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自强.反贪需靠制度而非个人

只有当反贪机构真正独立，能够无所畏惧地调查任何人，不受到半点的政治干扰或袒护时，人民才会信任反贪会，相信其肃贪行动不是政治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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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围绕反贪会主席阿占巴基的超额持股争议，再度引发了必须要让反贪污委员会“完全独立”的议论。其实无论阿占巴基的事件最终如何定案，其所暴露出来的，已经不仅是个人操守问题，而是整体制度结构的缺陷。如今反贪会只向首相负责的做法，终究难以说服公众，让人们如何相信该委员会能够在涉及高层权力时，可以毫无顾忌地放开手展开调查。

国家元首苏丹依布拉欣陛下日前表示，“肃贪不能流于表面，更不能只是口号。没有人能逃避法律制裁”，便是一记敲向体制深处的警钟。尤其当元首强调反贪行动“决不妥协”，甚至指出若有人不能以诚信履职，就应让贤于更清廉者时，则已清楚指出只有建立在真正独立的制度之上，反贪行动才能无惧无畏地开展。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反贪污委员会在制度上，仍然是只向首相负责。换言之，反贪会实际上是受到行政权力体系监督，而不是人民。这样的安排或许在运作上便利，但同时却也在制度架构上，出现了因权力的垂直而无法摆脱的根本性矛盾。因为当反贪会的调查对象是内阁成员、政府高官，甚至是与行政核心关系密切的人士时；当“被监督者”与“监督机构的上级”处于同一权力结构时，人们又如何不对其调查独立性产生质疑。

正因如此，将反贪会归于国会，让反贪会主席向国会负责，才是确保其真正独立运作的关键一步。而在转向国会负责后，不仅能减少行政干预的疑虑，也能强化透明度与公共信任。

另一方面，当反贪会的“老板”转为国会而非首相后，它在调查涉及执政者或在野党的案件时，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政治压力。反贪会的权威虽然说是来自法律赋予的权力，但其公信力则是来自制度保障的独立。没有制度独立作为后盾，再强硬的言辞都难以让民众完全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