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能源补贴失衡下的财政抉择

我们看到财政部建议各部门削减开支，衞生部与高教部首当其冲，分别被要求削减30.6亿与23.9亿令吉。虽然官方一再强调“只砍行政、不动服务”，但在实务操作中，这样的区分难以完全成立。因为行政资源与服务品质，存在结构性联动，一旦压缩过度，最终仍可能反映在医疗品质与教育资源分配等层面。

更何况，删减预算的“节流”措施，省下的远远不足以对冲补贴暴增带来的压力。即使所有部门严格执行削减计划，所节省的金额也不过百亿令吉左右，与580亿令吉的补贴黑洞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这也意味着，政府若继续维持现状，财政赤字扩大将无可避免。

从政策经济学角度来看，RON95补贴本质上是一种“普遍性价格扭曲”。它将油价暴涨的市场讯息淡化，使消费者无法真实感受能源成本上升的压力，因为“无感”，所以才会导致民众不知节约而过度消费。

更重要的是，RON95补贴并非精准的针对弱势群体，而是全民共享，包括高收入群体。换言之，政府正用巨额财政资源，去补贴一个本不需要补贴的T20群体，这样的补贴本身就存在问题。

记得在俄乌冲突期间，政府也对RON95汽油补贴对象有很大意见。2023年初，财政部数据显示，35%的汽油补贴（约178亿令吉）流向T20群体，如果取消这类群体的补贴，可以节流的金额相当庞大。

上调油价与精简支出需要勇气

当财政压力逼近临界点时，“上调RON95价格”不应被视为政治禁忌，而是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政策问题。上调油价或取消T20的补贴，不应如首相所说的是“背叛人民”，因为任何价格调整都会带来短期的通胀压力与民意反弹，但事有轻重缓急，首相应该拿出勇气面对，而非一味回避。

一种可行方向是逐步推行“针对性补贴“（targeted subsidy）。透过数据整合与数字身份系统，将补贴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而让高收入群体承担更接近市场价格的成本。这不仅可以大幅降低总补贴支出，也能提升政策公平与效率。

其次，政府应重新检视公务员体系的扩张节奏。过去多年来，公共部门在吸纳就业方面扮演了稳定器角色，但在当前财政压力下，持续扩编已不具可持续性。暂缓非关键职位招聘，甚至透过自然流失（attrition）逐步缩减人力规模，将有助于控制长期的薪资与退休金负担。

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应减少象征性与低效益的公共开支，包括大型活动、重复性宣传计划，以及政治导向的拨款。这些支出虽然在总额上或许不及补贴，但在公共观感上却具有高度敏感性。如果政府一方面呼吁人民“共体时艰”，另一方面却维持高调开销，将削弱政策的正当性与说服力。

经济结构本身才是真正挑战

今天，必须诚实面对的是单靠削减开支与调整补贴，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更深层的挑战在于经济结构本身。大马长期依赖低油价与能源补贴来维持竞争力，使得产业升级动力不足，能源效率偏低，一旦外部环境逆转，产业的脆弱便暴露无遗。

因此，这场能源危机同时也是一次国家与企业结构转型的契机。政府应加快推动再生能源投资、提升公共交通系统效率、鼓励企业进行节能改造。从长期来看，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才是减少财政风险的根本之道。

回到当前决策层面，政府其实面临三个选项：其一，维持低油价并承担高额补贴；其二，透过削减开支勉强填补缺口；其三，进行补贴改革与价格调整。前两者在政治上较为“安全”，但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后者则需要承担短期压力，但有助于建立长期稳定。

如今的关键问题在于政治领导力。历史经验显示，真正困难的改革，往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决心问题。政府应该有能力向民众清楚说明现实、建立信任、并提供合理补偿机制，这将决定改革能否成功。

总体而言，当补贴从150亿膨胀至580亿时，这已不再是一项政策选择，而是一个结构性危机的警讯。如果政府仍寄望于部门削减开支来解决问题，只会延误调整时机，让未来的代价更加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