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02】大马最缺肾源！要如何改革肾脏移植程序，抢救更多生命？

细看肾脏移植的比例，发现我国的活体捐献比例更高。“我国大约三分之二是活体捐献，剩下的才是遗体捐献。但活体捐献是有局限的，家人或伴侣的肾脏不一定匹配或符合移植需求。其他高移植率的国家主要依靠遗体捐献。”

正视尿液不正常，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

病患的时间有限，这正是我们需要调整器官捐献制度的理由。“我们发现许多案例中，年轻病患在几年前的检查中就发现尿液不正常，却没有及时治疗。等到意识到问题时，已经发展到第四期慢性肾病了。

“所以我才应几位病人邀请，加入他们在社交平台里自主开设的非官方肾友互助群，分享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经验。希望能借助这份机缘，尽量帮到他们。”

林仕军也分享曾接触的案例，“曾经有一位约40岁的病患准备换肾，她的哥哥也愿意捐。然而，手术前插管过程中意外失血过多，需要输血。由于输血意味着身体接受了另一个人的血液，体内就会产生很多抗体，导致5年内不能进行移植手术，否则排斥反应会很大。”

5年对我们来说似乎不长，但对肾病病患而言意味着什么？

“洗肾病患开始洗肾后，5年存活率少于50%。虽然洗肾已经是完善的支援系统，但终究无法完全替代肾脏排出毒素。洗肾多年的病患主要因心血管相关疾病而离世。很遗憾，虽然那位病患5年间不断检查体内抗体水平是否能接受移植，最后却因心脏问题而离世。

“如果情况允许，能够提前做好换肾准备，在还没开始需要洗肾前就换肾，是最好的效果。”可见拥有充足的技术与捐献率，是提高病患存活率的最佳手段。

血型不相容，要先“洗”掉抗体

血型是否匹配，并非决定能否进行器官移植的唯一标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自2011年以来，已有不同血型者成功完成移植的案例，相关成果曾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作为我国的经验分享。

林仕军解释，“能否进行移植，主要依据血型抗体数量有多高。举例，我是B型血的人，想要接受A型血的器官，但体内有A型血的抗体，就需要把这些抗体‘洗’掉。

“方法其实跟洗肾一样，只不过用了不同的过滤层。病患也需要吃药抑制抗体继续产生。我们近期正准备发表延续上一份的经验分享论文，这次涵盖超过120位个案，我相信他们的移植效果基本与相同血型的移植效果一样。

“除了血型，我们会从免疫学角度考量更多免疫可能，例如白血球抗体等。我们会确保捐献者和接收者都健康、身体没问题才可以进行手术。而捐献者的健康更是最重要的原则，我们不会允许因为捐献而导致他的身体出现健康问题。”

当病人脑死后，器官捐赠程序怎么走？

林仕军以自身临床经验分析，认为目前仍需改善制度和观念问题。我们先来了解捐献程序。首先院方会确认病人是否已脑死，随后询问家属捐献意愿，接着联系器官摘除团队和器官移植团队进行匹配检测，最后进行移植手术。

“脑死是我国法律界定死亡的标准，会透过两位医护人员进行判断。确认第一次脑死后6小时会再进行一次测试，两次测试都符合脑死标准才会正式宣判死亡。”

脑死后，器官要多久才会衰竭？

负责判断脑死的医护人员，可以是内科医生或照顾重症病患的医生等，只要接受过相关训练即可。另外，为了避免利益冲突，病人的主治医生、判断脑死的医护人员、捐献者团队（Donor Team）和接收者团队（Recipient Team）四方不能互相兼任。

“第一次宣布脑死时就会有移植协调员负责接洽家属，询问是否有意让离世者捐献器官或组织。6小时间除了是避免误判，也让家属能沉淀考虑。随后才会让家属决定捐献什么器官或组织，可以部分捐出或全部捐出。”

然而，有些脑死病人心脏短期内还会跳动，但在24小时内会逐渐衰竭，其他器官亦然。因此脑死后的“黄金24小时”是决定移植成功概率的关键。不少家属也因为看到心脏还在跳动、手心还有温度，不愿讨论捐献事宜。

脑死案例部分源自于严重车祸。林仕军说，“例如，2023和2024年，每年约有40位捐献者，对比累积登记人数有41万人，差别很大。每天发生严重车祸导致脑死的案例，仅在马大医药中心就超过了捐献人数，可见我们错失了很多潜在捐献者。”

错失潜在捐献者的因素除了家属否决，也有部分是因为移植协调员因自身信仰或考量而没有主动接触家属。因此，林仕军认为应该强制让移植协调员接触每一位脑死个案，即便最终遭家属拒绝，至少是统计脑死人数、捐赠意愿等重要资讯来源。

可以选择部分捐献或全部捐献

人类可捐献的器官包括心、肺、肝、肾，人体组织则有心脏瓣膜、眼角膜、皮肤以及骨骼。若是家属愿意让离世者捐献，可选择特定器官或组织，不全然需要全部捐献。接收者团队会按照等待名单寻找几位适合人选，前来医院测试排斥反应，再决定由谁接受该器官。“协调员需要在团队间沟通，时间拖得越长移植效果越差，因此他们的角色很重要。”

如今的移植协调员是由医院的医护人员兼任，林仕军认为应该独立出来，避免因为工作繁忙而错失机会。此外，他认为国家移植资源中心（National Transplant Resource Center, NTRC）也应该从吉隆坡中央医院独立出来，才能明确作为协调器官分配、移植、协调的定位。

“我认为器官捐献相关立法比较落后，暂时没有‘器官移植法令’，只有‘人体组织法令’。这个法令自1974年至今超过50年没有更新。即便是最新的相关政策也是2007年推出，已是近20年前了。”

没有法律表明相关程序，不仅对捐献者和接收者缺乏保障，医疗人员也可能因此承受不必要的风险。“医疗界同事曾被律师挑战质疑，医生是依据什么法律条文来接触家属询问是否捐献器官。”

林仕军表示他们曾向法律制定者提议，但尚未有明确举措。“政策制定者通常更关注肾病支援系统如洗肾这种治疗手段。无可否认，这是一个已经完善的系统，确实可以让病人延续生命，但解决器官短缺才是根除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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