双方的善意和开放的心态。 写稿之际正夯的中国乘客在亚航飞机上情绪失控事件中,当事人因第一时间去调解的空服员不谙中文而发飙,大声控诉“国际航班的空服员怎能不懂中文”,坚持要对方说中文。 因为中国的崛起,中文的地位可能真的今非昔比;但中文还未取代英文作为国际语言的地位,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那位中国女士不懂英文不是问题,但期待所有人都懂中文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吧?实际上,若非她情绪失控,我想同一班机上众多马来西亚华人,总有人能帮忙即时翻译,即便所有机组人员都不懂中文都不会是问题。 然而,当她以声量和语气告诉大家“生人勿近”时,其他乘客自然不会靠近,空服员也不会让其他乘客介入,以免场面更失控。 由此可见,造成沟通障碍的不是语言,而是态度和素养呵。 如果那位女士当时可以控制一下她心中那个说“全世界都该配合我”的小恶魔,这场茶杯里的风波也不至于失控,升级成一场连累机上所有人要承担班机延误后果的闹剧了。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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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时分,我顶着烈日,驱车离开喧嚣的新山市,往10公里外的避兰东客家新村去。那是一间沿着羊肠小径而建的半住家式茶室。住家旁的空地宽阔,以灰蓝色的铁皮为墙,一片挨着一片,井然有序,把静止的屋子,与缓缓流动的人声隔开。 刚坐定,一位外籍女招待递上两份略显陈旧的菜单,边角微卷,像翻阅过太多人的午餐记忆。抬眼间,不远处一顶蓝色流动帐篷映入眼帘。帐篷顶上印着3个大字——“仙家岭”。那蓝,与铁皮的蓝、天空的蓝叠加在烈日下,像一场无声的呼应。 “你看。”我示意友人回头。 “仙家岭(sien¹ ga¹ ling³)?”我迟疑,“如果用客家话念,是不是指——大炮仙?” 他笑了笑,点头:“没错,说的是爱吹牛的人,而且多半是男的。” 我不禁失笑,又略带迟疑:“听起来,好像有点粗俗。” 他却不以为意,只说:“客家话里其实还留着不少古音。” “同样的字,换个读法,意思就会变。”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说客家人南迁以后,多在较封闭的地方落脚,对外往来少,这些说法,也就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你知道客家话的太阳怎么说吗?”他问。 我想了一想,摇摇头。 “日头(ngit² teu²)。”他缓缓念出。 “月亮呢?” 我依旧摇头。 “月光(ngiet² gong¹)。” 父母也渐渐地改用华语 那两个词落下,我心里微微一颤,像一只久未开启的抽屉被轻轻推开,一缕尘埃在光里浮动。几乎下意识,我念出了唐代李白〈静夜思〉的开头:“床前明月光——”,只是换成客家话时,舌头像初学者般笨拙,连声音也变得陌生。 说来也奇怪,我明明是客家人。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听得懂,却说不好” 客家话的客家人。童年时,父母与亲戚总用客家话闲话家常,却与我说华语。那些声音在耳边流动,却始终没有真正落在口中。 直到这几年,我才发现父母之间也渐渐改用华语对话。他们说了大半辈子的语言,并不是被谁刻意放下,而是在不知不觉间,被慢慢替换了。我们这群孩子仿佛在不经意间“同化”了他们。 这些年,我曾试着学说客家话。 母亲是最认真对待这件事的人。她一字一句纠正我的发音与用词。深谙客家话的朋友,也乐于当我的老师,替我调整那不甚准确的口音。我并不怕在众人面前念错,一度天真地以为,只要愿意,总能把这门语言慢慢找回来。我甚至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在口中轻轻唤出这些声音——不至于成为那个以为语言可以轻易掌握、以为一切都来得及的“仙家岭”(大炮仙)。 食物上桌了。酿豆腐、炸鸡、粿条汤,热气腾腾,香味浓郁。可惜咖哩鸡面和鱼饼已经卖完,只好换了一碗粥。童年的味觉被轻轻唤醒,几乎无需回想,它们便一一浮现。 “收钱(shiu⁴ qien²)。”朋友用客家话唤伙计。 那一声落下,我忽然有些恍惚。同样的语言,在他口中自然流转,在我耳里却像隔着一层薄膜。声音没有消失,却也不再真正属于我。 也许遗失的,从来不只是“不会说”,而是——用那种语言理解世界的能力。当太阳不再是“日头”,月亮也不再是“月光”,李白诗中的那一抹光,或许仍在,却不再以原来的方式照亮我们。 我低头吃着酿豆腐,味道依旧熟悉,甚至比记忆更浓。可那一刻,我忽然开始怀疑。 风吹过,帐篷上的“仙家岭”轻轻晃动。它或许只是一个带点戏谑的词,却更像一句尚未散去的话,停在空气里,却渐渐少了回应的人。 我低头继续吃着,味道依旧。只是忽然不太确定——那些能把人带回去的,究竟是味道,还是曾经说出它们的语言。
2月前
我们分得清楚“事实”和“观点”的差别吗?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知道。 比如,你是一个胖子,这句话很明显是一个主观判断的观点;你的体脂率超过30%,这句话是一个客观、可度量的事实描述。那么,如果你说——我很胖的啦我裤子要穿L尺码欸——这句话是事实还是观点呢? 裤子穿L号,是个事实。我很胖,是个观点。只不过,这一刻你无意识地用这个事实来佐证、加强了这个观点。你使用了一套既有的、带着文化和语境的判断规则。 你使用的语言,让观点伪装成了事实。 但你发现了吗?平常我们的日常对话里,并不会如此严格区分事实和观点,更加不在意数据调查和理论研究。也就是说,有时你以为自己在表达一个“全世界都那么认为”、“放诸四海皆准”的判断——女司机开车都很危险——你言之凿凿,觉得自己在说一个事实,但其实那只是一个个人观点。 即使这个世界上拥有同样观点的人占据绝大多数,也不能让一个观点就此成为事实;即便是一个社会共识,逻辑上也不能成为真理。若你把它当成事实般理所当然地讲出来,不为这个观点加上任何推理或证据,看在和你观点不同的人眼里,你就是在讲述偏见。 以上种种,一般发生于两个心智能力正常的成年人之间。如果今天是你和一个小孩子对话呢? 小孩子,心智能力毕竟薄弱的人,或尚未对许多事物形成自身判断的人,他们很容易就会接受他人灌输的观点,并且在模糊的日常生活里,把他人观点当成真实世界运作的模式。 于是,我自然而然地相信穿L码裤子的自己是个胖子。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说着这一套观点呀。我的头脑内化了这一套等式:L码 = 胖,胖 = 不好,我胖 = 我不好。 而这一切隐含偏见和伤害的自我认知,都始于某一句看似无害的日常描述。 一旦相信某个观点是事实的人多了,就形成所谓的主流社会价值观了,这股偏见的力量会反过来塑造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于是,你背负了“胖子”标签的所有负面观感,可“胖子”和“L码”这两个概念明明应该在逻辑上脱钩——我确实是穿L码,但穿L码的人不一定是胖子。 再来,你说:虽然婚姻不一定要讲求门当户对,但我希望对方的学历和事业不能比我差,哎呀,我对婚姻对象的要求比较严苛啦。 你并不一定觉得自己的要求严苛。但可能,你当下不想和别人争辩自己的门槛要求是否合理,你想减少人际沟通里的摩擦力,于是你为自己加上了“严苛”这个形容词,仿佛是默认了他人的标准才是正当合理的平均值,而你是偏离中位数的极端值。 用别人的话说自己 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大、我比较奇怪啦、我比一般人龟毛一点——这些话是不是很熟悉? 是的,我们也习惯用一种预防性的自我矮化,来换取日常对话的顺畅。先把自己放在一个容易理解的位置,带着一些迎合,别人就不会攻击、质疑我了。久而久之,语言的反作用力,反过来塑造了你的自我认知——欸,我是不是真的太严苛了? 而更干净的说法是什么?嗯,我会在意学历和事业的匹配度,但这只是我的个人要求和选择,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人——但普通人平常是不会用这种方式闲聊的吧,好啰嗦,这里有条界限,最后大家只能面面相觑后接个句号。 我们用来描述自己的语言,往往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从主流说法里借用的。偏见的力量,有一半来自于外部灌输,另一半是我们自己的配合。 这一套语言的共谋,或许是某种社会化规训成功的证明。很多时候,人们不是不懂得区分事实和观点,而是不敢。我们还没准备好要表达真实的自己。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代价更低的方式,接受外部观点,进入他人的语境,然后用它们的符号来定义和表达自己。 如此一来,我们就得以不用解释,回避吵架,不必孤独地站在一个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的位置上。 我漫无边际地思考着这些,又想到,思考这个东西重要吗?重要或不重要,最后也是一个你我主观判断的观点。
2月前
眼睛一眨又到清明,大家扫墓了吗?有没有给最近消逝的众多生命也上炷清香? 发现这几年的清明流程越来越现代化,好几个月前便已看到墓园周遭贴满了各种推广传单、申请手续及祭品指南,提醒亲友家属做好网络预订,以便在高峰时段能够让拜祭更流畅更有效率。 每次看到用户手册或应用指南,我都会仔细阅读(绝对不是向Sheldon Cooper看齐)。这些文本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做好。在工程世界,编写手册是专人负责的血汗活,马虎不得;这些专业人士就是技术作家(Technical Writer)。 清明节拜祭指南是为了让生者与逝者的交流更顺畅,产品使用指南则是技术作家为创造者与使用者搭建沟通桥梁,避免鸡同鸭讲以至酿成灾难。 个人十分崇拜的科幻小说家姜峰楠(Ted Chiang),就是专门替软件公司写字的自由技术作家。一直很佩服他在编写那些生硬呆板的技术指南之余,仍能创作出《你一生的故事》(电影《异星入境》原著)这样细腻的哲思小说(虽然故事中还是有很多纯属严谨细密理工脑的蛛丝马迹);毕竟文学创作讲求的留白与隐喻,是技术书写的最大障碍。技术书写追求“言尽于此别无他意”,若要重置一台机器,便应该指明“长按电源键10秒,等待荧幕转黑然后进入开机画面为止”;总不能写“怀抱希冀触碰生死玄关,心存侥幸地静待佳音”吧? 语言界限即世界界限 应用指南主要有两大类,一种供给专业用户,如软件的API文档或芯片的集成手册;另一种,也是更难的一种,就是提供给一般用户的使用手册。 为什么难? 首先,讯息传播本来就不能避免量化递减。当作者把大脑意象转换为文字时,意义已经流失了一部分,轮到用户阅读文字再转化为脑中资讯时,又再流失好一部分,何况还有专业术语时时刻刻在干扰着交流。维根斯坦说过:“我的语言界限,即是我的世界界限”,工程师术语一般会被普通用户的语言滤波器定义为噪音。 技术作家的专业,就是为这高耗损的沟通管道力挽狂澜、过滤噪音。他们必须先把充满工程术语的复杂操作流程理解透彻,然后再用最直白最没有歧义的语言写出来,这根本就是逻辑归纳能力的终极考验,而且他们必须经常克服“知识的诅咒”,时刻提醒自己读者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白,同时不能用太荒谬的例子让顾客看来像个傻瓜。 试想想,当洗衣机突然停转发出警铃,用户根据荧幕上的错误代码翻查说明书,却只看到“电机堵转”或“电磁阀错位”时,会是什么心情?在另一种极端情况,当用户阅读手册,看到一堆“不要把手放入通电的搅拌机中”、“不要把塑胶袋套在头上”的告示时,又是什么感觉?(好吧,我承认我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警句。) 好几年前曾负责开发低阶自助点餐机,使用了采购部推荐的“高性价比”打印机。器材供应商为了省钱没有雇用技术作家,让设计工程师编写使用手册。供应商呈上的初稿,先在工程团队的一审中通过,再被技术写作部的二审秒速退稿。工程师们不服气,项目经理便找来8位文员,让他们依照手册操作打印机,结果超过半数无法把纸卷正确送入走纸通道。由此可见,大部分时候我们确实被“预设”蒙蔽了客观判断。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走向另一个极端,主张手册无用化;他们要求设计师、技术作家和应用界面专家联手,把说明书的内容直接“写”进产品的设计直觉里;最顶级的产品设计及技术写作,或许就是让用户感觉不到指南的存在。乔布斯在世时,就传闻他对产品的“快速入门指南”有近乎偏执的洁癖,要求文字极少,最好只用图像。(不过若想玩转iPhone,使用手册还是过一遍吧。) 回头一想,如今清明祭拜,我们不都会给先人烧一些时下最新最酷的产品吗?那些产品全都不带使用手册!这是因为产品设计都已经达到乔布斯心目中的完美状态,还是因为先人们比我们这些地上的行尸走肉更醒目? 无论如何,下次购买新相机、复杂的音响系统,或一辆划时代的自动驾驶电动车时,不妨读一读说明书,看看有哪些不合逻辑的地方。与别人沟通时,也不妨多些共情少些预设,或许世界会因此稍微美好起来。
2月前
2月前
2月前
3月前
3月前
很多人会说,诗是现代文学里最难以捉摸的文体,但诗歌本身的魅力又让大家想去理解和读懂它。和绘画、音乐、雕塑大致相同,诗也有其既定的设定和目的。但上述艺术形式大概可以通过不断的练习让技艺成熟,最后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然而,诗却不一定如此。诗人仿佛是天生的,有些人写了一辈子诗,却始终纠结在修辞的泥潭里;有些人则被困在各种主义和理论中。诗歌本身不是一种语言,它仍然使用我们熟悉的文字;诗是语言的内涵,承载着诗人想要表达的态度、心情、感觉或对事物的看法。 假如诗歌可以通过技巧训练和一套编写的方程式来创作,那么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通过对诗歌的解剖,我们能够理解一首诗为何要拥有什么特征和本质,但每个人对于相同事物的写法却大相径庭。无论是切入点、表现手法、词汇选择,还是意象的运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这就是所谓的风格。对于诗人来说,风格的演练是一个必经之道。 诗人必然是一个敏感且善于观察的动物。从五官收集资料,在脑海中储存和酝酿,从一个词汇或事件,慢慢发展成文本。诗看起来像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但在读者眼里却可能被解读成新的模样。许多读者就会疑惑,为什么每个人读诗都会有一套自我的读法。 诗就像一种能够解构所有事物的密码,无论是主观的感情还是客观的事物,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年龄,无论是生命还是非生命,诗仿佛是唯一不受主体影响的文学,能够把各种事物诠释到位。这样看来,诗歌文本里写的东西就不可能是新的创造物。它一直在重复或模仿之前的作品,只是在不同的诗人手中,总有他独特的魔法,能够把细微的差异写成巨大的不同。 为什么AI写不好诗 仔细想一想,我们“学习”任何知识,其实就是一种模仿的过程。因此,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质和最终的作品,是否有代表个人的意愿。AI目前的作品流于表面,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没有意愿。它没有诉求、没有感情、没有喜好,因此在诗的文本里,没有一套完整的风格。可以说,它的每一首作品都是独立的,似乎无法让你去了解或读懂“这个作者”。仔细阅读AI的作品,你会发现作品的完整性不高,情感像是被捏造出来的,常常缺乏独特的气质与风格。 AI不是人,它没有“人性”。诗之所以拥有神秘的魅力,就是因为它里面藏匿着“人性”。每一首诗的韵律、词汇和意象就像诗人的呼吸,一吐一纳就像拥有独特辨识度的掌纹。有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在读某一首诗时,就像在读这个诗人的内心。因此,一首诗若想感动人,必定得先感动自己。词语、技巧、手法、造句可以学习,但经历和意识形态是无法复制的。诗最终的魅力或许就附属于这种精神层面,而这也是大家觉得诗歌总是很神秘的原因。 语言和词汇是诗歌结构之母,而节奏是它的基石。韵律不一定是尾音节的相同,而是追求读者与作者处在相同的意境中,通过听觉让读者感受诗想要表达的意义。现代诗不是不讲究韵律,而是企图创造出不单一或者多层次的韵律,使节奏更加丰富,这会增加阅读的乐趣,并让读者更准确地捕捉到作者的意图。 诗歌不是神秘的符号,也不是陌生的语言。它只是一种原始的“人性”表达方式。
4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