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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

3星期前
2月前
《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案》即将落实,意味著零工工作者在为国家经济贡献时不再“妾身未明”,而是明文规定地获得权益保障。只是,为何相关人士都普遍认为法案落实值得欣喜,但在执行上仍具大挑战呢? 报道:本刊 刘紫晴 摄影:本报 苏思旗 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电召车司机在城市交通运作和数字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长期以来,由于法律定位不明确,电召车司机在社会保障和申诉管道方面经常面临困难。 马来西亚电召车联盟(GEM)首席倡议人祖斯里扎表示,这项法案的整体方向是积极且走在正轨上的,但真正的考验仍在于执行层面上,人力资源部与相关机构在草拟法案过程中展现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政府通过多场交流听取平台业者与司机代表的意见,这种协商非常重要,因为政策必须匹配零工的真实情况。” 在他看来,法案落实后最直接的改变是在社会保障方面,特别是社险的系统化安排,以及平台企业需要承担更明确的责任,确保平台上的零工获得基本保护。“SOCSO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它可以为司机在发生意外或失去工作能力时提供必要保障。” 祖斯里扎认为,法案里提出设立三方协商机制、争议仲裁庭以及加强职业安全与健康措施,将显著提升零工工作者的整体保障水平。“过去司机在面对平台问题时往往缺乏制度化管道,现在通过仲裁庭和协商机制,可以让争议处理更加透明和公平。” 不过,他也表示,法案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部分。以公积金(EPF)为例,目前相关机制仍在讨论阶段。GEM已向公积金局提出建议,希望未来的缴纳制度能够更符合零工工作的弹性特点,例如采用更灵活的缴纳方式,甚至通过分阶段实施。 此外,司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平台停权。“司机最担心的,是在没有清楚解释的情况下被停权。”他说,必须建立更明确的防止不公平停权机制、加强算法透明度,并设立标准化的上诉和复核程序,以防止平台单方面决策直接影响司机生计。 他也表示,法案的通过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执行和监督。“任何法规如果缺乏有效执行,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他建议政府在落实过程中加强科技应用,例如投资研发与创新、发展监管科技、实时合规监测系统以及整合式平台数据系统和透明化自动缴纳追踪机制。 在他看来,如果法案顺利落实,并能在保障与收入之间取得平衡,未来可能吸引更多人加入电召车行业。“当行业拥有更清晰的保障机制和更稳定的发展框架时,人们自然会对这个职业更有信心。” 此外,他认为未来仍需要进一步强化零工工作者的代表权和组织化机制,让他们能够在政策制定与行业协商中拥有更明确的声音。同时,政府也应加强算法治理、收入保障框架以及专门针对零工的退休储蓄机制。 “如果能够结合强有力的执行、透明的数字治理以及政府、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合作,马来西亚的零工法案有潜力成为全球平台劳动政策的参考模板。” 零工法案落实不到影视行业? 在镁光灯照不到的幕后,是一群在项目之间奔波的影视从业者。对他们而言,工作机会随着项目出现,收入也随之起伏,基本保障更是匮乏。 马来西亚华人影视协会(CFAM)主席郑雄城也是本地资深监制兼制片人,他长期关注影视自由工作者的权益问题。他表示,影视从业者大多属于项目型零工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模式与大众熟悉的平台型零工并不一样。 他说,要理解影视行业生态,必须先理解这种项目型结构。影视制作往往以项目为单位进行,如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一支广告,制作公司会在项目开拍前召集导演、摄影、灯光、美术、场务、剪接等技术人员组成拍摄团队,项目结束后就解散,各自寻找下一个项目。 “我们的收入基本上是断层式的,有工作就有收入,没有工作就手停口停。”影视工作者则随着制作公司和项目流动,与平台型零工的情况不同。因此,他表示零工法案里的政策必须理解影视行业的实际运作方式,否则很难真正解决问题。 他也指出,影视自由工作者可分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合约型”工作者,这类从业者通常会在项目开始时签订较完整的合约,例如从筹备阶段到拍摄结束,甚至参与后期制作。第二种则是“自由结案型”工作者,他们参与的时间较短,可能只负责几天的拍摄、某一部分的技术工作或后制处理,完成任务后即结案。 虽然工作模式不同,但这两类工作者都面对相似的问题——社会保障不足。他认为,要改善影视从业者的处境,首先必须从行业内部建立更强的合约意识。他观察到,很多从业者长期习惯以口头约定或简单协议接案,一旦发生纠纷,便很难追溯责任。 4建议为影视业自由人提供保障 因此,他提出4项对影视从业者最重要的保障,既标准的项目合约、清楚的付款规则和时限、问责机制以及社险、意外和医疗保险。 “我希望在法案落实后,影视工作者能够有一个标准合约。”目前行业缺乏统一规范,很多时候合约由制作单位单方面拟定,影视业者的谈判空间相对有限。若能建立一套行业认可的标准合约,将有助于平衡双方关系。 而付款规则同样重要。影视行业经常出现拖延薪资或付款周期不明的问题。项目完成后,影视从业者需等待制作单位安排结算,若出现延误,也缺乏明确的申诉管道,因此,付款时限和违约责任都应有一套规范。 然而,即使有一套标准的作业程序,若无人监督,也只流于形式。因此,他提到问责机制的必要。“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符合标准的话,那我们要去找谁?”他说,要让从业者有一个明确管道反映问题,而不只是自行与制作单位交涉。 他表示,社险、意外和医疗保险对影视从业者来说非常重要。拍摄现场经常涉及大型器材、布景搭建,在户外环境工作,风险相对较高。若缺乏保险,一旦发生意外,可能需要自行承担医疗费用。 此外,郑雄城鼓励从业者积极参与人力资源部推行的TVET(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通过专业培训提升个人技能,能帮助从业者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获得更多工作机会。 他也提醒影视从业者应从自身做起,建立合约意识,因为在一个以项目形式运作的行业里,每一份合约都是保护自身权益的第一道防线。 设立仲裁庭提供申诉管道 随着零工经济在我国迅速发展,从电召车司机到影视自由工作者,越来越多人依靠灵活就业维持生计。然而,这些零工长期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因此,《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案》引入多项保护措施,旨在为零工建立更清晰的法律框架。颜显扬律师指出,这项法案虽是一大突破,但在执行上仍可能面对挑战。 他说,在这项法案推出之前,零工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地位,一旦与平台或雇主发生争议,例如被无故停权、拖延支付报酬或出现扣款问题,往往难以通过现有劳动法律寻求解决。 “以前很多纠纷只能通过普通法院处理,打官司成本高、程序复杂,零工不一定有能力承担。” 他表示,新法案虽没有直接纳入《1955年雇佣法令》,但建立了一套独立的法律框架,并设立零工仲裁庭(Gig Workers Tribunal),让零工在出现争议时有了更易接触的申诉管道。仲裁庭成员通常由具有丰富法律经验的人士担任,例如退休法官或拥有至少7年执业经验的律师,其裁决也具有类似地方法庭判决的法律效力。 他也指出,从企业角度来看,尤其是中小企业,法案的落实可能会增加运营成本。大型平台通常拥有法律团队和合规资源,相对容易应对,但中小企业可能面临困难。 在报酬保障方面,法案规定零工在完成服务后7天内应获得报酬,并禁止无理扣款。这项条文在原则上能够改善零工长期面对的拖欠问题,但法律在设计上仍保留一定弹性。 “7天支付其实是一个默认条款,如果双方在合同中约定14天或30天付款,那仍然是合法的,法律没有设定最长的付款期限。” 由于法律没有设定付款期限的最高上限,一些企业仍可能通过合同延长付款时间,因此未来在执行过程中,或许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细节。 至于零工工作者最关注的平台停权问题,法案也提出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平台暂停零工账户时,最长不得超过14天,并且必须进行内部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明零工没有过错,平台还必须赔偿其50%的收入损失,致使平台在采取停权措施时更加谨慎。 “过去很多司机反映,他们可能突然被停权,但平台没有清楚解释原因。现在法律要求平台进行内部调查,并给予零工申诉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平台的单方面权力。” 法案提供基本制度保障,仍需完善确保更多保障 在社会保障方面,法案规定平台必须为零工缴纳社险。若企业未履行供款责任,相关案件将由社险机构的法律机制处理,而不是由零工仲裁庭审理。如果企业未缴纳或伪造供款记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罪行。 不过,他也指出,在现实执行中可能面对困难。例如若企业本身财务状况不佳,甚至没有资产,即使零工在法律程序中胜诉,也未必能够真正获得赔偿。因此,零工在实践中仍需要主动关注自身是否被正确投保。 除了平台型工作,颜显扬认为法案在监管非平台零工方面将面对更大挑战。许多自由工作者与雇主之间的合作,往往通过电话、即时通讯软件或口头方式确认,并没有正式书面合同。 虽然法律承认口头或隐含合同的效力,但问题在于,一旦发生纠纷,零工如何证明双方确实曾有协议。 “平台型工作通常会留下系统记录,例如订单和交易数据,但非平台工作很多时候没有这些证据,这会让举证变得困难。” 他也指出,法案中提到的“合同方”(contracting entity)概念在某些行业可能会有模糊地带。例如在影视或项目型工作中,一个项目往往涉及制作公司、项目经理、资金方或中介等多个主体。一旦发生争议,究竟由谁承担法律责任,可能会变得复杂。 此外,虽然法案提出未来可通过协商机制建议最低酬劳规范,他认为,由于不同行业的工作性质差异很大,加上许多零工工作者并没有固定的打卡制度,要落实最低报酬标准在实际操作上仍有难度。 “很多零工没有打卡的规定,很难准确计算他们的工作时间。” 现实中,不少零工工作者同时为多个平台或雇主工作。例如电召车司机或外送员可能同时开启不同平台接单,一旦发生事故或纠纷,责任归属可能出现争议。 另外,颜显扬建议政府建立一个官方电子签约平台,让零工与雇主在线签署合同,并记录工作内容、报酬和付款期限。 “如果有统一的平台,不但可以降低中小企业聘请律师的成本,也能让零工拥有清楚的合同记录。” 颜显扬总结,这项法案为零工建立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是完善零工权益保护的重要举措。然而,随着零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相关制度在落实过程中仍需持续调整和监督,才能确保零工在灵活就业中获得真正的保障。   相关稿件: 【零工法案/01】零工保护伞来了!法案落实前,自由工作者怎么看? 【中式复兴/01】快点来“抄袭”老祖宗!新中式,一直都在 【骏马专医/01】要让马儿跑 马蹄要保养好
3月前
马银行投行于去年8月发布马来西亚劳动力统计报告,国内自雇人士人数高达322万人,显示越来越多民众倾向于更具弹性和多元的工作方式。因此,零工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体系中的新兴支柱。 2026年2月24日,人力资源部长拿督斯里拉玛南宣布,《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案》预计在3月底落实。在法案正式实施前,政府已积极与多家零工平台业者和零工工作者展开对话、收集各方意见,以确保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更为全面和公平。 趁着《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案》落实前,本刊记者分别采访了平台型零工、项目型零工、相关协会代表及律师,了解不同零工行业的运作模式,他们对这项法案的看法,并探讨当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报道:本刊 刘紫晴 摄影:本报 黄冰冰、苏思旗 ●平台型零工:电召车司机萧国豪 深夜的城市街道逐渐安静,但对电召车司机萧国豪来说,一天的工作才刚开始。为避开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他选择从晚上开始工作至隔天清晨。由于长时间坐在驾驶座上,造成职业伤害——腰背酸痛;他也不敢喝太多水,以免频繁找厕所影响接单效率。此外,他的作息长期颠倒,睡眠不足也成了生活常态。 “很多人觉得这份工作很自由,其实很辛苦。” 萧国豪2015年加入Uber,隔年转到Grab,至今已在电召车行业打拼超过10年。在加入电召车行业前,他曾担任网络设备安装人员,也当过银行数据中心技术支援,还做过房地产销售。 电召车行业刚兴起时,媒体大量报道相关行业的发展和高额补贴制度,他说原本是朋友计划加入,却临时改变主意,他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入行。 然而,在2015年前,电召车仍未完全合法,德士与电召车司机之间的矛盾频繁发生。他坦言,当时一度不敢真正“开跑”,直到政策逐渐明朗,才把电召车当作长期职业。 初期的收入确实可观。“7个小时可以做到三四百令吉。”当时的补贴丰厚,只要完成平台指定单量,就能获得额外奖励。 由于他接单表现活跃,也积极介绍新司机加入平台,萧国豪在2017年被选为Alpha Driver(司机招募员)。然而,收入并未因此增加,只能获得招募新司机的佣金。而若新司机无法在30天内接30单,他便拿不到任何佣金。 成本与收支逐渐拉平,自由、弹性代价更高? 随着电召车行业逐渐成熟,司机人数增加,补贴减少,萧国豪明显感受到收入的变化。 “现在要做10到14个小时,才有以前的收入。”他说,很多人以为平台抽佣固定20%,其实实际比例介于5%至27%,视订单情况而定,相比之下,德士司机则抽佣约10%。 除了抽佣制度,成本上涨也是司机面对的现实问题。车险费逐年上涨、车子保养费、油费等支出不断增加,车资却没有明显上调:过去,短途最低收费约10令吉,如今最低可降至5令吉;机场车资也从约90令吉下降至约65令吉。 “成本一直在涨,车费却没有涨。”这意味着司机必须延长工时,才能维持收入。 虽然电召车工作没有固定上班时间和直属上司,但萧国豪认为这份自由背后其实需要很大的自律。 此前,他会设定每天的收入目标,后来发现市场波动很大,于是改为设定工时——每天至少工作8至9小时。行情好时就多接单,行情不好也不盲目坚持。 为了避开白天塞车,他选择从晚上8时工作至清晨5时。夜间路况较顺畅,油耗也较低,能提高接单效率,但长期作息颠倒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 长时间驾驶导致他出现颈椎和坐骨神经不适,而长期忍尿导致肾结石,也因长期处于疲劳状态以致睡眠质量下降。 不过,因两个孩子仍在上小学,他会提早回家,把孩子叫醒,帮他们准备上学,趁着这段短暂的相聚时间关心他们。如此坚持,是因为曾有乘客提醒他:“早上一定要让孩子看到父亲。”这句话让他感受深刻,因此努力在工作与家庭间寻找平衡。 成立仲裁庭最鼓舞,维权是关键 对于即将落实的《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案》,萧国豪的态度较为务实,“有保障是好事,但最重要的是执行,不要只停留在讨论。” 他回忆,2017年电召车合法化时,相关部门也曾承诺会为司机提供更多保障,但随之而来的是成本增加。因此,他希望这次的法案能真正落实,而不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 法案中,他最关注的是成立仲裁庭。过去,司机若被平台停权,便只能通过平台内部系统申诉;未来,若能透过独立仲裁庭挑战停权决定,并要求平台阐述原因,这将为司机提供更公平的申诉管道。 此外,法案也强化社会保险(SOCSO)保障,规定每一笔订单将扣除一定比例作为社险基金。在他看来,这项措施在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可能影响司机的净收入。 “如果司机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单,会否被重复扣除社险费用,有关细节仍不明确。” 另外,公积金(EPF)则由司机自行缴纳,社险也需自购,平台只提供部分补贴给特定等级的司机,这无形中增加了司机的开销成本。 他指出,使用平台叫车的乘客也应实行实名制,以保障双方的人身安全。若未来的制度能进一步完善相关程序,将有助于提升司机的安全感。 不过,他坦陈真正关注法案内容的司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收入是否受影响。 萧国豪说,电召车司机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长时间驾驶、收入浮动、维修成本增加,都是司机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但这份工作仍能提供他较弹性的生活方式。 他认为,零工法案若能真正落实,司机在面对无故被平台停权或与乘客发生纠纷时,将不再完全处于弱势,或许能让这份以时间和精力换取收入的工作,多一层制度上的保障。 ●项目型零工:影视自由工作者娜娜 影视圈向来被视为光鲜亮丽的行业,影视作品往往只呈现镜头前的精彩与华丽,但镜头背后,却是无数幕后人员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成果。从前期策划到拍摄周期,再到后期剪辑和播出,工作人员经常需要赶进度,熬夜剪辑、临时改稿、连夜拍摄早已是影视行业的常态。对许多自由接案的影视工作者而言,这份工作不仅辛苦,还伴随着收入不稳定、缺乏制度保障等现实问题。 从事影视制作多年的娜娜目前是自由接案的影视工作者,主要担任电视节目制作人兼导演,同时也兼顾剪辑和撰稿工作。过去几年,她参与过多档电视节目制作,包括《好声Family》第一、二、三及第六季、《最好的我们》第二和第三季以及2026年新春特别节目《龙马开泰新春盛典》等。此外,她也担任过光良演唱会的幕后花絮剪辑师和张栋梁演唱会的幕后拍摄团队。 然而,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自由工作者的。她曾在八度空间担任全职制片助理长达6年,之后升职为制作人,后来离职前往台湾攻读硕士学位。她在读书期间开始以自由接案的方式继续剪辑工作。 “从台湾回来后,我便以freelancer的身分接工作,现在也在某所私立大学教课。” 在外界看来,自由工作者似乎拥有更多的自主时间,但在影视行业里,这份自由往往伴随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娜娜表示,初期确实曾为收入问题感到焦虑。 “刚开始时会担心,如果没有案子怎么办,因为freelancer是没有固定薪水的。” 随着时间推移,她逐渐适应这种工作模式,并通过长期合作关系维持稳定的项目来源。过去一年,她接下了5档节目制作,加上剪辑工作和教学的收入,生活仍能维持稳定。 行业最大缺陷:无统一标准合约和最低薪资规范 然而,即使与电视台或大型平台合作,影视自由工作者仍可能面对薪资延迟汇款的问题,她就曾经历过酬劳被拖延的情况。 “最久的一次是大约5至6个月才拿到薪水。”虽然她与多数合作方都会签署合约,但有些合作方的内部行政流程较复杂,汇款程序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 至于无理扣款的情况,她表示没亲身经历过,但在同行口中听过类似案例。她说,在一些戏剧拍摄项目中,有些剧组人员只通过口头协议参与拍摄,最后却无法拿到原本承诺的酬劳,使他们陷入维权困难的处境。 除了薪资问题,他们往往也缺乏社会保障。由于大部分项目属于短期合约,他们并没有像正式员工那样享有公积金和社险福利。 “EPF通常是自缴的,SOCSO我目前还没有弄,因刚从台湾回来,不过迟点会去申请。”在酬劳谈判方面,影视自由工作者也经常处于较弱的位置。她说,不同职位在议价空间上差异很大,例如剪辑工作一般可根据项目内容和工作量报价;如果担任节目制作人,若合作方已经设定固定酬劳,谈判空间则相对有限。 因此,她在接案前通常会先了解项目规模和工作需求,再合理报价,以确保工作量与报酬之间的平衡。 但影视行业更大的问题在于,目前仍缺乏统一的标准合约和最低薪资规范。“在自由接案业内,薪资水平往往取决于经验、谈判能力和人际关系。” 由于缺乏统一机制,一些刚入行的“小白”更容易被压低酬劳,甚至在无正式合约下工作。 为保障自身权益,她通常会要求合作方提供书面合约,并保留相关文件作为记录。虽然多数时候她不会逐条细读合约内容,但会确保双方之间有清楚的书面协议。 “至少要有black and white。” 缺乏高度自律者,难成行业自由人 长时间在影视行业工作,对身心健康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在无项目期间,娜娜会把时间用在教学或休息上,调整状态。 自由工作者的时间看似弹性,实际上需要高度自律。“做这行要很自律,因为没有人帮你安排时间,你也要自行承担风险。” 提到《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案》,她表示最近才开始留意这项法案,认为相关制度若能落实,将有助于改善自由工作者的处境。 在她看来,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建立更明确的申诉和仲裁机制,对被拖欠薪资的自由工作者来说非常有帮助;社险也应为影视自由工作者提供基本保障,例如让合作方在项目期间为自由工作者缴纳SOCSO。 再者,她也希望政府可以为他们提供标准合约模板,让刚入行的自由业者也能清楚了解自己的权益。 “如果政府可以提供一个标准合约,会帮到很多新人。” 未来,在申诉程序方面若能更透明和高效,当自由工作者在面对欠薪或纠纷时,便不再因程序复杂而放弃维权。 影视行业本就具有一定的风险,她指出,如何为自由工作者建立更完善的保障制度,仍是整个行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相关稿件: 【零工法案/02】落实易,执行、监督难 零工法案有大缺陷? 【资料收集/02】这些数据都不冷 大马统计局为国民提供生活脉动 【咖啡派对/01】捧着咖啡蹦迪 在清醒中也可以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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