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百之殇／01】重返立百病毒灾场：27年过去，他们从未忘记──病毒曾留下的深刻伤痕

事过境迁，但记忆仍在

自60年代开始已是森州养猪重镇的宜唛地区，武吉不兰律、双溪立百、朱湖、丹那美拉A村（Tanah Merah Site A）大部分村民都从事养猪或相关行业，鼎盛时期生猪数目超过100万头。

当疫情暴发，先后蔓延霹雳、森美兰及雪兰莪三州，而作为全马最大养猪区的朱湖承受了最大的浩劫，猪毁人亡，所有村民一声令下被迫撤离家园，几代人经营的事业荡然无存。

27年过去了，如今重回这两个地方，找来当年经历这场浩劫的村民聊起这事件，虽然事过境迁，然而重提旧事，那一幕幕的画面如从电脑记忆体自动调出来，仿佛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抹也抹不去。

包久清，在这场疫情前后有3个身分，第一个是亡故者家属，他的父亲包宜垄是其中一位染疫身亡的猪农，随后家属同意捐出脑细胞让蔡求明医生带到美国化验，才终结了一直错判是日本脑炎（Japanese Encephalitis, JE）所引发的疫情。

第二个身分是康复者。虽然事发时包久清只有14岁，但猪农家的孩子从小就到农场帮忙，打从7岁开始他就帮猪冲凉、喂食、清理猪舍，与猪有直接接触，因此在父亲病发入院第二天，他也出现发高烧症状而入院，其父亲在他住院期间病逝，家人都不敢告知，直至出院回家后才知道永远也见不到父亲了。

而第三个身分是立百历史文化馆的创办人，他希望透过文化馆让世人谨记这个悲剧，认知公共卫生的重要。

包久清透露，虽然大难不死，但在康复后的那几年，见到村内其他染疫者接连出现各种后遗症，他非常担忧自己也会如此，直至中学毕业后才放下心头大石。

“最初几年，每半年就要到马大医药中心抽血检验，最后一次检验是2016年，算是完全没事才停止。不过去年马大的陈忠登医生召集我们再次做检测，也征求村内25名没有感染过立百病毒的村民检测，因为他在研究立百病毒的疫苗。”

立百病毒幸存者忆述──猪毁家破人亡，每天都有人死

包久清对当年混乱情况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父亲是第一批的染疫者，之后两个村的村民接踵而至地倒下，每天有几十人送院治疗，之后就是不断听到亲人与左邻右舍病逝，他把那个场面形容为“如打仗般每天都有人死”。

“虽然这病毒是从怡保开始，但当地的养猪场不集中，当时只有两名工人染疫死亡。反之我们这里的养猪场如排屋般相连，暴发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刚开始政府以为是JE，强制规定养猪场5公里范围内的村民都要接种JE疫苗，也大规模展开灭蚊工作，所以即使确认JE不是祸首，但老一辈的人也对JE这个词根深蒂固了，到现在提起这件事还是会说JE！”

1999年3月20日──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天

他永远记得1999年3月20日这一天，政府宣布当地几个新村进入紧急状态，指示所有村民撤离，21日开始毁猪，整千名村民在5天内全部撤离，政府没有提供住宿，村民必须自己想办法。

因为疫情严重，附近地区的屋主或酒店业者都不敢收留他们，最后在好心人帮助下，把一个未有人入住的新住宅区──宏愿花园（Taman Wawasan）屋子以廉价出租给村民，两个村80%的村民才有了临时落脚处，在这里住了两三个月，直至疫情受控制后才陆续搬回原址。

包久清形容，在那3个月的过渡期，大家互相扶持，有的几个家庭合租一间屋子，当疫情降温时大家才陆续回到家乡。

除了撤离日子，回家的那一天更是包久清难忘的日子。他说：“那天是大年初二，那一刻感觉整个新村好像经历过战争一样的荒凉，家里已经是野草丛生。父亲去世后我们把骨灰拿回家，还没来得及安置后就被指示撤离，骨灰就放在家里，回家后看到这情景，心情真的非常沉重。以前同住一条街的邻居很多也都离世，整个新村可说是一夜之间变色。

“而改变最大的就是以前是家庭主妇的女性，包括我妈妈，失去丈夫后被迫扛起一头家，到附近的餐馆打工或做小生意，挑战非常大。所幸当时政府及民间给予很多援助与资助，不至于断粮。”

活下来也饱受后遗症折磨

包久清回忆，疫情受控制后，染疫村民每4个月就要去当地政府诊所或马大验血，卫生部每半年就会派人来为村民体检，因为很多存活者都有后遗症，如变成植物人、瘫痪、行动迟缓、会随时晕倒等，即便说康复了也可能会复发，所以医院一直追踪这些村民，直到2011年才停止。

“其中有一位十多岁的少年，瘫痪床上8年后才离世，真的很可怜！在疫情高峰期，一天有几个人病逝，在武吉不兰律新村有一户家庭一家四口，3人都染疫，所以到后期已经有点麻木了，只想快点结束这场疫情。”

立百新村经此一劫后，人口从过去的逾千人减少了三分一，加上以前都是养猪为生，失去生计后，年轻村民都往外迁谋生。但有的村民因没有其他专长，最后回到新村，在原有地段种植经济作物，改牧为农，也有的改行当渔民，彻底改变了两个新村的经济生态。

不过，包久清感到欣慰的是，虽然那场疫情令不少人家破人亡，却让大马公共卫生跃进一大步。因为当年的疫情涉及各个部门，惟当时没有一个协调单位，以致行动上无法很好配合。

“有了那次经验后，政府就采取‘同一健康’（One Health）策略，当严重事故发生时协调各单位。”

闻立百色变，创立历史文化馆莫忘灾难

在发生立百疫情前，森州政府已经在附近圈定了一块土地以建设集中养猪区，落实现代化养猪计划。不少猪农都购置了地段，有的甚至开始建设，期望改变养猪业生态。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一切被一场突而其来的疫情给粉碎了，眼看养猪无望，猪农只好把买下的地段用来种植农作物。

“这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群，一些无力偿还银行借贷的猪农宣告破产！”

有没有想过为立百新村除污名化，把立百病毒更换名字？包久清认为，刚开始时的确有很多人不同意以立百命名病毒，毕竟当时很多人听到是来自立百新村都会忌讳，可如今已经事隔二十多年，它已经成为历史，易名的话就无法让人记起这病毒的起源。

“现在很多养猪业者一旦农场有猪只死亡，都会担心是不是立百病毒回来了？”

他不愿再看到社区大规模暴发传染病事件重演，因此与朋友设立立百历史文化馆，希望通过社区教育让世人了解这个悲痛经历，从而更注重环境卫生。

“再者，也希望推动生态旅游，我们的文化馆获选为新村好品，不是用产品，而是用文献。很多外国游客来参观时，才知道原来立百病毒是在这里发生，很多外国电视台也都报道过文化馆的由来。”

劫后重生，用一年才走回正常生活

包久清14岁就经历失去至亲，自己也徘徊在生死一线，这场疫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他相信，只要坚持、不放弃就还有机会重生。

“撤离后，我转校到波德申中学念书，虽然环境很辛苦，但也鼓起勇气走下去。庆幸当时很多热心人士资助受影响的猪农家庭与孩子。”

之后重回新村，包久清一家人心情复杂，尤其是他因为感染过病毒，更是害怕，往后几年也陆续有人因复发或后遗症去世，令他越发担心会复发，所以很少出门，用了大概1年时间生活才回到正轨，现在看到立百的新闻都会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虽然说已经康复了，但每次生病还是会格外留意，尤其是出现发高烧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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