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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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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前
2月前
趁著前阵子的开斋节连假,一群老同学终于乔出时间聚会,其中一名老同学无法“抛下”孩子不顾只好带来,却无意中让大伙见识到她那套成功的家庭教育。 在被短影音泛滥包围的时代,凡事讲究简短和快速,就连大人在潜移默化下也渐渐变得急躁和失去耐心,这就更别说小孩子了,要求他们集中专注力简直比登天还难。 身边有几名已婚生子的老同学,他们对付孩子的方法无非是给手机或平板电脑,只求孩子不哭闹。他们都明白这方法很不好,但见效快,所以只能摇摇头地叹一声无奈。 我们这名朋友与众不同,她从背包取出一本图文故事书,交给看起来未满10岁的孩子,小男孩开心接过书并专注阅读,还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 大伙把眼睛都看直了,这是多么难得的画面,接著七嘴八舌的赞叹,险些让这名朋友招架不来。 原来早在孩子认识手机前,她经常腾出时间陪孩子一起看图文故事书,刻意减少孩子看电视或接触3C产品的机会,就连睡前也会念一些故事给他听。 孩子渐渐地喜欢上故事,当开始读书认字后,孩子不只喜欢阅读,甚至对写作、绘画和朗读比赛都有一些兴趣。 这听起来很传统的育儿方式,效果却显著,其中关键也许是很多现代父母的痛点,就是她选择留在家里当个全职妈妈。 但如今大部分家庭都是双薪模式,父母每天忙于工作,能留给孩子的时间少得可怜。 [vip_content_start] 若要帮孩子重新培养耐性与专注力,年轻的爸爸妈妈或许该好好地想一想,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与牺牲。   投稿须知: ■来稿可电邮([email protected])至本报新山办事处; ■来稿可用笔名发表,但必须附上真实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与电话、电邮网址,以及银行帐号(汇稿费用); ■投稿内容不可涉及包括宗教、种族等敏感课题; ■字数限800字; ■编辑对来稿内容,有修整的权力; ■来稿若发现有人工智能(AI)生成超过30%的痕迹,将直接弃用,有关作者未来的投稿也受限制; ■本须知若有未尽善处,本报有权随时增删之。
2月前
当大家都在谈论人工智能多么高效率多么惊人时,我想说应该还有一小撮人,愿意慢下来愿意缓慢思考,愿意一字一句写下脑海里的故事,而不是像魔法师下达咒语,数秒生成连自己也打动不了的故事。 我们或许已经悄悄进入日本漫画《通灵王》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灵,主角麻仓叶的守护灵是武力强大的阿弥陀丸,武士阿弥陀丸重视义气,外表是严肃的武士但其实对朋友很体贴。我们现在用AI做报告拟旅游攻略谈感情纷扰,情绪价值满满的AI就像背后灵好朋友,而且短时间内完成任务,普通人需要耗时一天或者更长时间写出研究报告大纲,AI却只需要1分钟。难道只有我觉得,这是对于时间流逝的冒犯吗? 上个星期,美国联手以色列空袭斩首伊朗政权核心分子,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也葬身在瓦砾堆中,但神权的接班人可不是那么轻易就会被瓦解的。我想起那位让人怀念的伊朗导演阿巴斯,那是1998年我们一批学生坐在迷你视听剧场内观看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故事讲述的是一名打算自杀的男人,主角巴迪先生有一个奇特的要求,他在德黑兰郊外四处寻找陌生人帮忙,他希望自杀后隔天早上有人来看看他是否死了。 如果死了,就帮他把土盖上;如果还活着,就把他叫醒。他在路上遇上3个人,第一个是库德族士兵,因为害怕而拒绝他;第二个是神学生,力劝他放弃;第三位是土耳其裔年老标本师,他答应了巴迪先生的请求。 故事在许多对话中进行着,尤其是在车内,后来看导演专访才知道,当时的伊朗对于电影拍摄有很多限制,在车内拍摄是最方便而且安全的方式。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到底值不值得继续下去的故事,阿巴斯负责说故事,但他不给予答案。或许他也相信,许多答案就在风中在石头的隙缝在无边的田野上,而不是存在于键盘上。 樱桃改变生命的瞬间 将近30年前的观看感受偶尔还会在胸臆间摇荡,非常简单的运镜背后,我们清楚知道导演透过电影的魔法,在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用自己的步伐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味蕾,反正就是用自己的五感去感受世界的奥秘,而不是在30年后像个动作缓慢的树懒凡有疑问就召唤AI出场,即使被喂养谬误的知识,也毫无所觉。 后来,老标本师和巴迪先生说了一个故事:他曾经也想过自杀,但某天爬树时吃到一颗樱桃,突然觉得“原来活着还有这样的味道”,于是他就选择继续活下来了。 我喜欢阿巴斯说故事的方式,不给予答案,答案自己会在脑海里头的湖面荡起涟漪。
2月前
电影《镖人》由漫画改编,撇开原著,确实不是我的菜。 电影描述塞外镖人刀马,保一人回京。刀马由中国影星吴京所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相较其他角色并不突出。 刀马很会打架,也就只会打架,缺乏角色的细心雕饰,未能撑起故事线,致使其他角色 的演出甚至有压垮刀马的气势。 电影《镖人》似乎在制片方和众多大卡司角色中周旋,如何合理分配,面面俱到,似乎这更是导演要解决的问题。 也因如此,电影更像一部妥协后的成果,人物个性、故事剧情走向都不够味。保镖一人上京,引起揭竿起义这等大局观,就只是追杀和被追杀的场面。 但撑起这类大局,就须让被护镖的知世郎,不时展露媲美当朝天子的气度,可是电影里的知世郎,就是个戴脸谱呵呵笑的弱弱儒生。 知世郎的戏份不算多,但似乎没一幕,让我们相信群雄会跟着这位面具先生一起造反。 《镖人》的败笔之一就是剧情,就是这故事说得没人相信,但退一步想,借镖人之名行武打之实,或许才是这部电影的定位。 今天不管是镖人、好人、坏人、你是我的人、我是他的人,皆不影响电影渴望武打场面的意图,毕竟众多好演员客串,就当大伙齐聚一堂,喝酒不如打得痛快。 李连杰开场打戏,虽然廉颇老矣,但拳脚功夫仍干净利落。 与一众武打明星在影院相聚,也值得这张戏票钱了。   投稿须知: ■来稿可电邮([email protected])至本报新山办事处; ■来稿可用笔名发表,但必须附上真实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与电话、电邮网址,以及银行帐号(汇稿费用); ■投稿内容不可涉及包括宗教、种族等敏感课题; ■字数限800字; ■编辑对来稿内容,有修整的权力; ■来稿若发现有人工智能(AI)生成超过30%的痕迹,将直接弃用,有关作者未来的投稿也受限制; ■本须知若有未尽善处,本报有权随时增删之。
3月前
古代人在酒楼里听说书先生讲故事,和我们今天刷手机看网红吹水,其实并没有想像中那么不一样。场景变了,媒介换了,人却始终坐在原地,等一个人开口。 我对“说书”最深的印象,来自周星驰饰演的韦小宝。在丽春院里,他坐在一张张叠得高高的桌子上,说起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传奇:“他身高八尺,腰围也八尺。”台下立刻有人反问:“那岂不是四方了?”这段画面听过无数次,每次还是会笑出来。 笑点并不复杂,却很有效。因为那并不是在讲历史,而是一个人,现场把故事讲给你听。 有时候我会想,现在的自己,和当年坐在酒楼里的听客,或许有点相像。很多时候,我听网红讲新闻、讲事实、讲历史的时间,反而多过直接去看正规媒体。事情被拆解成段落,裹进故事里,语气轻松,节奏恰到好处,听起来并不费力。 无论是酒楼里的说书先生,还是屏幕里的网红,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用个人的表情、语气和演绎,把内容“讲给你听”。听众或观众接收到的,往往不只是信息,而是一个有情绪、有温度的人。那种“他是在对我说话”的感觉,很容易带来信任感,也顺便赠送一点陪伴。 当然,这样的讲述方式,未必每一句都经得起核查。这一点,大家心里多少有数。但在经历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疲惫的大脑,真的还渴望一份逻辑严密、数据齐全的完整报告吗? 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结构简单、带有情绪、符合既有认知的故事。这样的叙述,听起来省力,也安心。个人化的讲述,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捷径”。 身为一介草民,或许我们寻找的,从来不只是“真相”本身。一个冰冷的事实,远不如一个能引发共鸣、带来轻松或释放焦虑的故事来得吸引人。说书人的演绎让人心潮澎湃,网红的日常分享让人感觉有人陪伴——我们消费的,往往是一种情绪体验,而不是事实核查报告。 反清复明只是口号 还有一种东西,叫认同感。当我们听一个“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的人说话时,某种程度上,是在寻找自己的影子。网红和说书人替我们讲出口的情绪,都在反复确认一件事:我们是一伙的。这种隐约的社群归属感,是抽象权威所很难提供的。 说到这里,又不免想起陈近南的那段话—— “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都在清廷里当官啦。所以如果我们要对付清廷,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对付那些蠢人,就决不能跟他们说真话,必须用宗教的形式催眠他们,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 韦小宝:“要反清抢回我们的钱和女人,是不是?复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关人鸟事。” 这两段话当然不能写进正规历史课本,也不适合放进学术论文里。史书讲究证据、分寸和立场,而这段台词,讲究的是痛快、直接和一句说穿。它只适合出现在说书人的嘴里,或者电影的台词里。 但不得不承认,听的时候,就是爽。 或许从酒楼到屏幕,从说书到视频,人类对于故事、情绪与认同的需求,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变的,只是讲故事的人,和我们坐的位置。
3月前
3月前
3月前
6月前
编按:他们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阶级、经历、世界观,让理解变得不完全。小说提醒我们:即便同理,也难完全走进他人的生活。 没想过小说里的场景会相似地发生在我眼前。一位学者问我手中的点心是什么口味?她想知道里面的馅料,好估计热量摄取。《幸存者,如我们》的描述是,找李福来做深度访谈的社会学者谭素敏拒绝好意,不吃猪肠粉。“我不吃碳水化合物,呃,不是现在。” 谭素敏把李福来当研究对象,希望透过深度访谈了解她眼中犯下过失杀人的“杀人犯”到底经历过什么,最终走到那一步。而于我极富即视感的对话发生在一场学术论坛,中场休息前主讲者才谈论到身分政治、全球南方与北方的差异,在场的学者、学生无不对阶级、社会结构差异有深刻理解。 我无意抨击那位在意点心热量的听众学者,他完全有权利计划自己的饮食。研究者虽然受过“同理”的训练,但并不需要像苦行僧那般,随处于相对底层阶级的研究对象过他们的生活。我只是深刻体认到,那些对于结构、阶级的理解和同理,与个人生活确实是如此割裂的,就如小说描述。 ◢阶级食物链下的小鱼与更小的鱼 《幸存者,如我们》是马来西亚旅英作家欧大旭于2019年出版的小说。小说一开始,读者就知道主角李福来杀了人,但案发经过不是小说重点。作者营造的是李福来的自述,交织他与谭素敏的相处、对话。读者的视角不断在李福来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与谭素敏的阶级、价值观差异来回交错。 李福来是渔村青年,家境不好,学历不高,饭碗随时不保,直到到渔场工作,当起了管理印尼移工的工头,谈恋爱结婚买房,人生看似稍有起色。然而,在这段本地人的阶级食物链里,他处于最底层。 从事行政的同事谈论公事时自动切换一套公务语言,在渔场遇到危机时更担心李福来,因为学历背景让她自信“下周就能找到新工作”。渔场老板开大车,出门谈生意,李福来只能等临近过年时唯唯诺诺探问会否有花红。与太太虽然是自由恋爱,但太太经济能力强,岳父经营餐厅。 李福来呢?自小父亲到新加坡打工就不再回来,与母亲寄人篱下。直到母亲把毕生积蓄买下海边园地,母子俩卖菜为生,李福来感受到踏实的快乐。可是,一场风雨轻易就把家园摧毁。和他生命经历最相似的阿强,他一直避之而不及的童年伙伴,那个摆明平日都在犯法的人,最后却不是“出事”的人,还完成阶级翻转,坐在证人席上与他重逢。 然而,在渔场里,李福来是工头。工人在老板口中没有名字,统称“他们”,老板嘱咐他,“那些事情叫他们去做就好了啊!”李福来叫得出印尼工人每一个人的名字,在他们集体感染霍乱时,让他们好好休息养病,而非继续逼迫他们工作。是朋友吗?又不至于。 小说中的移民世界有另一条阶级食物链。渔场里的印尼移工,有证件、有宿舍;躲藏在园丘深处的孟加拉偷渡客,等待工作机会;不被缅甸承认的罗兴亚人,等待的是难民身分,工作机会更加渺茫。李福来在底层挣扎,始终无法完成阶级翻身。在大鱼吃小鱼的世界,李福来这只小鱼,最终杀死了比他更弱势的鱼仔。 ◢当故事不再属于当事人 李福来的底层阶级挣扎是小说主线,但读得有点不忍直视的,其实是支线社会学者谭素敏。她是同性恋者,她支持净选盟运动上街示威游行,她不愿行贿把被拖走的车子“赎回”,她相信李福来是“困在社会阶级”的受害者,杀人不是预谋,是一切不可抗因素交织推动而成的意外。 不忍直视在于,那不是向来接受的学术训练中理想的样子吗?我相信,作者无意贬低学术研究者或记录者,只是想强调,再多的同理都不可能完全理解,阶级背景不同,始终难能体会当事人的感受。 小说结尾在,谭素敏把李福来的故事写成书,邀请他出席发表会共襄盛举。“这是你的书,不是我的。”李福来本想拒绝出席,谭素敏说,“但这是你的故事,你必须出席!”不过李福来没有久待,那是谭素敏的主场,他提早离开,“我想应该要握个手,但觉得怪怪的,她也没有动。”他只说了再见。 李福来不是第一次感受到“我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在法庭上,律师求情时向法官解释他的童年经历。“我听她谈论自己,虽然事实都正确,但我觉得她好像在形容别人,一个成长和我很接近的人,住在离海边不远的村子里……她形容的那个人很悲惨,教育程度低,没有希望,人生没有选择。”连他都快为这个被描述的人感到抱歉。“等等,不对啊,我很快乐,很正常啊。”他想阻止律师继续说下去,努力回想自己版本的童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真相存在在律师形容的版本里。”他只能突兀地失笑,找不回自己的话语权。 ◢自我检视,避免“弱势”被误读 每每读到谭素敏的章节,都忍不住反过来自我检视,作为记者,是否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我是否“偷”过受访者的故事,把那些苦难占为己有,或者扁平化呈现,让读者只读得出可怜。 想起有次制作“热”专题,想写移工工作与居住环境的热。联系一位移工,他说“平时都有开风扇啊,真的很热就开冷气啰。”移工是庞大群体,为何就扁平地认为所有移工都省吃俭用,住处连风扇都没有。也有访问过组织架构精密的难民组织,办事处有几个隔间分别处理不同事务,井井有条,像极政府单位。之所以惊讶,当然因为自己又把难民群体想像成单一扁平的面貌。 后来与策划移工活动的艺术工作者聊起empowerment(赋权、给力),类似授人以渔的概念。彼此都觉得这个词汇很大,仍然有上至下,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意味。移工挤出周末休息时间出席活动,计算通勤时间和交通费用,看似计较,却是非常实际的考量——他们大可利用周末加班,赚取额外收入。经提醒,那场“访问”约在晚上9时,是移工朋友放工冲好凉吃好饭准备休息的时候,他们戴着耳机用手机视讯,更像是“群聊”(希望他们是自在的)。 现实生活有很多谭素敏吗?至少我熟悉的新闻媒体圈,不少记录弱势群体故事的媒体人都没有忽视这些受访者的主体性。我看过难民、变装皇后、男性幸存者纪录片,这些导演都把主角请到放映会现场,在主办方确保安全的空间里,他们走出荧幕诉说自己的故事。 欧大旭在《幸存者,如我们》描述李福来与谭素敏之间的巨大鸿沟,予我是种警惕。尽最大努力还主体性、话语权予受访者或研究对象,但也务必谦卑地承认,再怎么努力理解、同理,都无法真正体会。(按:本文作者读的是英文原版《We, the Survivors》,文中节录为自行翻译,并非中文译本。) 更多文章: 【读家说书】白慧琪 / 从冷战到AI时代,一颗晶片牵动全球格局 【读家说书】裂缝之中,我看见另一个新加坡
6月前
我常听家人说方言长大,所以并不觉得听得懂方言是特别的事情。直至上了大学,我才惊讶地发现许多同龄人根本不会讲方言。犹记得某日课上,老师提到有人误解“打包”这个词的由来——有同学惊叹,原来中文的“打包”借鉴了马来文的“dabao”,老师怒其不争,纠正说事实与他的认知恰恰相反,“dabao”是从福建话的“打包”借来的词汇。生活中,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马来语其实是从方言借过去的,如taugeh(豆芽)和tauke(老板),便是借鉴了“豆芽”和“老板”的福建话发音。这些从方言流入的马来语成了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词语。 可惜,如今很多年轻人听不懂方言,部分年轻人觉得这些词语是马来文的“原生词汇”,鲜少有人追问真正的来处,也鲜少有人听过家中老人以方言诉说的故事。我也不免觉得可惜,我相信方言里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在书本或档案里,而是夹杂在家中老人茶余饭后的闲聊里。 外婆藏着的战争往事 小时候,我总爱坐在外婆和长辈身边,听他们用方言闲聊。外婆习惯用方言慢慢讲故事。那些闽南话的音节像溪水一样哗啦啦地涌出 ,带我回到了日军侵略时期。日军来袭时,外婆才不过四五岁,尚是不记事的年纪。在她懵懂的记忆中,有人满身是血地跑进村子,大喊前面有人被杀了,她就被惊慌失措的阿妈拉着一起逃亡。逃亡的路上充满了恐惧,大人们神色慌张,她却什么都不懂,只觉得阿妈一直催促着走。有时候饿得实在受不了,阿妈就让她在嘴里含一点盐,以此抵住饥饿。那些盐粒粗糙、苦涩,却是那段岁月里最珍贵的食物。 “为什么阿爸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走?”小小的她满是天真疑惑地问,早在村里人大喊有人被杀前,阿爸已经不和他们待在一起了。此话一出,阿妈和外婆都沉默了,外婆的眼泪更是止不住地往下掉。 “阿爸不在了。”最终,还是妈妈打破了沉默。“阿爸没有了,那我们不是没有番薯糕吃了?”她还不明白死亡的意思,更不明白日军来袭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向来疼她、会买番薯糕给她吃的阿爸失约了,阿爸出门后没有带回热腾腾的番薯糕。于是,她生起了闷气。 她偷偷把父亲最爱的食物倒进河里,以为这样就能让父亲“长点记性”。母亲发现后,没有责骂她,只是轻轻打了她的屁股,然后哭得无法自拔。 长大后的外婆回忆起当年的事才依稀有了答案。她终于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她只是天真地问了一句“阿爸在哪里”,外婆便哭得无法自拔。因为她的阿爸和大伯一同死在了那场战火之中,她的外婆再也没有孩子了。她将食物倒进河后,阿妈流下的是为日渐紧缩的食物而发愁的眼泪。可是,年纪尚小的她无法理解战争的残酷,死亡与食物短缺在孩子眼里都只是空洞的词,她只会怯生生地跟着妈妈逃亡。说到最后,外婆叹息:“细汉无知影啊……”(福建话“小时候不懂事啊”) 外婆的“不懂事”让我清晰感受到战争的另一面。如果不是外婆,我不会知道原来战争中的孩子是以这种天真又残酷的方式记住苦难的。番薯糕的承诺、河里漂浮的咖啡粉、母亲的眼泪和责打等故事都被外婆封存在脑海,而方言就像一把打开故事书的钥匙。 在许多老人眼里,方言是他们最熟练的表达方式,他们讲方言比讲华语还要顺口。提及往事,他们往往也是用方言去说的。在他们看来,往事只是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片段,不值得特意提起。然而,他们眼里不值一提的往事对我们晚辈来说是新奇难得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会出现在历史课本内,只存在于老人断断续续的方言里,口口相传。 旧时离奇诡异的事件、南洋旧闻、二战事迹、旧时秘闻等数不尽的故事都藏在方言里。我想,若这些隐藏在方言里的故事随着无人知晓方言而流逝,那也未免太可惜。年轻人若能耐下心来学会几句方言,便会发现方言也是一种氛围和情感的寄托。老人讲起故事时,表情声调的起伏、语气的轻重等都是故事的一部分,换作华语讲述,似乎少了几分滋味。 学会方言就像是重新接通了与家族、土地之间的脉络,让那些零散的旧事能继续在时间的长河中传承下来。 空闲时,我们不妨多和家中的老人聊天,听家中老人说故事,想必会受益匪浅。
6月前
小时候,我超爱看《GTO》。除了因为男主角帅,更让我着迷的,是他总能在学生最无助、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他们的依靠。那时的我常常幻想:如果我也有这样一位老师,在我迷茫时给我勇气,在我犯错时依然拉我一把,该有多好。 当然,我的老师也都很好。虽然他们并不像鬼冢那样麻辣,却总是尽力唤醒课堂上昏昏欲睡的我,告诉我要脚踏实地学习,要懂得“得理要饶人”,要学会用理智压住火气。他们甚至会在我因家境清寒,每个月缴交学费满脸尴尬的时候,默默帮我先垫上。 因此,我暗暗立下志愿:将来我也要当老师——我要当放牛班的老师,像GTO一样,陪伴、拯救那些正在迷失的灵魂。 毕业后,我身边的同学几乎都成了老师,唯独我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为了生活,我当过记者,也当过政治人物的助理,尝试了许多不同的工作。那时候的我常常安慰自己:没关系,我还年轻。或许现在没有站上讲台,但只要我在社会上多历练、多积累,有一天我一定能把这些故事带进课堂,讲给我的学生听。 终于,在数年之后,我如愿成为了老师。只是,当我真正走进课堂,我才发现教师的世界和当初想像的并不一样。 当年的我们习惯了鞭打教育,父母再三叮咛要尊师重道,老师说的话几乎就是圣旨。但如今的孩子成长在截然不同的时代,他们更大胆、更有想法,也更敢于质疑。做老师,不只是要面对孩子,还要面对家长。 压力从未踏进学校大门前就开始:清晨五六点发来的家长短讯,下班后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有时甚至在深夜,当别人都已休息,我还在和家长讨论如何陪伴所谓的“问题小孩”。 久而久之,我心里渐渐冒出一个念头:如果鬼冢能是学生的GTO,那么,我能不能也成为家长的GTO呢?或许他们需要的,不只是孩子的成绩单,而是一个能理解他们焦虑、陪伴他们一起走过教育困境的老师。 在当老师的这些年里,我无数次找回以前的老师,一起喝茶、聊近况。话题不外乎“现在的孩子和家长真的很难教”。有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大笑,也一边叹气,仿佛彼此都在替对方寻找一点安慰。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起我的老师:“为什么你可以在教育界坚持那么多年?难道你不会累吗?”她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摇摇头说:“我也不懂啊,就这样教着教着,不知不觉几十年就过去了。” 听到这里,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着说:“那我大概是报应吧。小时候太坏蛋,现在被老天罚当老师。” 不过,或许正因为我走过那些路,现在才更懂孩子吧。每次看到那些小屁孩在班上捣蛋,我总是用眼角余光盯着他们,一边斜眼,一边半玩笑半认真地放话:“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 有时候,我还会预测他们的动作:“我知道你下一步一定是打算这样对不对?”说完他们就一脸懵,摸不着头脑地问:“老师,你怎么知道的?”我笑着保持神秘地回答:“因为我有预知能力。” 其实哪里有什么预知能力,不过是我当年也干过同样的事,知道他们的小心思罢了。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收起小动作时那种被抓包的表情,我总是又想笑又感慨:这些孩子就像当年的我,只要有人懂,就会慢慢软下来。 老师也曾是问题学生 我还记得小一时班主任说我的脸好臭,小二时说我很叽喳,一定会留级,上了中学又一天到晚在班上搞小动作,不是睡觉就是和同学一起把老师气走。当然我们并不是真的坏,当校长宣布老师辞职时,我们会用尽方法挽留老师,告诉老师其实我们只是想找个平衡点,大家好好沟通。虽然老师最终与我们和解,但还是觉得换方向会比较好而离开了我们。 我总是特别在意学生的情绪。学生在课堂上发脾气,我不会立刻责骂,而是把他唤来办公室,先了解他的问题;有学生考试时放弃作答,我不会急着训话,而是告诉他,没关系,你只要跟你自己竞赛,比上次的那个自己进步,我没有要你拿很高分。我常想,若老师能选择理解,而不是放弃,也许很多“问题学生”就不会变成真正的问题。 很多时候,孩子的情绪就像一条被卡住的河。他们想说,却不知道怎么说;想被理解,却又害怕被责,而老师能做的,就是帮他们疏通那条河。哪怕只是耐心听完一句话、给一个眼神,都足以让他们知道——他们被看见了。教育,并不是去改变学生,而是陪他们一起找到出口。 我遇过几个印象深刻的个案,当中包括有个小女孩因为父母离异,显得特别不开心,她夹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有时候妈妈来接她,她也不会特别开心,她跟身边的朋友说妈妈总是鞭打她,说是为她好,要她努力读书,但是她觉得妈妈不爱她,妈妈甚至阻止爸爸见她。有几次爸爸来看她,两父女在我面前哭。清官难审家务事,所以我也不便多言。我只能趁着人不多的时候和小女孩说,有什么记得和老师说哦,老师会陪着你的,然后每天见到她,都问她你今天好吗?她每天微笑着对我说,老师,我很好哦。她是个漂亮的小女孩,看着她那种小小年纪就被迫懂事的神情,我心里酸酸的。 这小女孩也曾经发过信息给朋友,字里充满轻生的念头,沉默的外表下藏了一颗脆弱的心。也许对一个孩子来说,被喜欢、被理解,才是她活下去的力量,我当时吓得不轻,我一遍遍想着她那句“我很好哦”,才发现那句笑着说的话,其实是在拼命掩饰。直到后来她转校,沉默了两年,我才看到她在社交媒体上说现在跟了爸爸,她和弟弟很开心。我也在这些年不断地搜寻她的名字,发现她在新的学校不断获奖,看来生活还挺不错。我心里那块压着多年的石头,终于轻轻落下。 有时候,老师的幸福就这么简单,不是因为学生取得了多辉煌的成就,而是他们终于能平安、快乐地继续生活。回想以前每天不断问她“你今天好吗”,我很想现在再听到她衷心的说一句:老师,现在的我真的很好,是真好! 我有很多已毕业的学生,至今还和我保持联系。他们偶尔会回来探望老师,有的会给我们发信息,或跟我诉苦,说上了中学的课业很繁重,很怀念以前小学作弄同学、作弄老师时老师生气的样子,还不忘吐槽他们的学弟妹很糟糕。我总说:喏,那不是你们以前的样子吗? 咦,这句对白很熟悉,我的老师也这样说过我。我忽然明白,原来成长就是这样,当你开始理解别人曾经的辛苦时,你也成了更好的人。 老师这份职业,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种下的种子,不一定会亲眼看见它发芽。但当有一天,那些孩子在更远的地方安然绽放,我们就会在心里悄悄地笑。
7月前
7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