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跻身高收入国必须励精图治

1991年2月，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在第六个马来西亚计划中提出“2020宏愿”，目标直指大马在2020年跻身先进国之列，并提出9大挑战，包括建立成熟民主、培养科学文化、打造高道德社会、公平经济与产业具竞争力。

当年，这份蓝图振奋人心，也让国人相信，只要努力30年，大马就能站上已开发国家行列。结果35年过去了，我们离开先进国永远剩下最后一里路。

纳吉也于2010年推出的“新经济模式”（NEM），提出2020年跨入高收入国之列，希望借由经济转型、政府转型及私人投资带动国家跃升。然而，一马公司风暴、贪腐、行政低效、冠病疫情，以及产业结构改革停滞，承诺终成泡影。

如今，经济部长阿克马再度宣布，大马距离世界银行所界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只差7.1%；乍看之下，终点就在眼前，但这个终点，真的存在吗？答案暂时是否定的。

高收入国没有固定的终点，那是一条会不断向前移动的终点线，高收入标准会不断垫高。世界银行每年依据全球通胀及收入变化调整高收入国门槛；美元汇率变动，令吉升贬，都会影响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今天只差7%，但门槛与汇率都在变动，今年跨越，明年又可能跌出门外，犹如夸父追日，没有尽头。

如果制度没有改革，再高的成长率，也只是数字游戏，跨过门槛只是昙花一现。

大马需要改革

值得注意的不是世界银行的数字，而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大马的提醒。

OECD指出，大马扶持土著经济的政策，应逐步由“股权与配额”思维，转向“能力建设”；政府应把资源投入技能培养、创新能力、企业升级及市场竞争力，而不是依赖股权分配或行政优惠养人。

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但想改革也很难，因为会动了他人的乳酪。

过去半个世纪，新经济政策改善许多土著家庭的教育及就业机会，也培养不少企业家，可谓“功不可没”。但却造成今天大马的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

一家企业，不会因为股权分配改变而突然具备创新能力；一位年轻人，也不会因为获得配额进入大学，就能成为世界级工程师。促成国家富裕的，是人才，而不是配额。

OECD建议大马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其中加拿大、澳洲及南非，都值得借镜。

加拿大重视原住民经济发展，但政府把重点放在教育、职业培训、创业融资能力培养，而不是要求企业让渡固定比例股权。政府协助原住民建立企业竞争能力，使他们能够依靠市场竞争力取得订单，而不是依赖永久性的保护。

澳洲同样推动原住民经济参与，但也著重技职教育、技能认证及企业合作。例如透过“原住民采购政策”，鼓励政府采购原住民企业产品，同时要求企业提升品质、管理及竞争力，而不是永远靠保障名额。

南非在种族隔离结束后推行“黑人经济振兴政策”，初期重视股权分配，但实施多年后，发现靠股权分配会形成少数菁英受惠，因此政策转向教育、技术培训、人才培养，以此建立更广泛的经济参与，而非只是财富分配。

三个国家的共同方向非常清楚：不是不照顾弱势，而是从“分蛋糕”转向“提升做蛋糕的能力”，这正是大马今天最需要的改革。

培养人才才能提升永续竞争力

真正的高收入，来自高生产力。如果企业长期依靠廉价外劳与政府保护；大学毕业生缺乏AI、数字化及创新能力，再多补贴，也无法创造高附加价值产业。

今天新加坡的人均收入远高于大马，不是靠天然资源而是靠人才密度、研发能力及制度效率。

韩国没有石油，却能诞生三星、现代；以色列人口不到一千万，却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爱尔兰利用教育与跨国投资政策，成功由欧洲穷国翻身为高收入经济体。他们共同依靠的，都不是保护，而是竞争力。

我们缺少的，不是一个新的高收入口号，而是深层制度改革。

政府若真希望跨越高收入门槛，改革至少应包括几个方向：教育制度应培养世界级人才，而非追求考试成绩；企业政策应由补贴转向鼓励创新与数位转型。同时，扶持政策应由股权配额思维转向能力建设，并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制度，使投资者相信成功取决于能力，而不是背景。

只有当企业愿意创新、人才愿意留下、投资者愿意长期投资，大马才有可能真正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否则，即使今年真的跨过世界银行设定的14，375美元门槛，也未必代表我们已经成为真正的高收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