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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4天前
那天去到一间新开的咖啡馆,我刚坐下,服务员就很自然地对我说:“Menu在桌上,scan一下QR code就可以了。” 低头一看,桌上真的有一个小小的二维码,旁边还放着一个号码牌。没有菜单,没有人递上来,也没有那种塑胶封面、翻到边角已经卷起来的旧菜单。桌面很干净,干净到有点陌生。 我拿起手机,打开相机,对准那个小方格。页面跳出来以后,里面的东西倒是很齐全。咖啡、茶、意大利面、蛋糕、套餐,一张张照片拍得很漂亮。价钱也清楚,要加蛋、加饭、少冰、不要辣,都可以自己按。最后按一按,下单,付款。整个过程顺到不行,几乎不需要跟任何人讲话。 说真的,这样很方便。尤其在马来西亚,很多餐厅人手不够,午餐时间又乱,服务员跑来跑去,有时叫几次也听不到。现在有二维码,顾客自己慢慢看,店员也少一点压力。点错了,也不好完全怪别人,因为大多数时候是自己按的。 可我还是有一点不习惯。 妈妈还在找menu 可能是年纪到了,开始怀念一些以前不觉得特别的东西。以前去吃饭,坐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菜单。菜单通常有一点重量,有的黏黏的,有的边角破了,有的照片跟食物是差很远的。我们一边翻,一边问:“这个好吃吗?”服务员有时会随口答:“这个今天没有。”或者:“这个比较多人叫。”再不然就是老板娘从远远喊一句:“今天咖哩面不错,要不要试?” 这些话很普通,没有什么深度,甚至有时候还有点吵。可是现在想起来,那些声音其实就是一个地方的味道。 现在不一样了。坐下,扫描。点餐,扫描。付款,扫描。连分账也扫描。我们面对面坐着,可是头都低着,各自刷自己的手机。有时朋友问:“你要吃什么?”另一个人眼睛没有离开屏幕,只回答:“等下,我还在看。”桌上明明坐着几个人,气氛却像每个人都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最明显的是和长辈吃饭的时候。有一次我带妈妈去一间餐厅,坐下后她习惯性地问:“Menu在哪里?”我指了指桌上的二维码,说:“这里,scan的。” 她皱了一下眉头,拿出手机,找相机,找了半天,页面又跳不出来。后来我就说:“不用啦,我帮你看。”于是我把手机递过去,让她看图片。她看得很慢,手指滑一下又刷过头,想回去又不知道按哪里。最后她干脆说:“你帮我叫一碗简单的就好。”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所谓方便,有时候只是方便了比较会用的人。对不会用的人来说,它不是方便,是一道门槛。以前不会英文,至少还可以指着图片说“我要这个”。现在不会扫描,连菜单都进不去。 当然,我不是反对二维码。这个时代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停车用app,转账用DuitNow,买戏票不用排队,连夜市有些档口也可以扫“大选购”(Touch’n Go)付款。科技不是坏东西,它真的省了很多麻烦。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因为太习惯“自己来”,慢慢忘记人与人之间本来可以有的一点点交流。 以前点餐,至少会有几句人话。“老板,还有位吗?”“要喝什么?”“这个会辣吗?”“少甜可以吗?”“等一下啊,马上来。” 这些话不重要,却让人感觉自己不是在跟一台系统交易。很多时候,我们记得一间店,不只是因为食物好吃,也因为那个老板会认得你,那个阿姨会多问一句,那个侍应生虽然很忙,还是会笑一下。人情有时就是这样藏在一些小动作里,不大声,也不明显。 现在的菜单不见了,留下一个黑白格子。它没有错,它只是很安静地告诉我们:生活越来越快,很多东西可以简化,甚至连一句“要吃什么”都可以省掉。 可是有些东西,省掉以后,未必真的赚到。 我后来还是习惯了扫码点餐。毕竟人不能一直停在旧日子里。只是每次坐下来,看见桌上的二维码,我还是会想起那些旧菜单。想起塑胶封面,想起红色笔改过的价钱,想起老板娘站在柜台后面,一边算账一边喊:“今天有煮laksa,要不要?”那种声音,现在越来越少了。 也许我们不需要把二维码赶走。只是,在扫描完以后,偶尔还是要抬头看看对面的人。问一句:“你想吃什么?”也问一问侍应生:“今天有什么好介绍?” 菜单可以不见。但人情味,最好不要一起不见。
1星期前
2星期前
足球,既能为国家与成年人赢得世界荣耀,也能给予孩子最真实、最纯粹的童年快乐。 多年前,我曾到印度东北部“七姐妹邦”【注一】背包旅行,并在Nagaland邦的Longwa村落【注二】住了几天。一次在村里闲逛时,偶然看见两名女孩在黄土地上踢着一个纸制足球;另一次,则看见民宿主人的儿子正专注地制作纸球。 其中一幕,至今仍烙印在脑海里。女孩与朋友在空地上嬉戏追逐着那个纸足球,她背后还背着年幼的弟弟。接着一个早已被踢得残破不堪的旧纸球滚动到我面前。球的表面早已磨损、开裂,沾满泥土与沙尘。它称不上真正的玩具,只不过是多层废纸,再以粗糙的塑料绳一层层缠绕绑紧而成的纸球。然而,它却承载着两个女孩最真挚的欢笑。尽管脚下的玩具如此简陋,她们眼神里流露出的,却是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 没有手机的童年 民宿主人的儿子则用饼干包装袋揉成球状,再以绳子绑扎成形制作纸球,神情认真,动作熟练灵活,不到几分钟便完成了一粒小纸球。那份专注与满足,令人印象深刻。 我那时所入住的所谓“民宿”,其实只是当地一户村民腾出的一间空房出租。由于地处偏远,鲜少有外国游客到访,往往需要辗转数日才能抵达。当地设施极为有限,没有完善的水电供应,村民主要依靠发电机供电;用水则需到公共水喉取水,再一桶桶提回家。男人们每天清晨上山砍柴,直到日落前才归来;女人则用柴火煮饭,一顿饭往往需耗费两小时。 在这样近乎原始的生活环境下,这个村落的孩子们身上却看不到物质匮乏带来的苦涩,反而拥有远离尘嚣、最干净无邪的童年。他们没有电子游戏,也没有像样的玩具,却依然能够在简单的事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孩子们让我领悟到知足常乐,正是生活最朴素却最深刻的智慧。 反观当下的科技时代,城市里的孩子几乎人手一部手机,长时间沉迷于虚拟网络世界,对身心成长非常不健康。因手机而哭闹、沉迷,甚至引发家庭冲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真正的童年快乐,并不在于拥有昂贵科技玩具,而是和同伴们一起在阳光下自由奔跑,在泥地里尽情追逐一个简单的纸足球。那份最原初、最真实的快乐,才是童年最珍贵动人的模样。 【注一】“印度七姐妹”是对印度东北部7个相邻邦的统称。这7个邦分别是:阿萨姆邦(Assam)、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中国称藏南地区)、梅加拉亚邦(Meghalaya)、曼尼普尔邦(Manipur)、米佐拉姆邦(Mizoram)、那加兰邦(Nagaland)和特里普拉邦(Tripura)。 【注二】 Longwa 村,居民为曾经以“猎头”和文身闻名的科尼亚克(Konyak)部落。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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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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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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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星期前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上映后深获好评,是一部讲述把阿公下南洋、阿嬷守老家的半生,把南洋番客及番客婶动容乡音、人生起落装进120分钟里。看完你会懂,为什么上一代人说“家书抵万金”,为什么90后看不懂。 那个年代,船票一买,几乎就是生离死别。南洋赚钱,寄钱回去养家,是唯一的念头。而阿嬷守着家,每天盼着海上那条船什么时候能靠岸,船上有没有阿公的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吉隆坡茨厂街百年邮政总局一有邮轮靠岸,就升起红色旗帜通知侨民,邮件送到后,旗就会降下。听老一辈的人说,一看到红旗降下,阿公们就会丢下手里的锄头、麻包袋,跑到邮局门口排队,队伍从门口排到马路边,只为等一句:“有你的信!”吉隆坡茨厂街百年邮局的旗语,是那一代人的心跳。 信封上的邮戳是家乡的味道,信纸上的墨字是阿嬷的手温,虽然多为代书代笔,信里常常只有几行字,“家里都好,不用挂念”,可这几个字能让阿公在南洋熬过一整个雨季。 今天的90后,甚至00后,很难懂这种等。他们从小拿着手机,想家人了就拨视频通话。对他们来说,距离被压扁了,世界变得无远弗届,思念变得廉价。但廉价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因为随时能联系,所以很少主动联系。因为知道家人在家里,所以很少问今天开心吗…… 《给阿嬷的情书》里,阿公已经去世多年,阿嬷收到的一直是别人代寄的家书,信寄到的时候,包括那封因为天灾造成误会的最后一封家书。得知真相时,阿嬷的那种痛,即便是70后的我,也很难共情,何况是他们。因为我们从没经历过“一封信决定你和至亲是否能再见”的时代。 阿公阿嬷的时代,思念是挂在旗杆上的旗,是漂在海上的船,是数个月的等待。世界无远弗届了,可亲情却越来越薄。因为我们把“容易”当成了“不着急”。 我们不是在否定科技的进步,而是要守着那份关怀。科技发展的意义在于提升人类福祉,而“关怀”则是我们在技术狂飙中守住人性的锚点。工具与算法应该服务于人,而非异化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保留不可替代的温度、同理心与社会连接,才是技术进步最圆满的归宿。 下次打电话回家,别再只问“吃饭了没”。
1月前
(马六甲22日讯)马六甲惠州会馆新任会长房有平表示,华团若要打破青黄不接的困境,就必须给予年轻人平台与机会。 他说,时代不断进步,会馆的运作也必须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他是日前在马六甲惠州会馆召开第34届第一次三大机构理事会议暨新届三大机构理事宣誓就职典礼上致词时,这么表示。 房有平说,该会馆秘书处同仁过去对会馆贡献良多,经验丰富,然而如今会务日益繁忙,加上文件处理、电脑系统、网络宣传及社交媒体管理等工作需求增加,因此理事会接下来计划招募年轻行政助理。 盼通过年轻人技术推动数码化 他表示,希望通过年轻人的电脑技术,协助会馆推动文件数码化、加强社交媒体管理,并在资深同仁的经验带领下,让秘书处运作更有效率,也更具活力。 房有平强调,虽然许多资深理事和老领导在本届理事会退下岗位,但他们多年来累积的丰富经验,仍是会馆最宝贵的财富。 他说,会馆在向前迈进的同时,绝不能忘记长辈们过去的辛勤付出。接下来的日子里,会馆仍然需要退休老领导继续给予指导与引路,尤其在筹办活动时,理事们更应多向长辈请教,虚心听取他们的宝贵意见,让会务发展能够稳健前行。 他说,马六甲惠州会馆在先贤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下,目前财务稳定,也拥有固定资产收租作为支持,这为会馆推动更多发展计划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在这里向青年团和妇女组明确承诺,只要你们有好的、有创意的、能够凝聚同乡的活动企划案,母会一定会在财政和资源上给予最强力的资助!” 房有平说,会馆未来将继续秉持尊老敬贤、培育青年、团结乡亲的精神,结合前辈经验与年轻力量,共同推动马六甲惠州会馆迈向更稳健、更具活力的新阶段。 马六甲惠州会馆第34届(2026年至2029年度)理事会名表: 会长:房有平 署理会长:拿督叶永良 副会长:戴咏梅、廖福源、李炳汉 总务:谢培根 副总务:叶伟鸿 财政:锺能和 副财政:黄志强 中文书:张照珠 国英文书:叶蔚冰 交际:李振城 副交际:萧家亿 实业:陈胜彪 副实业:黄政钦 文教:陈美臻 副文教:戴桂薇 福利组:余运华 副福利组:曾秋燕 青年团长:锺顺良 妇女主任:戴雅丽 委员:洪添发、彭寿赞、范少峰、罗富劲、邱添才、李荣光 查账:张智雄、张景明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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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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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这是张爱玲〈金锁记〉的小说开头,故事讲的是一个懵懂少女如何嫁入豪门,并在豪门里逐渐扭曲的心态。 今日,我和挚友看完《穿着普拉达的恶魔2》的时候,我的心坠入深海。作为旧媒体过来的人,这部电影像是一场告别,告别精英知识分子,告别旧时代的一切美好与理想。因为“科技”与“变化”,我们这些知识生产者,以及坚持传统编辑工艺的人,顿时无立锥之地。 从2012年起,当我得知《穿着普拉达的恶魔》这部电影后,它几乎是我每年必定重看的作品。理由无他,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给身为媒体人、编辑、出版人的我深深的激励,也让人渴望成为那样坚持的人。 有人对编辑权的坚持,有人对美的坚持,有人对新闻真相的坚持,有人对杂志的坚持,也有人对传统的坚持,当然,还有我们对未来愿景的坚持。这些坚持依然可以在《穿着普拉达的恶魔2》里看到,只是当媒体的梦之帝国逐渐瓦解,曾经依靠文字与图片维生的知识分子伊甸园分崩离析之后,我们何去何从? 电影很美好,因为它给出了一个近乎理想的诠释,找到一位更有实力、并认可《Runway》及其理念的资本买下集团。这是一种梦想:有一个仍对理想社会有所坚持的人,愿意用金钱维护这座由文字、图片、理性与感性构筑的时尚媒体与出版世界。 可是,在资本的世界里,从来都是数字与计算。我跟挚友说,虽然20年后大家都垂垂老矣,但仍看得出,整个时尚界在这部电影里努力维持杂志最后的尊严。只是终究难敌趋势,当传统媒体平台不再是品牌首选的广告位置,一切广告的获得都近乎乞讨。 人人都可以处死苏格拉底 前几天,林子强发来某报刊登他全版内容的报导,并告知那一版的市场广告价值,数万元之多。放在2016年之前,如果一家公司能获得媒体如此的曝光,相关公关的KPI可说相当辉煌。但如今,这更多说明的是总编与编辑的厚爱。因为我们的纸本阅读数据,已经不足以与网络浏览量相比。别说竞争,我们甚至连站在门外的位置,都越来越后。 这是现实。因此,《穿着普拉达的恶魔2》整部电影的基调,也维持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既想保住杂志出版的运作,又要维持体面,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知识掌控权的去精英中心化几乎已经完成。这是好事,但也是坏事。好的是,发言权的释放,让人人得以表达意见;但从深层来看,当去中心化走到极致,人人都可以处死苏格拉底。 我想起了20年前的月光,就像张爱玲在〈金锁记〉开头的那句话:“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穿着普拉达的恶魔2》正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凄凉。我跟挚友说,现在的人很难想像《君子》《纽约客》《Vogue》《GQ》《Playboy》等老牌杂志,曾经在世界读者心中的位置,那是无可替代、且极其重要的位置。
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