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法案／02】落实易，执行、监督难 零工法案有大缺陷？

不过，他也表示，法案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部分。以公积金（EPF）为例，目前相关机制仍在讨论阶段。GEM已向公积金局提出建议，希望未来的缴纳制度能够更符合零工工作的弹性特点，例如采用更灵活的缴纳方式，甚至通过分阶段实施。

此外，司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平台停权。“司机最担心的，是在没有清楚解释的情况下被停权。”他说，必须建立更明确的防止不公平停权机制、加强算法透明度，并设立标准化的上诉和复核程序，以防止平台单方面决策直接影响司机生计。

他也表示，法案的通过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执行和监督。“任何法规如果缺乏有效执行，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他建议政府在落实过程中加强科技应用，例如投资研发与创新、发展监管科技、实时合规监测系统以及整合式平台数据系统和透明化自动缴纳追踪机制。

在他看来，如果法案顺利落实，并能在保障与收入之间取得平衡，未来可能吸引更多人加入电召车行业。“当行业拥有更清晰的保障机制和更稳定的发展框架时，人们自然会对这个职业更有信心。”

此外，他认为未来仍需要进一步强化零工工作者的代表权和组织化机制，让他们能够在政策制定与行业协商中拥有更明确的声音。同时，政府也应加强算法治理、收入保障框架以及专门针对零工的退休储蓄机制。

“如果能够结合强有力的执行、透明的数字治理以及政府、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合作，马来西亚的零工法案有潜力成为全球平台劳动政策的参考模板。”

零工法案落实不到影视行业？

在镁光灯照不到的幕后，是一群在项目之间奔波的影视从业者。对他们而言，工作机会随着项目出现，收入也随之起伏，基本保障更是匮乏。

马来西亚华人影视协会（CFAM）主席郑雄城也是本地资深监制兼制片人，他长期关注影视自由工作者的权益问题。他表示，影视从业者大多属于项目型零工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模式与大众熟悉的平台型零工并不一样。

他说，要理解影视行业生态，必须先理解这种项目型结构。影视制作往往以项目为单位进行，如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一支广告，制作公司会在项目开拍前召集导演、摄影、灯光、美术、场务、剪接等技术人员组成拍摄团队，项目结束后就解散，各自寻找下一个项目。

“我们的收入基本上是断层式的，有工作就有收入，没有工作就手停口停。”影视工作者则随着制作公司和项目流动，与平台型零工的情况不同。因此，他表示零工法案里的政策必须理解影视行业的实际运作方式，否则很难真正解决问题。

他也指出，影视自由工作者可分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合约型”工作者，这类从业者通常会在项目开始时签订较完整的合约，例如从筹备阶段到拍摄结束，甚至参与后期制作。第二种则是“自由结案型”工作者，他们参与的时间较短，可能只负责几天的拍摄、某一部分的技术工作或后制处理，完成任务后即结案。

虽然工作模式不同，但这两类工作者都面对相似的问题——社会保障不足。他认为，要改善影视从业者的处境，首先必须从行业内部建立更强的合约意识。他观察到，很多从业者长期习惯以口头约定或简单协议接案，一旦发生纠纷，便很难追溯责任。

4建议为影视业自由人提供保障

因此，他提出4项对影视从业者最重要的保障，既标准的项目合约、清楚的付款规则和时限、问责机制以及社险、意外和医疗保险。

“我希望在法案落实后，影视工作者能够有一个标准合约。”目前行业缺乏统一规范，很多时候合约由制作单位单方面拟定，影视业者的谈判空间相对有限。若能建立一套行业认可的标准合约，将有助于平衡双方关系。

而付款规则同样重要。影视行业经常出现拖延薪资或付款周期不明的问题。项目完成后，影视从业者需等待制作单位安排结算，若出现延误，也缺乏明确的申诉管道，因此，付款时限和违约责任都应有一套规范。

然而，即使有一套标准的作业程序，若无人监督，也只流于形式。因此，他提到问责机制的必要。“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符合标准的话，那我们要去找谁？”他说，要让从业者有一个明确管道反映问题，而不只是自行与制作单位交涉。

他表示，社险、意外和医疗保险对影视从业者来说非常重要。拍摄现场经常涉及大型器材、布景搭建，在户外环境工作，风险相对较高。若缺乏保险，一旦发生意外，可能需要自行承担医疗费用。

此外，郑雄城鼓励从业者积极参与人力资源部推行的TVET（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通过专业培训提升个人技能，能帮助从业者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获得更多工作机会。

他也提醒影视从业者应从自身做起，建立合约意识，因为在一个以项目形式运作的行业里，每一份合约都是保护自身权益的第一道防线。

设立仲裁庭提供申诉管道

随着零工经济在我国迅速发展，从电召车司机到影视自由工作者，越来越多人依靠灵活就业维持生计。然而，这些零工长期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因此，《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案》引入多项保护措施，旨在为零工建立更清晰的法律框架。颜显扬律师指出，这项法案虽是一大突破，但在执行上仍可能面对挑战。

他说，在这项法案推出之前，零工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地位，一旦与平台或雇主发生争议，例如被无故停权、拖延支付报酬或出现扣款问题，往往难以通过现有劳动法律寻求解决。

“以前很多纠纷只能通过普通法院处理，打官司成本高、程序复杂，零工不一定有能力承担。”

他表示，新法案虽没有直接纳入《1955年雇佣法令》，但建立了一套独立的法律框架，并设立零工仲裁庭（Gig Workers Tribunal），让零工在出现争议时有了更易接触的申诉管道。仲裁庭成员通常由具有丰富法律经验的人士担任，例如退休法官或拥有至少7年执业经验的律师，其裁决也具有类似地方法庭判决的法律效力。

他也指出，从企业角度来看，尤其是中小企业，法案的落实可能会增加运营成本。大型平台通常拥有法律团队和合规资源，相对容易应对，但中小企业可能面临困难。

在报酬保障方面，法案规定零工在完成服务后7天内应获得报酬，并禁止无理扣款。这项条文在原则上能够改善零工长期面对的拖欠问题，但法律在设计上仍保留一定弹性。

“7天支付其实是一个默认条款，如果双方在合同中约定14天或30天付款，那仍然是合法的，法律没有设定最长的付款期限。”

由于法律没有设定付款期限的最高上限，一些企业仍可能通过合同延长付款时间，因此未来在执行过程中，或许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细节。

至于零工工作者最关注的平台停权问题，法案也提出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平台暂停零工账户时，最长不得超过14天，并且必须进行内部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明零工没有过错，平台还必须赔偿其50%的收入损失，致使平台在采取停权措施时更加谨慎。

“过去很多司机反映，他们可能突然被停权，但平台没有清楚解释原因。现在法律要求平台进行内部调查，并给予零工申诉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平台的单方面权力。”

法案提供基本制度保障，仍需完善确保更多保障

在社会保障方面，法案规定平台必须为零工缴纳社险。若企业未履行供款责任，相关案件将由社险机构的法律机制处理，而不是由零工仲裁庭审理。如果企业未缴纳或伪造供款记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罪行。

不过，他也指出，在现实执行中可能面对困难。例如若企业本身财务状况不佳，甚至没有资产，即使零工在法律程序中胜诉，也未必能够真正获得赔偿。因此，零工在实践中仍需要主动关注自身是否被正确投保。

除了平台型工作，颜显扬认为法案在监管非平台零工方面将面对更大挑战。许多自由工作者与雇主之间的合作，往往通过电话、即时通讯软件或口头方式确认，并没有正式书面合同。

虽然法律承认口头或隐含合同的效力，但问题在于，一旦发生纠纷，零工如何证明双方确实曾有协议。

“平台型工作通常会留下系统记录，例如订单和交易数据，但非平台工作很多时候没有这些证据，这会让举证变得困难。”

他也指出，法案中提到的“合同方”（contracting entity）概念在某些行业可能会有模糊地带。例如在影视或项目型工作中，一个项目往往涉及制作公司、项目经理、资金方或中介等多个主体。一旦发生争议，究竟由谁承担法律责任，可能会变得复杂。

此外，虽然法案提出未来可通过协商机制建议最低酬劳规范，他认为，由于不同行业的工作性质差异很大，加上许多零工工作者并没有固定的打卡制度，要落实最低报酬标准在实际操作上仍有难度。

“很多零工没有打卡的规定，很难准确计算他们的工作时间。”

现实中，不少零工工作者同时为多个平台或雇主工作。例如电召车司机或外送员可能同时开启不同平台接单，一旦发生事故或纠纷，责任归属可能出现争议。

另外，颜显扬建议政府建立一个官方电子签约平台，让零工与雇主在线签署合同，并记录工作内容、报酬和付款期限。

“如果有统一的平台，不但可以降低中小企业聘请律师的成本，也能让零工拥有清楚的合同记录。”

颜显扬总结，这项法案为零工建立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是完善零工权益保护的重要举措。然而，随着零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相关制度在落实过程中仍需持续调整和监督，才能确保零工在灵活就业中获得真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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