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篇》谈到独中和国中历史课本的差异体现在内容比重及叙述方式，独中历史以本国史、外国史与世界史为主，而国中历史则以马来西亚史为核心；不过，社会各界对独中历史课本认知不足，甚至误称其采用中国或台湾课纲的说法。
面对记者抛出这样的疑问，资深历史学者陈亚才直呼：“这是最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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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受本报专访时说，独中历史课本是由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历史科委员会负责编写，并参考世界多国和地区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其中包括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的课程纲要。
“更重要的是，委员会也参考过去中学新课程纲要（KBSM）至现有中学标准课程（KSSM）的课程标准，作为书写与编排的依据。”
他希望外界理解，有关独中历史课本由中国或台湾编写的说法并不正确。
被指只学中国史不成立
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有人说独中6册历史课本都是在说“中国历史”，陈亚才深感无奈说，若是如此，那就等同于学习中国通史甚至中国专史，这种说法在结构上根本不可能成立。
他随即拿起桌上的高中历史课本为例说明，并称独中高中历史教材共分为3册，分别为《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史》、《东亚史》及《世界史》。
其中，《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史》将马来亚与马来西亚历史，与东南亚区域历史合并论述，涵盖新加坡、印尼、泰国、缅甸等周边国家的发展脉络。
《东亚史》则涵盖中国、日本与韩国历史，并非单一中国史；至于《世界史》，内容聚焦近现代欧美、西亚与南亚历史。
至于南亚部分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等南亚次大陆国家，而西亚部分虽不如欧洲史详尽，但同样纳入世界历史框架中。
“如果单从课本结构与篇幅来看，就能清楚看到，独中历史课本的涵盖面非常广，不可能被简化为‘只讲中国历史’。”
3学者：不受政治影响
编撰者须以史实为本
无论是独中或国中历史课本的内容，3名学者皆强调务必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尤其编撰者必须根据史实下笔，不受政治意识形态或人物背景影响。
由16个团体组成的全国教育改革行动委员会于2022年出版《国中历史教科书检讨与建议报告》，并提出KSSM版中一至中五的历史教科书修改建议和说明，以确保历史课本的特定主题更全面且公允。
该委员会中学历史教科书小组由陈亚才担任组长、并汇集10名组员，其中两人分别为国立大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学院）前副教授陈穆红和退休教育工作者张荣强。
该委会小组是按照各年级的国中历史课本展开研究，审查中一至中五各册内容，逐章逐节进行分析，并将马来文版研究报告正式呈交给教育部，同时推出中文版供华社参考与阅读。
陈穆红：通过历史认识建国过程
陈穆红说，历史教育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唯有通过历史教育，学生才能理解国家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并建立对时间脉络的认知。
“当有了时间线，年轻一代理解国家从何而来的概念，就能从不同角度认识建国过程，并建构属于自己的国家认同。”
她指出，历史教育固然重视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历史思考与分析能力，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诠释历史的书写。
“若只是为了考试而背诵历史内容，考完之后很容易遗忘；相反地，一旦掌握历史思维能力，便能终身受用。”
她认为，若一味增加历史内容篇幅，这反而会压缩学生思考与讨论的空间，不利于深化历史学习。
张荣强：同时修读助拓展视野
张荣强认为，若学生有机会同时修读独中与国中历史课程，对拓展视野无疑是一件好事。
不过，他坦言，这样的学习方式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而且并非以考试为导向，重在理解与吸收。
可提升学生思维层次
他指出，在现行独中双轨制下，不少独中生同时报考大马教育文凭（SPM），因此也会修读国中历史课程。
“这种做法有助于学生在接触独中历史所强调的多元与国际视角之余，也能理解国中历史较为着重的国家史、民族建构与国家认同。
“这两种历史叙述的结合，其实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维层次，让他们对国家与世界有更全面的认识。”
从史实到诠释 须坚持客观性
面对历史课题沦为政治人物操控工具的风险，3名学者一致认同，应让教育回归教育，由学者从专业角度撰写历史，而非从政治立场出发。
陈亚才坚称，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来看，历史书写必须防范被滥用。
他直言，历史常被形容为一种“洗脑工程”；若换一种较为温和的说法，历史也是一种灌输思想意识的媒介。
对他而言，历史书写必须建立在史实之上，即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但真正引发争议的，往往是对历史的诠释。
“很多时候，政治人物会根据自身需求来诠释历史，结果历史叙事逐渐走偏，抬高某一族群、贬低另一族群，这样的情况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陈亚才指出，历史书写必须坚持客观性，因为历史的呈现方式，往往直接或间接反映治国理念。
“所有共同使用课本的人，最终会形成怎样的思想？历史书写的过程往往会塑造国家认同与族群关系。”
须对历史书写保持警觉
从实践层面而言，陈亚才认为，社会必须对历史书写保持高度耐心与警觉，不应畏惧持续讨论与交锋；一旦发现历史叙事出现偏差，应及时发声并设法纠正。
他笑言，社会上常有人戏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或“历史是由统治者书写的”，但他认为，在多元民族国家中，历史应是一段共同书写的历史。
“历史不应因为某一方得势或由某一群体掌权，便占据更大的叙事空间；相反地，历史书写应建立在共识之上，是一个需要讨论、参与与协商的过程。”
历史应多元参与共同书写
倡议重启“一纲多本”
在访问的尾声中，陈穆红率先提到以“一纲多本”模式编写历史课本的建议，坐在其左右两侧的陈亚才和张荣强也点头附和。
回顾1980年代初期，我国曾实行以“一纲多本”的模式编写历史课本，但在1980年代末期，整个制度却已转为“一纲一本”。
在“一纲多本”制度下，教育部先拟定课纲，界定教学范围，再开放由不同团队或学者参与编写，完成后经审查核准，学校或市面上可同时使用2至3本历史课本。
至于“一纲一本”的模式为，当课纲拟定后，教材编写集中交由国家语文局负责，学校只能采用单一版本的历史课本。
陈穆红指出，如果允许多名学者依据同一课纲撰写历史课本，并由教育部负责审查与批准，让大家可参考不同版本的历史课本，这或许是个相对可行的方案。
真实呈现国家集体记忆
张荣强认为，多本教材并行的制度，能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视角，也有助于培养多元思考能力。
他亦以纽西兰和美国为例，并称这些普遍采用由政府制定课纲，但教材内容与呈现方式则由学校或出版社自行决定的模式。
在这段撰写与研究历史内容的过程中，3名学者虽从不同角度切入，但在历史观上有着共同立场，即历史应以多元参与、共同书写为原则，真实呈现国家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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