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昌.政府的撙节措施真的有效吗


开放门户这类活动所产生的开销并非单纯的“消耗性支出”,而是会通过餐饮、活动策划、场地布置、运输及服务供应等环节,转化为本地企业和供应商的收入,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相关行业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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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以伊战争爆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全球能源市场一度陷入高度紧张。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迅速升温,国际油价曾在短时间内大幅飙升,一度逼近每桶120美元。然而,随着主要经济体陆续释放稳定市场的政策讯号,油价随后逐渐回落,截稿前已回到每桶80多美元的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为应对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原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潜在冲击,首相安华日前宣布多项撙节措施,包括取消所有政府部门、政府相关公司(GLC)以及政府相关投资公司(GLIC)的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并限制部长与政府官员的出国访问,以确保国家财政能够更从容地应对局势可能带来的压力。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国际油价开始趋于稳定之际,重新检讨并上调国内燃油的每周价格机制。这一举措随即引发新的讨论:当全球油价已逐步回稳,大马此时调高燃油价格是否合理?此外,政府以中东局势为由而实施的撙节措施,如停办开斋节开放门户和限制官员出访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实际效果?
若把视角放回国际油价的整体变化,可以发现近期大马燃油价格的调整,其实与全球原油走势并非完全脱节。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夕,即2月27日,国际原油价格大约维持在每桶68美元。随着战事不断升级,市场对中东能源供应可能受阻的担忧迅速扩大,油价一度升高。即便七国集团(G7)随后讨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市场,目前国际油价仍大致维持在每桶约88美元的水平,较战前仍高出约三成。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观察国内燃油价格的变化,可以发现马来西亚的涨幅其实相对有限。政府依然维持RON95补贴汽油价格在每公升1.99令吉,以减轻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压力。至于未获补贴的RON95汽油,则由每公升2.67上调至3.27令吉,涨幅约22.5%;RON97从3.25令吉提高至3.85令吉,涨幅约18.5%。柴油方面,西马价格由每公升3.12令吉上升至3.92令吉,涨幅约25.6%;东马柴油则继续维持在每公升2.15令吉的水平。
当然,这种对比仍属于较为简化的观察方式,因为决定国内燃油价格并不只取决于原油本身,还受到炼油成本、运输费用、汇率波动以及政府补贴政策等多项因素的影响。不过,若单从国际原油约30%的涨幅作为参照,大马目前大约18%至25%的燃油涨幅仍处于相对可理解的区间,部分燃油品类甚至低于国际油价的涨幅。换言之,在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全球油价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国内燃油价格虽然上调,但整体涨幅并未完全跟随国际原油的上升幅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试图通过补贴与价格机制的调节,在市场成本压力与民生负担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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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回到政府所宣布的撙节措施,其实际节省的财政规模其实值得进一步审视。以取消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为例,这类举措在政治与象征层面上确实释放出政府愿意节约开支的讯号,也有助于塑造在困难时期“与民共度时艰”的形象。但从财政结构的角度来看,其节省的金额可能远没有外界想象中那么显著。
根据2025年的数据,政府在7个州举办“昌明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Madani Aidilfitri Open House)共花费约1092万令吉,平均每场活动约156万令吉。若以国家整体财政规模来看,这笔支出其实只占极小比例。更重要的是,这类活动所产生的开销并非单纯的“消耗性支出”,而是会通过餐饮、活动策划、场地布置、运输及服务供应等环节,转化为本地企业和供应商的收入,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相关行业的经济活动。换言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类政府支出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资金在经济体系中流动后,会形成企业收入、员工工资以及进一步的消费支出。因此,单纯以取消开放门户活动来作为主要撙节措施,虽然象征意义明显,但对国家整体财政状况的改善可能相当有限。
相比之下,若政府真正希望在财政上实现更具实质性的节约空间,或许更关键的方向在于检讨大型公共开支与效率问题。例如,重新评估部分进度缓慢、成本不断上升或效益不明确的政府项目,改善项目管理与采购制度,减少行政资源浪费等。这些结构性的调整,往往比削减象征性支出更能够带来持续而显著的财政节约。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限制部长与政府官员出国访问的措施。表面上看,这类决定同样释放出政府愿意节省开支的信号,但若从政策管理的角度来看,更关键的问题其实不在于“是否停止访问”,而在于这些访问本身是否具有明确的经济或外交价值。根据公开数据,2024年马来西亚各部长共进行了236次海外访问,总开支约为4400万令吉。若平均计算,每次访问的成本约为18万至19万令吉。从国家财政规模来看,这笔开支其实并不算庞大。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访问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回报,例如促成贸易协议、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推动出口市场、拓展或加强国际合作,那么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远远超过访问本身的成本。
事实上,在当前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政府高层的经济外交往往是吸引投资与推动贸易的重要渠道。许多大型投资项目、产业合作,甚至市场准入安排,都需要通过高层互动与政府间沟通来推动。因此,若简单以“节省开支”为由全面限制官方出访,反而可能削弱国家在国际经济网络中的主动性。真正值得讨论的,其实并不是在特殊时期暂停出访,而是这些访问是否从一开始就具备清晰的目标与可衡量的成果。换言之,若某些访问缺乏明确议程、无法带来具体经济成果,或者仅属于礼节性行程,那么这类访问本来就应该在日常行政管理中受到严格限制,而不应等到危机出现后才临时叫停。
因此,停止官员出访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重要的是,确保每一次出访都具有清晰目的与实际价值。若访问本身能够转化为贸易机会、投资项目或国际合作,那么相关开支其实是一种投资,而非单纯的行政成本;而那些缺乏实质意义的访问,则理应从一开始就被严格控制,而不是在局势紧张时才被迫停止。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际能源市场仍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政府推动节约开支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减少多少象征性的活动或临时性支出,而在于是否能够更系统地提升公共财政的效率与纪律。唯有通过这种结构性的财政管理与制度化的支出审查,国家才能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建立更稳固与可持续的财政缓冲空间,而不是在政策压力出现时,仅以象征性的削减开支来回应舆论与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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