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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一】会议记录做不了什么事？——评审与旁观者言

翻开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我们能读到理由、分歧与结论，却未必看见那些关键的沉默——迟疑、观望、让渡与保留。记录可以标示停顿，却难以标示气氛；可以还原语句，却难以还原权力与心理的流动。那么，评审是否需要为赛果揭晓后的潜在阅读者服务，去尽力解释那些时刻，抑或只需对当下的判断负责？作为这系列的完结篇，本期【文艺春秋】汇聚了经验丰富的文学奖评审、会议主持与不熟悉评奖机制的写作者，从不同位置回看会议现场，追问共识如何成形，以及记录的极限。我们先看两位资深文学奖评审——黎紫书及龚万辉的意见。两为马华作家都经历过从写作者、参赛者、得奖者到评审的过程：【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二】黎紫书/假如我是一名文学奖评审【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三】龚万辉/刻舟的痕迹——文学奖作为统计学、社会学或其他还请继续阅读曾担任文学奖会议主持人、会议记录者的心声：【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四】陈德兆/隐身与现身本系列最后一位作者是文坛新秀。因写作路途刚开启，她甚至对文学奖没有太多概念。本文是她特意阅读过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后的思索：【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五】郑睿婷/游走于制度内外的文学相关文章：【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一】谁在乎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参赛者说【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②之一】会议记录者的挑战，与编辑刊登策略

4月前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三】龚万辉/刻舟的痕迹——文学奖作为统计学、社会学或其他

如果文学奖作为一种统计学，评审会议记录当然就是庞大的数据库。世故的参赛者，大抵可以从近十届的评审记录里，统整出近年受青睐的作品形式——乡土、亲情、性别议题、同志、弱势族群、马共、多元文化、南洋情怀……，哪种题材“好打”，乃至从记录和票数，推测哪位评审的口味和偏好，甚至今年会不会“连庄”等等。那就像电影《魔球》（Moneyball）那样，从各种钜细靡遗的数据、几率，各种排列组合去推断一场棒球赛胜负的结果。若真的至此，文学奖就一点都不好玩了。但请相信我，老练的评审其实比参赛者更能理解文学奖统计学这回事。关于参赛者如何精明，评审之间如何角力，世故老练如张大春早就看得透彻明白。他曾经给了我们关于文学奖的三个关键词——应该、已经和可以： “‘可以’这个字眼是我对自己写小说的要求：作品‘可以’这样写，‘可以’那样写，写的人找着了一个全然不‘应该’、不‘已经’的路子，告诉自己：我今天可以这样写。” 而一场文学奖不若一场球赛的地方或许就在于，文学是允许越线的——或许真的有一道白线划在那里，但你其实“可以”无视规则、统计和常识，大步地跨越它。曾经身为参赛者的我，也以跨越自己为挑战。转身成为评审，我其实期待读见一篇“可以这样写”的作品，并且愿意努力地去捍卫它。但老实说，这些年里这样的作品屈指可数。评审会议记录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我们期望从中看见评审们不同美学的、价值观的碰撞，主观和客观的冲突，而让文学展示出更多的“可以”。但张大春终究还是对文学奖失望了。他在2011年宣告“从今告别文学奖评审”，并批评“文学奖越来越能鼓励的是同质性极高而个性与创造性极低的作品”。对于干了25年文学奖评审的张大春，最后也只能说：“我没有资格纠正任何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事物——哪怕是我越看越觉得烂的作品”。我对文学奖并不如此失望，或许我干评审的时间还不够长。又或许我仍天真地认为文学还有更多我未见的可能，比起更多的不可能。如果文学奖作为一种制度——以朱宥勋对张大春的回应来说，文学奖当然也可以是社会学的。文学奖在作者、评审而至读者的相互效应，相当值得去讨论。作为一个不太完善但目前大家还可以接受的奖掖制度，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提供了整个评选过程的审视。一个文学奖的公信力其实建立在它评选过程的透明度。然而作为一种制度，文学奖显然又有太多的破绽和矛盾——因为它太自由了。一个被期待的文学奖，它不会也不应该给予评审更多的评分标准和建议。翻看评审记录就知道，评审的过程常常是一大段冗长、无效率的讨论，充满主观意识和个人偏见的争论。然而，正因为没有即定的准则和方向，也就有了各种意见发声的余地，我视为一种自由。我还真的在其他的文学奖里被要求为每篇作品打分数（Excel的表格上罗列：内容30%、形式30%、技巧30%、主题10%）。以个人经验来说，面对一整叠参赛作品，往往连名次排序都很艰难了，这种“打分”的评选方式大概只是为了方便主办方——作品不需要讨论，只有分数的高低。这对评审来说简直如酷刑，对作品也是一种怠慢。我从来不觉得一部作品之好坏，是可以如此量化的。如果文学奖作为一种，嗯好吧，终于应该让它回到文学的本位。它应该展示的是此一时代的最佳文学作品，至少，是评审心目中最好的作品。那什么又算是最好？什么又是“心目中”呢？参赛作品展现作者的文字技艺，但它往往又不仅于此。最后的成绩可能是评审彼此妥协的结果，对于好的标准本来就是各自表述，不会尽如人意，尤其评选记录公布之后，还得面对读者或参赛者对得奖作品的不以为然，而至对评审的不以为然。因此，相对于最终得奖的榜单，我其实更注目于每一届入围决审的10篇作品。复审和决审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选方式。复审的评审似乎对参赛作品有着更多的想像和期待，相对的也宽容、果决得多。除了一眼就看见的作品实力，他们也会格外让比较出格的、题材新颖的作品入围（反正得不得奖就交给决选评审去烦恼啦）。正是在这批进入决选的作品之中，每一届都冒现出让人期待的新名字。虽然读者其实没有机会读见所有入围的作品，但我以为这些入围作品才展现出了更完整的世代面貌和创作成果。所以我常对参赛者说：“入围靠的是实力，得奖要靠点运气”，也不全然是安慰的话。进入决审之后，就是评审个人的学养、经验、品味和价值观的展现。这之中的周旋和攻防，谁知道会不会有哪位评审不够“气势”为作品说话，或者哪位评审待会有事想快点结束会议，或者哪位评审当天感冒，鬼使神差的蝴蝶效应，都可能决定了一篇作品能不能得奖。在那刻时空，以心理学来看待文学奖的种种似乎也未尝不可。我总是觉得我在评审会议里把话说多了，又往往等到会议记录刊登出来之后才记起（或后悔）自己那么武断地说了什么。虽然想说的总比该说的多，但我相信所有留下的只言片语皆有意义——它多少展示了一个年代、一个作家对一件作品的看法。但美学的标准其实是会随着时间流动的。到了某一时刻，评审会被取代、淘换成另一批评审，但好的作品始终会留下来。文学奖作为文学的舞台，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不断变化、不断在跨越固有观念的有机体。哪有相同的河流呢？所有留下的记录也只是刻舟的痕迹。相关文章：【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五】郑睿婷/游走于制度内外的文学【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四】陈德兆/隐身与现身【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二】黎紫书/假如我是一名文学奖评审【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一】会议记录做不了什么事？——评审与旁观者言

4月前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四】陈德兆/隐身与现身

几年前我还是一个新鲜的大学生时，参与了母系举办的依大文学季筹备工作，旗下的戏剧组与文学创作组招揽组员，再三斟酌思考，随即在某种不明所以的因素下选择了后者，正式开启自己与文学奖的缘分。或许对当时刚接触文学奖会审记录工作的我而言，是这样理解文学奖的——一整片漆黑的夜像画布一样平铺在空中，而夜空属于星星，在漫天黑白的夜空，我可以借由想像去观望隐隐发亮的星星连点成线，串连出一个结构完整的图形。评审的只言片语就是碎星，隐没在宇宙的河里。我们要学习打捞起这些漂泊在空中的声音，然后筛选、修正，铺排成具有深意的记录，才能让参赛者觉得自己是站在发亮的星体上。但会审记录只是将评审的话逐字逐句写下来吗？表面如是，真正的却是检验记录者聆听与书写的功夫。记得第一次担任文学奖会审记录员时，对报告格式、重点内容的书写方式一知半解，即便当时已是以线上模式进行，也有组员通过电脑内置软件将过程完整地录制下来，可之后依旧在恍惚中跟着指令写完会审记录，随后提交最终版本，方才完成当时被指派的任务。那次的模糊印象里，有评审一再掉入离线漩涡，反复进出线上会议室。评论时，话语零散碎裂，场面尴尬几近失控；还有一类评审，霸气地不让别人嘴里掉出任何一篇可能登上神位的作品，他们会阻止别人说出极有可能改变结果的作品名字，而这都只为了让自己心仪的作品成为神台上的唯一。因此，那次经验充满戾气与冲击，除了考验主持人随机应变的控场能力，事后撰写会审记录也得小心翼翼。更久之后，一届结束后的另一届，我成了对接评审、主持会议的角色。于是开始紧急重建坍塌的建筑，我借助比豆腐皮还纤薄的经验，去尝试填补所有可能的缺漏，直至文学奖进入尾声，重头戏才算正式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进入到一种朦胧不清的状态，无常却有序地一个关卡接着一个关卡，从挑选评审阵容、书写邀请信函都隐含些许人情与技艺；更多的，是如何小心拿捏自己与评审之间的沟通，像是安排会审时间、告知评审奖项类别与规则，主持人都应当熟悉其中的规律及逻辑。更重要的是在会审时，面临奖项从缺、评审之间争议过于激烈等等情况的时候，主持人如何及时现身引导并调控氛围，都可能影响结果走向；像将熄未熄的火苗一再靠近引线，随时可能看见现场“升腾”起庞大的蘑菇云。有位前辈老师曾这样对我说：“文学奖是评审文学品味的角力与协商过程”，甚至直言提醒“评审意见不能做成表格，分成句子，一定是要段落的，参赛者才能看到评审之间的角力，同时知道自己的作品好坏，以及评审的取舍”，这让我不禁思索过往依大文学奖会审报告的缺陷，摘取自以为是的重点反而失去内容细节与核心，但这也提醒作为记录者的我们，记录时一些无意识的动作、评审评论作品时的神态，以及叙述时的停顿，都可能让参赛者在阅读会议记录的时候，通过这些蛛丝马迹找到自己作品获选与落选的原因。还记得前些日子某文学奖会审报告刊出后的争议，有评审对某作品仅一句带过，这几乎是扼杀了作者了解自身作品好坏的知情权。可这也许是一种警醒，让身在讨论现场的记录者与主持人需懂得隐身与现身的技艺，仔细把关每个程序，事后再让评审读过报告定稿并刊出后，才算是尽完主持与会审记录者的责任。作为文学奖的“中介”，我真真正正在这些话语与事件中得到十足的养分。无论是写作者或会议主持人的身分，在日后的生活里迷路时，我或许会怀念那时而隐身与现身的时刻。相关文章：【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五】郑睿婷/游走于制度内外的文学【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三】龚万辉/刻舟的痕迹—文学奖作为统计学、社会学或其他【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二】黎紫书/假如我是一名文学奖评审【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一】会议记录做不了什么事？——评审与旁观者言

4月前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五】郑睿婷/游走于制度内外的文学

接到特辑稿约之前，我对“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写这稿子之前，我便以参赛者兼局外人的角度来初次阅读往年的花踪评审会议记录。在散文组的讨论中，散文与小说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时常被提及与强调。两者属于截然不同的文类，许多创作者容易混淆。我认为这个例子完全对应了参赛者与局外人之间的模糊界限。有朋友和我提过自认作品水准不足而不敢投稿或参赛的顾虑。一方面害怕浪费评审的时间，另一方面更怕作品的瑕疵被无情地公开讨论，让信心遭受打击。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读过胡玖洲先生的专栏，其中一则〈入围就是肯定〉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中提到文学概念及视野的问题，以及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学奖”。这无疑是相当模糊且难以克服的课题，尤其对非文学类型相关从业者而言。没有概念的参赛者往往在这一步便开始迷路，步向局外人的处境。阅读相关会议记录，有助于参赛者掌握评审过程的整体脉络与判断逻辑。它的价值来源于表达及演示。通过透明地传达评审的思考过程，发挥辅助作用，使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开发达到最大化。以我的角度来看，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的功能主要是教育性。可以被讨论的作品，便已经成为不错的教材，水平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只要参赛者学会从中汲取养分，绝对能壮大信心以及思维能力。但过于依赖会议记录则将无可避免地导致题材走向同质化。这当然是指将其当作唯一的指南或获奖标准的情况。所以作为参赛者，将会议记录当作一次整体的赛后总结，以此来求突破的话，无疑是极有帮助的。当然这是直指益处的较粗浅说法。我们倒也不必太过于执着钻研，文学奖会议记录的功能与局限，同文学一般苦于滞后性。但真正具备冲击力的作品，恰恰有能力改变这种节奏。文学奖在文学范畴里只算得上是冰山一角，对我而言，它是相对被动的；主动权仍牢牢掌握在参赛者手中。同时我也注意到，评审们各自的性格色彩十分鲜明，这也是十分有趣的一点。有人果断，有人谨慎；更有人一开始选择斟酌，试探后再继续补充。原来不仅仅是参赛者会紧张。评审们在犹豫、分歧、取舍之间，所拉扯的不仅仅是冠军之席。人性在此显现得立体且丰富，打破了文学奖素来严肃、枯燥的固有印象。不可忽略的是——人性，称得上是文学的核心。会议记录本身的功能及主题通常不会使局外人主动感兴趣，若是能注意到其中人性化的这份乐趣，用来作为消遣读物也不为过嘛。写这篇稿子时，总也忍不住思索一个问题——文学究竟是什么？所有关乎奖项、技巧、益处的思考，始终离不开这一主题。它同样在我创作的过程中反复出现，难以捉摸。参赛的初衷自然是朝着奖项去的，这答案倒是直白且明确；但依然避免不了迷路。花踪截稿之前，我的心情一直很紧绷，而且区别于平常写作，连唯一的乐趣都消失了。直到截稿日那天把作品当垃圾一样“扔”出去，煎熬才终于停止。当然获得宛如新生的解脱那瞬，对奖项的追求依旧没有放下。我一直苦恼至今。写到这里，我也同步整理出自己的误区，看到参赛者与局外人几乎相同的处境。对我这类习惯横冲直撞的参赛者而言，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帮我重新审视及提醒自己——冰山之下还藏有一大片辽阔的海域，除了登顶，亦可选择畅游。参赛者与局外人，文学与文学奖项之间，要想搞懂，还有很多版本与形式的“会议记录”要读。相关文章：【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四】陈德兆/隐身与现身【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三】龚万辉/刻舟的痕迹—文学奖作为统计学、社会学或其他【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二】黎紫书/假如我是一名文学奖评审【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一】会议记录做不了什么事？——评审与旁观者言

4月前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二】黎紫书/假如我是一名文学奖评审

“出道”以前，马华和台湾各大文学奖的评审会议记录是我的“参考书”。不仅仅因为我把它们当作“如何书写得奖作品”的指南，而是对于一个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创作观的新人而言，这些会议记录陈列了各评审（他们是海内外的资深作家和学者）的评选标准──往往也宣示了他们的文学品味和美学追求。我因为非本科出身，便觉得当中有太多可汲取的养分；读之，算是恶补文学理论，之后再对照得奖作品交叉阅读，更能激发自己的思辨──所谓创作观，多少是在这些“赞同”和“不赞同”的许多次碰撞中产生的。后来写作参赛，作品进入决选，评审会议记录于我便有了切身关系。看名家们评点自己的作品，甚至可能费唇舌为它争取名次（偶有相反的情况），一篇无色无味的记录文章便也能读出临场感来。马华文学向来苦无读者，评论的声音也十分稀缺，这种机会终究难得，写作者的虚荣心也就不难体会了。奇怪的是那些年看过许多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竟无一次觉得“这记录写得不好”。当然有时候会对一些评审的意见不以为然，也偶尔会在文字里看出评审的态度（谁强硬、谁温和），却总不至于见识到有谁说话结结巴巴或语焉不详。毕竟那些内容经过爬梳，已被整理者“去芜存菁”，尽量拣重点，做到简明、流畅。说到底，会议记录不同小说，实在不需要还原评审的语态表情，或是表现他们的情绪，把他们当“人物”处理──以后我自己在文学奖评审会议中当记录员，便如斯警惕。那时我觉得这种会议记录不难写。比起新闻报导，它既不需要采访，也谈不上什么准备工作，不过是会后将录音转成文字，再按篇幅需求（它已有一定的形式与布局）进行剪裁和整理，加一段引言便成文章。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过来；我之所以觉得“不难”，是因为过去研读了不少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对这类报告文章了然于胸。再者，我到底是个创作者，也有一定的文学阅读经验，等于我掌握了进门的钥匙，可以轻易进入到评审们讨论时的语境中。再后来，一路往前，终于有一日换我当值，成为了文学奖的评审。这过程历时颇久，而时代发展极快，过去所乘的“巨轮”已换成风火轮，文学被碾压和灼烧过了。文学奖的分量和作用不比从前，但文学奖的评审机制仍在，评审会议记录仍用作展示文学奖（决赛圈）评选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虽说除了参赛者和部分“圈内人”外，再没多少读者，主办方仍会在赛后将之公示。坦白说，这时候的我，除非决选名单中有我比较留意的作者，否则便不怎么留意文学奖的评审会议了。主要原因自然是它对我已经失去功能──既然有了自己清楚的文学品味和主张，则无论作为写作者抑或是评审，我都不再需要通过这种途径参考别人的标准。可文学路上总有尚未“毕业”的新人，我猜想他们未必像年轻时的我那样“好学”（把海内外所有评奖记录都看个遍），却因为人在竞赛场上，必然会有关注文学奖决选过程的时候。我只是怀疑，文学阅读本已小众，今更式微，恐怕已不容易找到真正具有功底的记录整理者了。还真的是当了评审以后，我才意识到记录员是个重要的角色。现如今人们惯于“凝视”，一篇评奖记录刊出，若非入围者，读者中不知有多少抱着观众心态。记录员等于场上唯一的摄像头，它的角度怎样摆、像素和收音效果如何，势必决定输出的成果。因着这种种条件和限制，世上没有一个摄像头能做到真正“客观”，可以最大程度地展现“真相”。说到底，人世中的真实本来就具备一定的“小说性”，一场评审会议或有不欲人知的off mic时刻，或有争持不下时突然陷入的深渊式沉默；或有词穷时、尴尬时、口沫横飞时……如此种种，未必不影响某些评审的决定，继而影响赛果，却非记录文字可以承载。既已知道会议中设置了这么一个“镜头”，我当然明白那意味着场上说的每一句话，日后都可能示众。只是我素来在镜头前表演欲不高，且早已以诚实为志，无惧于为直言付出代价，因而无论场上说了多少狠话，却从未动念要记录员或后来把关的编辑“手下留情”。或许我始终相信文学奖的主办方自有分寸；认为评审就和参赛者一样，会受到某种尺度的“保护”。倘若事实证明我错了，那也就只是一场误会，并不影响我的态度。因为我若是一位文学奖评审，便纯粹只是个评审；不能因为意识到注视，就以为那是一次演出。至于读者，倘若把评审会议当作戏台，他也许会在文字里观赏到一场戏；若是把它当作参考书，则可能会获得拿奖的门道，或别的什么。这点，不由评审，甚至也不由文学奖的主办方决定。相关文章：【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③之一】会议记录做不了什么事？——评审与旁观者言【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一】谁在乎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参赛者说【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②之一】会议记录者的挑战，与编辑刊登策略

4月前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②之二】李淑仪/怎样才是刚刚好的插手？现阶段答案是——皱褶留下，毛球剪掉

收到邀稿，写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者的种种思量，率先冒出的想法是——咦，这有什么好写的呢？ AI工具实在太便利，整理会议记录真不是太难的事。长长录音档丢到特定网站，短时间就能转换成一份逐字稿；只需在这基础之上，揪出错漏，删改文句，基本上跟处理一份普通访谈的逐字稿没有太大不同。整理后还无须把通篇对话拆掉重构，用自己的话撰写成一篇报导文章；只需让它“如其所是”地呈上，谁说了什么就让它是什么，不用也不该为这些话语自行定义、重编顺序、大幅整修，理应轻松很多。可“如其所是”从来都是伪命题。不可能百分百，只能尽量趋近它。尽量趋近，意味着加工，不留痕迹地插手。于是记录者必须隐身，却也不可能真正隐身。评审会议记录的工作只参与过一次。当时可是严正以待，是无法重来且不容疏漏的事。记录者也是会议流程把控者——先是互相介绍对方，引导评审推选一人担任主席，询问评审对参赛作品的评选标准，票选心属作品环节，再逐篇讨论优劣；会议缓缓起飞后这时总算进入自动驾驶模式。不能左右航道，手离开驾驶盘。手退回到笔记本上记录的位置。跟平时做访谈一样，确知对话有录音可以反复重听，于是笔记本与身体感官习惯记下的，多是录音笔即使录下了也容有诠释空间的东西，那些语气、停顿、表情，以及似有还无的气氛转折。挺有趣的，就像眼睛睁开眼睛紧闭，品尝同份餐点味道会有些微落差；重听录音与身在现场，你跟那场对话的物理距离，也会影响一句话听在你心里的观感。更何况是声音与文字之间的媒介转换，或许已更接近一场翻译。评审会议记录完整摊开的意义之一，是评审别人的人也需要接受别人评审——标准是否自相矛盾，改票的过程是怎么游移，评价一篇作品好坏的理由是否让人信服。我在你的眼眸看见我再看见我在看你是如何在看我。观感。不只是评审说了什么，也关乎会议记录整理者怎么用文字呈现他们怎么说。写人物访，可以自由加入第一视角的观察——他语气是笃定是迟疑，是轻轻提醒是严厉训话。文字若只是一板一眼从口语换转过来，本是宽敞的话也会变得狭窄，明明听着温和的话也有可能变成足以刺伤人的字。可会议记录不允许用文字添砖加瓦，最基础的标点符号这时就显得很灵动。比如我会倾向用“……”来保留评审犹豫、卡机，或是说着说着再回头自我修正的瞬间，而不是把它们直接移除；尽管这样文句读来较不顺畅，但可以某程度展现评审思考的脑回路——他不是一开始就毫不犹豫抵达那个尖刺的。若出现前后矛盾，自圆其说成与不成的段落，也觉该完整保留，而不是擅自伸手抚平皱褶。阅读评审会议记录，也是为闪亮名字祛魅或赋魅的明镜。唯一一次参与的评审会议过程顺畅，中途没有明显的分歧和弯道。于是整理长长的逐字稿，期间没有出现太多需要斟酌去留的发言段落。决定要删的部分还挺爽脆。一是评审在给出总评时岔出去疑问参赛者选用简繁体字的比例为何是如此，而字体的选用跟比赛章程没有倾轧。二是参赛作品里引用了某位真实人物，评审讲解了一大段关于这个人物的生平事迹——内容并不牵动作品好坏的评鉴，读者也可自行上网搜寻；可删。都是小小的接近直觉式的抉择。而不起眼的地方最磨人。印象深刻是某天坐在对面的同事，在一片寂静的办公室中突然咆哮，说会议记录整理起来太琐碎啦，评审说话有的的的啊啊啊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一堆赘字，需要很细腻很有耐心地挑出来删减。嗯，要挑的，不能一键全删也不能全留。全留读起来太烦人，全删读起来又不近人情。我自己判断的方式，是看这个字有没有包裹情绪在里面。比如“非常非常非常好”，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至于其他纯粹因为说话习惯产生的赘字，啊，确实是锻炼耐心很好的修行。所以啊，如果吼，就是说，那个，要是评审们在会议中有自觉地节制脱口的冗句与赘字，其实啊，无形中是帮了会议记录者非常非常大的忙哦。（编按：本文作者为副刊记者、第17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新诗奖决审会议记录整理者，同时也是第15届花踪文学奖新秀散文评审奖得主。）相关文章：【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②之一】怎样才是刚刚好的插手？——会议记录者说【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一】谁在乎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参赛者说

4月前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②之一】会议记录者的挑战，与编辑刊登策略

评审会议记录整理者不仅是技术性的抄写者，更是将瞬息即逝的判断、分歧与共识，转化为可被阅读与检视文本的关键角色。记录如何取舍与呈现，直接影响外界对评审过程的理解，甚至关乎奖项的公信力。然而，这份工作长期处于近乎隐形的位置，其专业性与复杂性亦少被提及。记录完成之后，仍可能面临编辑层面的再次更动，使会议记录进一步改写——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本期【文艺春秋】，我们先来看会议记录者的挑战与选择。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者的挑战：挑战一：取舍与还原的张力 ☉ 逐字记录能尽量还原现场，但冗长、杂讯多；整理稿则需删减与重组，或引发失真、偏颇的质疑。挑战二：语气与立场的转译 ☉ 评审发言可能带有情绪、有特定语境与即兴判断，记录者需在忠实与修饰之间拿捏。挑战三：专业判断压力 ☉ 需理解文学术语、评审逻辑与作品脉络，否则可能误记重点、错置论据。 ☉ 为保密，记录者多没法事先读到入围作品。挑战四：保密与公开的界线 ☉ 哪些可公开、哪些需保留，往往没有明确标准，记录者需在透明与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挑战五：读者期待差异 ☉ 参赛者、读者、研究者对记录的需求不同：有人要简明结论，有人要细致分析，难以一一满足。挑战六：篇幅限制 ☉ 若刊在报章，有篇幅限制，编辑可能再次删减记录。 ☉ 纯网页刊登则可不受此限。报刊编辑刊登策略与建议：*以【文艺春秋】刊登的花踪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为例 ☉ 优先保留评审分歧、关键判断与得奖理由 ☉ 适度压缩重复发言与枝节 ☉ 保留评审个性化语气，但避免情绪性攻击 ☉ 删减太长的参赛作品原文摘录（但须比对原作，例如确认小说人物名字），只取关键字句继续阅读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整理者的亲身体验——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②之二】李淑仪/怎样才是刚刚好的插手？现阶段答案是——皱褶留下，毛球剪掉下期預告｜2026年4月3日【特輯‧文學意見】“我與文學獎評審會議記錄” 系列③-完结篇文學獎評審與旁觀者說——會議記錄做不了什麼事？相关文章：【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一】谁在乎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参赛者说【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二】周若涛/不存在的评审记录【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三】林良〈硝烟弥漫的角力场〉【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四】陈凯宇〈仅供参考〉

4月前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一】谁在乎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参赛者说

在文学奖的运作机制中，评审会议记录常被视为公信力的延伸：它既是判断结果的依据，也是理解评选过程的窗口。它甚至是很多参赛者的“文学参考书”。但它是否应承担如此多的期待？当记录被不断放大、检视，甚至引发争议，我们不妨追问：它的边界何在，能说明什幺，又必然遗漏什幺？【文艺春秋】将以“我与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为主题，邀请文学奖参赛者、文学创作者、评审，甚至会议记录者、会议主持人等，从各自位置重新思考其意义。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文学奖评审程序。【文学奖评审程序】一般比较大型、严谨的文学奖，多备有以下评审程序，以彰公正。每组评审人数多为三至五人不等，取单数。 ① 征稿与资格审查 ● 截稿后按组别分类（小说、散文、诗歌等），并统一投稿格式，如去除作者信息 ● 给作品编号 ● 初步剔除不符体裁或字数要求、明显违规等作品 ② 初审目的：把不符合基本标准的稿件淘汰，留下具潜力的作品进入复审 ● 找出值得再看一轮、值得讨论的作品 ● 这一阶段的标准通常是“不够好”就淘汰，而不是“一定很好”才留下 ③ 复审目的：选出10至20篇作品进入决审，无需排出名次 ● 复审是在“好作品中分高下”，把“值得讨论”变成“值得竞逐奖项” ● 一般不会有会议记录 ④ 决审目的：选出得奖名单 ● 决审会议多配有会议记录员，详细录音并记下评语与评审过程 ● 常见评审机制：逐篇讨论（逐一陈述优缺点）、秘密投票或多轮投票 ● 若票数僵持不下，会议主持人可能询问工委会主席或文学奖召集人，商议增加或轮空得奖名额 ⑤ 确认结果 ● 让决审委员再次确认赛果 ● 主办单位再次确认得奖者的参赛资格 ⑥ 公布成绩 + 颁奖 ● 多在颁奖前先公布决审名单 ⑦ 发布评审会议记录 ● 说明得奖理由 ● 建立奖项的审美标准与话语权对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得奖者阅读的原因可能是：“我想知道，我是怎幺被选中的……” 落选者则会说：“我更想看到评审不喜欢我的理由……” 作为本系列的首炮，让我们先来听听参赛者的声音——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二】周若涛/不存在的评审记录【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三】林良〈硝烟弥漫的角力场〉【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四】陈凯宇〈仅供参考〉下期预告／2026年3月30日／【特辑‧文学意见】“我与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② 会议记录者言——怎样才是刚刚好的插手？

4月前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四】陈凯宇/仅供参考

近日得到某文学奖，但始终不感觉踏实。该奖历来无评审记录，今次主办方进一步宣称评审过程是“blind-judging”，不会公布评审名单。负责人回应，是为了防止评审遭到干扰。保护评审的用意是好的，但参赛与获奖因而变成了非常封闭的一件事。之后得知主办方向评审索过简评，至今却未见刊用。若非评审私下告知，作者去信要求，是完全不会知道自己的书写被如何看待的。一个联系读者和作者的重要渠道消失了，就像考后，老师没有派卷讨论，只投影名单和总分，学生各自检查——分数再高再低都难免疑虑：我的亮点和不足是什么？老师的批改有无错漏？偏偏文学奖又不仅仅是数字和结果而已。说说个人作品的奇遇吧。两年前得时报的〈Roomless〉（编按：该文获得第45届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佳作）讨论篇幅不多，可是在第二轮投票中与另一篇作品同分，继而在第三轮投票中险胜。原先期待评审会在“避难”、“跨境”、“回归”、“落脚”的关键词中读到新马人的无家与失根、马劳租借生活等线索。三位台湾作家评审读到的更多是个人空间的缺乏和性向认同。更早以前入围第16届花踪新秀散文奖的〈深夜拾荒手记〉，评审一开始忽略了文本中的男性线索，都认为作品是女生写的。观点因此围绕在“散文奖写爱情非常吃亏”、是“弱势”、空泛、虚无，读到最后就只有情爱，没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可见植入阅读的性别视角不同，一篇文本所折射出来的意义便也跟着不同了。代入女性或许真是纯粹的爱情散文，但代入男性则是在边缘地带取暖求存（评审之一：我在阅读的时候，就很好奇怎么没有同志书写……）。同一届花踪马华散文奖的决审记录提到“爱情书写好像大幅下降了，好像被踢出了这个平台”、“爱情变成了消逝的往事”（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评审的个人期待？）——一边是认同书写情感的弱势，一边慨叹着爱情不见了。必得先要有白纸黑字的记录，才能够保留并延伸出这些有趣的观察。那些愿意逐字记录的文学奖，都是成千上万字的珍贵啊。贵在透明，贵在留下来，贵在当届评审的关注、个人期许、文学观以及针对作品的见解，贵在免费阅读。那代表了一个奖最大程度的说服力。比起刺激的现场比分直播，评审记录更像是一个安静的后记。尽管评审们的要求与标准相近，但基于来稿匿名、个人阅历、成长背景和主观意识等差异（先撇开准备不周、阅读不够细腻的评审），误读是在所难免的。作者无法预期自己最初丢出去的球能够被百分百地接住。完全理解自己作品核心的评审更是可遇不可求。再说，只要更动评审组合，讨论焦点改变，结果也可能会不同。这在在是评审记录令人期待的地方。鲜花会干枯，奖座会积尘，奖金会用完，作品和评审记录也都会过去。获奖固然可喜，但把光环化作底气的同时，看见评审场合的局限，最后回归自身书写，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后来我将这些奖项从个人简介移除了。我比较喜欢这样。还在参考评审标准，在乎自己的作品讨不讨喜吗？请记得带着新的作品向前走，写出自己的样子。如果可以在评审会议记录中加入一句话，我希望是：以上记录仅供个人参考用途，并非绝对。相关文章：【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一】参赛者说：谁在乎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文学奖评审程序【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二】周若涛/不存在的评审记录【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三】林良/硝烟弥漫的角力场

4月前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三】林良/硝烟弥漫的角力场

我的第一堂文学启蒙课，大概要比一些人来得惊险：期末缴交一篇现代散文习作，讨论采取团体公开互相批斗模式，接着由授课老师执行最后一击。修课以前早已听闻学长姐口耳相传——批斗大会每每血流成河——于是所有人都卯足了劲，尽可能交出完美的作品，以及一剑封喉的批评。我至今难忘一句评论：“这篇算不上散文，更像是中学生的作文。”战场上，兵不血刃，而血河早已漫漫——是怎样的刃，谁人的血？而我的第一次文学奖决审经验，会议完全公开，与会者和作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团围圆桌落座：主持人开场，评审逐一分享整体观察，评审进行第一轮圈票，工作人员计票，淘汰〇票作品；评审先讨论是否有要放弃的一票作品，再逐一讨论幸存的那些；评审进行第二轮给分，工作人员计分报分，评审讨论同分的处理方式，双赢或择一；主持人宣布得奖名次。我后来才晓得，这次经验算特例，评审、“会议记录”和得奖名单一步到位——一般来说的流程应该是好奇评审名单，焦虑得奖名单，最后期待会议记录。当然，这次的经验我以杠龟收尾，作品在第一轮就被刷掉所以零讨论，会议结束又要赶场上课，与会后的请益环节完全错身。换句话说，怎么死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投文学奖，答案百百种，急功一点可以说想被“官方”认可，近利一点可以说是奖金诱人，但我以前会粉饰说：“我想看免费的专家意见”。从第一次投文学奖到现在，这个想法一直都没有多大的动摇。评审团是无限接近于“理想读者”的一群人，这群“理想读者”和入选作品死死绑定，他们有阅读和批评的义务，只有在完成契约之后才能松绑离开。换句话说，即使作品写得再烂，评审团也必须读完，并且给予反馈，几乎规避掉可能的风险——比如同道友人可以审美不同拒绝提供意见，或者副刊杂志可以“不太合适”为由退稿——只要确保投稿时符合所有基本规范且通过第一轮考验即可。文学奖评审会议的关键问题在于“看”：谁看、如何看／被看、如何让你看。基于这种本质，不妨将评审过程视作一场文学读书会，评审是具备了权力的导读者，依据个人喜好对作品进行剖析与排序，而最终的评审记录则可看作是这场读书会的“成果发表”。这份记录对评审而言，是美学品味与意识形态的公开展示，亦是试图以此为基底，对特定文学奖甚至整个世代／时代文学所展开的建构与期待；对投稿者来说，虽然初衷是获得“权威”的认可，但更长远的意义在于观察评审如何“打开”自己作品的可能性，探究对方从中挖掘出哪些新层次，或是审视对方是否根本未能读懂自己的创作核心。同时，对于包含文学研究者、文艺爱好者、下届竞争者乃至一般读者在内的潜在受众而言，这份记录则是掌握该届文学奖“发生了什么事”的重要管道。不同角色对于一篇评审记录的需求不尽相同：言简意赅的品味宣示与责任阐释、钜细靡遗的文学作品分析报告、言简意赅又不断章取义的现场报导，三者之间要怎么调和，产出一份符合所有人期待的评审记录。压力来到主办方和记录者的身上。在这种压力下，记录的形式便成了多方角力的焦点。逐字稿显然最能完整还原讨论现场，使读者“见字如晤”，也不用担心谁在哪个环节动手脚导致曲解误会的“冤案”。然而评审团队虽是主办方精挑细选的圈内专家或业界精英，但在相对漫长且集中的讨论实在不容易维持简洁精练、一语中的的发言，更难保个别评审突发“暴言”——即使我们都清楚言论的责任归属，主办方也定然不愿成为在最前线担责的敢死队。于是乎，我们最终明白文学奖永远不只是一套单纯的筛选机制，更是整个场域内权力运作的缩影，不求其完整，至少满足两项基本条件：清楚展示评审程序，以及完整记录评审评语——比如印象中的第一次“评审会议”，“暴言”的正是我所在的小组，现在虽然偶尔会后悔发出此种“新手不友善”的评论，但以创作为本位进行思考，也许偶尔它仍有存在的必要性——似乎这也不会太简单。文学的意义是可以勇敢地说真话，无论真话是否戴着面具，至少我们确知那是真的。我想我也会如此期盼，一份“真”的评审记录，喜欢说喜欢，厌恶说厌恶，你不一定懂我，但我知道你真。再于是乎，我们最终的最终只能诉诸“文心”，投稿者的、评审团的、主办方的：A交出好作品，B认真阅读评论，C如实记录，A阅读并且感谢B和C，A继续写／改好作品。这大概是评审记录所希望的自己的一生吧。相关文章：【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一】参赛者说：谁在乎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文学奖评审程序【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二】周若涛/不存在的评审记录【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四】陈凯宇/仅供参考

4月前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二】周若涛/不存在的评审记录

参加文学奖多年，最期待的当然是开奖时刻，其次便是阅读评审记录了。我参赛十有九输，多次入围而未得奖。想在评审记录中讨个明白，以求死得瞑目，却也不一定如愿。评审会议中通常先对入围作品进行投票，零票与一票者往往直接被淘汰，不获讨论。所以，我对上一届（第17届）花踪文学奖新诗评审（杨宗翰、陈志锐、杨川）格外感佩。他们认真讨论每一篇入围作品，无论票数高低，对参赛者展现了高度的尊重。年轻时，评审记录是我文学的养分之一。那些日子，我极欲从前辈作家的话语中推敲出创作心法、得奖秘诀。功利心虽重，但也是一种学习动力，许多文字技巧由此习得。多年后才醒悟：哪有什么秘诀？入围靠实力，得奖与否则全看评审组合，也许还关乎开会当天的天气、评审精神好不好、冷气会不会太冷。得失心渐淡，而要摆脱“得奖体”的文字桎梏，却又耗去许多年功夫。如今自己的诗观渐渐成型（若不说定型），看评审记录更多是在品味审美的异同。有时，也能感应评审的用心：是以自身为标杆去量度作品？还是愿意站到作者的立场，揣摩其创作意图？这时，读评审记录似乎超越文学，而关乎心性修为了。最感人的状况，是看见弱势作品被捍卫。多年前我曾入围台湾时报文学奖，首轮投票中我的作品原只得一票，岌岌可危，后幸得杨牧力保，才有幸获得评审奖。杨牧于我是诗神一般的存在，这段经历就像得到神的眷顾与祝福。日后当我也成为评审，便提醒自己效仿这种精神，为好作品发声。也是在担任几次文学奖评审之后才发现，有时对某些作品无感，或长时间审稿以致审美疲劳，难免陷入无话可说的窘态（因此更佩服杨宗翰诸君了）。读者看到评审记录只有三言两语，很可能以为评审们草草了事，不尊重参赛者。近来我很犯规地寻思，为减少这种状况，不妨求助AI。 AI在文学奖确实是禁忌，但用来辅助评审则未尝不可。我常把一些旧作丢给AI，它已能进行相当深入的文本剖析，对一些隐晦的书写也解读得八九不离十。评审若使用AI，当然不能照单全收。过滤掉那些幻觉与瞎掰之后，剩下的若能补足一些盲点，甚或激发一些讨论，对作品的整体评鉴是百利而无一害。甚至，主办单位可以在评审会议上把AI评析充作基本的讨论素材，最低限度也能避免“作品没被讨论到”的窘境。AI作为绝对“客观”的存在，也能在各评审的“主观”之间作调和与平衡。如果我再前卫一些，就会建议：让AI也成为评审一员吧——参与讨论，但没有投票权。目前为止，本文说的评审记录，预设的都是“决审记录”。但还有一种我最想窥探却苦无门路的，就是：复审记录。江湖传闻，复审评审们会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得奖名单，而这通常跟最终得奖名单大相迳庭。可想而知，即使真有这样的复审记录，为避免动摇文学奖的权威性，也绝无曝光的一天，更没人会愿意承认它的存在。可我心痒难搔，很想请AI帮我骇入主办单位的电脑，寻找一个名为“复审”的档案夹，把里头那些被埋没的名字，一一挖掘出来。相关文章：【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一】参赛者说：谁在乎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文学奖评审程序【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三】林良/硝烟弥漫的角力场【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四】陈凯宇/仅供参考

4月前

【文学意见】章楷治/文学奖作为生态缩影 ——仁华新诗决审侧记读后

过去曾撰写台湾台积电青年学生文学奖新诗组决审侧记。诗人颜艾琳表示，作为全台最大型的学生文学奖，每届得奖作品都会被拿来与中国大陆的青年学生比较，以观察两岸学生文学所关注的议题以及美学观念。校园文学奖往往也反映各大学之间的美学标准。因此，我认为文学奖的得奖作品往往呈现出一个场域的文学生态，更不用说全国性质的比赛。近期，仁华全国大专文学奖与依大文学季文学奖相继公布决审记录。作为一位诗歌爱好者，对其中新诗组的讨论更为期待。后者的评审展现了相当的专业性，其中讨论可窥见三位评审的审美脉络与标准，也有足够的论点去说服读者作品未能得奖的缘故。而前者，尽管反复阅览，讨论缺乏细腻的审美脉络与分析肌理，读者无法从中获取三位评审的标准。我当然同意诗歌的审美是主观的，因此在阅读一首诗，我从不评价好与坏，而是我与我诗学观念是否适配。但作为比赛，我们需要去思考：自我的好恶是否凌驾于技术与思想之上？其次，每一位创作者耗费心血之作品，幸运地——当我们说文学奖等同于刮刮乐——闯入决审，无论得奖与否，总希望看见更“专业”的诗人点评他们的作品，从中意识到那些需要保留抑或修正的优缺点。在撰写台积电文学奖侧记的时候，曾有前辈提醒我，评审的发言长度需要平均。但这次的记录，我坚信绝非记录者的问题；哪怕再怎么节省字数，也绝不会出现一人一句短评的问题，甚至有一首作品，竟有一位评审一句评语都没有。其中一首叫〈受膏者〉的作品评语，一位评审这样说道：“我不太明白这首诗的意念，不清楚他要表达什么？他要塑造怎样的形象？虽然题材算是特别的。”上次听见这样的评论，还是在推荐从未读过诗歌的朋友阅读杨牧老师的诗作时，他说：“我看不太懂。”我不得不对评审提出质疑：他是否有认真对待，乃至阅读每一首作品？毕竟，在〈你们这些诗人有话能不能直接对本人说〉的讨论中，竟没看见同一位评审的发言记录。如此对待诗歌的诗人，就像是那些在书店随意翻阅书籍，发现手上拿的是诗集便立即放回书架的，轻视文字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份评审记录，当台湾的诗人朋友们向我索要记录阅读，我无法忘记他们的表情，无法忘记我的窘迫。阅读结束后，除了尴尬地四目相对，再也没有任何好说的。但是，这样的侧记稿，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评审的邀请：辈分与资历是否远优先于专业与敬业？相关文章：【文学意见】章楷治/论观察章楷治/躺平章楷治/遗忘

9月前

【文学意见.聆听童伟格】早熟的见证：试论文学写作的可能意义/ 卢姵伊（讲座记录）

2025年6月16日，台湾小说家童伟格在马来亚大学文学院The Cube举行了一场文学讲座。联合主办者为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台湾光点计画与马大中文系。本文为讲座整理记录。小说往往以时过境迁的另一个语境，反向收纳叙事治疗诸多繁琐历程，直抵它的“被选中的读者”：当我们能看懂虚构人物是如何在说他们的故事的，也许，我们会有机会看清楚关于自己的生命故事。……文学并非总是“为我”，如此阅读，总难免让诠释单薄。然而，当时所特定文学作品，对特定读者的即身性，确实可能，一种将苦痛指向虚构角色之内在诉说，再将苦痛借由情节配置以渐渐外化，从而使角色（包法利夫人、杭柏特先生、霍顿、等等等等）在如此残缺，自我伤害与伤害他人后，仍然得以在一切经验过后，以他作为“人”的质素，而得以为另一人（读者）同感、怜悯或珍重的此种小说可能的基本核心关切，它索求感受的，或想以黏合复生的全副身躯悍然护卫的，诚然，并非乐园里的孩童。——童伟格，〈如果你真的要听〉，《童话故事》小说家童伟格站在讲台前，手握稿纸却鲜少翻阅，直到最后放缓语速，看了看纸上的内容，再次重申：“当其他认知方式都尚不可能的时候，文学写作就成了一种早熟的、至关重要的见证真实的形式。”总结文学见证的可能与困难，童伟格带我们认识一众诗人和哲人留下思索印记，环环相扣，立下摇撼心神的标题回收。以“早熟的见证：试论文学写作的可能意义”为题，童伟格首先分享自己近年对文学美学与伦理的思考缘由。和小说家胡淑雯共同编辑台湾白色恐怖文学选集的经验，引至反思大学时期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观点。这种文学理论侧重文学美学形式，将作品跟作者个人分开，为当时的文学读者、作者赋予新眼镜，也提供表现内容的自由。然而这一强调文学技术演练，让无论议题大小的内容平等的理念，将在书写重大的生命课题之际遭遇严峻考验。书写或阅读文学，我们如何记忆受难与暴行？ 1992年台湾通过废除内乱罪（刑法第一百条）后，大量涌现政治受难相关的作品。查阅过程中，尤其面对以真实经验为写作基础的散文，童伟格形容阅读过程像眼球遭到焚烧的感觉。完成评选后，他的心中仍有问题高悬：当初带来启发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分析似乎无效了，对于真实发生的受难记忆，我们应该如何赋予文学评价？｜文学是野蛮的，也是必要的语言｜为了思考受难与叙述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童伟格取径德国视野，深入了解经历二战集中营暴行的幸存者如何看待书写与记忆。大屠杀的遭遇过于惨烈，为何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拒绝赋予诗意，却仍然坚持用诗阐述这段受难记忆？集中营的暴行超越人的理解，而更痛苦的是，受难的记忆终将被遗忘——这些都指向文学写作的无力和不可能。即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为人所熟知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但这句还有后话：“但他人的反驳也同样成立，即文学必须抵抗这一判决。”阿多诺认为，重大的集体苦难之后，人们期望回到生活，但日常文化现象泛滥，似乎只有艺术作品能传达真正的声音。童伟格引述另一个集中营幸存者普利摩·李维（Primo Levi）的生命经验与书写理念。李维在余命40年重复书写相关记忆，自觉当时作为熟悉化学知识的犹太裔，因为纳粹军人需要他的学识能力，能够幸存也是一种特权。他也意识到人的健忘为受难者带来更多伤痛——即使写得仔细，也有人不相信集中营曾真实发生的恐怖事件，而纳粹浪潮试图重新占领社会。李维认为代言不符合道义，但代言又是必须的。因为死者无法言说，书写有其伦理上的承担，幸存者、见证者必须为死者代言。李维鼓励怀疑受害者证词，并展开协商。个人的见证需要他者介入，通过集体创作才能从极度私密的痛苦，寻出积极的公共动力。童伟格强调，文学不只是书写伤口，还有凝视介于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文学的介入将会发挥隔离作用，让我们尽可能辨识、梳理一个人迈向加害者的过程。研究加害者是为了设置防线，并不是因为加害者神秘深邃，而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和他们的距离其实并不远，减少成为加害者的可能。｜拨动静止时间的代价｜ “伤痛像是站在身边的永生兽，跟受害者牢牢捆绑在一起，共生状态作为核心，在某个意义上是无法被治疗的。因此，幸存者使我们害怕，就像时间当中的记号，每次看见他，倾听者会感觉到时间没有流动。”童伟格借劳德瑞〈见证之举，或倾听之众相〉，并揭示幸存者令人恐惧的原因，他们失语，否则将不断回到现场般重复言说。其他人难以承接受难者，因为他们的语言穿透倾听者，就像当下四周一切被取消、不在场。 “幸存者让我们害怕，因为他们宣示了，有秩序的世界无法被完整修复。”认识见证的不可能，是为了走向可能。复员方式是让两个世界重新联系起来，两个世界即发生暴行现场和当下的现实世界。我们将意识到两个世界的严峻差距，也是磨练心智的过程，因为预感无法对话，直到在废墟之上找到位置，可以留下一座小房子。说到这里，童伟格预告骆以军年尾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名为《小房子》，也提及与513事件有关的小说——贺淑芳在202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蜕》。失落与失望的记忆讲述非常重要。承受失望为何具备积极的公共意义？童伟格认为《蜕》不只是揭露国家暴力的创伤，也谈论记忆重提必然面对的失落。“也许我们才能蜕一层皮那样，从自己生命中拉扯出一团薄膜，抱着可能夭折的风险，将集体的伤如一层薄膜予以蜕掉，集体因此有了面对历史的使命。” ｜换取的未来｜在言论收紧的极权年代，国家档案变得不可信，造成记忆空白，但写作不需要国家单位的准允，文学可以克服这些欠缺，把理想的集体未来寄存在我们记忆的讲述当中。历史不只是过去，而且犹关未来。童伟格强调，未来也是历史事实的一环：“我们对未来的想法不同，对历史的讲述方式也有所不同。”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记忆？什么美学形式的记忆讲述，可以串联成公共记忆？这些有关记忆的伦理讨论，指向一种冲突： “因为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不忘记生活中发生过的重要事情。然而，记忆在形塑我们是谁与我们如何行动方面，与成功宽恕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冲突。后者，乃是以忘却我们所受过的伤害作为终点。我主张的成功宽恕，并非忘却所受的伤害，而是克服随之而来的愤恨。这类似于忘却一种情感，即在回忆起事件时，不再重复经验它。应当涂抹的是情感的记忆，意思是不再重新体验它，而不是遗忘它。”——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记忆的伦理》记取暴行，等于无数次想起受到屈辱的过去。如果宽恕必须遗忘情感的记忆，似乎要让受害者背叛自身——妥善保存记忆，却拒绝遗忘，是如此残酷、艰难。但这也是唯一保有主体、保有我们自己的方式。根据玛格丽特的启示，为了达成这种记忆伦理最高的目标，我们需要很多助力。童伟格最后为真理作注：“在古希腊的世界里，真理一词代表抗拒遗忘。由集体一起抵抗遗忘，为了抵达不渲染情感的事实，以期记忆焕发真理一般的色彩。” ｜为证人作证｜童伟格带我们穿越文学与真实之间重重障碍，重估文学的价值，为不可言说的死者做翻译、为证人作证，通往我们想要的未来。为了达成理想的记忆形式，妥善修复集体记忆，文学必须重复讲述。童伟格由此回归到根本命题：我们为何而写？“横渡生命中恐怖的基本方法，是我们找到其他证人，并且成为其他证人的证人。当历史书写还没开始，档案被全部移除，找不到路径通往过去，文学重新占据前瞻地位。文学从修复记忆划下一个刻度，像虚空中的唯一悬勾，记挂后续更多更切实的见证。” 出席者全程专心跟随主讲的声音，穿越受难能否以文学言说的迷雾。童伟格不时停下，询问：还可以吗？让我来“翻译”——像是哲人、诗人、小说家的散文家，在这个无法再发现更多奇观的世界当中，拉出文学的本质——不放弃、反复解释，还有面对不能叙述的情况。对于公开或私下提问，他也一一慎重回应，是我们非常珍惜的一场文学座谈。【文春推荐】 ●《如果这是一个人》普利摩·李维（Primo Levi） 1943年，24岁的李维被意大利法西斯民兵逮捕，从故乡杜林移送至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集中营里，德国纳粹用系统化的暴力迫害犹太人：先以少量食物使囚犯时刻处于饥饿，再以难以负荷的劳动量苦其肉体，最终用权力侵蚀囚犯的尊严，使囚犯别无选择地臣服。李维用冷静朴实却又入微的笔调，写下这本被囚10个月的集中营回忆录，记录下时代暴行，也留下人性坚不可摧的证据。 ●《蜕》贺淑芳《蜕》以繁复的虚构，滴酿般剥开1969年的513事件。小说主线从一个513幸存者的家庭展开，跨越三代，以三个女性人物及朋友、恋人或未能厘清暧昧的关系，扩衍出生存的艰难、巨大的恐惧，及被逼迫的沉默与遗忘。 ●《拉波德氏乱数》童伟格 “拉波德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一种变色龙的名字，它们因生长环境恶劣，必须赶在旱季来临前下蛋，并在下蛋后死亡。它们的蛋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孵化，孤独地在严酷环境中成长。童伟格借此隐喻“每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必须面临的焦虑”。本书刻意模糊掉散文、评论与小说等文类的疆界，以此反思上世纪欧洲大屠杀历史，带领读者感受暴力的真实形态。相关文章：雨后的废墟，可以很美吗？——台湾小说家童伟格谈创伤记忆与写作伦理

1年前

【文学意见】贺淑芳/是否还是艾莉丝‧孟若？

（编按）今年5月13日，加拿大小说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莉丝．孟若（Alice Munro）以92岁高龄过世。約两个月后的7月7日，女儿斯金纳（Andrea Robin Skinner）在《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撰文，揭露了孟若的第二任丈夫、地理学家弗雷姆林（Gerald Fremlin）从1976年开始性侵她，当时的她不过9岁。成年以后，25岁的斯金纳曾受母亲某次谈话的启发，写信告之童年曾被继父性侵的遭遇。孟若知情后选择沉默，甚至认为自己是遭到丈夫背叛的受害者，却继续待在丈夫身边直到他过世。文章发布后引起文坛哗然。一部分人无法接受孟若完全抛弃了女儿，认为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因此不应再阅读她的作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进入更幽微的小说与人性的世界，从更复杂的层面去理解或检视孟若，毕竟孟若的小说从来就不回避黑暗，她的故事总是充满生活的两难。事件发生，孟若自然有其无法回避的伦理责任，但回到文学自身——那些作品中攸关性别、心理、权力、身体、小叙事、伤痛与恐惧的探索，若就因为创作者的“败德”而一笔勾销，作为文学读者的我们难道就比较有收获？对大部分的我们而言，孟若只是一个“路人”，可她的处境却是我们都可能碰上的考验。那么我们往后该怎么阅读孟若、看待孟若？本期【文艺春秋】，小说家贺淑芳就试着给出了她的态度与方式—— “因为现在不是纠正什么话的准确性的时候。”——〈死亡时刻〉，《快乐影子之舞》，1968年。 “她越阴郁，越粗鄙，越不堪忍受，他们的玩笑就越多。在这种家庭，他们说你‘敏感’，就是缺点了，正如他们对我妈妈的评价一般。所有的姑姑、堂兄弟姐妹和叔叔伯伯们，对任何针对个人的残酷、鲁莽，早已经锻炼得心如铁石了，甚至似乎自己拥有的瑕疵或者失败，要是能够获得大家笑声一片，应该倍感骄傲。”——〈重重想像〉，同上，1968年。 “过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么瓜葛。”——〈多维的世界〉，《幸福过了头》，2009年。 “有一回，你最后一次出来这里时问我，将来你死后我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有罪恶感，我当时告诉你，我一直以为我俩可能永远无法，像我们本来应该可以的那样相互亲近。虽然当时我们都聊着，你对他人的无法信任，我却无法告诉你，其实我也一样有这种感觉，尤其关于你。我很爱你，你越是来接近我，我就越难跟你保持距离，要对你隐瞒那些我不想给你知道的事，也就越痛苦。”——Andrea写给艾莉丝‧孟若的信件，1992年，刊于《多伦多星报》，2024年。读到Andrea的信，开头毫不保留流露她对母亲的仰慕，会忍不住心痛，因为要跟母亲说什么，本来就很困难。我对媒体报导的字眼总有保留，惟有看到那一小段公开贴出来的信件开头。不禁又想，有些内心的感觉，是新闻报导追求确定效果的策略，接近不了的。似乎读到不只一份报导写，在这之后，重读艾莉丝‧孟若的小说，将不得不震惊于意义永远转变了，破坏不可修复。这要从《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1994年出版）开始，里面有一篇小说〈破坏者〉（Vandals），原刊1993年《纽约客》，前一年Andrea写信向母亲坦承自己10岁时被性侵。女儿告诉母亲之后的翌年小说就刊登。大家会问：艾莉丝‧孟若怎么可能还能冷静地写作？她竟然可以维护这第二个丈夫，在2005年继父被审判有罪、缓刑两年后，她只离开他几个月，之后就回到他身边，继续同住到他八十几岁去世。拿到诺贝尔奖的2013年，她已经有了失智症，凡事得依赖他。这篇〈破坏者〉，写一个年轻女孩9岁时被隔壁邻居的某个年长男人性侵，很多年后，女孩已经成年，某日接到邻居女人电话，叫她帮忙看水阀，她答应了，但她进入隔壁老夫妇的家之后，却展开报复，狠狠毁坏屋里的每一样东西。小说很少笔墨描叙性侵，很隐晦，若读快了，甚至就会忽略，似有若无。大篇幅的描叙，写老夫妇，老女人贝亚跟她男人的关系，以及邻居孩子如何在丛林里跟老男人学习看植物。小说写最多的，是女人对他的迷恋，那男人又是如何地自我中心，什么话能谈，什么话绝不多谈，她必须学会他的规则。有一次，他在泳池里一边模仿老女人动作，暗地嘲笑她笨丑，一边偷摸小女孩胯下。老女人心知肚明，却竟然妒忌小女孩，偷偷跑去女孩的家做了小破坏。似乎我们阅读小说必须克制，不把文本跟作者过度连接在一起。可是，之所以不能全然分割，是因为文学乃是情感的吐丝之物。有些作家可以把它反折变形，读来只觉得想像力奔驰，像Olga Tokarczuk，但不是每人都能如此。艾莉丝‧孟若也许是借由虚构安置了自己的生活生命，虽非交代全部。我要继续阅读她的小说。因为我从她小说里，学到的，看到的女性处境，比任何一个地方要多。在安妮‧艾诺（Annie Ernaux）的《岁月流逝》（The Years）里开头有这么一句引言：“历史并不独属于个体”。对于非历史的小说而言，这句话也可以延伸成：“个人经验并不独属于自己。”在大历史框架里，女性的经验总是被忽视。因此小说里装载的既属于作家自身，却也是属于女性，那在这性别不平等处境中的创伤结晶体。即使你不是母亲，没有孩子，行为正直良好，自觉没有罪恶感，但你可能仍然在这父权价值观为主流的世界里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把艾莉丝‧孟若的书丢进垃圾桶。我想不出还会谁像她那样从这样的位置写作。1960年代，她最初写作时这么被矮化：一个会从家务事挤出时间来写小说的家庭主妇，到Andrea出世，配图照相总是三个女儿和一个母亲。她必须以“会写作的家庭主妇”这身分来亮相，没有人看重她是个作家。严重的性别偏见，可想而知。要剥夺女性作家的authority还不容易，但她还是继续写作。 “我想要藏起来，以便我可以专注投入于真正的工作，唯有在工作里，我才可能真正爱惜那个被疏离的内在自我。”（Miles City, Montana，1985年）在这篇1985年出版的小说〈蒙他拿城〉里，一个家庭主妇意识到，她那么想要专注自己的工作，然而，只要一次注意力稍微离开看别的东西，意外就可能发生。孩子的生与死，简直像靠运气来逃过一劫。她还意识到，只要有一个人死了，痛苦以后必然会使她持续不断地责怪每一个人。阅读艾莉丝‧孟若，会感觉到一种极特殊的，让人惊讶的敲击震撼感。她并不是特别在结构秩序上经营出色，甚至可说简直就是松散。但是，她记得许多细节，普通人会忘记的，不重要的东西，不管重不重要的，她都会全部记得似的，形成她小说中的特殊质地，虽然是虚构的文本，却拥有一种比时间流逝过去无从保留的现实，更加真实的感觉。她并没有把自己造成比实际的更完美或更伟大，她从来不曾说过自己是完美无瑕的女性。她的小说并不教导怎么才能正确。她写最多身而为人的感觉，毋宁是各种弱点与缺点。也因为如此，各种细节，人际的、母亲照料孩子的、家庭的，穷人的、负债的、逃离长女负担诸如此类……竟然能在跨境翻译之后有这么惊人的相似与普遍性。亚洲区域里的工人家庭，或者中下层家庭的问题，好像也是这样，但我们从小在教育中接受的儒家思想、尊老爱幼的价值观，主张和谐美好，以及读到的经典现代文学家，多数来自贵族或书香世家。却很难让自己辨识出，自己生命经验中的卑微低俗，如何可能叙述，仿佛这不值得写似的。一直到失智之前，像她这样记忆力与心思细腻繁琐，无法想像罪恶感怎么承担。 1993年刊出的〈破坏者〉，写到贝亚的欲望，贝亚讨厌男朋友的正常、道德、急于合乎主流的社交欲望，偶然认识了某个相反的男人，就特意在衣服里穿着真丝内衣开车去找他： “她知道这是一种退化，又很讨人厌——她真正的想法是，有些女人，像她这样的女人，可能一直都在追寻一种可以容纳自己的疯狂。如果不是生活在一个男人的疯狂之中，那么和他生活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男人们可能会有那种很普通、很平常的疯狂，比如对某支球队的热爱。但这可能还不够，不够强大——这种不够强大的疯狂只能让女人发脾气、不满足。” 是什么东西吸引贝亚呢？她去找他时，他在挖泥土种植。 “对贝亚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眼前这一幕——看着一个男人挥霍体力工作，无视自己的存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她热血沸腾的了。拉德纳工作做得很好，身上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没有多余的赘肉，没有过剩的精力，当然也没有精心设计的对白。” 情欲像是从一种受不了的正常、守秩但枯燥无味的日常重复性网罗里，逃走的路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原因早已经潜隐在制度语言里。我们被训练成，在那围绕着性，世界就像甜甜圈般构成的秩序密码里，我们接受各种以优秀男性为主的价值观。即使某些特质，对女性本身无益。虽然如此，小说读来，并不能否定，这里面有时间沉积下来的关系，他们俩人（贝亚和那男人）都老了，她写，“夜晚在床上躺靠在一起，胳膊贴胳膊”。有些毁坏是不能修复的，如同小说里，当她（贝亚）为了泄愤她竟然偷溜到被侵犯女孩的家，破坏女孩的家时，也破坏女孩的逝世母亲留下来的纪念物，一对耳环只剩下一个，关系永远破坏了。在Andrea一岁时，1967年，艾莉丝‧孟若出版了《影子舞蹈》，以及小女儿12岁时，1978年出版的《你以为你是谁》，结构严谨，行文绵密，段落与段落之间有所控制、节制完成的形式优美。接着，2001年的《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出版前，艾莉丝‧孟若已经知道这事了，可能她安适于Andrea不再追诉的安全感，全书竟然没见一点心理阴影。然而，在2009年出版的《幸福过了头》，却写得很松散，我这里并不是说，松散的写作方式，就比不上结构严密的书写，不，当然不是。《幸福过了头》第一篇小说〈多维的世界〉，耐心读了几页后，就感觉有巨大的沉重感压过来。事件已经发生过了，原因到底在哪里？〈多维的世界〉写一个遭到家暴的女工，每个孩子都被丈夫杀死了，他之所以杀死孩子，是为了惩罚妻子去找一个女性朋友聊天，好让她后悔。妻子回家，发现每个孩子死了，终于报警。之后，她依旧去探监，每次探望丈夫时的那些描叙，仿佛囚犯也是她。她去探望的囚犯就是她自己。小说中这个囚犯谈到一个多维世界，如果世界是多维的，那么死去的孩子，也可能都还在另一个空间里活着，有时候他们还会相互碰到。或许她透过这样的想像在寻找某种解脱的办法，虽然听起来不正常，但对于这个世界，正常是什么意思呢？她反问我们。 “我不是在谈什么‘原谅’，她在自己的脑海里对桑兹太太说，我永远不会这么说，也永远不会这么做。但是，想想吧，我不是和他一样吗？过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么瓜葛。对他们来说，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想起他们根本承受不了的事。” 2009年，她患癌时写的《幸福过了头》，这真是怵目的字眼，幸福过了头。我以为没有女性不喜欢这篇。小说以俄罗斯数学家索菲亚传记为题。她有个假注册的丈夫，共产党员，总想改革社会，但她总觉得这个人优柔寡断，没什么男人气概，所以她不爱他。索菲亚喜欢另一个，她在瑞典斯德哥摩尔城里遇见的法学与社会学者。她觉得冬天里对方的拥抱，可以带来像父亲般的安全感。可是对方只喜欢她小鸟依人，她越拥有成就与自主意识，他就对她越冷淡，终于婚事吿吹了。冬天索菲亚去德国探望老师，之后，在回去斯德哥尔摩城的途中，由于听说火车途经的哥本哈根城发生了天花传染疫病，所以她换路线，兜了大圈，穿过很冷的地区，来到天涯海角。途中她看见一个母亲，拖儿带女，很多孩子，疲倦麻木、心不在焉地做些动作来安抚孩子。她觉得妇女真可怜，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她在车厢里遇见的某个男人，也让她不禁有点遐想，到底是不是有第三种选择呢，也许不用那么英雄气概，只要对方温柔又会尊重女性。可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幻象，像索菲亚研究的余弦光波，“波浪般一圈圈地在车窗玻璃上浮现”，永远都是旅途中的幻觉。真正要面对的生命实相，是孤独，事实上，一旦能从对男性的迷恋中解脱，就能豁然开朗。她这么聪明，看世界、人际，一下子就看到和谐甜美总是表面短暂。然而世界没有准备好接受像她这样的人，想要经历，想要为自己而活，她确实这么做了。从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她就是在那个贬抑与开放的时代夹层中，极力从拉扯女性身心的各种权力剥离，拼命反弹、反抗，最后却掉进黑洞的人。也许，她在现实中沉沦，但在写作时，却能浮上来。她的小说并没有去为父权说话。如她所言，她从来就不是女性主义者。但奇怪她那些鲜明的细节与缓慢淘写，却能让人看得清楚，女性面对的问题，女性必须脱离的幻觉，以及何以人在生命必须面对孤独与清醒。至少，她的小说，总比许多看似不杀人不见血的浪漫偶像爱情故事，带来的祸害少得多。我觉得大部分看到的浪漫爱情剧，带来的脑残与对男女两性心灵约束的洗脑，更加可怕得多。我觉得这件事，确实把女性文学读者，或者至少是对女性议题的关心者，放在一个尖锐刀刃般难以有满意答案的地方。我还是会继续阅读她的小说，却又不是只是把她当成理解女性处境的工具。我也觉得，Andrea不用原谅她母亲。她已经很长时间，一直崇拜着优秀的母亲，但等到2004年，从媒体报导里读到艾莉丝‧孟若讲的，不由得彻底失望。原谅是太难的事，情感有的就是有，没有的就没有。 Andrea已经在内心里做了自己的工作。她不必原谅他们。如同Lauren Berlant说的，性的力量强大，我们都被它“毁掉了”，“性是对一个人主权的束缚”。在亲密关系里，争吵、伤害、权力争夺，经常跟性有关。但在爱与破坏，毁掉防卫边界之后，却可能对原初与自我，我们曾经以为哪个东西就是自我，以后就有了不同的发现。相关文章：贺淑芳 / 永在的艾丽丝·门罗，亲爱的卑微人生林雪虹/门罗时光梁靖芬/今时今日读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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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意见】章楷治/论观察

若说阅读文学为我带来什么，审美是必然的。将审美划分主动与被动，现代社会中我们大多收到所谓群众之美所赋予我们的被动审美——无法屏蔽之——玫瑰之艳丽、盐酥鸡的香味、蔚蓝的海与翠绿的草。但在反复的阅读中，现代诗赋予我规避自然条件下的虚假之美，将自我与“世界”疏离，去窥探真实的不真实性与疏离。阅读一部分刚开始写的诗时，会发现大量意象堆叠，代喻与指涉，故意营造漂亮的句子与使用晦涩的词汇。这在中文系尤其常见，总认为古典诗词的晦涩与生僻会将他们的作品与普罗大众区隔开来，因此曾有段时间厌恶中文系中少部分轻视现实的“文青”。而这类作品丰富的意象充满跳跃，缺乏统一让其叙事散化与令人感到强烈的虚假，因此往往让读者更难以在这类作品中获得共鸣。在读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时，在分析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时强调它与“民众”的统一，我将其归结为意象与语言的“真实”。写诗初期缺乏对意象的描述与统一，总会想着将意象直接与“载体”挂钩，试图一语概全却忽略其“主旨”内涵。以大海为例，在诗中海的意象经常出现，但大部分海指涉的“主旨”未能精确传达给读者。在暑假开始和球队到了宜兰外澳海滩戏水与在花莲七星潭海岸上睡了一晚，同样是海，但海与海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这种本质区别还不涵盖时间、空间与外因素的差异。中午抵达宜兰外澳海滩时正好起风，浪比平时来得大些，我平躺在海浪拍打的岸上，对面的龟山岛将大海的宽阔给剔除了。海浪来得快，去得更快，水流从趾缝中流逝我刹那有种灵魂随之带走的舒服与慵懒，此处加上外在因素与起风。下一秒海浪汹涌而来拍在我脸上，有种被打了一巴掌的疼痛与清醒，有种被欺骗背叛的感觉，此处感觉源于外在影响产生的舒适。凌晨3点抵达花莲七星潭海岸，风不大却寒冷，浅滩狭窄往下便是断崖式的海沟，漆黑为其添加恐怖的氛围，夜晚的低能见度为其宽阔增益。浅浅光脚踩水，比宜兰外澳海滩来得稚嫩的浪花却展现出不符合其外表的凶猛，此处感觉源于未知与深渊的恐惧；而当太阳升起，那浪花又刹那变得乖巧。由此可见，“海”存在一定的本质区别，特别是当我们补充上时间地点等细节后，海的独特会再一步提升。这时候诗作中的海才能与读者经验中共同的海相呼应。因此所谓的主动审美并非单纯屏蔽普遍之虚假之美，而是将虚假解构去分析其中的真实，将其结合后才能诞生真实之美。这类真实往往可能是无趣的、难以接受、被质疑的；这恰恰是真实的虚假感。当我作为诗人，站在时间、空间与人类哲思的最前沿去思考，观察一切细微的，难以置信的，这理应是一位诗人除去死读书与华丽辞藻后最重要的基础技能。当诗人观察得足够严谨，丰富，他将会拥有一个借由本质相近分类的意象群；当一切理所应当的合适聚集，那文字便会顺其自然成为一幅画或一张照片。此时文字得以具象，那由无数真实虚构出的虚假，便拥有极致的真实去说服一位读者的想像。相关文章：【文学意见】章楷治/马华诗人？我算吗？章楷治/死亡无非一道消息章楷治/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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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意见】如何看见逼近的伤口——贺淑芳与傅向红对谈

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发生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事后官方不允许公开谈论，人民遮掩或回避禁忌。不少政客引用“五一三”这三个数字，鼓动族群之间的不信任与矛盾，至今从未止息。然而民间有一些人默默耕耘，比如保留五一三罹难者墓园、举办纪念公祭、制作回顾特辑，努力争取叙事的权利。50年就这样过去了，大家都期盼公开透明的真相探寻，以此安抚伤痛。由傅向红、覃心皓、梁友瑄、邓婉晴组成的五一三口述历史小组于2020年出版了《在伤口上重生》，制作过程超过10年，记录目击者及受难者家属口述的经历。今年8月，马华小说家贺淑芳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从几个女性的生命故事直面五一三事件。小说描绘了各个人物的身心苦难，不只是围绕在当时的事件，还有他们不断遭受余波冲击，挣扎走向缺失了的未来。 2023年9月17日，大将出版社与星叶书房邀请五一三口述历史小组成员之一傅向红，与小说家贺淑芳对谈，题为《为什么要再提起五一三事件？》，此文按两位讲者叙述而成。当大家对“议题先行”，以及任何有关五一三事件的标签有所疑虑之际，其实小说家更早遭遇，并在这场对谈中分享了自己如何思考文学创作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专注身体、医疗、疾病史相关研究的傅向红，则为读者分享为何该重视个体记忆，并将其列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性。｜重新看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贺淑芳先提出自己对于文学创作的想法： “如果我们只是书写熟悉的生活、熟悉的现实，这并非是创作。文学语言不是工具语言，这个表述与生存体验相关，也不能背离艺术的形式。” 回顾之前的创作，在短篇小说集《迷宫毯子》，她以想像、魔幻的书写描绘马来西亚，以回应暴力、欠缺、不满足的现实。而《湖面如镜》收录9篇与女性身体、跨境移动相关的短篇小说，因牵涉宗教执行、秩序相关的课题，并拥有英文翻译本而较广为人知。不管牵涉虚构的意象，还是现实的课题，贺淑芳认为作者最大的伦理责任，在于极力趋近复杂的生命状态。聚焦最新作品《蜕》，创作过程中她必须面对一直以来的书写困惑：“写完〈别再提起〉，我其实对政治跟文学之间的界线，一直存有不安。很多人都觉得，文学和政治要有距离。”当然，《蜕》这本书最后呈现多面向的人物主体。他／她被政治环境影响，受到重大事件的冲击，他们的身分不只是华人，也是母亲、丈夫、女儿、孩子等。他们拥有不同的内在与经验，以及不能言说的创伤。 “我想让读者看到的是，除了那个族群被带到边缘的位置，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们对待性别的歧视，还有内心幽微的欲望。”一定有什么主导着人们，意图使他／她沉默——这跟政治上族群被边缘化是同样的权力关系。这种政治与分配，其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那么文学与政治不能太靠近的文学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冷战以来，因为当时有剿共的意图，文学过度卸除了跟政治对话的可能，也强调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但我们不应该罔顾特殊的时代脉络，照单全收，然后延续到今天。” “我们不妨对政治作为书写主题开放。”贺淑芳认为政治主题，应该是和婚姻、爱情、孤独、个体等这几种文学书写主题处于同等位置。政治带来的压抑与冲击，它形塑我们的力量是超乎想像的。这种真实也是自我主体的一部分，而文学应该自由探索任何范围。｜当作者进入田野｜书写五一三事件，除了寻找资料、查看旧报纸，贺淑芳接触的受难者家属并不多。她能理解他们的不安，很难继续谈及更多细节，也非常感谢仅有的几次会面。如果与生活在当地的、当时参与社运的人对话，他们更愿意谈及事件的方方面面，比如当时怎么度过紧急状态的生活。 “如果有些空白的地方，对方停顿、不讲，可是你会有所感受。我也会意识到，如果用很文雅的语言来复写，那感觉是完全不对的。”田野考察工作为贺淑芳的创作带来变化，也造就和过往有别的文学语言。“事实上，我们学习的书面语，是经过教育、经过某一个时代，比如经过冷战时期，华人需要重建主体而提倡讲华语运动。这是一种塑造民族的过程。” 从收集资料到田野工作，完成《蜕》后，贺淑芳察觉自己克服了当初的担忧，跨越一种单靠想像、闭门造车的危机。为了接近当事人的视角与内心，她打破过往的美学语言雕塑，找到文学语言可以开放的界线，发出更真实的声音。因历史的全貌其实并不清晰，也无法完整。如何解释、重新提起这段历史，其实还是充满很多空间和缝隙，这也是小说可以补充现实、松动框架的缘由。她赋予人物、采访者言说的力量，在小说中竭尽所能回应事件。如此一来，他们不只是逆来顺受地经历，而是能够唤回属于自己的记忆。这也是贺淑芳阅读《在伤口上重生》的感悟。这本书使用第一人称，记录受难者家属、目击者的口述内容，行文朴素真实。比起报纸媒体刊登官方说明或其他解密文件，口述历史富有感情，能够贴近当事人。而国家档案局能够查找的资料不多，因为五一三事件在马来西亚仍然是政治上的禁忌，更凸显《在伤口上重生》是难得的一份记录。｜希望留住记录与出版｜傅向红分享《在伤口上重生》的制作过程，首先强调自己身为口述历史小组的一员，这一本记录并不属于自己的作品，“我只是负责一个平台，想办法让这些故事成为一本书，有一个记录。不算是创作，是集体努力而生产出来的成果。后来还有颖欣的加入，访问了一个澳洲的学者，这篇收录在英文版。” 英文版《在伤口上重生》名为Life After: Oral Histories of the May 13 Incident，于2022年出版，补充收录专研东南亚史的学者Anthony Reid的口述内容。当时他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执教，见证事件前后的政策变化。Life After也附录本地学者Jomo KS的一篇后记，重新思考作为马来西亚历史分水岭的五一三事件、剖析独立前后马来民族政党的组织进程。向红很少出席公开活动讨论这本书，也曾拒绝一些演讲邀约，其实是有原因的。回想刚出版的时候，约莫2020年，是冠病病毒肆虐、政局动荡的时期。当时马来西亚笼罩在威权复辟的阴影当中，而负责出版发行《在伤口上重生》的文运出版社，其旗下一本出版品遭到查禁。“我们当时很担心，这本书好不容易出版，如果举办推介礼等活动，会不会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们并不希望，这本好不容易收集来的故事，因为宣传而遭受打压。即便后来出版英文版，我们举办了一场简单的推介礼，也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来面对。” ｜交还叙述历史的权利｜傅向红觉得口述历史和小说创作的共同点，在于介入记录历史的方法。过去传统史学强调以官方书面记录为主，重视历史证据。“这证据以文字资料为主，特别以官方的书面资料为主，所以来自非官方、民间的资料难以进入历史主流。虽然这几年已有变化，很可惜马来西亚还没较多深入、全面的探讨。” 口述历史的重点，在于收集个体记忆，并将其列为资料。这种做法也会引起争议、质疑，比如情感与记忆能否纳入历史书写。因为人受情感、欲望影响，会修正记忆。而收集口述历史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情感与记忆更应该成为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因为这里牵涉人如何诠释和经历、如何述说历史，所以值得记录。向红补充，口述历史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我们往往认为，专家写的历史才具有权威。口述历史把述说的权利交给一般人，所以它有民主化的意义，历史不再掌握于少数的专家，或者掌握在官方的手中。” ｜收集口述资料的难处｜傅向红从人文关怀接触身体、医疗相关研究，一开始在2007年左右得知五一三墓园在双溪毛糯麻风病院旁。自那之后过了10年，她就读博士期间阅读了不少文献，也开始有更多想法，就此走进墓园。不止是记录墓碑，注意保留墓地，也计划花长时间蹲点收集口述资料。回想收集口述资料的时期，她稍作停顿，只因沉重难以提起。“收集口述历史的前两年，因为要承受很多情绪和苦难。我用了很多年，才慢慢把那种情绪压抑下来或遗忘，因为实在太不愉快了。” 除了共担情绪，收集资料时最重要是尊重家属的意愿，由此放弃或选择收录成书。口述小组成员思考怎么捕捉受访者的日常语言，并尝试让读者从第一人称视角认识受访者。因为这本书主要想传达的是，不要把资料、经历当成是工具，而是可以看出受访者的情感、经验和观点。｜面对创伤的过程｜星叶书房的周末下午，前来聆听讲座的读者大约有20位，间中有提问与回馈。其中一个提问是：关于受伤之后说不出来的状态，文学要如何面对沉默？贺淑芳回应，要理解“不说”，是真正的交流。“沉默非常可贵，因为其中有非常真实的部分，虽然她／他没有说出来，但其他人可能感觉到，还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想像、回应沉默。这是基于想要和其他人亲密交流的愿望，真正的亲密。” 伤口源自冲突与威胁。面对威胁的时候，我们或会产生攻击的冲动，也会回避，甚至妥协接受现有的解释。而面对伤口需要时间，这是漫长的过程，而文学、语言就是一种突破限制的媒介。 “并不是说我们讲同样一种语言，就可以彼此连结。如果文学可以让我们了解彼此，那真正连接彼此的，应该是像梦一样的语言。它可以真正治疗人的内心，让我们接受内在的混沌无序。就像向红刚才分享的一些事，我们不忍的事，我们都不知道的秘密。”自五一三事件过去五十多年，淑芳希望也愿意相信我们拥有重新提起的力量，因为马来西人已共同度过许多好与坏。（原稿上传于27/10/2023）相关文章：【读家说书】张锦忠 / 成为真正书写的人——僵局、困境与贺淑芳的小说【读家说书】刘雯慧 / 记忆与遗忘——谈贺淑芳的《蜕》【读家说书】潘舜怡／眼淚記憶513 【言路】陳利威.誰走不出513事件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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