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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

5小时前
“老师,那边有黑豹拿督公,要去看吗?”江富国同学说。我们随着“婆罗洲华人国际研究会”的行程,参访兰芳共和国的历史古迹,第一站便是印尼东万律的兰芳园。 去!当然去!我们静悄悄脱队,但看到有狗守在小巷口,我便放弃了。 下一站到了印尼喃吧哇县的“兰芳公馆”,富国低声说:“达雅族拿督公就在隔壁,那里没狗。”我立刻拉着他往外走。 那是一间木板搭建的小屋,屋顶是略显斑驳的锌皮。屋外供奉的天公对着大门中央,大门右侧贴着门神。走进木屋,只见男主人赤着上半身,坐在木床上卷烟草。赤道的阳光从木缝与破损的墙板间透入屋内。第二次到访的富国,用客家话向他打招呼。 主人家很认真对待祭祀。客厅约三分之一的空间用来供奉神明。客厅中央的主神是地主,被郑重安置在红色神桌上,神位写着“开山地主大伯公”。石香炉上则刻着一个“神”字。 男主人张先生说,这个香炉是祖先从中国带过来的,已有百余年历史。他父亲是华人,母亲是达雅族。我原本用马来语与他交谈,但听不太懂他的印尼话,最后改用华语,再由富国翻译成客家话。至于张先生的客家话,我倒是能完全听懂。 我第一次看到把土地神供奉在神桌上的。我问他如何称呼这位神明。他回:“Keramat。”这个答案非常有意思。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通常不会把华人的大伯公或土地神称为“Keramat”。 土地神右上方供奉着观音,左边角落则是一座黄色的小拿督公神龛。小神龛虽简陋,却带着一种强烈的灵性气息。手绘神像头戴羽冠,双眼锐利直视前方,五官线条粗犷,脸颊还画着图腾。神龛内供着常见的甘文烟、黑咖啡、茶与清水,还有据说可保平安的戒指。神龛旁边挂着一件达雅族服装。 为何供奉达雅族拿督公?我问。张先生一会说,因为自己有达雅血统;一会又说,因为他曾发梦。梦中的达雅人是一位长者,但朋友后来替他画出的神像,却是一位年轻人。 张先生的达雅族太太与女儿,这时从后厅走了出来。我把名片递给手里拿着手机的小女孩,笑着说:“我是好人。”小女孩腼腆地笑了。可惜的是,她已不会说客家话。我问她是否还有拜神,知道自己拜的是什么吗?小女孩点了点头。 香炉来自中国祖先 初次见到达雅族拿督公,我问能否上香。张先生同意了。我随手拿起神龛旁的香,才知道原来不同颜色与种类的香各有讲究。我拿的香是拜土地公的。我们一行三人,除了我与富国,还有一位研究生。于是,我们各自拿着不同的香,向张先生客厅里供奉的神明致敬。 什么是“华”? 离开前,我又回头看了小女孩一眼。在这片中文已断层的国度,她这一代也失去了中国祖先的语言——客家话。或许,“华”在日常中剩下的痕迹,便是家中仍供奉着的“神”,以及父亲告诉她:那个香炉,是中国祖先从远方带来的。只是,他们同时也有达雅族血统,所以家里也需要供奉达雅族拿督公。 “老师,这一带有很多潮州人,您若来做研究,讲潮州话也可以的。”富国很贴心地说。 我看着他笑了笑,表示自己潮州话其实也不行。或许,未来书写婆罗洲的达雅拿督公的,是富国这一代了。 “华”的根究竟是什么? 或许,也存在于每一次的上香当中。
2天前
我最后一次看到风哥(是峰哥才对)——那个多年前曾经相信或怀疑我是潜伏在学校当警方卧底的人——是在小镇十字路口红绿灯前的炎热午后,暴虐的日头鞭笞着等待通行的急躁路人与蠢蠢欲动空催油门频频咆哮的摩托骑士,只有风哥那辆历经风霜的本田90cc夹仔纹丝不动,他眼神坚决姿势僵硬,因为死火了。 明显衰老的风哥,摩托后座绑了一沓废纸皮堆得老高,车头左右两侧把手也各别挂着装满铝罐和宝特瓶的大塑料袋,风哥先把左脚撑地站稳,右脚缓缓抬起往后踩踏发动器,前三下摩托咳嗽了几下,再三下只剩徒劳的吁吁,眼见就要转绿灯了,风哥的眼神仍然坚决,就像当年跟我首次交易那样。 小镇唯一一间独立中学,三层楼建在红石子小山坡上,旁边还留有不少几近荒芜的橡胶园,曾经有变态佬出没其间,在清晨时分静候女学生步行上学突然跳出来自慰献宝。学校组织过巡察队保护女生,一名警卫、几个义务家长,再加上自愿参与的高年级男生,手执棍棒,巡逻校园周遭红石子坡地与老树橡胶园。我从一块灌木丛那里抬头远远望向学校教室,高三红班最靠窗那排第三个位子,莹莹坐在第二个位子,侧脸望向窗外,保护女生的自我意义感,确实会让(坏?)人一夜长大。现在回想,我俩的眼神不可能在晨风徐徐你高我低的环境下对得上,我和莹莹间隔的不仅仅是空间距离,也是命运的难以逾越。可是当时我却深信不疑。 那片灌木丛,是我和风哥交易的第二个地点,有了第一次的意外交易经验,我不会轻信风哥,但交易必须诡谲地持续下去,我们的关系就像安眠药,只不过谁是吃者谁是被吃从来都没有定数。吃不到安眠药辗转反侧里外不是人,安眠药没有被吃那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就是我与风哥的关系。这种完全建立在各自利益的功利主义,从来都不会在乎对手的身分,我唯一确定的是风哥是学校的总务,其实就是偏向文职的廉价杂役,住在学校建筑地面层楼梯间下方的无窗户空间,孓然一身,从不多话,黝黑瘦弱,腰间挂一串钥匙,走起路来铿锵有声,而我和风哥的第一庄交易,就是从这一串钥匙开始的。 当年的学校,还在使用油印的方式制作考卷,在复印机仍然高不可攀的年代,制作油印考卷是每一位老师的职务,虽不高端但也挺讲技巧。A4纸张大小,表面一层轻薄不渗油纸膜,底层一张印有横线或中方格的普通纸张,老师使用笔头带金属针的笔,在薄膜上刮出字来,出完题后就把薄膜装在油印机的滚筒上,搅动滚筒,油墨就会透过薄膜被刮穿的地方印到下方的纸上,滚一圈印一张,学生考试作答时还闻得到油墨的香味,那是80年代的嗅觉记忆。风哥负责在办公室外部后端一个小房间转动滚筒油印考卷,这房间算是学校保安重地,只有气窗和铁门。 不,你们误会了,对于我这种坏学生来说,根本不在乎分数,我在乎的是如何生存下去。考试不及格不会死,没钱没饭吃会死,考卷可以换钱,至于要得到那道铁门的钥匙再复制根本没有什么挑战性,在此略过。下手的时机通常是星期一开周会前10分钟,因为全校上下都往篮球场集合,我只需要快速窜进那间小房间,翻找油印机旁边的垃圾桶,只要捡到一张薄膜,我整个星期的伙食费就有着落了。其他东西绝对不碰,这样才可以常做常有,而我只失手过一次,其实也不算失手,因为风哥没有喊叫举报。 那天早上的油墨香味浓厚,有想喝一口的自虐冲动,气窗外脚步声杂沓拖曳,楼梯间嬉笑打骂声从高处游向低处,但是在我还没翻找垃圾桶时,气窗外却飘进魑魅般的低沉喉音。 “你找不到的。” “……” “我要喊警卫啰。” “……” 此时学校的预备钟声响起,再5分钟就要班级点名,然后唱国歌唱校歌校长讲话,我脑筋快速转动推演着各种能够生存下去的方法但手足无措。气窗外那把声音如锥子般再次钻入我的脑门。 “50块一张。” “……” “你还有1分钟。” 当我及时站在我该站的位置并赶上班长点名的扫视目光,我装作镇定双手插裤兜但气喘吁吁望向办公室后端那个小房间,风哥正发动他那本田90cc 夹仔往校门口扬长而去,经过守卫室还停下来聊了几句。求生本能告诉我,考卷价钱要提高了,那些家伙也不是付不起。 ● 小镇十字路口红绿灯往前100米,你会看到一幢五层楼不带电梯的深蓝色建筑物。要去到第五层最靠右那间窗户永远关闭窗帘始终拉满的小房间(还好有冷气),最快的路线是从大门进来马上转右登上建筑物最右侧的楼梯一口气往上爬。建筑物中间与最左边的楼梯我从来没用过,一来没必要,二来领了钱只想赶快离开,尽管阿李说是给我买参考书(你个大头鬼)用的。 深蓝色建筑物在我们的小镇称作马打寮,就是警察局,每次跟我见面的都是阿李和姚警官,我们约好两周见一次,晚上8点,我离开时裤兜里会多了200块,当时对一个中学生来说是个大数目,宵夜肯定是独享KFC。我为什么会蹭上这些人,这就要感谢鸟班长,他知道我也想追莹莹,一直咒骂我是癞蛤蟆吃天鹅肉必定啃死(他懂个屁,连莹莹穿几号胸罩我都懂,他才会啃死)。鸟班长硬硬哄我们和莹莹三人一同去参加全州独中领袖训练营,两天一夜,妈的就是要我出丑难看嘛,我这种坏学生只讲生存不谈道义,不要跟我说什么领袖特质华教风雨,没兴趣。不过能够跟莹莹紧密相处两天一夜我倒是乐意至极一口答应。莹莹齐肩短发,身材一般,功课也一般,但眼珠很亮很亮,像是可以穿透所有谎言与面具,平凡中带有独特的美(你懂个屁)。两天一夜的学习活动与团康节目,都是鸟班长与其他风头很健的学员的表演,我静静看就好,莹莹偶尔也出点风头,尤其是诗歌朗诵的环节,她抑扬顿挫地来了一段席慕蓉的〈七里香〉: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 这是我事后东问西问逐字查出来的,在现场根本听不懂。多年后回想,莹莹似乎要(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溪水已经干涸,浪潮早已平息,在那一刻,身在海洋还是土地,重要吗?两天一夜的机会其实不多,我只知道莹莹是从外地来到学校住宿就读,宿舍其实就是空置的教室简陋改装而成,床位上下铺,每人一张靠墙小书桌,一格无锁储物柜,两人共用一间衣橱,几乎没什么隐私可言,内衣裤只能收在储物柜,晚上10点熄灯就寝,星期五星期六到11点,外宿或夜归需要向总务与守卫室申请。至于莹莹家里还有些什么人?住家确切地址?毕业后有什么梦想?要做什么工还是继续深造?无可奉告,唯一确定的是她喜欢写日记。(6月16日续完) 相关文章: 流军/暗无天日的年代——紧急法令十年浩劫纪事 张永修/从前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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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席的汉都亚 “汉都亚将军呢?”明朝大使狄普护送汉丽宝公主抵达苏丹满速沙的宫殿时,因不见汉都亚而有此一问。原来汉都亚刚升任海军都督,正在海上督导军务。 坐在观众席的我这才想起:是啊,汉丽宝和汉都亚是同代人呢。根据“契诃夫法则”,如果前文提及一支枪,后文一定会扣动扳机。那么,汉都亚必然会在危急时刻登场,用盖世武功力挽狂澜吧? 当然没有。演员表里都没有汉都亚。 一部剧只能有一个主角,怎可能让别人抢去风头?况且,这是一部悲剧,汉丽宝必须殉国,满速沙必须心碎,才能成就其意义。然而,为什么编剧白垚要多此一举,让一个终究缺席的人物出现在对白中呢? 同为创作者,我深信从旁支末节最能窥见作者的匠心。一场刻意设计的缺席,必然也为叙事而服务。此剧的最重大情节,是波流陆国入侵中国山。但当时马六甲国势如日中天,一个小国怎可能斗胆进犯?这么一安排,情节就合理了:都怪汉都亚出差去了,边防出现缺口,才让敌人有机可乘。 此外,汉都亚虽是传说,但毕竟太深入民心了,几乎与苏丹满速沙硬性绑定。若全然不提,反而启人疑窦,干扰观剧体验。不如主动出击,用一句对白消弭观众的悬念。 甚至,连消带打,抛给观众一个假希望:当主角们身陷绝境了,汉都亚会及时赶回护驾吗?当年的观众不像我们对剧情已知梗概。他们当时必然悬着一颗心,期盼剧情出现转折。当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那种震撼与哀恸反而更加深沉。 可见白垚对观众心理的精准掌控。他有讯息要传达,且要传达到观众心里最深处。 这种叙事策略,比契诃夫那支意料之中的枪,不是更高明吗? 二、凤凰意象 剧中有这样一段虚构情节:三宝山原名凤凰山,满速沙把汉丽宝一行人安顿该处时,才赐名为中国山。看到这里,我稍微出戏:现实中的三宝山,何曾称凤凰山? 直到剧末火光升起,我才恍然。原来这是伏笔。我猜想白垚先是预设了“凤凰浴火”的隐喻,才安排汉丽宝葬身火海。前半段的改名之说,是为产生前后呼应的效果。 至于为何选择西方神话的火凤凰? 从表层看,汉丽宝身为公主,在中华文化中以“凤”为象征。虽然中国凤凰与西方不死鸟(Phoenix)名同实异,但在艺术创作中贯通两者亦无不可。 更深层的意义,则在于承载汉丽宝的崇高精神。她以身殉国,侍女双铃与微波亦抗敌身亡,象征华人对斯土斯壤的绝对忠诚——再没有比奉献生命更极致的了。 然而,倘若主要人物都悉数犠牲了,这股精神如何延续?于是,就得借助凤凰浴火重生的神力,使之得以升华、传承。 三、怎样才够爱国? 汉丽宝有两次明确表态,对故国毫不眷念。 第一次是跟满速沙互诉衷情时,苏丹问她是否想念中原故土。她断然否认,两人的情感于是更无芥蒂。 第二次是波流陆国的坏王子沙莫剌企图把她掳走时,用尽花言巧语诱骗她,声称要带她离开这“蛮荒之地”,护送她“回归祖国”(一种更为阴险的“balik Cina”)。汉丽宝自是誓死不从。 如今回看当年这些剧情,不免百感交集。多年过去,华人在这片土地,常被要求爱国、更爱国,永远不曾足够爱国。也有人过于急切地表现爱国、宣告爱国,仿佛必须比其他人更爱国,才够资格成为国民。这种焦虑,难道不是一种可悲的扭曲? 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的挑战。而《汉丽宝》里头那份最纯粹的忠诚与归属感,恰可让我们找到回应这份挑战的力量。
4月前
4月前
新年的第一天,凑热闹到新开张的葛尼桥(Gurney Bridge)打卡,然后到海珠屿大伯公看看。 身为槟城人,虽然从小就听说海珠屿大伯公,知道每年元宵都有大伯公庙请火预测来年运势的仪式,却不曾亲自到访。关于这件事,我妹打脸我,说很久以前我曾带家人到大伯公庙旁吃海鲜,可惜我的记忆一片空白。 你知道大伯公源自槟城吗?某日我听到这话,愣了一下。那个寺庙里、住家内,坐在神坛上的大伯公吗?那个一手拿如意杖、一手拿金元宝的大伯公吗? 时间回推到18世纪中叶,莱特船长登陆槟城再往前40年,张理、丘兆进、马福春三位客家结拜兄弟乘着帆船远洋南下,多日航行后终于在海珠屿靠岸。据推测,张理是老师,丘兆进是铁匠,马福春烧炭;前两人是来自广东大埔的同乡,而马福春则来自福建永定。是什么理由让人离开家乡,远赴未知的前方?绝对不是拉力,这里没有经济的诱因,大半源自政治的推力。 当时的槟榔屿尚未开发,荒芜遍野,猛兽蚊蚁横行,张丘马三人成了开拓槟岛的先驱。40年后莱特船长抵达时,据说岛上已有58人,大部分以捕鱼为生。 张丘马是华人在这片土地的起点,清朝中后期下南洋的人越来越多,慢慢形成了聚落。莱特开埠后,槟榔屿被发展成贸易港口,逐日蓬勃了起来。 张丘马相继离世后被葬在海珠屿,张理的墓碑上写着“开山地主张理”,三人成了后人膜拜的信仰中心,并称之为“大伯公”。这也是“大伯公源自槟城”的典故。至于只有一人是大伯公,还是三人都是大伯公,则众说纷纭。 神坛上的两个伯公 “伯公”是对长者的尊称,而“大”则源自于马来语“datok”的“tok”(马来语“爷爷”或对长者的尊称),最后演变成“Tua Pek Kong”或“Thai Pak Koong”。 后人在张丘马的坟旁建了大伯公庙,我仔细看了一下,神龛里并没有那个一手拿着如意杖、一手拿着金元宝的爷爷。 因为大伯公庙的关系,这一区也被称作Tanjung Tokong。“Tanjung”是海角,而“Tokong”则是神庙,意即“有神庙的海角”。 那么,那个一手拿着如意杖、一手拿着金元宝,我们印象中符合“大伯公”形象的“大伯公”是谁? 研究推测是土地公,因为客家人也称土地公为“伯公”。但我想来想去想不通,我家以前神坛上供奉的神祇,上座中间是大伯公,左侧关公,右侧观音菩萨;下座是土地公。如果大伯公就是土地公,难道我家曾有两名土地公?抑或上座拿着如意杖与金元宝的是土地公,而下座只有牌匾的是大伯公张丘马? “那我们在庙里拜拜的大伯公,究竟是土地公,还是张丘马三人?”我问导览员。 两者都是。在那个慌乱和不稳定的年代,那是先贤的精神寄托,去区分到底谁是谁并不重要,导览员这样回答我。 确实。把这道题当成数学太过生硬,应该看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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