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wire
Newswire
Newswire 登入
Newsletter|Newswire Newsletter 联络我们|Newswire 联络我们 登广告|Newswire 登广告 关于我们|Newswire 关于我们 活动|Newswire 活动
快讯
Newswirer 登广告 互动区 |
下载APP
|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故事

3星期前
1月前
1月前
2月前
2月前
2月前
3月前
3月前
趁著前阵子的开斋节连假,一群老同学终于乔出时间聚会,其中一名老同学无法“抛下”孩子不顾只好带来,却无意中让大伙见识到她那套成功的家庭教育。 在被短影音泛滥包围的时代,凡事讲究简短和快速,就连大人在潜移默化下也渐渐变得急躁和失去耐心,这就更别说小孩子了,要求他们集中专注力简直比登天还难。 身边有几名已婚生子的老同学,他们对付孩子的方法无非是给手机或平板电脑,只求孩子不哭闹。他们都明白这方法很不好,但见效快,所以只能摇摇头地叹一声无奈。 我们这名朋友与众不同,她从背包取出一本图文故事书,交给看起来未满10岁的孩子,小男孩开心接过书并专注阅读,还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 大伙把眼睛都看直了,这是多么难得的画面,接著七嘴八舌的赞叹,险些让这名朋友招架不来。 原来早在孩子认识手机前,她经常腾出时间陪孩子一起看图文故事书,刻意减少孩子看电视或接触3C产品的机会,就连睡前也会念一些故事给他听。 孩子渐渐地喜欢上故事,当开始读书认字后,孩子不只喜欢阅读,甚至对写作、绘画和朗读比赛都有一些兴趣。 这听起来很传统的育儿方式,效果却显著,其中关键也许是很多现代父母的痛点,就是她选择留在家里当个全职妈妈。 但如今大部分家庭都是双薪模式,父母每天忙于工作,能留给孩子的时间少得可怜。 [vip_content_start] 若要帮孩子重新培养耐性与专注力,年轻的爸爸妈妈或许该好好地想一想,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与牺牲。   投稿须知: ■来稿可电邮([email protected])至本报新山办事处; ■来稿可用笔名发表,但必须附上真实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与电话、电邮网址,以及银行帐号(汇稿费用); ■投稿内容不可涉及包括宗教、种族等敏感课题; ■字数限800字; ■编辑对来稿内容,有修整的权力; ■来稿若发现有人工智能(AI)生成超过30%的痕迹,将直接弃用,有关作者未来的投稿也受限制; ■本须知若有未尽善处,本报有权随时增删之。
3月前
当大家都在谈论人工智能多么高效率多么惊人时,我想说应该还有一小撮人,愿意慢下来愿意缓慢思考,愿意一字一句写下脑海里的故事,而不是像魔法师下达咒语,数秒生成连自己也打动不了的故事。 我们或许已经悄悄进入日本漫画《通灵王》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灵,主角麻仓叶的守护灵是武力强大的阿弥陀丸,武士阿弥陀丸重视义气,外表是严肃的武士但其实对朋友很体贴。我们现在用AI做报告拟旅游攻略谈感情纷扰,情绪价值满满的AI就像背后灵好朋友,而且短时间内完成任务,普通人需要耗时一天或者更长时间写出研究报告大纲,AI却只需要1分钟。难道只有我觉得,这是对于时间流逝的冒犯吗? 上个星期,美国联手以色列空袭斩首伊朗政权核心分子,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也葬身在瓦砾堆中,但神权的接班人可不是那么轻易就会被瓦解的。我想起那位让人怀念的伊朗导演阿巴斯,那是1998年我们一批学生坐在迷你视听剧场内观看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故事讲述的是一名打算自杀的男人,主角巴迪先生有一个奇特的要求,他在德黑兰郊外四处寻找陌生人帮忙,他希望自杀后隔天早上有人来看看他是否死了。 如果死了,就帮他把土盖上;如果还活着,就把他叫醒。他在路上遇上3个人,第一个是库德族士兵,因为害怕而拒绝他;第二个是神学生,力劝他放弃;第三位是土耳其裔年老标本师,他答应了巴迪先生的请求。 故事在许多对话中进行着,尤其是在车内,后来看导演专访才知道,当时的伊朗对于电影拍摄有很多限制,在车内拍摄是最方便而且安全的方式。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到底值不值得继续下去的故事,阿巴斯负责说故事,但他不给予答案。或许他也相信,许多答案就在风中在石头的隙缝在无边的田野上,而不是存在于键盘上。 樱桃改变生命的瞬间 将近30年前的观看感受偶尔还会在胸臆间摇荡,非常简单的运镜背后,我们清楚知道导演透过电影的魔法,在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用自己的步伐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味蕾,反正就是用自己的五感去感受世界的奥秘,而不是在30年后像个动作缓慢的树懒凡有疑问就召唤AI出场,即使被喂养谬误的知识,也毫无所觉。 后来,老标本师和巴迪先生说了一个故事:他曾经也想过自杀,但某天爬树时吃到一颗樱桃,突然觉得“原来活着还有这样的味道”,于是他就选择继续活下来了。 我喜欢阿巴斯说故事的方式,不给予答案,答案自己会在脑海里头的湖面荡起涟漪。
3月前
电影《镖人》由漫画改编,撇开原著,确实不是我的菜。 电影描述塞外镖人刀马,保一人回京。刀马由中国影星吴京所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相较其他角色并不突出。 刀马很会打架,也就只会打架,缺乏角色的细心雕饰,未能撑起故事线,致使其他角色 的演出甚至有压垮刀马的气势。 电影《镖人》似乎在制片方和众多大卡司角色中周旋,如何合理分配,面面俱到,似乎这更是导演要解决的问题。 也因如此,电影更像一部妥协后的成果,人物个性、故事剧情走向都不够味。保镖一人上京,引起揭竿起义这等大局观,就只是追杀和被追杀的场面。 但撑起这类大局,就须让被护镖的知世郎,不时展露媲美当朝天子的气度,可是电影里的知世郎,就是个戴脸谱呵呵笑的弱弱儒生。 知世郎的戏份不算多,但似乎没一幕,让我们相信群雄会跟着这位面具先生一起造反。 《镖人》的败笔之一就是剧情,就是这故事说得没人相信,但退一步想,借镖人之名行武打之实,或许才是这部电影的定位。 今天不管是镖人、好人、坏人、你是我的人、我是他的人,皆不影响电影渴望武打场面的意图,毕竟众多好演员客串,就当大伙齐聚一堂,喝酒不如打得痛快。 李连杰开场打戏,虽然廉颇老矣,但拳脚功夫仍干净利落。 与一众武打明星在影院相聚,也值得这张戏票钱了。   投稿须知: ■来稿可电邮([email protected])至本报新山办事处; ■来稿可用笔名发表,但必须附上真实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与电话、电邮网址,以及银行帐号(汇稿费用); ■投稿内容不可涉及包括宗教、种族等敏感课题; ■字数限800字; ■编辑对来稿内容,有修整的权力; ■来稿若发现有人工智能(AI)生成超过30%的痕迹,将直接弃用,有关作者未来的投稿也受限制; ■本须知若有未尽善处,本报有权随时增删之。
4月前
古代人在酒楼里听说书先生讲故事,和我们今天刷手机看网红吹水,其实并没有想像中那么不一样。场景变了,媒介换了,人却始终坐在原地,等一个人开口。 我对“说书”最深的印象,来自周星驰饰演的韦小宝。在丽春院里,他坐在一张张叠得高高的桌子上,说起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传奇:“他身高八尺,腰围也八尺。”台下立刻有人反问:“那岂不是四方了?”这段画面听过无数次,每次还是会笑出来。 笑点并不复杂,却很有效。因为那并不是在讲历史,而是一个人,现场把故事讲给你听。 有时候我会想,现在的自己,和当年坐在酒楼里的听客,或许有点相像。很多时候,我听网红讲新闻、讲事实、讲历史的时间,反而多过直接去看正规媒体。事情被拆解成段落,裹进故事里,语气轻松,节奏恰到好处,听起来并不费力。 无论是酒楼里的说书先生,还是屏幕里的网红,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用个人的表情、语气和演绎,把内容“讲给你听”。听众或观众接收到的,往往不只是信息,而是一个有情绪、有温度的人。那种“他是在对我说话”的感觉,很容易带来信任感,也顺便赠送一点陪伴。 当然,这样的讲述方式,未必每一句都经得起核查。这一点,大家心里多少有数。但在经历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疲惫的大脑,真的还渴望一份逻辑严密、数据齐全的完整报告吗? 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结构简单、带有情绪、符合既有认知的故事。这样的叙述,听起来省力,也安心。个人化的讲述,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捷径”。 身为一介草民,或许我们寻找的,从来不只是“真相”本身。一个冰冷的事实,远不如一个能引发共鸣、带来轻松或释放焦虑的故事来得吸引人。说书人的演绎让人心潮澎湃,网红的日常分享让人感觉有人陪伴——我们消费的,往往是一种情绪体验,而不是事实核查报告。 反清复明只是口号 还有一种东西,叫认同感。当我们听一个“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的人说话时,某种程度上,是在寻找自己的影子。网红和说书人替我们讲出口的情绪,都在反复确认一件事:我们是一伙的。这种隐约的社群归属感,是抽象权威所很难提供的。 说到这里,又不免想起陈近南的那段话—— “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都在清廷里当官啦。所以如果我们要对付清廷,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对付那些蠢人,就决不能跟他们说真话,必须用宗教的形式催眠他们,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 韦小宝:“要反清抢回我们的钱和女人,是不是?复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关人鸟事。” 这两段话当然不能写进正规历史课本,也不适合放进学术论文里。史书讲究证据、分寸和立场,而这段台词,讲究的是痛快、直接和一句说穿。它只适合出现在说书人的嘴里,或者电影的台词里。 但不得不承认,听的时候,就是爽。 或许从酒楼到屏幕,从说书到视频,人类对于故事、情绪与认同的需求,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变的,只是讲故事的人,和我们坐的位置。
5月前
5月前
5月前
7月前
编按:他们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阶级、经历、世界观,让理解变得不完全。小说提醒我们:即便同理,也难完全走进他人的生活。 没想过小说里的场景会相似地发生在我眼前。一位学者问我手中的点心是什么口味?她想知道里面的馅料,好估计热量摄取。《幸存者,如我们》的描述是,找李福来做深度访谈的社会学者谭素敏拒绝好意,不吃猪肠粉。“我不吃碳水化合物,呃,不是现在。” 谭素敏把李福来当研究对象,希望透过深度访谈了解她眼中犯下过失杀人的“杀人犯”到底经历过什么,最终走到那一步。而于我极富即视感的对话发生在一场学术论坛,中场休息前主讲者才谈论到身分政治、全球南方与北方的差异,在场的学者、学生无不对阶级、社会结构差异有深刻理解。 我无意抨击那位在意点心热量的听众学者,他完全有权利计划自己的饮食。研究者虽然受过“同理”的训练,但并不需要像苦行僧那般,随处于相对底层阶级的研究对象过他们的生活。我只是深刻体认到,那些对于结构、阶级的理解和同理,与个人生活确实是如此割裂的,就如小说描述。 ◢阶级食物链下的小鱼与更小的鱼 《幸存者,如我们》是马来西亚旅英作家欧大旭于2019年出版的小说。小说一开始,读者就知道主角李福来杀了人,但案发经过不是小说重点。作者营造的是李福来的自述,交织他与谭素敏的相处、对话。读者的视角不断在李福来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与谭素敏的阶级、价值观差异来回交错。 李福来是渔村青年,家境不好,学历不高,饭碗随时不保,直到到渔场工作,当起了管理印尼移工的工头,谈恋爱结婚买房,人生看似稍有起色。然而,在这段本地人的阶级食物链里,他处于最底层。 从事行政的同事谈论公事时自动切换一套公务语言,在渔场遇到危机时更担心李福来,因为学历背景让她自信“下周就能找到新工作”。渔场老板开大车,出门谈生意,李福来只能等临近过年时唯唯诺诺探问会否有花红。与太太虽然是自由恋爱,但太太经济能力强,岳父经营餐厅。 李福来呢?自小父亲到新加坡打工就不再回来,与母亲寄人篱下。直到母亲把毕生积蓄买下海边园地,母子俩卖菜为生,李福来感受到踏实的快乐。可是,一场风雨轻易就把家园摧毁。和他生命经历最相似的阿强,他一直避之而不及的童年伙伴,那个摆明平日都在犯法的人,最后却不是“出事”的人,还完成阶级翻转,坐在证人席上与他重逢。 然而,在渔场里,李福来是工头。工人在老板口中没有名字,统称“他们”,老板嘱咐他,“那些事情叫他们去做就好了啊!”李福来叫得出印尼工人每一个人的名字,在他们集体感染霍乱时,让他们好好休息养病,而非继续逼迫他们工作。是朋友吗?又不至于。 小说中的移民世界有另一条阶级食物链。渔场里的印尼移工,有证件、有宿舍;躲藏在园丘深处的孟加拉偷渡客,等待工作机会;不被缅甸承认的罗兴亚人,等待的是难民身分,工作机会更加渺茫。李福来在底层挣扎,始终无法完成阶级翻身。在大鱼吃小鱼的世界,李福来这只小鱼,最终杀死了比他更弱势的鱼仔。 ◢当故事不再属于当事人 李福来的底层阶级挣扎是小说主线,但读得有点不忍直视的,其实是支线社会学者谭素敏。她是同性恋者,她支持净选盟运动上街示威游行,她不愿行贿把被拖走的车子“赎回”,她相信李福来是“困在社会阶级”的受害者,杀人不是预谋,是一切不可抗因素交织推动而成的意外。 不忍直视在于,那不是向来接受的学术训练中理想的样子吗?我相信,作者无意贬低学术研究者或记录者,只是想强调,再多的同理都不可能完全理解,阶级背景不同,始终难能体会当事人的感受。 小说结尾在,谭素敏把李福来的故事写成书,邀请他出席发表会共襄盛举。“这是你的书,不是我的。”李福来本想拒绝出席,谭素敏说,“但这是你的故事,你必须出席!”不过李福来没有久待,那是谭素敏的主场,他提早离开,“我想应该要握个手,但觉得怪怪的,她也没有动。”他只说了再见。 李福来不是第一次感受到“我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在法庭上,律师求情时向法官解释他的童年经历。“我听她谈论自己,虽然事实都正确,但我觉得她好像在形容别人,一个成长和我很接近的人,住在离海边不远的村子里……她形容的那个人很悲惨,教育程度低,没有希望,人生没有选择。”连他都快为这个被描述的人感到抱歉。“等等,不对啊,我很快乐,很正常啊。”他想阻止律师继续说下去,努力回想自己版本的童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真相存在在律师形容的版本里。”他只能突兀地失笑,找不回自己的话语权。 ◢自我检视,避免“弱势”被误读 每每读到谭素敏的章节,都忍不住反过来自我检视,作为记者,是否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我是否“偷”过受访者的故事,把那些苦难占为己有,或者扁平化呈现,让读者只读得出可怜。 想起有次制作“热”专题,想写移工工作与居住环境的热。联系一位移工,他说“平时都有开风扇啊,真的很热就开冷气啰。”移工是庞大群体,为何就扁平地认为所有移工都省吃俭用,住处连风扇都没有。也有访问过组织架构精密的难民组织,办事处有几个隔间分别处理不同事务,井井有条,像极政府单位。之所以惊讶,当然因为自己又把难民群体想像成单一扁平的面貌。 后来与策划移工活动的艺术工作者聊起empowerment(赋权、给力),类似授人以渔的概念。彼此都觉得这个词汇很大,仍然有上至下,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意味。移工挤出周末休息时间出席活动,计算通勤时间和交通费用,看似计较,却是非常实际的考量——他们大可利用周末加班,赚取额外收入。经提醒,那场“访问”约在晚上9时,是移工朋友放工冲好凉吃好饭准备休息的时候,他们戴着耳机用手机视讯,更像是“群聊”(希望他们是自在的)。 现实生活有很多谭素敏吗?至少我熟悉的新闻媒体圈,不少记录弱势群体故事的媒体人都没有忽视这些受访者的主体性。我看过难民、变装皇后、男性幸存者纪录片,这些导演都把主角请到放映会现场,在主办方确保安全的空间里,他们走出荧幕诉说自己的故事。 欧大旭在《幸存者,如我们》描述李福来与谭素敏之间的巨大鸿沟,予我是种警惕。尽最大努力还主体性、话语权予受访者或研究对象,但也务必谦卑地承认,再怎么努力理解、同理,都无法真正体会。(按:本文作者读的是英文原版《We, the Survivors》,文中节录为自行翻译,并非中文译本。) 更多文章: 【读家说书】白慧琪 / 从冷战到AI时代,一颗晶片牵动全球格局 【读家说书】裂缝之中,我看见另一个新加坡
7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