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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

3月前
我房间的书柜里头摆放着许多没用完的笔记本。不,准确来说是“半途而废”的日记本。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日记”是一门功课,有着固定的格式。簿子的左上角写上星期,中间是年月日,右边是阴晴。老师吩咐我们把每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每周一上交。发回来的簿子上偶尔会有班主任留下的,红红的金玉良言。那时的我常常在撒谎与坦诚之间进退两难。一来是对老师的不信任,二来是因为我的日子实在过得很无趣,很单调。谁会想要阅读无聊的日子呢?因此对于十一二岁的我来说,日记就是待检阅的功课,内容应该生动有趣,言语规范,不该是平淡的,使人提不起兴趣的日常。 小学的贩卖部里常常会购入新颖的小玩意,最火红的莫过于“密码书”了,两个巴掌大小的尺寸,书本的边缘有着9个突起的按钮,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数字,密码由4个数字组成,以贴纸的形式粘在书的背面。有些权力一旦拥有,就食不知味,例如隐私。初尝权力滋味不懂得收敛,难免会情不自禁地反复使用来加以确认。因此笔记本哪怕上了锁也会在四下无人的时候,悄咪咪地打开交给好友阅读,臭屁地说:我只允许你看哦,只有你! 我们各自阅读对方的“密码书”,迫不及待地吞咽秘密,小心翼翼地了解彼此。然而“密码书”用得久了,那反复使用的四个按钮早已不堪重负,还没按呢,就已松动下陷。世上大抵没有永远的秘密。 十几岁,正是叛逆的年纪。年轻的心,如同冰糖葫芦外的糯米纸——轻轻一捏就碎;如同炮仗,一点就炸。那是一个妄图与父母谈判的年纪,在这样孤立无援的时候很容易遇到惊艳的人。我买了一本崭新的笔记本,写起了酸甜味的“暗恋日记”。“在时间与人群快速流动的场地,我总能精准锁定你,心跳总比大脑更快一步。”“今天集合的时候没看到你,心底就起了雨。”“我决定在来临的运动会找你合照,大概率会退缩,可你要毕业了,青春只有一次!” 诸如此类的文字,满是青春的轻伤与酸涩。那本笔记本是独属于我的,上了锁的伊甸园,是我对自己极致的剖析。我从未如此认真地,言无不尽地,事无巨细地,记录着自己的感受。 老派学生的招魂法器 一页页的琐碎言语记录着不善言辞的我。如今我重温这本笔记,嘴角不禁上扬。书的最后一页写着:“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哪怕脸庞早已被时间冲刷模糊,日记里的细节依旧鲜明,仿佛置身于那段怦然心动的岁月。 待我再长大一些,笔记本的作用就如其名,记录笔记。高中忙着备战SPM,报名了各种补习班,又恰逢病毒横行,政府的一纸通告使青春褪了色。接近半年的时间,我守在电脑前上网课,旁边一定摆放着一本笔记本,上面是零碎的笔记和搞怪的插画。为了考获好成绩,我还专门去搜索学霸们是如何记笔记的,第一步就是得有各式各样的荧光笔和中性笔。对了,还有一本某T品牌的笔记本。太复杂了,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学霸,我当即拿了没用过的作业本凑合凑合。我想那样的笔记本即使没上锁,也没人愿意翻阅。 到了大学,几乎人手一架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我亦有一架,常用来写作业和上网课。可我还是喜欢在课堂上掏出我的笔记本和铅笔盒。放眼望去,像我这样老派的学生,已经不多了。罢了,至少停电的时候,我的脸上不会泛起幽幽蓝光。记得有一回上课,老师看见我掏出中学的旧簿子做笔记,感慨地说:“你还真是个念旧的人。”实则不然。只是那段中学时光,是我智力的巅峰;而如今,是我饭量的巅峰。于是这本簿子,就成了某种“招魂法器”,用来召唤当年的灵光助阵。其实,我的定力并不强。电子产品的诱惑太多,滑一下屏幕就能逃离无聊的课堂。也许这才是我迟迟不肯换掉旧簿子的真正原因——不是念旧,而是害怕自己忘了曾经那种专注、那种单纯地为了一个目标而埋头苦干的模样。我仍执拗地认为,用铅笔书写的手感,是智能笔无法取代的;也仍执拗地觉得,手写的文字,总有一份独特的温度。幼时,母亲拿着“藤条”守在身旁监督我写字,我仍是一个笔画也不敢写错。 手写是习惯。曾经多少个日夜匍匐在案,用着体温把油笔捂热,憋着一股气地和时间较劲。空间寂静得只剩下书写的声音与命运的叹息。我喜欢可视化的一切,厚厚的练习纸与笔记本是我的安全感,笔在我手下,未来亦是。在这瞬息万变的年代,总得留着些痕迹,证明我来过。我所使用过的笔记本足以拼凑成一个零碎的我。每每翻阅回去,又重新了解自己一点,这何尝不是一种“我与我周旋久”呢?人们常说字如其人,我却不见得。我记录课堂笔记的字体较为整齐,记录情绪用的是狂草,无话可说就会留下小图画。那些线条、笔画与随手的潦草,恰恰组成了比任何文字都更真实的我。平板会有电量不足与内存告急的时候,只有笔记本能够纵容我的随心所欲,不会要求我写标题,字体下不会有蓝色的波浪号,不需要联网,允许我的天马行空……我是一个慢热的人,待回过神来,有些习惯早已融入骨血。
3月前
我的人生中,有两个过耳不忘的观念,对我面对焦虑和他人的方式有很深刻的影响。 很多年前,一个朋友给了我一片CD,里面收录一位法号为Ajahn Brahm英籍僧侣的演讲。我从未想过要修行,但对佛法并不抗拒。偶尔听听,颇有意思。Ajahn Brahm是在泰国出家的,后来去了澳洲。Ajahn是泰语,意思是老师或教授,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是“师父”吧? 忘了是不是跟那个朋友一起去的,总之我还去过八打灵再也加星路上的暹罗寺庙听 Ajahn Brahm的演讲。出席的信徒众多,大家席地而坐听他用英语说法。他的演讲平易近人、不说教,甚至可以说“不宗教”,再加上他的英式幽默,他说的道理很容易听进心里。我从他的演讲中学到两件我觉得终身受用的观念,都是只听过一次就明白,而且过了十多年还牢记在心的。 其一是不用担心还未发生的事。他以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来说明:因为预约了看牙医,他前一天就开始担心,害怕苦恼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结果,第二天去到诊所,牙医却临时有事取消了预约。之前一整天的担心都白折腾了。 两年前,我住的公寓的共同管理层宣布要给公寓的外墙刷新漆,看到公告时想到油漆工程进行时,窗外和阳台外会有油漆工人出没,门窗要关上,窗帘要拉紧,到时房子里没有自由流通的空气,也没有自然光。公告发出到实际开工间隔了好几个月,那段时间我一想到这事就有点烦,心里总忍不住抱怨:为什么要刷新漆?有必要吗? 然而,油漆工作实际开始后,情况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难受。整个工程虽耗时好几个月,我的单位受影响也就一两个星期。不便之处的确有,但也不至于有多不方便。之前的烦恼真是白白浪费了时间、精力和脑细胞呵。 两种观念对治内耗 第一个观念提醒自己不内耗;第二个从Ajahn Brahm学习到的观念则与人际关系有关。他点醒了我,在看待一个人时,宜区分行为和本性。如果某人的某个行为惹我们生气,比起用惩罚或让对方感到内疚来改变那人的行为,Ajahn Brahm建议我们运用善意和正念,来接纳那个不好的行为,并将之与当事人的本性区分。因为行为是发生在某个时间点的事,它是会过去的。这么一想,我们便能学习放下,不执著。 这个让我醍醐灌顶的说法,我觉得在儿童和青少年教育上特别重要。我们的社会常常习惯将一个人的行为无限上纲到对人本性的标签。不喜欢做功课、喜欢拖延的小孩,我们说他懒惰;调皮、爱作弄人,我们说他坏蛋。 这类的负面标签不仅无助于改善不好的行为,更可能让情况恶化。试想,如果我们一直被指责懒惰、坏蛋,久而久之我们自己的潜意识会不会就真的这样相信了? 话说回来,观念我是听懂了,也记住了;实践上却不是从此“得道”,永别烦恼。毕竟,凡人的惯性思维不是说断就能断的。只能反复提醒自己不必为还没发生的事情受苦,反复提醒自己一个人的某个行为,不等于他的全部。 烦恼即使仍在,反复的正念和转念练习,我想还是能让我们做到少一点对未来的忧虑,多一点专注于当下;少一点对他人贴标签,多一点对他人的谅解。
3月前
从婆婆家带回她的贴身衣裤,先曝晒一整天,再浸泡于高浓度消毒水中半日,接着反复手洗、刷搓、换水。水盆里的黑水从最初来自孤烟直的大漠,慢慢变为一盆又一盆混浊不清的黄泥水。直到最终,那水的颜色停滞成泥沉垢积的黄河,不论怎么刷、怎么漂,便再也无法更清澈了。 婆婆不再活在现在的时光了。她的日子停驻在旧日岁月里——只穿着认得的衣服,只吃认识的食物,只活在熟悉的空间中。近来,她的记忆更倒退至年轻时长居北国的时光,开始抗拒南岛每日净身的作息。因为不洗澡,便不愿换衣;因不换衣服,身上的布料累积着寒暑四季、晨昏日月的气味。那混合着发酵与时间的气味随着她每一步脚印漫漶,无声地穿过楼梯间、电梯里、邻居家的门缝。 社区开始传来反弹声音。有人不再愿使用她搭乘过的电梯,有人抱怨她衣着污秽、气味难闻。每次回访婆婆遇见邻居时,总不免被提醒:婆婆失智,不该独居。 公公过世后,婆婆在这有40年历史的老社区里独居近20年。社区近日正面临都更投票,开发商来了又走,反对的人愈来愈少,我们成了最后的“钉子户”。好几次与社区邻里低声道歉,也坚定表态:不敢贸然让她搬迁。不是不用心,而是知道,一旦将她强行搬离这熟悉的环境,脆弱的心智可能就此崩坏。她的脑袋,如同一条铁锈斑斑的单轨老铁道,长满回忆的杂草,无法接轨任何新的列车驶入;更别说是接受崭新街景、陌生电梯与不同的邻里声响。 这次,我们就近找了间旅馆,谎称是朋友送的招待券,把她接出来洗澡,并趁机让她换上新衣,将那穿了数月的衣物偷偷带回到我们家中清洗。 贴在老迈肉体上的布料累积了生命的味道、颜色、习惯、故事,霉菌在经纬交织的空隙间愉快播种,汗水填充滋润使菌丝发芽,霉斑张牙舞爪走上街头,嚣张占有衣物原本的颜色。 婆婆世界无限回圈 倒掉一盆又一盆污水,我突然能同理古蒸民对“黄河清”的渴求。除非黄土高原消失,否则黄河永无清澈之日;除非婆婆的记忆断层被修复,否则她的世界将会无限回圈不断重演永恒的过往。 古人相信,唯有贤君德政或天降祥瑞方能使黄河清。我站在水槽前,手执沾满泡沫的刷子,忍不住问:21世纪的我,是否也能奢望一场小小的奇迹?不求婆婆记起我是谁,只求她能再愿意洗澡、愿意换衣。 我用了漂白水、高温曝晒、重复浸泡、手工刷洗,但那些黏附在布料上头的旧日习惯依然顽强,像她脑中那些毁损的轨迹,日日将她带往无人理解的方向。一盆又一盆水从水槽倾泻而下,洗去的是表面的污垢,却带不走那积年累月的失控。 我洗去大漠孤烟的苍茫,来到黄河淤积的沉重,终仍抵达不了清明澄澈的彼岸。 或许,婆婆的脑袋再度通澈的那一天,比黄河清更遥远。
5月前
01/苦麦菜 妈妈令我钦佩的地方有很多,勤劳种植蔬果是其中一项。 老家屋旁的空地,说是八十多岁妈妈的地盘,一点也不为过。老家翻新过无数次,但是屋旁永远都会留下一小片空地,供妈妈闲暇之余种植蔬果。 苦麦菜是妈妈菜地里永不缺席的蔬菜。妈妈对苦麦菜的执念,我们四兄姐妹对苦麦菜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一言难尽。 苦麦菜是我们小时候的恶梦。天天放学回家的午餐,只有一样苦麦菜。煮法有两种:嫩的用来清炒;稍微老点的焯水后扭干再加辣椒炒,有时还会加上干瘪了的长豆一起炒。年轻气盛的哥哥,曾经因为桌上的苦麦菜午餐,生气地把房门关得震天响,懂事的姐姐恼怒哥哥不体恤妈妈的艰辛,因此多说了两句。当下失去理智的哥哥顺手抄起椅子,直接扔向姐姐。这暴力的一幕,成了我们至今都抹不去的童年回忆。 后来离家念书、工作,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吃苦麦菜的日子。有时回老家,在妈妈再三的念叨下,虽然也煮苦麦菜,但与以前比较起来,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心情了。不再排斥之余,渐渐学会接受,并尝试去理解妈妈对苦麦菜的那份执念。 我们眼中不值一文的苦麦菜,也有受欢迎的高光时刻。每逢远在新加坡居住的舅舅、姨姨回老家探亲,打道回府时,车后箱一定塞满了妈妈种植的蔬果,尤其是苦麦菜,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每次看到有人欣赏苦麦菜,我也打心底里替妈妈感到高兴。比起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我们,我更希望妈妈用心栽种的苦麦菜,能遇到喜欢它的人。 如今,苦麦菜也成了侄孙的噩梦。我们大家都觉得苦麦菜是带有苦味的菜,只有妈妈一人一再强调现在的苦麦菜不再带有苦味。而侄孙常常在大人的威迫下,无可奈何地吃不爱吃的苦麦菜。每当看到侄孙皱着眉头吃苦麦菜的样子,我也不禁想起小时候天天吃苦麦菜的那段苦日子,多少能体会和理解侄孙的心情。 我不止一次问妈妈:“为何一定要种苦麦菜?是因为容易栽种、生长?还是因为以前在中国老家也常常种?”但妈妈从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往往只反问一句:“不好吃吗?”让我无言以对。 时至今日,妈妈一如既往地热烈推销苦麦菜。只是掌厨人来到第三代,喜欢吃的东西和口味已大不相同。而现况多少令人五味杂陈,妈妈继续乐此不疲地栽种与热烈推销,孩子们嗯啊唔地敷衍了事。无人问津的苦麦菜,唯有引颈期盼长居城市的亲戚朋友,以伯乐的身分到来。 直到现在,我竟还为哥哥因着苦麦菜向姐姐扔椅子这件事,仍然耿耿于怀。 02/番薯叶 妈妈种的番薯叶有两种:一种是尖叶形的,另一种是圆叶形的。 在应该种尖的还是圆的番薯叶这个课题上,我常常和妈妈据理力争。偏爱圆叶形番薯叶的我,总觉得它吃起来比较嫩,比尖叶形的番薯叶要来得软,口感也比较好。但妈妈依然故我,种尖叶形的次数往往比圆叶形的多。以至于每次妈妈提议煮番薯叶时,我都当作耳边风,顾左右而言他搪塞过去。 后来离家在外工作,见识到了餐桌上一小碟番薯叶的价格,才感叹自己的不惜福。那些在老家唾手可得的番薯叶,在外身价可不一般呢。从那以后,每次回老家妈妈再提议煮番薯叶时,我的态度已经有了180度的大转变,有时还会自动自发地提议煮番薯叶呢。遇到好的机会,我就跟妈妈重申圆叶形番薯叶的好处,想方设法让妈妈改变她种番薯叶的习惯。兴许是我重申得太多次,也或许是妈妈听腻了,反正后期吃的番薯叶,都是圆叶形的居多。 我个人觉得煮番薯叶也挺费时的,尤其是将叶梗皮剥除的步骤。妈妈除了种、摘,也花不少时间剥叶梗皮。每次看到妈妈独自一人在处理番薯叶,我总觉于心不忍,无论如何也要搭把手。其他家人常常以指甲会变脏为由,谢绝帮忙。妈妈为家人默默、无私的付出,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番薯叶,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蛮奢侈的,尤其是妈妈一再叮嘱:“选嫩的,叶子坏了、老一点的丢掉,菜地还有很多。”明明看起来还不错的番薯叶,很多时候都被豪气的妈妈随手丢掉。更心疼的时刻,莫过于看见妈妈将一大片绿油油的番薯叶,连根拔起,重新栽种。那种该舍当舍的洒脱,妈妈在栽种番薯叶时,展露无遗。 与苦麦菜一样,番薯叶在亲戚朋友回程的车后箱里,永远占有一席之地。妈妈送得欢喜,亲戚朋友收得也欢喜。每次我从老家回吉隆坡的车后箱也毫不逊色,看到车后箱装得满满当当的蔬果,我亦满怀欣喜,为自己拥有一位勤劳的妈妈而感到骄傲。 不明所以的我,常常问妈妈为何咱家番薯叶不长番薯。问的次数多了,妈妈有次特地留下老了的番薯叶,为的是让我见识底下长出的白色小番薯,还让我试着蒸来吃。有过实际行动后,我不再问妈妈为何咱家番薯叶不长番薯了。 除了费时,番薯叶简直是完美的蔬菜。不像苦麦菜,番薯叶不是家里任何人的恶梦。唯一不大喜欢吃番薯叶的哥哥,因着少数服从多数,他只能无异议地照吃不误。 现在物价上涨,想必餐桌上的番薯叶价格有过之而无不及。所幸现今的我已懂得惜福,对老家唾手可得的番薯叶爱护有加。只要妈妈说菜地有很多番薯叶可采,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表示想吃。孩子吃得开心,妈妈种得也开心,这是我和妈妈的幸福日常。 03/韭菜 小时候,傻傻的我分不清楚韭菜与葱。妈妈叫我去菜地拔葱,我却拔了韭菜回来。犯了好几次错之后,才开始分得清楚。 用煎饼唤回妈妈的记忆 与苦麦菜一样,韭菜也是妈妈菜地里永不缺席的蔬菜。但无可否认,韭菜的煮法要比苦麦菜来得多。煎鸡蛋、酿豆腐、跟芽菜豆腐一起炒、面粉煎饼,出外旅游看到烧烤店还有烤韭菜的煮法,深觉妈妈一直坚持栽种,也不无道理。 以前最喜欢吃妈妈用韭菜煎的面粉煎饼,因为这样的早餐,只有在下雨天,妈妈不用去胶园割胶才能吃得到。之所以喜欢,或许只为了享受与妈妈一起吃早餐的珍贵时光。韭菜面粉煎饼有着神奇的魅力,从妈妈的年代,到我这一代,之后的侄儿侄女,再到现今的侄孙,皆对韭菜面粉煎饼喜爱有加。每当提到隔天早餐是韭菜面粉煎饼时,妈妈一大早就欢天喜地到菜地拔韭菜,而侄孙也要吃上两片煎饼才感到心满意足。 韭菜面粉煎饼于我又有别样的意义。妈妈遭遇事故,动了脑部大手术后不认得家人,在家休养期间,我们突发奇想,看看能不能借由妈妈做了几十年而又熟悉的事情,以唤醒妈妈的记忆。于是就带着妈妈弄韭菜面粉糊,就在姐姐欲多加水量时,妈妈突然喊姐姐的名字,然后出声阻止。那一刻,我们感到无比欣慰,高兴得非笔墨所能形容。时至今日,每每吃韭菜面粉煎饼时,我都会想到心怀感恩的那一幕。 皮肤敏感的人吃韭菜后会奇痒无比,也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有没有科学根据。反正皮肤敏感的侄孙就常面对这样的问题。久而久之,我们逐渐以葱代替韭菜做面粉煎饼,以芫荽代替韭菜做酿豆腐的馅,但妈妈却没因此而停止种韭菜。 一直以来,我都没跟妈妈坦承不喜欢吃韭菜的实话。难吞咽、塞牙缝是主要原因,其次是挑拣方面很花时间。遇着变黄了的叶尖,更要慢慢拣出来。有时起了惰性,宁愿用大葱代替,也不要用韭菜煎鸡蛋。我常因辜负妈妈一片心意而深感愧疚。 相比之下,姐姐和妹妹更懂得欣赏妈妈种的韭菜。每次姐姐回老家都勤于做韭菜面粉煎饼或韭菜盒子当早餐。妹妹会主动提议带些韭菜回城市,以方便做面粉煎饼或煎鸡蛋。 与苦麦菜不同,当我问妈妈:“为何一定要种韭菜?是因为以前在中国老家常常种的缘故?”妈妈告诉我:“是,韭菜的生命力强,冷天气也能存活,不像其他的菜,只吃3个月就要换种别的菜了。”“那韭菜在中国老家的吃法呢?”“炒豆腐、有肉吃时就韭菜炒肉。” 我个人虽然不喜欢吃韭菜,但与苦麦菜比较起来,我还是会选韭菜,至少在煮法多样化方面,韭菜就已经占了上风,让不善下厨的我在琢磨菜式方面,少伤脑筋。
5月前
6月前
我不喜欢在外面吃早餐。在槟城生活了二十几年,我非但没有养成典型的“槟城胃”,甚至对福建面咖哩面炒粿条都不怎么感兴趣。相较于咖啡店售卖的面食,我更喜欢在家啃饼干,这才是早餐该有的享受。 对我来说,老槟城的早餐都太油腻了。打从我意识到轻食可以舒缓消化系统的负担,我便经常以一包4片的圆形麦片饼干当早餐。有时候,我宁可在家啃饼,也不愿随妈妈到对面的熟食中心吃面。是的,我家对面就有很多好吃的面食,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或许因为中小学时期没有多余的时间享用早餐,我几乎都以国民早餐——美禄(Milo,麦芽巧克力)配饼,我家称之为“美禄浸饼”,以此迎接美好的一天。然而,我可不像电视广告里的主角吃得那么从容。大清早的时钟总是特别清脆,哒哒作响的秒针提醒我快赶不上校车了。适才咀嚼两口的饼干总是伴随热乎乎的美禄咕噜下肚。要是眼前的食物突然换成一碗面,我真不知该怎么办。 外婆用饼干叫醒我 作为“舒适食品”,饼干会让我联想起儿时外婆的咖啡香。记忆里,外婆的早餐总是一壶咖啡乌加糖。她喜欢一个人在饭厅吃她喜欢吃的玛丽饼,那是一种圆形,正面遍布小洞,而且印有英文字母“MARIE”的饼干。每天早上,我挂着惺忪的双眼到浴室刷牙,外婆总会在我走到饭桌的时候把我叫住,然后把沾了咖啡乌的玛丽饼送进我的嘴巴。外婆总是用半口饼干叫醒我半梦半醒的灵魂。刷过牙后,我便坐下来和她一起吃早餐。她曾经让我模仿她用“咖啡乌浸饼”(这句话有语病,但却是我家惯用的说法),而我总是一如既往地摇头回拒,她只好帮我泡美禄。 外婆陪我用饼干泡过一个童年。相较于玛丽饼整年的坑坑洞洞,背面平直的线条让我看起来更舒服。不似外婆,我总是以玛丽饼的背部正对自己,用手指捏着饼干边缘,停留几秒,然后趁饼干完全软化之前把沾了美禄的那端吃掉。外婆总是问我为什么不像她一样把玛丽饼掰两瓣,泡久一点。我不敢正视外婆,告诉她自己不喜欢软烂的口感。 长大之后,我发现自己无意地抵抗家庭认知的规范,却继承了某些生活习惯。比如早餐吃饼,这是我家几代人饮食习惯的拷贝。我们家里的饼干名称皆有指涉对象,玛丽饼是外婆的、咖啡饼是妈妈的、乒乓较较饼是三舅的。我在饼干桶找寻属于自己的一桶饼,终于给我在超市里摸到一种被我取名为“圆圈饼”的麦片饼干。 圆圈饼的正面和玛丽饼非常相像,布满了坑坑洞洞,我竟一点也不觉得可怕,反而被它完美的圆形吸引了。或许外婆喂我的那一刻,我就把圆形的饼模烙印在脑海吧。然而,小孩子总是三分钟热度,饼干还没吃完我就告诉妈妈自己不爱吃圆圈饼了。直到大学时期,蠢蠢欲动捡了小包的圆圈饼回家,我才发现自己再次坠入它的爱河。 世世代代都有自己专属的美丽饼,圆圈饼仿佛是我的命定早餐。喝一口美禄,咬一块饼干,初醒的肠胃正缓缓蠕动,顺道驱走了我的睡意。
6月前
生活的速度,总是比建设慢一点。 那天,我走在老街上,看见一位老人骑着脚车,慢悠悠地在车流中穿梭。老街依旧熟悉,可车流早已不一样了:呼啸的摩托、按喇叭的轿车,让人心紧。我心里替他捏了把冷汗,可老人神情淡定,仿佛仍在旧时代的节奏里。 在城市发展的洪流里,许多地方换了模样,但人心还停在旧日的节奏里。那些老人骑着脚车,摇摇晃晃地走在大路上,不完全遵守交通规则。有时闯个小红灯,有时逆着车道。他们的逻辑也许很简单,不是为了叛逆,而是习惯了那样走。对他而言,交通规则不是刻在法条上的秩序,而是几十年来的生活路径——他从年轻时就这样来回穿梭,哪有什么问题? 同样的故事,也在街角不断上演。小店主在店外摆上几张椅子,小老板把货品摆到行人道上。他们是故意要占道吗?还是只想让顾客更方便,也让店铺显得“热闹一点”?他们的道理是,我们都这么摆了几十年,街坊都不曾投诉,大家都不觉得有问题啊! 再往前走,会看到摩托车停在人行道上——骑士或许想着“我只停一下”,但行人却不得不绕道。每个人都没恶意,只是各自想活得顺一点。当每个人都只想着顺一点,城市便开始有了轻微的摩擦。 街角故事不断上演 住宅区的角落,也会出现一些温柔的“冲突”。有位阿姨在儿童游乐场、慢跑道旁的草地上种了几棵辣椒、羊角豆、黄瓜。种些自家小菜是她从家乡带来的习惯,也是她与土地仅剩的联系。可在新的住宅区,这样的角落种植,成了“侵占公共空间”的问题。 这些现象看似混乱,其实都藏着温度。它们提醒我们:城市的成长,不只是建了几条新路、几栋高楼,而是人要学着在新秩序里,重新安顿自己的生活方式。 只是这件事,需要时间。 社会常常想追求效率、整齐与美观,但生活的美,不全在整齐。真正的城市,不只是钢骨水泥的排列,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包容与调适。一个成熟的社会,懂得让旧习惯有转身的空间,让“从前的方式”在新的规则里,找到温柔的出口。 严格说来,不是他们走进了城市,而是城市走进了他们。城市一路扩张,把郊区、老街、田边的生活都卷进规划里;那些原本属于慢生活的角落,被高楼、单行道和红绿灯缓缓吞没。老人骑着脚车,依然沿着旧路前行,只是那条路,早已换了模样。 或许我们都该多一点耐心—— 对逆向骑车的老人,对摆摊的小店主,对那几株努力在屋外生长的小菜。 因为他们都是这座城市的“旧日章节”,在努力与今天同行。 城市长大了,人也会慢慢跟上。只是,生活的速度,总是比建设慢一点。
6月前
7月前
昨日,弟弟房里爆发了一场小小的家庭风波,起因竟然是他对床的“规矩”跟妈妈完全南辕北辙!弟弟刚从外面回来,还没洗澡就直接往床上一倒,被妈妈撞见,当场大怒:“阿弟!你洗澡了咩?从外面回来哪里可以直接上床!” “蛤?我都已经换了衣服咯,哪里还会肮脏!而且我躺在床尾罢了啦!”弟弟边狡辩边赖着不动。结果可想而知,姜还是老的辣,最终他还是乖乖去洗澡了。 目睹了这场小风波后让我意识到,我们一家四口,对床的“规矩”还真的有些不一样。 弟弟对床的规矩很显然是我们家里最随便的那位。他还自创了“床区理论”——把床划分成“安全区”和“危险区”。安全区是他睡觉时身体会碰到的地方,必须一尘不染;而危险区则是他脚永远够不到的“放逐地带”,连刚从外面回来的自己也可以光明正大地横躺其上。我猜他叫它“危险区”,大概是因为细菌都集中在那里吧……话说回来,弟弟虽然看似随便,但其实还挺讲究。 每个人都有床性格 爸爸妈妈对床的规矩就简单多了,只要不洗澡,就不能上床。每天早上醒来还要整理被子,床要干净、要整齐,看起来要像没人睡过一样。 至于我呢,规矩多少从他们那里继承了一点。像那条“不洗澡不上床”的原则,我也认同,但我没办法做到他们那样每天都把被子铺得像酒店房一样整齐。我床上总是堆满了玩偶,看起来乱糟糟,但只要一躺下去,就觉得安心极了,仿佛有一整队毛绒守卫围绕着我。所以我对床的规矩,或许不是关于“干净”或“整齐”,而是……要有安全感! 想想也妙,为什么明明是睡在同一屋檐下的一家人,却各自会对“床规”差这么多?但换个角度看,这不就像吃饭一样吗?每个人都吃三餐,口味却不同,有人爱辣有人怕苦。睡觉也是,每个人的“床的规矩”,其实就是一种小小的生活个性。 毕竟,床是一天的终点,也是安心的起点。只要各自睡得舒服,那些规矩,也许都不是问题了。
7月前
这张椭圆长形云石桌置于饭厅以来,就注定要兼当我的工作台。用餐通常只占用右半边桌面,左边的空间成为我二十多年来的住家“办事处”。 我坐在面向内墙壁的椅子,椅面木框围着的是冰凉的云石,即使没冷气,久坐也不觉得热。工作台上,当然要摆放处理事务需要用到的东西,尤其是文具。四方笔筒里圆珠笔黑、蓝、红各一支,还有2B铅笔、短尺、麦克笔、涂改液。透明的小碟子中,则装有橡皮擦、曲别针、铅笔刨等。长方形的硬纸盒内有小笔记本和眼镜盒,而花盆型小木夹供竖起备忘录,提醒待办事项。桌上还放着每天晚上要写的日记本及一两本随时可以翻阅的书籍。一个盛满白开水的杯子是不可少的,投入劳作不忘润喉解渴。近来桌面还添加了一小罐自烤的坚果,偶尔可取几颗咀嚼提神。 工作台这空间是我在家时呆蛮长时间的地方,不管白天黑夜。还在职场时,这里主要是我批改作文或试卷以及处理校务的地方。接近政府大考时,几个及格边缘的学生就会被请来这里坐坐,恶补学习上的不足。去年退休后,以上工作都没了,此处瞬间变成笔耕的好地方。有年龄的人都爱怀旧忆往,如今终于有闲情在草稿纸上诉衷情。完成手写初稿后,再打入电脑,之后再反复重阅修改。若想分享的篇章获得副刊编辑的共鸣,那完稿的快乐就翻倍啦!我偶尔也会参与一些线上课程。时间到,手提电脑放上台面,接好电线,备好笔记本,那又是另一个愉悦的学习时光。 岁月静好的小天地 有时,这个工作台要兼裁缝的细活儿。家人的衣物若有破损,我就坐在原处,或缝纽扣,或剪出裂口大小的布块,再拿去缝纫机车。近日,我还为外甥女的小宝贝缝制了小抱枕与抱枕套。只要把桌上的物品稍推开一边,就可腾出空间,摊开布匹,开始测量与裁剪工作。在这老地方劳作已成为日常习惯,整理文件、填写资料、回复手机信息、阅读书刊或电子报、做笔记等,就此一处,不做他想。 一日将尽,临睡前,我打开日记本,向它报告当天生活的点滴与思绪。倚靠椅背,稍抬头,就可看到木橱上与工作台相伴多年的盐晶灯。它散发出柔和的橘黄色光晕,打造平静舒适的氛围。旁边一瓶摘自庭院的万年青,生气勃勃,增添了讨喜的绿意。视线移至正对面壁上的一幅水墨画,好友相赠的画作与题字,呼应了这个空间的意境——岁月静好。
7月前
8月13日是国际左撇子日,其目的是推动社会对左撇子群体的理解与接纳。 倘若不是幼儿,我完全不知晓这个世界原来对左撇子们都不太友好。从握手、书写、剪刀、乐器等,无一不在考验着左手将们的智慧。难怪人们常说左撇子大多比较聪慧,我想原因乃是他们要在一个以右手为主导的社会中,借鉴右撇子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探索并逐步发展出符合自身的解决之道。这从小就让他们训练出了更强的适应能力,与空间想像能力。 “妈妈……老师又在我的本子上画红圈圈了!呜呜……”放学回家,一上车,幼子一边抽泣,一边把作业本递到我面前。原来粗心的妈妈竟然把“提”部首及“竖钩”部首给左右颠倒,搞错了! 自从他第一次用左手笨拙地握住笔,在纸上画出第一个歪斜的圆圈时,我心里便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既欣喜又担忧。“啊!以后该怎么教他写字?”我开始琢磨着往后的日子。 右撇子Vs左撇子。这对偶尔会陷入左右不分的妈妈来说,即将是一大考验啊! 果不其然,近来老师开始让他们识字。好几次握着他胖乎乎的小左手写字,我几近崩溃。首先是握笔姿势,他那肥嘟嘟的左手总是以让人无法理解的角度扭曲着,拇指和食指的正确位置无论如何都仿佛无法调解,不是用中指顶着,就是以整个拳头包住笔,让我既生气又无奈。 再来就是字形,所谓的数字、字母和文字,无一不像镜子般的反面镜像。好几次写着写着,我竟然被他给带偏了,都不知如何书写,只能重新以右手在空中模拟才得以继续。可怜的孩子常露出无辜的眼神,似乎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左右”的差异。书本的“正确”方向也常让我陷入纠结。对大多右撇子来说,书本的倾斜是自然而然的。简单的倾斜,对左撇子来说却是困难重重。倘若书本向左偏,写字的方向就得往右,感觉很不顺手;倘若书本偏右,那手臂就会扭曲到一种诡异的角度。每一次的纠正,都像是对他天生习惯的挑战,考验着妈妈仅用的耐心。 摆脱右手世界的枷锁 教一个左撇子孩子用汤匙和叉子,也让我挫败感连连。我们习惯以右手把食物或汤汁从碗的右侧舀起,送进嘴里,这是无需多费心思,并刻在骨子里的肌肉记忆。坏了!这个“示范”对左撇子而言,就是个灾难。孩子习惯性地用左手舀起,却因为要模拟妈妈,总是从碗的另一边,也就是他自己的右手“推”汤,洒得满地汤汁。为此,我常气得大发雷霆,责怪孩子总让我当“跪妇”。如今想来:想必那份天生的方向感与妈妈的示范截然相反而导致的矛盾。对不起我的宝贝,妈妈错怪你了! 经此,我开始研究左撇子,了解他们的独特之处。全球约有十分之一人口是左撇子。我惊喜地发现,世上好多杰出艺术家及科学家如达文西、毕卡索、爱因斯坦等都是左撇子。他们的右脑更为发达,空间感知、创造力、艺术和情感表达更为出色。我最喜欢的乒乓健将王楚钦,也在最近勇夺世乒赛的男单冠军,创下了32年以来首位以左手持拍获得世乒男单冠军的中国选手的纪录。 从哲学或神秘学的角度来看,左手世界可以被看作是潜意识、梦境和未知领域的象征。可偏偏一些宗教与传统习俗却赋予左手复杂的象征。右手被视为是干净的,用于进食、问候和社交的;左手则被认定为不洁或不礼貌的,指定用于日常琐事,例如清洁个人卫生、“洗屁股”等。一些传统家庭的长辈甚至采取严厉的手段,强迫左撇子孩子改用右手,因深信“右”派代表正统,而“左”乃是旁门左道。这仿佛无稽之谈的言论深深影响了不少70或80年代的孩童。其中,我的小叔就身陷其害,从小被强迫使用右手,只有在父母不注意的地方如运动、做家务等活动,才能光明正大地运用他熟练的左手。 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充分尊重各体差异、鼓励每个人发挥所长的世界。我深信学校和家庭将不再强迫左撇子们改用右手,而是鼓励他们尊重自己的天性。教师们会更细心地发现左撇子孩童,更用心地指导他们如何书写、绘画,学习乐器,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再感到挫败。 希望吾儿能善用这“天生”的特质,不被所谓的“右手世界”所束缚,勇敢而坚韧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活出独一无二的精彩人生。
8月前
在沙巴点餐,最容易触发乡愁。家乡的云吞面、干面、卤面、米台目很难对上这里的面食叫法比如大粉、粗面、细面。网红频道WabiKong以饮食差异玩出了知名度,而陈静宜书名《我说福建面,你说虾面》说明了西马华人饮食文化的南辕北辙,更何况是隔了一片海的沙巴。 虽然同在马来西亚,语言的差异,哪怕再微小,都会为沟通带来阻碍。刚刚抵达沙巴,就算与当地华人交谈,往往也会陷入牛头不对马嘴的窘境。我收起了那些标志北马口音的kot、gok等多余的语助词,就像当地华人也会尽量抑制在句子结尾加入jek(应化用自广东话,有“而已”之意)的冲动。一切无关文化自信,只为交流便利着想。 换了一个地方,转换另一种语言习惯,另一种文化语码,仿佛成了另一个人。我们掌握的每一个语言都藏着独异的人格。我的同事发现,相比起马来语和英语那种制式,冷静且专业的口吻,当我以华语看诊时,会变得特别温柔。作为“香蕉人”的她对这种现象感到不可思议,而我将之归因于某程度的文学素养。当我用华语思考,就会联想到这个语言所接通的文艺作品,它们所传达的边缘之声。病人的故事突然间有了更多解读的可能,所以几乎是下意识的,我会提出更多开放式的问题。 精神科医生兼作家阿布曾经形容,精神科诊断就是“顺着叙事的语言往上爬,主动地朝着意义的源头追溯”。我们以标签,及其背后的脉络企图将主观的精神状态归类成客观科学的现象。所以我这些年遇见的上司,大都拥有颇高的语言造诣与良好的阅读习惯,上司A包里藏着一本解析巴勒斯坦历史的砖头书,同事F遇到我就会有聊不完的村上春树…… 维特根斯坦:“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电影《波斯语课》中的纳粹军官,说德语时声色俱厉;偷学“伪波斯语”时却突然温柔深刻起来。曾经在诊所看见一名老妇,以广东话和华语交谈时,情绪还算稳定。发现她是福建人,于是提议改用福建话倾诉,结果触碰了不该打开的潘多拉宝盒,老妇突然口若悬河,从儿时的苦难说到如今被家人弃绝的悲剧,藏在心灵至深的悲恸再难抑制。 为了让我更快融入沙巴,热情的护士常常随机给我上方言课。除了标志性的语助词“bah”,你还要注意特定用词的差异比如“limpas”是借过,“bilang”是告诉,“bikin”是做,“ohh”拉长一点就是感叹。这里不像中马一带的马来语将尾缀“-a”的词语比如“saja” 、“kata” 、“sama”转化成“-e”。可以的话,学会在念“r”时加入弹舌音,越长越响越好(我知道她在闹我)。 从“他者”变成“共行者” 认识一个地方的口音与俚语,不止于实际意义的交流功能,还能更深入地理解当地人的性格与文化底蕴。举例而言,这里人喜欢称呼父母为“beliau”,把双亲地位升等到更高的位置,昭示着孝亲敬老的风气。 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里人把“你”之类的代词通通称作“kita”(我们)的习惯。网上有个笑话,某个西马的单身女孩到沙巴游玩,上了德士,司机问她:“kita nak pergi mana”(我们要去哪里),吓得女孩马上跳车以为遇到变态司机。在这里呆上半年以后,“kita”在我的马来词库中悄然替代了awak/ kamu/ hang/ puan/ encik,老少咸宜,也免去辈分的考量。 我发现,这种对第二人称的转化,竟然也悄悄影响了我的华语。包括同事在内的几个华人,看诊时都会说出“这几天我们有自杀倾向吗”、“我们还有幻觉吗”、“我们要记得吃药哦”、“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稍作反思,这种句式本来就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甚至还有些怪诞别扭。然而,这类以“我们”取代“你”的语境,恰恰回避了精神科容易将病人“他者化”的思维陷阱。于是乎,抑郁、狂躁、焦虑、成瘾一一成为病人与医生的共同问题。医学院所倡导的共情,借语法的转变自然实现,我们不再居高临下地改造,而是陪伴他们走下漫长的荆棘甬道。 * 注:沙巴州常见的口语表达,用来表示肯定或鼓励,类似于中文的“你当然可以!”或“当然没问题!”
8月前
我住在城市南边的一座普通公寓里,23层高,刚建好的,设施设备都是全新的,楼下有很多咖啡店,隔壁是巴刹。走出公寓,步行10分钟就是轻快铁站,早上上班常常要一路小跑才赶得上第一班列车。 这座公寓虽然不豪华,但住的人都蛮安静。楼层间的走廊清清爽爽,阳台上也各有各的生活节奏。最让我喜欢的,是我家阳台望出去,正好可以看到对面D栋10楼那户人家的阳台。 每天傍晚6点左右,一个中年女人会准时出现在那里,开始收衣服。 她不高不矮,身形结实,看不清脸,但动作很熟练:一手拎着一个浅蓝色的篮子,一手利落地把挂在衣架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取下,拍一拍,再对折,叠好放进篮子里。 她从来不拖拉,也不着急。 晾衣杆上有大件的床单,也有小孩子的校服;有男人的汗衫,也有花色柔和的家居服。她收衣的顺序每次都一样:先大的,再小的;先里,再外。动作里没有犹豫,也没有拖泥带水,像是一首她每天重复听的歌。 我不认识她,但我给她起了个名字:黄昏收衣人。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点文艺,但我是真的被她身上那种规律和安稳吸引了。 那时候我刚换工作,办公室在市中心,每天搭3趟车,来回两小时,加上试用期的压力,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吃。回到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冲个凉,然后倒在沙发上发呆。 阳台上的衣服好几次晒了整整两天,发出一股奇怪的味道,我却没力气理会。有一回还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午后雷阵雨,把我前一天晚上忘了收的衬衫淋得透湿,我只好再洗一次。那一刻,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滴水的衣服,突然觉得很心酸。 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 我想起对面那个黄昏收衣的女人。 每天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动作、同一个阳台。她的生活看起来没什么特别,却让我这种年轻人望尘莫及。 她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怡保外婆家的傍晚。外婆也是傍晚6点前收衣服,说太阳下山前的那段风最舒服,出来收衣服不晒风刚刚好,衣服收回来也不会潮。那时候我不明白她在讲什么,只知道她收衣服时特别专注,像是在整理一天的心情。 如今,换我站在城市里,看另一个陌生女人做着一样的动作,才突然明白那种“收衣服”的仪式,不只是整理布料,而是整理生活。 后来我也开始调整自己的节奏。再怎么累,回到家我也会先去阳台看一眼,确认有没有衣服还在晾。每次动手收衣服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对面那户阳台和那个女人。不是为了模仿她,而是她让我知道:就算生活再忙再乱,有些小事,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好好做。 一件干净的衣服、一条晒得暖暖的毛巾、一块没有湿气的床单,其实也是给自己最简单的安慰。 有一天晚上,我在楼下便利店买牛奶,刚好在电梯口碰到她。 她拎着一袋蔬菜和豆腐,看起来刚从巴刹回来。我鼓起勇气向她点了点头,说:“我每天都有看到你在阳台收衣服,动作很漂亮。”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说:“哎呀,收习惯了,不收就发霉了。” 那一刻我真的笑了。 多真实的一句话啊。 衣服不收会发霉,人也是。如果一件小事都任由它发霉,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也会一点一点地变潮、变烂。 后来我养成了一个小习惯。只要还没天黑,我都会花5分钟收衣服、浇花、擦窗。哪怕很累,也让自己完成这些小动作。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不要乱掉。 我开始明白,生活不是非要多精彩、多热闹才算过得好。 它可以是平凡的——是一件被晒干的白衬衫,是一盆长出新叶的九层塔,是一杯在傍晚阳台喝完的温水,也是一个每天准时出现的收衣女人。 她从来没说过什么,但她给我的安慰,比任何人都实在。
10月前
和朋友久别重逢,大家总说“你变得好像日本人!” 自己没有察觉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不过近10年的异地生活,性格、思想上应该多少还是有被影响的。 朋友察觉到的变化是,我说话小声小气、柔柔弱弱地,朋友因此也不敢提高声量,深怕我只要一被话语攻击,就会原地“碎掉”。还有人说,我说话好多断句,完全就是日本人说话的样子。 聊天不太会透露私事 这些变化我自己并未察觉,反倒是越来越常在讲华语的时候混进日语。譬如我会问:“你用什么‘交通手段’上班?”(你坐什么交通工具去上班?);改学生作业计分,我会说“采点”。想说“你来名古屋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到处逛逛”,结果说成“我可以给你‘案内’”。中文说得可是越来越怪里怪气。 前些时候去欧洲参加学术会议,当地车子停下让我过马路,我的头不自觉地给那个司机点了一下,回过神告诉自己,“这不是在日本,不用鞠躬呀!”结果,下一个路口,那个头又自然地给停下的司机点了一下。 刚来日本觉得垃圾分类是一大学问,结果现在不分不行。虽然比起日本人,垃圾分类也没有做得非常彻底,但对于可燃垃圾、塑料包装、纸张、铝罐、电池等垃圾,种类一定要分清楚,绝对不能混在一起丢,不然心里会觉得不踏实。 来日后,还有一个坏习惯也改掉了。以前吃饭总是习惯剩一口、饮料也会喝剩一口。就是觉得已经很饱了,最后那一口再怎么样也没办法吃下去。某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也有这样的坏习惯,而其实那是因为小时候有“被逼”吃饭的不好经历,长大后有权力决定“吃”或“不吃”了,才会以每餐都“剩一口”的做法,对小时候的“不公待遇”表示抗议。这个坏习惯,也不知道是日本的饭菜太合胃口,还是分量刚好,又或者是开动前说了那句有魔力的“Itadakimasu”(感恩食物的牺牲),来到日本后,我居然再也没有“剩一口”。 在日本开车小心翼翼,行人、脚车优先,回到马来西亚坐别人开的车,尤其长途巴士,那个车速总是让我的小心脏接受不了。上车会自动找安全带系上,只不过有时候还会找不着安全带,不然就是安全带故障根本系不上,只好一路用手抓紧。开车时习惯礼让,回到马来西亚也显得格格不入。讯号灯一打准备转换车道的我,才发现马来西亚的道路,是车手在工作场所饱受委屈之后的情绪宣泄和互相较劲之地啊!讯号灯一打,即是提醒所有车加速超越你,然后你才可以转换车道。 日本人聊天不太会透露私事,因为能聊的不多,所以跟日本人聚餐时,会有好多沉默的片刻。刚开始不太习惯这种有人在、却没人在说话的场合,内心感觉很不安,希望有人能把话说一下,可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没人说话的时候就手机滑一下,不然就配合其他人说一下食物好不好吃,化解尴尬。反而面对一大群人边吃边聊、还要大声嚷嚷“饮胜”的场合感觉无所适从,好想赶紧把饭吃完回到自己的舒适区。面对别人家的事或八卦也不感兴趣,知道的越多、烦恼越多,就想管好自己的事就好了。 之所以看起来像“日本人”,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装扮。穿的日系服饰、用的日系化妆品,加上经常看身边、路上的人的穿着打扮,尤其大学里学生各种风格的打扮都有,潜移默化地也会跟当地人的装扮相似。再上个发廊,让日本理发师剪个刘海、发尾打薄、再烫个外弯,还能不像个“伪日本人”吗?
10月前
1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