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01】捐赠器官，遗爱人间！了解器官捐赠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大马捐献率那么低？

然而，即便克服了学习点字的障碍，肾病依旧严重影响他的生活。“攻读硕士的两三年间，我需要每周两三天进行透析治疗，有时甚至一天两三次。

外来肾脏也有存活期限

“后来医生建议我说服家人捐肾。经过一系列检测和咨询后，弟弟把肾脏捐给当时26岁的我，那一年是1994年。”获得弟弟的器官后，身体康复，马莫尔也顺利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并在马大政治学、公共行政和发展研究系任教。

由于是“外来肾脏”，无法永久与本体共存。马莫尔说，“这样的正常生活维持大约20年后就来到尾声。如同所预期，移植的肾脏再次经历功能衰退，我又回到需要透析治疗的日常。

“这时我很幸运的，太太阿妮扎（Aniza Ismail）愿意将她的肾脏捐给我。2014年，我接受了第二次肾脏移植手术，至今过了11年多的正常生活。获得那么多延续生命的机会之后，我也一直让自己努力成为高效率的人。”

即便马莫尔的主要研究理应是公共行政，但他的经历让他成为我国少数关注器官捐献议题的学者。他曾与不同学者合著出版过3本器官捐献主题书籍，以及近50份相关学术论文。

“我在医院待过，看着病友承受着痛苦甚至死亡，这让我想要为他们和自己做些事。但我自己无法捐器官，什么都做不到，只能不断做研究，让大众知道与器官捐献有关的议题。”

奈何他的专业研究并不在此，用了10至12年研究器官捐献领域后，他必须回去关注系所的研究方向和课题，才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获得更高成就。

为爱而捐，没什么好怕的

人类即便只有一个肾脏或部分肝脏也可正常生活，但想到要捐出自己的器官，阿妮扎不会害怕吗？她说，“我完全不害怕，主要是我丈夫有位同事天生只有一个肾脏，但她也可以正常生活。丈夫的弟弟曾经捐献肾脏，目前的生活也很健康。我觉得没什么好害怕的。”

她笑着说，“我唯一担心的反而是他不愿意接受我的肾脏。”阿妮扎和马莫尔解释，“我国活体捐献的领域分为‘生物学相关’和‘情感相关’，即透过亲属或伴侣捐献。捐献前除了检验器官匹配与否，还会有心理咨询，确保双方是真诚、自愿地想要捐献和接受器官。”

马莫尔补充，“有部分情况是，例如母亲不愿接受孩子或丈夫的捐献，或家人之间因为宗教或心理因素而不想谈论器官捐献相关话题。这也正是我们国家面对的问题。”

根据马莫尔和卡立（Khaled Tafran）合著，《在马来西亚落实预设默许器官捐献制度的可能》（The Potential Implications of Presumed Consent System o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in Malaysia）一书中表明我国器官短缺的窘境，是世界上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截至2015年，马来西亚每百万人口中约有537人正在等待器官移植，而遗体器官捐献率仅为每百万人口1人。一般而言，1名遗体捐献者能拯救10位病患，简单换算下来就是每一位愿意捐献器官的人（10个器官），需要对应537位需要器官移植的病患，差距甚大。相较之下，器官移植表现居前的克罗地亚，每百万人口中约有161人等待移植，而捐献率高达39人，器官供给足以应付实际需求。

器官捐献率低的原因……

马莫尔认为，我国器官捐献率低基于以下3种问题：器官捐献相关宣传不多、文化与宗教因素、以及对医疗体系的不信任。马莫尔对此提出建议，认为我国应修法并落实预设默许器官捐献制度（下称“预设默许”）。

先来观察如今社会对器官捐献的风气，马莫尔坦言，“我国确实有很多相关讲座和报道，我不否定他们的努力，但这些活动都太季节性了。举办讲座或许是因为KPI，或许是为了配合国际捐献节日，很少有人会长期谈论相关议题。”

当这类型的话题较少出现在民众视野，自然在面对器官捐献选择时，往往只能回到自身的文化与宗教框架中思考，也使得离世后捐献器官的观念更难被接受。“尽管我国的医疗体系是世界顶尖之一的国家，但在器官移植与捐献的社会认知上有待提升。”

针对宗教因素，马莫尔认为，“就我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主流论述是允许器官捐献和移植，但总有小部分人认为不能，取决于个人采信哪一种诠释。我认为，若宗教师认可器官捐献，应该以身作则，主动宣誓登记成为捐献者，让民众确切感受到这是不抵触教义的事情。

“另外，部分医疗人员也不忍心跟家属询问是否能摘除器官做移植。”鼓励器官捐赠的政策，除了自愿登记系统和预设默许系统，还有是否允许离世者家属有拒绝摘除器官的权利。我国目前则是自愿捐献并允许家属拒绝的制度，因此曾签署自愿捐献器官者在离世后，医生仍需询问家属是否允许摘除捐献者的器官。

“我并不是要怪罪医生。假设你眼前的病患已经确认离世，周围有伤心欲绝的家属，你是否能立刻上前去说‘由于患者生前登记过器官捐献，所以我们想要立即摘除器官’吗？有时候同情心反而阻止了我们主动要求摘除器官。”

预设默许是什么？能否解决器官供应问题？

此外，根据马莫尔与马大和敦阿都拉萨大学的学者在2014年的问卷调查显示，我国民众对登记器官捐献却步的理由，还包括了对医疗体系的不信任。

“民众可能不太确定眼前的医生是否符合资格、手术是否会顺利等等，所以害怕活体捐献给家人或伴侣。甚至沟通失误，误以为移植后能一切顺利，却忽略了例常吃抗排斥药物和肾脏存活期限。”

难道马莫尔就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吗？“其实我算特例，首先我是在马大医药中心进行移植手术，所以医生都是我的同事，自然不会对他们有怀疑。而且，我国器官移植已有多年历史，技术上算是成熟。

“家庭情况而言，我深信母亲为我的祷告起了很大作用，父亲对我的信任也给予我很大的鼓舞。我从小就开始思考和讨论死亡这件事，对这些话题相对开放。由于家里有10个兄弟姐妹，我很幸运地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之一，因此我才有讨论能否获得器官的机会。”

马莫尔认为，落实预设默许机制就能改善目前的窘境。“首先，预设默许默认每一个人都涉及在捐赠名单内，如果你要退出就需要登记。如今登记人数低的因素也包括忙碌而没去登记，预设默许就能解决这个程序。

“另外，正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被列入名单，民众或许会担心或害怕，就会讨论和了解有关议题，而在修订法律都会因此而提及相关议题。

至于医生方面，之前难以启齿要求摘除器官的情况也会稍微改善，当器官供应增加，如何选择移植对象、移植后的利弊考量等系统，都会随之变得更透明、更完善。这也让民众对医生的信任得以提升。”

马莫尔始终认为，社会观念可以透过更公开地讨论而改变，病患的人生也能因此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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