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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

1星期前
3星期前
3星期前
1月前
2月前
对于南洋华人古墓,相信很多人都读过相关的文章报道,对于马来人的古墓,相对接触及所知甚少,而一些至今仍然成谜的古墓,就更加少之又少了。 前些时候收看一个介绍柔佛旧苏丹国(Johor Lama)的节目,当中摄入了一个古墓。或许因为该墓不是介绍重点,又或只是无意间经过顺道拍入,节目主持人只略为带过,但却引起我的兴趣。于是上网查询,托现今网络之便,整理出了一些脉络,与大家分享。 节目主持人拍摄的墓地信息牌字迹已经严重看不清楚,只能依稀看到“天猛公墓”的字眼,这引起了我莫大的好奇,到底是哪一位天猛公,为什么会落得如此荒凉的下场。经过搜索,我找到了另一张字迹尚未严重褪色的信息牌,上面标注为“柔佛天猛公墓或助产士墓”(Makam Temenggong atau Makam Bidan)。 天猛公墓身分成谜 天猛公墓,或称助产士墓,是一座16世纪的历史古墓,位于柔佛州哥打丁宜县柔佛旧村(即旧苏丹国)。墓主身分至今仍是个谜,究竟是柔佛天猛公(男性高级官员)还是助产士(女性)尚无定论。 墓地具体位置在斯里瓦里桑礼堂(Dewan Sri Warisan)附近,毗邻河流,附近还有其他墓地,距离直落森加(Teluk Sengat)不远。该处或许曾是柔佛旧苏丹国鼎盛时期的中心。 据信息牌记载,该墓的墓碑估计可追溯至16世纪,与柔佛旧苏丹国作为苏丹国中心的时期相符。 柔佛旧苏丹国是在马六甲王朝于1511年被葡萄牙灭亡后,苏丹阿拉乌丁·利亚沙二世 (马六甲王朝最后一任苏丹——苏丹玛末沙的二儿子)于1528年,在现在的哥打丁宜直落森加建立的,直到1564年被亚齐人攻占及烧毁;后于1570年苏丹阿里查拉加里尔沙二世重建,再于1604年为葡萄牙人完全摧毁。随后柔佛苏丹曾多次沿柔佛河及其周边地区迁都,包括峇都沙瓦尔(Batu Sawar)和廖内群岛的各个岛屿,最终定都新山。 从墓碑设计可以考究出,该墓碑是一种称为“亚齐石碑”(Batu Aceh)的古代伊斯兰墓碑。这种墓碑起源于北苏门答腊的亚齐,由亚齐马来人在15至19世纪间雕刻而成。这些墓碑通常由砂岩制成,并具有独特的建筑和书法设计,曾被马来苏丹和马来世界各地的显贵广泛使用;从风行的时间轴来看,这点加强了将上述墓碑追溯至16世纪的推论。这座墓是该地区发现的较古老建筑之一,亚齐石碑风格被认为是研究东南亚伊斯兰区域历史的重要资料,但其保存状况不免令人感到无限唏嘘。 虽然网上搜索引擎直接把该墓称作“天猛公易卜拉欣墓”,但这座陵墓与新加坡的直落布兰雅(Telok Blangah)皇家陵墓不同;后者安葬着现今柔佛天猛公王朝的天猛公阿卜杜勒·拉赫曼和天猛公登·易卜拉欣,所以显然是误置了。 我们经常倡议多元。我想,如果能对其他族群的墓碑进行一些探索,增进认识,那么对拥护多元价值观,也是一种具体的体现。当然,这种在键盘上敲敲打打、查找资料的方式,算不上真正的考究;只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跨文化族群学者之间的交流研究与成果发表。
2月前
这几年的马来西亚政治,伊斯兰变成敏感话题。逢爪夷文、阿拉伯文分不清,或者对某个宗教规范不理解时,常向身在台湾的李烈宽求助,帮忙翻译识别。 李烈宽来自新山,硕士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2019年大学修读历史系,隔年选修阿拉伯语系,带着历史系的头脑选修阿语系的课,两者汇流,开启了他对伊斯兰世界的好奇。大学以来,他持续关注并书写有关当代中东政治、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文化、宗教与族群关系等议题。若真要套个头衔,或许可以形容他为公共知识分子。 从马来西亚的多元性别与宗教保守议题,到远在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崛起,李烈宽都曾撰文,尝试从伊斯兰经典或厚重的历史,梳理复杂交织的脉络。(李烈宽作品集:https://sites.google.com/view/leeliekuan/) 李烈宽2024年从台湾政治大学硕士毕业,此次趁农历新年回马,在吉隆坡的亚答屋84号图书馆的“研之有物”分享硕士研究:“中华”与“伊斯兰”相遇南洋——中国回教南访团的历史意义。原来19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华民国的回教访问团就来到马来亚、新加坡和英属北婆罗洲,寻求当地穆斯林与华侨支持抗战。硕论收藏在亚答屋84号图书馆,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借阅。 历史、阿拉伯语、伊斯兰,这样的学术组合在马来西亚华人圈子较为少见。一切源于2016年赴台修读政治大学历史系,隔年选修阿拉伯语系,李烈宽才开始从学术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熟悉又陌生的伊斯兰。 两河交汇,先从历史系说起。李烈宽就读新山宽柔中学文商班时,就对历史科感兴趣。历史总被形容为“背多分”的科目,作为常人,他当然也不享受背课文,而是喜欢想像课本里文字所描述的场景。那些大时代底下的人到底是怎么过的?他们亲眼目睹事件发生,亲身经历其中时,又在想什么? 1929年大萧条有张经典照片,一个背影背着求职板,写上“我熟悉3种专业,谙3种语言,奋斗了3年,有3个孩子,但失业了3个月。我只想要一份工作。”那张照片,烙印在十七八岁的李烈宽脑海里,重重地激起他的好奇心。“原来一百年前发生了这样的事,当时的人到底怎么面对,如何活在那个当下?” 高中历史课的浪漫,不全然在大学课堂重演。中学历史老师在黑板涂涂写写,考试时学生奋笔疾书;大学历史系,每星期都有无限的文本摘要,阅读量非常大。历史系学什么?李烈宽分享,端看不同学校和个别教授的教学风格而异。 他印象深刻,大一史学导论的教授要求学生每天手写500字,记录观察生活周遭的花草树木。每周作业虽然也是文本摘要,但必须手写,且不能涂改修订,更不能有错别字。看似古板,却实实在在训练历史研究所需具备的素质:要对周遭事物非常敏锐,强调养成习惯,培养严谨的态度。 李烈宽说,传统历史学者贯彻一行人干一行事的精神,认为史学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好好阅读和整理史料档案。但新一代人的历史研究强调史料与理论对话,探索出不同的诠释或新发现。例如上“台湾国际关系史”时,老师谈的并非纯粹是国与国之间的互动,也不聚焦国家、政府或政治人物,而是流动于国家、区域之间商人、知识精英等群体间的故事。 若以一句话概括历史系在读什么?“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看人的选择跟变化。”李烈宽解释,当中的人可以是群体,也可以是个体,人们在某一个时代节点,因为不同原因做了某种选择,造就不一样的结果。从大学读到硕士毕业,他的研究方向都偏向一个群体怎么去认识自己,认识别人,与其他不同的人互动,然后做出选择跟变化。 带着歷史学知识去研究伊斯兰 李烈宽的研究和兴趣都与伊斯兰相关,这个元素是后来选修阿拉伯语系课程后加入的。政大是全台湾唯一开设阿语系的大学,不只教授语言学和语言应用,也包括阿拉伯历史与文化,那就肯定离不开伊斯兰了。就这样,李烈宽开启了对伊斯兰的兴趣,很多文献还需以阿拉伯原文阅读,才能研究得深入。 有一门课是《可兰经》与圣训专题研究,例如探讨《可兰经》里的性别议题、异教徒关系等,得回到阿拉伯原文出发和理解。教授每周设一个主题,带领学生阅读相关章节,再配合前人的研究做学术讨论。从历史学来看,就是配合后世看待问题的角度去研究伊斯兰史料。比起学语言的同学,带着历史学知识上《可兰经》研究,李烈宽有感能更有意识区别各种解读。 来自马来西亚,成长在围绕穆斯林的国家,对伊斯兰的兴趣反而在异地发芽。李烈宽说,刚好台湾渐渐开启对伊斯兰、穆斯林的议题讨论。例如,有关伊斯兰世界或中东地区的繁体书籍、资料越来越多。另,印尼是台湾最大的移工群体,随当地非政府组织倡议,印尼移工的伊斯兰信仰与生活方式渐渐受到关怀和讨论,台湾民众从排斥到开始愿意尝试理解差异。 彼时马来西亚,政局精彩,伊斯兰课题越发触动敏感神经。马来西亚华文知识圈子从学术出发谈论伊斯兰的人不多,李烈宽自视为“知识转译者”,当一些课题或事件发生,陌生的伊斯兰词汇、概念或议题被提出,他尽量尝试回答和解释。面对不熟悉的宗教、文化,他认为第一步应该是丰富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例如2023年的“四十圣训风波”,他就在本地媒体撰文介绍《四十圣训》。 “这就是学术的价值吧。”作为在境外研究伊斯兰的马来西亚人,李烈宽自觉,所累积的知识让他能较敏锐地掌握情况,回应时事。学术知识是储备,不急于赶潮流,发生什么事就趋之若鹜地找寻回应,“而是你愿意在(某些议题)还不是那么重要时就开始接触,而你知道某一天需要用到时,你能立即回应,快速反应。” 更关注的是伊斯兰怎么被讨论和形塑 谈论伊斯兰,当中有宗教信仰,也有人(穆斯林)。李烈宽说,相较于穆斯林社群,他更关注的是伊斯兰怎么被讨论和形塑。这反映在他参与公共讨论的书写,尝试解释重大新闻事件中的伊斯兰元素。例如2022年开斋节突然提前,他撰文从宗教角度详细解释。但他清楚明白,他不是信仰者,无法替他研究的宗教和身处其中的人代言。 近年马来西亚很多议题都与宗教挂钩,研究伊斯兰这几年,李烈宽的心得是,“很多事情真的很难确定是否因宗教而起,或者确立宗教元素在当中的占比。”他反思,华社对宗教的想像倾向精神世界,例如死后的世界;而在物质世界的表现有如过年过节的祭祀礼仪。然而,伊斯兰的信仰与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紧密捆绑,而且关乎到群体生活。 他提醒,伊斯兰历史上千年,而且遍布全球那么多地方,每个穆斯林社会的生活与实践方式都不一样。例如,中世纪的苏菲教派、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现在塔利班全面禁止音乐舞蹈的方式截然不同。“这当中有纵向的时代差异,有横向的地区差异。”面对伊斯兰,他认为,该如何调和,其实很难有标准答案,“我也不认为任何人有资格宣称所谓的真理。” 也非常关注中东问题 出于对历史、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的兴趣,李烈宽向来对中东局势相当关注,在巴以冲突再次爆发期间,写过不少文章解释厚重的历史脉络。硕士毕业后,他本想从事国际新闻编译,往媒体或出版领域投递履历,最后进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在行销部门负责募款。 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接收和整理组织在其他地区的案子。例如巴以冲突期间,他得迅速消化战地资讯,呈现给民众以寻求捐款。行销部门看似与历史系、阿语系无关,但工作内容却相当符合他一直以来关怀的议题。 如今投身工作,李烈宽参与公共议题的写作时间少了。不过,工作属性让他仍然非常关注中东问题,包括现在的伊朗抗争运动与战争。如今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伊朗旋即展开报复,中东战事升级。短期内,这片世界火药库的硝烟不会暂停,期许他继续撰文带来深度脉络解析。 更多新教育: 增强认知、参与保育行动 让生态保护成为社会的共同责任 Eats,Shoots & Roots 助融合城市与农园 孩子的思维为什么需要辩论? 
3月前
安华必须尽早迷途知返,回头是岸,重新拥抱多元的正义力量,抗衡分裂国家的宗教势力。否则,新的“同人”一旦结集,安华恐怕不在其列,推翻安华反而会成为新的时代使命。 今年二月,安华对兴都庙土地争议摆出强硬姿态,下令地方政府严厉对付“非法占用”土地的庙宇,但同时酌情处理处理具有特殊历史背景庙宇的诉求。 这种宣布,可以从两个角度解读: 第一, 安华认可反对“非法庙宇”的活跃分子之论述,与这些人立场一致,甚至愿意以公权力落实这些人追求的目标。 第二, 安华想要抢夺这些活跃分子的话语权,让意图炒作课题的人士,不再有持续兴风作浪的借口。 当然,安华的言论未必只有单一理由。两种解读可以也能并行不悖。安华可以同时是精神上认同反“非法庙宇”分子之论述,却在政治上需要主导议题后续。 安华需要主导议题后续,同样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 赞里维诺(Zamri Vinod)等等改教人士炒作议题的用心,路人皆知。安华夺下课题话语权,政府就能把课题限定在相对“理性”的范畴。毕竟,如果事态演变成族群之间的分裂,甚至冲突,即便政府不是主导者,也难辞治国失败的责任。 第二, 安华可以借此擦亮“伊斯兰捍卫者”的光环。倘若安华在意的是与国盟争取右派马来穆斯林的选票,这是一个可以“善用”的议题之一。 这些心思与考量,背后的逻辑,正是人们已经很熟悉的概念:“竞争保守”。 “竞争保守”的政治策略,当然不只在兴都庙课题当中才出现。实际上,安华在加沙议题上成功以此操作,在论述上超越国盟。 安华在加沙课题上看似比国盟积极与激进。身为国家的正式领导,安华有代表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地位。此外,安华也发挥他与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的关系,积极推动国际协调,捍卫加沙权益。 作为国家领导人,安华也可以动用国家资源,大手笔金援加沙。这方面,安华几乎伊党让无可挑剔。 国内部分非穆斯林社群,对于安华过分关注加沙议题颇有微言。然而,安华得以从跨宗教角度,提出加沙问题乃“人道问题”,并非”宗教课题“。 希盟其他成员党,很难不为安华的加沙策略背书。甚至,无论是反美的左派政党与民间组织,还是努力在内部监督团结政府的马华,也很难公开、正式地反对声援加沙的举动。 不过,当反对过分援助加沙的声音,因为“人道主义”的政治正确,只能潜伏为非穆斯林私下的不满时,安华或许失去了理解非穆斯林心声的机会。这或许会埋下往后非穆斯林社群支持崩盘的伏笔。 当然,如果落实伊斯兰理念,乃安华毕生最核心的追求,他就未必真的在意非穆感受。 倘若安华只是通过国际议题赚取“捍卫伊斯兰”的光环,再以此威望抗衡国内伊斯兰右派的极端诉求,权衡利弊,非穆斯林社会或许反而乐见这种操作。 毕竟,加沙离开我们如此遥远。如马来西亚般的小国,即便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影响也相当有限,面对的反击也有限。实际影响国内非穆社区的,乃是动用国家资源援助加沙。 非穆社区认为,安华大手笔金援,对同样需要援助与发展资源的国内人民,乃是一种剥夺。但这是非常间接的影响。此外,金援加沙的资金,据说大部分是靠政府推动,民间企业出资。 不过,安华“竞争保守”的做法,显然并不局限于国际议题。增强宗教部职能与拨款,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兴都庙议题,安华的处理方式也看得出其运用“竞争保守“的策略。 往正面角度看待。安华下令地方政府严格对付“非法庙宇”后,希盟内部其他领袖,包括公务员体系内的中庸力量,还是可以在具体落实上,以温和、理性与包容的方式执行。 如此一来,姿态上虽显强硬,但落实时转为柔软,反而回避了议题实质的升温。反“非法庙宇”势力即失去炒作课题的燃料,各地兴都庙也得以在平和的氛围下,接受相应安排。 然而,这个如意算盘,目前看来是打不响了。 [vip_content_start] 反“非法庙宇”分子依旧在网上出言挑衅兴都徒。 他们甚至在万挠庙宇拆除后举办活动,共同协助地主清空原被兴都庙占据的土地。 此外,尽管安华已下令由政府执行清空庙宇行动,激进分子仍号召在大山脚一所兴都庙集会,甚至一度传出要共同“拆除”庙宇,不过主办方已公开否认。 这些行动虽然没有打着宗教旗号,但,结合整个事件脉络,挑衅意味难道不浓厚?难道不足以引发兴都社群的不满? 这些躁动,华社或许难以察觉,因为它们多半潜伏在印裔社群内部,以及印裔网络社群的同温层之中。所以,当反“非法庙宇”主导人士之一的赞里维诺在大山脚遇袭时,华社会有点惊讶。 但当另外一名相关网红詹德拉老师(Cikgu Chandra)遭遇袭击时,事态发展看似乎已迈向失控。 这两起袭击事件,也可能与反“非法庙宇”运动无关,倘若最终被证实有关,也是反映了印裔社群的怒火。诉诸暴力,或只是少部分人士会付诸的行为,但却是整个社群沸腾情绪的冰山一角。 必须强调,虽然受到煽动分子的挑衅,执法当局似乎仍袖手旁观。暴力回击,不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甚至真中煽动分子的下怀。他们可以以此扮演受害人,以及宗教烈士的角色。 攻击事件凸显印裔社群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有丝毫珍惜国家与各族的和谐,煽动分子应该有所收敛。 然而,在此背景下,竟然还传出了两起激化问题的事件。 网上传出视频,同属反“非法庙宇”团伙的另一知名人士,达敏 (Tamim Dahri) 在浮罗交怡兴都庙践踏兴都教圣物“三叉戟”。 达敏的视频已经让印裔社区的愤怒升级,华裔改教传教士费道斯黄(Firdaus Wong)竟然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在脸书帖文展示手持三叉戟的漫威超级英雄人物“海王” (Aquaman)。 费道斯还在帖文提出,Aquaman 的念法在中文与变性人的贬称“阿瓜”同音。费道斯特选此时,向人们科普中文用语,并与三叉戟图片并列,用意何在?路人皆知! 目前看来,暴力事件升级的可能性不高,但依旧是多元社会和谐的莫大悲哀。 事件发展至此,主要责任当然出自煽动分子身上。然而,这明显对安华的治理能力与威望,构成巨大打击。 安华的“竞争保守”策略显然无法压制极端右派继续张牙舞爪,而且还让国内少数族裔持续受害。作为理应不分宗教,公平捍卫全民的国家领导,安华是失职的。 不过,达敏与费道斯激化事态的做法,引来他们意料之外的效果。许多马来网民,开始抨击他们与赞里维诺,与他们的极端作风切割,并指控他们破坏马来人与印度人的关系。 可见,马来社会也有相对理性的人士。安华拒绝与这些马来人连接,反而尝试靠拢他根本拉拢不到的极端右派,非常不明智。 团结政府内阁已经下令严厉对付煽动宗教紧张的人士。这原本就不需要开会才来执行,而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责。 而且,执法会否公允,各族人民自会冷眼旁观。毕竟,先前许多针对极端分子的报案,似乎也不了了之。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安华以及团结政府应该乘势公开认同马来社会当中,爱好和平并拒斥偏激的声音,从而让极端分子经此舆论风潮后支持度锐减,打击他们再生事端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这或许能尝试形塑并推动和平、理性与中庸的价值成为马来社会的主流,让那些自以为是少数的善良马来人,更勇敢地拒绝被极端言行所骑劫。 在北宋理学家邵雍的体系当中,2026丙午年的值年挂,乃“天火同仁”卦。卦辞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 这寓意,与志同道合之人共同奋斗,必能超越大川般之天险,成功落实君子之正道。 对处于政治晦暗的时刻,我国必须让正义的力量再度结集,共同奋斗。 安华本就仰赖多元理念登上权力巅峰。如今,“竞争保守”已被证明,无法为国家带来繁荣安定。 安华必须尽早迷途知返,回头是岸,重新拥抱多元的正义力量,抗衡分裂国家的宗教势力。否则,新的“同人”一旦结集,安华恐怕不在其列,推翻安华反而会成为新的时代使命。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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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akah daily》在2023年9月1日刊登了一篇马来文文章〈太平宪章:被遗忘的历史文件〉(Piagam Taiping:Dokumen sejarah yang dilupakan)作者是莫哈末·法德利·加尼(MOHD FADLI GHANI)文中提及日据时代关于我国及印尼独立的内幕。 关键人物是左翼的马来知识分子慕斯达法·胡赛因(MUSTAPHA HUSSEIN),他是日军的重要参考人物,他向日军推荐年轻的马来知识分子武哈努丁·阿勒海米博士(DR BURHANUDDIN AL-HELMY)。于是在1943年,武哈努丁被委任为新加坡(昭南)日本军政宣传局的马来习俗顾问。 1944年,武哈努丁博士转到霹雳太平的日本陆军总部担任马来习俗顾问,是马来亚担任最高职位的马来官员。为日本政府服务期间,他觉得要争取独立,马来亚与苏门答腊的宗教学者必须团结并建立伊斯兰民族的力量。 1943年,他在新加坡召开了“马来-苏门答腊伊斯兰学者会议”。 1944年,于霹雳江沙再次召开“马来-苏门答腊宗教会议”。到了1945年,当他计划再举办类似会议时,不幸的被日本政府拒绝批准,因为日本统治者察觉到这些会议背后藏着政治运动的意图。过后,他在获得慕斯达法的政治观点后,将马来亚独立的议题提交给太平的日本陆军总部。日本方面要求他起草一份关于“马来亚独立宪法”。他最终在参考美国宪法后起草了《太平宪章》,这份宪章随后被提交到西贡的日本东南亚陆军总司令部,以供进一步磋商与批示。 1945年8月8日,印尼民族领袖苏卡诺(SUKARNO)、莫哈末·哈达(MOHAMMAD HATTA)及拉吉曼·韦迪奥迪宁叻(RADJIMAN WEDIODININGRAT)乘坐飞机前往越南的达叻(Dalat),以会见日本将领TERAUCHI。他们从印尼雅加达起飞,途经太平时做短暂停留,与依不拉欣·哈芝·雅谷(IBRAHIM HAJI YAAKUB)、武哈努丁博士会面交流,双方讨论同时宣布独立的可能性。 为了达成在马来亚争取独立的目标。武哈努丁与依不拉欣在1945年7月成立了 [vip_content_start] “马来亚特别人民联盟”(Kesatuan Rakyatn Istimewa Semenanjung。简称KRIS),以筹划独立宣言的事宜。印尼方面与日本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当苏卡诺等人再度乘机飞往西贡时,再度降落太平,与马来亚代表即武哈努丁博士等人会晤,双方达成协议:马来亚与印尼将于1945年8月17日同日宣布独立。 1945年8月13日,苏卡诺等人从西贡回去时又停留太平,与依不拉欣及日本官员会面,说出日本已经同意在8月17日给予印尼和马来亚独立。 KRIS将负责独立宣言的程序与仪式。 《太平宪章》已获得日本的太平军政部的批准,成为马来亚独立的基础,起草者武哈努丁博士将被推举为第一任首相人选。 然而,8月6日及9日,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随后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印尼在8月17日毅然宣布独立,马来亚则因为KRIS的领袖逃往印尼避难而独立不成。 这篇文章讲述了我国没在择定日子与印尼一起宣布独立,可谓功亏一篑。而当时的太平却是谈论独立及重要的《太平宪章》完成地点。 文章里可以看到,日本答应给予印尼及马来亚独立,是在强弩之末的1945年中期,那时候日本已经极为衰弱。不过,这边厢答应,那边厢又遏止,1945年当他们决定召开第三度的“马来-苏门答腊宗教会议”,就被禁止了。可见日本的虚伪,并不是真的希望马印独立。 至于正式给予独立,则是在挨了两颗原子弹(8月6及9日)造成伤亡惨重,准备投降之后。当苏卡诺等人于8月中旬飞赴越南会见日军将领时,日本才正式答应给予独立。 8月13日,苏卡诺从越南飞到太平时,转告KRIS的成员这个好消息。所以“日本南侵加快东南亚独立”之说,根本是骗人的谎言! 感谢陈慧馨协助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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