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强.“回流柔佛”，不能只是选举时的一声召唤

REP是最值得柔佛认真研究的样本。到2025年9月，该计划累计收到1万1992宗申请，获批7550宗，实际回马者4931人。这个数字不能说没有成绩，至少说明许多在外的马来西亚人确实愿意回来；但把它放在二十多年的政策脉络里看，也说明税务优惠与一次性便利，只能推人跨出最后一步，不能凭空制造一整片值得回来的职业土壤。

人才机构自己也承认，工作配对是关键障碍；很多人不是不愿回，而是不敢在没有合适岗位的情况下先回来。

这条路走到今天，最值得警惕的并不是计划失败，而是评估方式过于宽松。

Brain Gain Malaysia曾公布吸引接近700名成功申请者，主要来自医疗、保健与资讯科技；这说明海外人才并非完全没有意愿回国。但公众较少看到后续资料：他们回到什么岗位，参与了哪些研究或企业，留了几年，是否真的把技术、订单和团队带回来。

数字一旦只停在“申请成功”，政策便容易把行政流程当成经济成果。

国家总稽查司过去也点出，人才机构必须更完整追踪REP参与者，才能真正衡量计划是否达标。这句话看起来只是行政建议，实际上却是人才政策最核心的问题。

政府最容易统计的是多少人报名、多少人获批；最难统计的，是他们回来后收入有没有提高、能否发挥专业所长、几年后是否仍在本地、是否成立新的企业、是否把海外经验用在本地。

回流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而是一座城市对他的回答。一个人回来，不只是接受职位；他是在判断配偶能否工作、孩子是否有合适学校、父母看病方不方便、专业执照能不能顺利转换、周末除了商场外还有没有可以清闲的去处。

政治人物常把人才当成一组人数，实际上每一个回流者后面，都牵着一个家庭、一段职业履历和一套对制度是否可信的判断。

这正是“回流柔佛”最该避开的旧毛病。今天的宣言说有就业与创业激励，却还没有回答最基本的问题：谁算是“柔佛回流人才”？一定要出生于柔佛、曾在柔佛居住，还是只要愿意搬来就算？对象是专业人士、技术工人、海外学生，还是所有越堤工作的柔佛人？

所谓奖励，是搬迁津贴、薪资补助、税务减免、企业招聘补贴，还是创业贷款、股权基金、低租金空间与政府采购机会？又由谁执行，钱从哪里来，企业要承担什么责任？

我的初衷不是反对计划，而是拒绝让政策停在海报上。若没有明确的行业与薪资门槛，企业大可把原有职位稍微包装，便称作人才回流岗位；若没有留任机制，回来三个月又重返新加坡的人，也可以被算进政绩；若没有公开财政，创业激励最后可能只剩几场推介礼和几张合照。更不能把“2万人”当成一句自带说服力的数字。平均拆开，意味着未来数年每年都要有稳定的人才回流规模。

州政府必须说明，各行业需要多少人，哪些岗位由私人企业承接，哪些人才会进入本地中小企业，哪些人回来创业；否则，人数目标越大，越可能变成未经核实的宣传口径。

所以，希盟若真要把“回流柔佛”做成不同于旧政策的新制度，应先交出5组不能含糊的数据。

第一，不只报申请人数，也要分开公布获批、实际回流、已就业，以及3年后仍留在柔佛的人数。

第二，要说明回流者进入什么行业，不能把行政职位、短期合约与高附加值专业岗位混为一谈。

第三，要公开最低薪资、升迁和培训标准；否则“高薪”只是竞选语言。

第四，要列出每名回流者可获得什么、企业获得什么、公共资金付出多少，并让外界看见成本和成果。

第五，要说明谁负责审计，谁负责追踪，多久更新一次，不能到了选举后只剩一句“我们已经协助很多人”。

柔佛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只是人有没有越堤，而是本地有没有能力留下人才。长堤可以把人送出去，也可以把知识、资本、订单吸进来。

若柔佛只改善通关、方便更多人往返，却没有同步建立总部、研发、专业服务、技术企业与本地供应链，它最后只会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人才输送带。

最好的回流政策，并不是到了三十五岁、四十岁才劝人回来；而是让二十五岁的毕业生，在离开之前就看见这里有值得留下的路。那时，回流就不再是一场政治召唤，而是一个地方终于长出把人留下来的能力。

其实，我并不反对愿景。我反对的是，州选时人人都说柔佛有未来，选后却无人说明未来的工作在哪里、薪水是谁给、人才回来后又由谁留住。

要人回来，先让柔佛成为一个不必离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