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得妥当，碳税、碳权、碳抵换会是一套强而有力的组合拳，不单推动现有的产业减碳，还可促进低碳技术产业的发展，值得我们一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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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消耗环境资源，排放温室气体，进而造成气候变化。排碳是为了赚钱，减碳则需要钱。部分激进的环保分子认为，减碳的上策是减缓经济活动少赚点钱。这看法多数来自欧美先进之邦的人，他们体会不到发展对落后又贫穷的南半球国家（Global South）有多重要。
另一种去增长（degrowth）的看法却认为，减碳能与经济发展并肩同行。但是，我们不再去追求工业产量的提升，转而发展优质生产的模式，以降低产业的碳排放。比如：汰换老旧设备来提升效率、使用太阳能和生质能来转型能源、将废弃物转化为资源来推动循环经济。
这种做法实际上大有可为。要知道，在发展中国家，业者往往可以选择牺牲更多环境及社会效益，来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而政府官员鲜少插手规管。
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有一个词叫“生意照旧”（business-as-usual）。应对减碳的挑战，牵涉到更高成本的生产方式，这表示业者需要牺牲一些经济效益，来换取多一些环境及社会效益。然而，因为利益所在，理性的业者所做出的选择，往往是“生意照旧”。
要设法改变这个“理性选择”，就要改变利益所在，即改变诱因（incentive）。
一种做法是加强政府的法律规管，逼着企业淘汰高排放的旧设备器材来合规。但是，这会遭到业界反对，而执行时也难避免贪污舞弊的问题。
另一种做法是改变经济诱因，一方面提升绿色技术的投资效益，一方面加重牺牲环境及社会效益的成本。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向企业征收碳税（carbon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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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税是一种税，由政府征收，企业根据其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支付税金。企业必须测量、报告及验证其排放量。这项政策藉著加重环境效益低的生产成本，鼓励企业投资于更清洁的生产技术。
目前，马来西亚政府正在筹划碳税政策，计划推出一项气候变化法案，预计在今年3月提呈国会。在那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具体的碳税是多少。
有专家建议遵循新加坡模式。新加坡在2019年就开始对碳排放征税，每公吨二氧化碳当量5新元（SGD/ton CO2e），2024年调涨至25新元，今年1月1日更调涨至45新元。征税的范围包括制造业、发电和能源、供水和废弃物处理，条件是年碳排放量超过25000公吨。
一旦这些上游产业的成本加重，它们就会把部分成本转嫁给下游的消费者。所以新加坡的碳税有铺盖式的影响，一般家庭的电费有8-9%用来缴付碳税。
我国虽然还没推出碳税，但自2011年以来就开始征收电费1.6%的再生能源基金，用以支持对再生能源支付溢价的电力回购制（feed-in-tariff，FiT）。政府虽然不把这项收费称作税，但它的效果也在加重化石燃料的用电成本，进而把搜集到的钱用在碳排放低的再生能源发电计划上。
根据2026年财政预算案，碳税势在必行，首阶段覆盖能源与钢铁业。这将成为一项重要的政府税收，但同时也会造成物价上涨。为了缓解民生压力（进而缓解政治压力），预计政府将给予一般民众相当的电力回扣和补贴。新加坡政府就推出了U-save计划，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能源负担。
碳税政策的宗旨虽然号称是促进环保，但亦和现实的政治及经济利益相关。欧洲联盟国2023年宣布推出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对进口商品征收碳税。这项政策涵盖一个抵扣机制，即可扣除已在商品原产国支付的碳税。这是说，如果我国没有征收碳税，欧洲的进口商缴纳的碳税就全归欧盟；如果我国征收碳税，在抵扣机制下，这笔碳税就留在我国。肥水不流外人田，碳税变成一项大家竞相争取的资源。
然而，马来西亚碳税可否抵扣、可抵扣多少，仍然未知。要知道，没有准确的测量、报告与验证机制，碳税将沦为数字游戏。成败关键是数据的可信度。这将给环境工程的专才创造不少寻金机会。
在碳税以外，碳抵换（carbon offset）也是改变经济诱因的一个有效手段。许多碳税政策开始纳入碳抵换，容许企业购买外部的减排额（又称碳权或碳信用，carbon credit）来减碳税。新加坡就允许企业抵消最高5%的碳税，条件是这些减排额要符合国际承认的高品质标准。
运用得妥当，碳税、碳权、碳抵换会是一套强而有力的组合拳，不单推动现有的产业减碳，还可促进低碳技术产业的发展，值得我们一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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