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外有蓝天】演算法下的灵魂绑架与媒体素养自救

叶添鸿：很多父母最喜欢用的借口就是“我很忙、我很累、我没时间”，所以拿手机塞给孩子让他安静，这跟以前用电视喂养孩子没两样。当手机与人的关系已经从“食品”演变成“毒品与瘾君子”的关系时，你单纯靠“限制时间”这种拉弹弓式的压制，反弹力一定最大。

这种做法的盲点在于“缺乏替代性的高质量陪伴”。毒品（Drug）在控制范畴内是药物，失控就是毒品。戒毒需要戒毒所，家长如果只限制时间，却不花时间陪伴孩子去野餐、去动物园、去散步、遛狗，或者在餐桌上点完餐后放下手机进行真实的人际交流，孩子的心灵依然是空的。市场上确实有一群父母能成功管控，那是因为他们用“实体的生活陪伴”去填补了孩子放下手机后的真空。如果父母自己睡前也抱着iPad、手机不放，却只一味限制孩子，这种双标的短视管控注定失败。

资讯茧房：文字能救人，演算法亦能杀人

曾毓林：当青少年长期被演算法喂养“喜欢看的”而非“需要看的”资讯，陷入严重的“资讯茧房”中。您会用哪一个具体案例说明这种现象如何扭曲他们的价值判断？

叶添鸿：我这几年在讲座和课堂上，都反复使用同一个大马本土的真实悲剧：疫情期间，有一位印度裔的补习老师，因为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跳舞唱歌的影片，结果遭到网民大规模的集体网暴，最终这位老师选择了自杀。

我把这个案例交给学生讨论。有学生竟然理所当然地说：“谁叫她跳得不好看还要放上去？”这就是价值观被严重扭曲的体现。演算法的机制非常残酷，它在行销上是好工具，在内容吸收上却是灾难。如果你今天看了一个暴力的、嘲讽的、炫耀性的短影音，只要停留超过30秒，演算法就会铺天盖地推送同类内容。青少年在这种“资讯茧房”里像海绵一样单向吸收，缺乏反思。他们会误以为“出现在媒体上的恶意与暴力都是对的、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身边没有人提醒他们这背后的商业算计。他们在留言区随手打出的一字一句，都可能变成杀人的武器。

自我保护：对所有网络讯息“先信50，不信50”

曾毓林：泛滥的假新闻、焦虑贩卖、炫耀性内容层出不穷。您建议青少年养成哪一个最简单却最有效的“资讯筛选习惯”来自我保护？

叶添鸿：世界上没有单纯的“假新闻”，只有“带着特定动机去捏造、试图影响你的内容”。

我建议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资讯筛选习惯，就是“情绪觉察法”与“信50、不信50”的批判性态度。 当你滑到一条新闻或炫耀文时，先停下来问自己：“这个内容有没有让我产生剧烈的情绪？我是不是被激怒了？我是不是开始焦虑、羡慕或自卑了？”如果产生了情绪，就要立刻意识到：这是写这个内容的人或背后的演算法，刻意要让你产生这种情绪。保持50%的怀疑，直到你面对一条讯息能冷静、理智地看待，你才算跳出了对方的陷阱。

媒体素养：大马教育的严重缺失，大学生沦为“精致的野蛮人”

曾毓林：您认为学校教育中目前最欠缺、但最必要的一项“手机媒体素养”能力是什么？为什么连很多大专生、大学生都不具备这种能力？

叶添鸿：大马教育制度目前最欠缺的，就是“媒体识读（Media Literacy）能力”。这一块目前完全没有纳入正规教育，只有修读传播系的大学生才会接触。这导致大量的年轻人具备高学历，但在数码世界里却是“媒体文盲”。

连大学生都不具备这个能力，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和教育政策太过积极地追求数码化与科技进步，却完全欠缺了“人文层面的考量”。高教部鼓励学生使用AI、使用数码工具，却没教他们如何批判性地下载和分析。我现在在大学教学，必须刻意逼学生回归最初：“不准用PPT和Projector，用纯纸张、用双眼看着我，用讲故事的方式把你的观点表达出来。” 现在的大学生过度仰赖手机，失去了对文字的挖掘深度，做出来的计划书只有速度，毫无人的温度。

根源剖析：不只是上瘾，更是对现实空虚的极端逃避

曾毓林：很多青少年明知滑手机浪费时间却停不下来。您作为心理与媒体的观察者，认为这背后的心理机制更像是“纯粹成瘾”，还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对应的干预策略有何不同？

叶添鸿：这绝对不只是纯上瘾，它的核心是“现实生活的空虚与寂寞”，手机只是刚好填补进去的替代品。

如果背后的机制是“逃避现实的空虚”，那么干预策略就不能只停留在工具层面，必须回到“人际关系的重构”。许多年轻人从中小学严厉的家庭枷锁中解脱，只身来到城市读大学。如果他住单间、跟室友没交集，唯一的陪伴窗口就只剩下手机。在手机里释放压力的同时，一旦遭遇网络霸凌，现实中又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能敲敲他的门说“走，我们一起去吃饭”，他找不到出路，另一个逃避现实的极端窗口，就是从学校的露台一跃而下。这在大学前线是正在发生的残酷现实。

实战建议：拒绝空话，重塑“人与人”的技术交流

曾毓林：如果要给三条让青少年“主动放下手机”的具体建议，您会怎样建议？

叶添鸿：要让年轻人主动放下手机，必须从整个社会和家庭的“人文机制”去刻意重新设计，我的具体建议是：

推动网络言论的“实名认证制”：数码学上有个现象叫“线上抑制解除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人在手机背后因为匿名会放下责任感，肆意发表歧视、霸凌和虚假言论。实名认证不会剥夺言论自由，但会逼迫每个人（包括青少年）在数码世界里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当网络环境不再是能肆意宣泄的法外之地时，他们会更谨慎地放下手机，回到现实。

重启实体生活中的“非数码沟通机制”：现在的社会被科技绑架得太厉害，去餐馆只能扫QR Code点餐，人和人之间连说谢谢、问候的温度都没了。我建议家庭、学校甚至餐馆，刻意取消QR点餐，重新启动“服务员与顾客”“长辈与晚辈”面对面的对话，现实的温度才能把他们从虚拟世界拉回来。

推入“无网络讯号”的实体困境（如露营、走入森林）：不要跟成瘾的孩子说教，那像跟烟瘾者说戒烟一样，只会带来反弹。直接把他们带入没有WiFi、甚至手机没电的实体大自然环境。那种与人流汗、吃苦、面对面交流的放松，是任何社交媒体都无法给予的。让他们在现实中体验到“没有手机，世界依然精彩”的身体记忆。

10年后的末日景象，现在正在发生

曾毓林：如果您预测10年、20年后，这批完全被手机喂养长大的人成为社会中流砥柱时，我们的世界会变成怎样？

叶添鸿：我非常悲观。很多人以为那是10年后才会发生的严重后果，但我想说，那个景象现在就已经正在发生了。

现在在大学里，你随处可见：学生走路戴着耳机过马路，完全不顾危险；在讲师面前、在不认识的贵宾面前，毫无顾忌地低头刷手机。我们这一代人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礼义廉耻、弟子规、进门要叫人、与人开会要掩口打哈欠”等华人传统礼貌，在他们眼中被视为“管教过重、大惊小怪”。

10年后，情况只会更加恶化。如果我们现在不透过媒体素养教育和人文关怀快马加鞭地进行干预，10年后的毕业典礼上，台下将坐满一整排不懂场合礼貌、自以为是、对现实世界毫无感知与温度的“数码傀儡”。这场对抗演算法的战役，我们已经退无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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