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财富、企业的盈利，不能只集中在上层，经济成果须往下渗透，市场才能保持活力；一旦底层消费力萎缩，企业将失去成长的土壤，遑论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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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安华在劳动节为广大打工族捎来好消息：一）推行延长产假津贴（EPCB），职业女性在产假结束后，可额外申请30天的延长假期；二）社险机构扩大保障至海外工作的大马人，马新跨境劳动者率先受惠；三）推出总额逾7亿1000万令吉的“能力与就业渐进式加速经济韧性配套”（PACE），以期强化国家人力资本发展及劳动力市场稳定。
这三项措施皆利惠劳动者，提升他们的保障与福祉。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市场与资本凌驾一切，成为主宰，打工族的福祉往往受到忽视。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有责任纠正资本主义市场中的运作偏差，为打工族撑起保护伞。
不过，任何进步的措施，都须谨慎执行，以免引来反噬。譬如，延长产假虽然对职业女性有利，但也可能反过来成为她们进入或留在职场的障碍。企业若把延长产假视为一种“额外成本”，或会因此更不愿意聘请女性，这将进一步深化职场性别歧视。
虽然人资部长拉玛南强调，将使用就业保险基金现有的资金来支付EPCB，不会增加雇主与员工的负担，然而企业却担忧其带来的间接成本。据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MEF）估算，在延长假期期间，间接成本介于员工月薪的20%至50%之间；至于微型及中小企业，由于人手灵活性较低，相关间接成本可能飙升至60%。
诚然，延长产假或会在短期内对企业营运造成影响，但员工福祉亦不容忽视。宏观而言，职业女性的福利改善（包括产假），可产生正面作用，提升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减少她们因生育而退出职场的几率。
打工阶层的福利须持续获得改善，政府的步伐不能停止，而企业也应该承担责任，提升员工福祉，实现可持续的劳资关系。
大马职场的深层困境是：薪资太低。大马统计局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约8.4%本地正式员工月薪低于1700令吉。新加坡大学毕业生月入可达4500新元，而我国大学毕业生一个月却只能挣3000令吉。两国一水之隔，薪资竟拉开巨大鸿沟，难怪数十万大马人情愿披星戴月，越堤工作。
赚取利润之余，企业极需重塑思维，不要惯性地把薪资和福利的调整视为纯粹的成本或负担。社会责任不应流于口号，企业须切实扛起责任，携手构建更健康的社会。根据效率工资理论，给予员工高于市场水平的薪资，能提高生产力，减少离职率。高薪未必是负担，亦可成为激励，实现劳资双赢。
持续的低薪状态，不止扼杀员工的工作热情，也埋葬他们的主动性与创造力；短期而言，企业省下一笔成本，长期来说，双方在互相消耗中陷入负面循环，无法往上攀升。
社会的财富、企业的盈利，不能只集中在上层，经济成果须往下渗透，市场才能保持活力；一旦底层消费力萎缩，企业将失去成长的土壤，遑论长期发展。
员工福祉，不只是个体的生计问题，更是企业发展与国家竞争力的基石。剥削与压榨，或许会换来短暂的繁华，却无法迎来长远的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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