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温登.新世代不要把明天交给祖父母决定

如果我们所做的，只是在场边嘲讽，看着那些七八十岁的政客决定气候协议、债务水平、人权议题、战争走向，以及教育与住房政策，那么我们就不是什么“新一代”。我们只是观众。

无论你是X世代、千禧一代、Z世代，甚至是阿尔法一代，你都不是什么“下一棒”。你早已在经营公司、打造平台、推动运动、塑造文化；在一些国家，甚至已经进入内阁与议会。与此同时，一个人口结构极为年轻的世界，却仍在最高权力层由七八十岁的男性主导。这种反差，理应让我们所有人感到不安。

在全球范围内，15至24岁的青年大约占人类总数的六分之一。若扩大至15至29岁，这一比例约为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把儿童与青年（24岁及以下）合计计算，他们接近全球人口的40%。这绝不只是所谓的“青年支部”，而是人口结构的重心所在。

在劳动力市场中，千禧一代与Z世代已经占据多数。到本十年末，他们将大致构成全球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如今，无论是编写代码、在医院工作、在学校任教、运营平台，还是为你送餐的人，大多数都在45岁以下。

然而，在政治权力的最顶层，白发仍占据主导。许多主要经济体的总统与总理都已步入七八十岁。在我们这个区域，领导层也大多仍由七旬左右的领袖掌舵。这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一个年轻的世界，却由年长的领导层所主导。

我们在网上愤怒地批评那些“脱节的婴儿潮一代”，也会调侃那些不懂网络梗或气候科学的领导人。面对那些仿佛写给一个早已不存在的世界的演讲，我们也只能翻白眼。

然而，一到选举时，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却要么待在家里不投票，要么沿着老套路投票，要么再次被看似新鲜、实则如旧的“强人救世主”所吸引，或者干脆为那装着几张钞票的信封投下选票。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代人更理解气候危机、不平等、心理健康、人工智能与身分认同的紧迫性，那么就有一个简单而残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还一再把掌控权，交回给那些七八十岁的领导者？

是的，有些原因是结构性的：政党机器、金钱、选举制度，以及对年长者的文化性敬重。但其中一部分也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把“爆红”误当成“做事”，把一篇犀利的长帖当成政策，把一段爆火的短视频当成改革。

如果你是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你其实已经被训练成一个评论者与批判者：给一切打分，评价每一个人，快速做出反应。

但领导力不是一条评论。它是在那些枯燥的会议室里现身，在那里决定预算；它是阅读完整文件，而不是只看标题；是在取舍之间作出选择并承担后果；是制定那些将影响你，甚至你下一代的政策。

我们当中有太多人活在一种可以称之为“理所当然的愤怒”之中。我们深信自己更懂、更清楚，但却希望由别人——通常是更年长的人——去承担风险、承受压力、签署文件。

如果我们所做的，只是在场边嘲讽，看着那些七八十岁的政客决定气候协议、债务水平、人权议题、战争走向，以及教育与住房政策，那么我们就不是什么“新一代”。我们只是观众。

说实话吧。一个由X世代、Y世代、Z世代和Alpha世代主导的世界，并不会自动变得更公平、更善良或更有能力。我们并没有什么基因上的优越性。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可能只是把旧有的种族与宗教政治，搬进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数字空间；我们更在意表象而非实质；像网红一样治理，而不是像托付者那样负责；在愤怒中摧毁制度，却不知道如何建立替代；把思考外包给算法，困在回音室里，对复杂性毫无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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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担忧是合理的，但并非命中注定。我们这一代也拥有以往任何一代都未曾在如此规模上具备的优势。我们更加多元，也更习惯于多元共存。我们把危机当作日常背景——经济崩溃、疫情、气候灾害，不再是罕见的冲击。我们对科技有直觉式的理解，知道它何时带来自由，何时又在操控我们。

问题在于，我们是把这些优势转化为真正的领导力，还是把它们浪费在表演式的愤怒上。

在这个如此脆弱的世界里，中立是一种神话。每一份工作、每一门生意、每一场运动、每一个应用、每一段视频，不是创造价值、解决问题、减少伤害、深化理解，就是在制造噪音——通过分散注意力、煽动情绪、剥削他人或制造混乱。

如果你在创作、写代码、做设计、投资或组织行动，你就不只是“做自己的事”。你其实正在把世界推向某个方向。

创造价值的领导力并不抽象。它体现在：一位年轻部长把更多时间花在政策细节和选区服务上，而不是刷TikTok；一位创业者在高谈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理念之前，先修正劳工制度和碳足迹；一位设计师拒绝在应用中加入令人上瘾、操控用户的功能；一位网红用影响力让复杂议题更有人性，而不是收割愤怒与点击。否则，一切不过是旧式自私的一种“高滤镜版本”。

所以，再问一次：为什么我们一再选出、并赋权给那些七八十岁的领导人？因为建立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既缓慢、艰难，又毫不光鲜。这意味着要加入政党、非政府组织、工会、居民协会，并且待得够久，才能真正产生影响。

这意味着要学习预算、采购与立法是如何运作的；意味着为体制内的改革而斗争，而不仅仅是做表面的包装；意味着要承受打击、经历败选、被抹黑，然后更成熟地再站起来；意味着把时间花在基层倾听，而不只是当一个键盘战士。

退回到舒适区要容易得多：宣称“他们都一样”，把政治当成一部Netflix剧来消费，然后等待世界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改变。

但有一个任何算法都掩盖不了的事实是：如果你已经年长到可以抱怨，你也同样年长到必须为这个世界的走向负责。

如果你是在手机上读到这段话——在上班途中，或课间空档——那就接受这个挑战：别再把自己称作“未来”，开始把自己当成“现在”。

这意味着要走进决策发生的地方——政党基层、青年团、议题型运动、专业组织；意味着选定一个议题——气候、教育、贪腐、心理健康、住房、就业、城市规划——并为之投入十年，而不是只跟随一个新闻周期。

这也意味着停止崇拜“好莱坞式战争”和“好莱坞式政治”——那些在镜头前强硬表演、说着漂亮口号却转身消失的领导人。

转而要求那种枯燥却持续、可以被问责的工作；也要监督我们自己这一代，直面我们的虚伪、冷漠，以及对表演胜过实质的沉迷。

当今世界的年轻人——数以亿计——早已不再只是候场者。我们已经是劳动力的主体，是选民的重要组成，也是数字经济的中坚。

如果我们一边自认更聪明、更勇敢，一边却继续把权力交回给七八十岁的领导人，那么问题不在“他们”，而在我们自己。

明天已经到来。它看起来像你，说话像你，滑动屏幕的方式也像你。剩下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否也会像你一样去领导，还是你会再一次，把这一切交回给祖父母那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