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花香街设置了小小的“古晋老街故事馆”。作为策展人，我选择以河流贸易作为论述的起点。在整理文案的过程中，也重新思考沿河城镇的历史价值，以及其与布洛克政府设置的堡垒之间的关系。
砂拉越的河流特别多，河道各处自古以来分布着不同的部落。在交通不便的年代，河流是重要的运输管道，很早就有贸易活动，也经常有部落间的杀伐争斗，试图控制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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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克家族在1841年建立白人拉者政权，随后在扩张领土的征战中，在各地设立堡垒作为据点。根据砂拉越博物馆官方网站的资料，布洛克政府在各地设置的堡垒不少于24座，如今保留下来并依据1993年砂拉越文化遗产法令列为古迹者，仅剩12座。
布洛克的堡垒都设在主要的河流边，很明显具有扼守河道的军事目的。此外，堡垒也兼作政府办事处，并充当监狱或刑场。
古晋堡──布洛克政府的第一座堡垒
建筑师John Ting是古迹专家，根据其著作《马来西亚成立之前的砂拉越建筑史》（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in Sarawak Before Malaysia）所载资料，布洛克政府的第一座堡垒是位在砂拉越河畔、设立于1844年的古晋堡（Kuching Fort）；同期也于1849年在斯可让河（Skrang River）设立斯可让堡（Skrang Fort），后来改名为詹姆士堡（Fort James）；1851年设立的加拿逸堡（Kanowit Fort），后易名为艾玛堡（Fort Emma）；1858年设立的木中堡（Betong Fort），而后易名莉莉堡（Fort Lili）。
一直到20世纪初，布洛克政府完成了扩张，几乎从南到北各大主要河道都设有堡垒，宣示其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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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洛克家族持着枪炮北上征伐之际，随之北上的是带着秤砣的华人贸易站。很好理解的一点是，有了堡垒的军事保护，贸易活动才能得到保障，而经济发展又为持续的和平提供了稳定的基石。
早期的河流贸易，主要以各种日用品和陶瓷器，从各个部落交换森林产品、农产品和矿产。可以想见的是，最初简陋的贸易站，逐步有了杂货店的出现，最后形成大大小小的城镇。
有堡垒，就有贸易站
走访现存的古堡，不难发现上述堡垒与贸易站相依的格局，比如成邦江镇与爱丽丝堡（Fort Alice）、木中镇与莉莉堡、加拿逸镇与艾玛堡、加帛镇与丝米雅堡（Fort Sylvia）等；而古晋老城区里，更同时拥有四方堡（Square Tower，也是古晋堡旧址）、玛格烈达堡（Fort Margherita）和圆堡（Round Tower）。在这3座古堡中，四方堡和玛格烈达堡分立在砂拉越河两侧，而拉者的住处就位在玛格烈达堡隔邻，展现早年的古晋作为重镇的地位。
1820年代初，砂拉越河上游发现了锑矿，引起各方觊觎，也扯出汶莱的宫廷斗争。为了就近控制锑矿和砂拉越的局势，汶莱在1827年选择古晋作为砂拉越的行政中心。1839年，当詹姆士‧布洛克初次抵达古晋时，已在书信中写着“古晋镇”（town of Kuchin），说明当时古晋已经有贸易活动和商店，尽管华人人口并不多。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生物学家与植物画家玛丽安‧诺斯（Marianne North），在1876年初次抵达古晋时提及，“河流最后一段约一英里，河岸变得较为高峻”，而且“河道中央水深足以让军舰在退潮时仍能停泊在拉者官邸前”，可见古晋的选址有明确的军事考量。
城镇，也是信息的传播站
河流贸易活动成就了各地的大城小镇，推动了砂拉越初期的经济发展，华人在贸易和垦殖活动领域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城镇不仅是贸易的平台，带动周边农村和部落的发展，同时也为当地社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当我们在讨论城镇的价值时，一般都会把注意力放在经济这个部分，忽略了另一个重要视角——信息。一些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人类不断把经验变成知识，把知识作为信息传播出去，在这个经验累积的过程中，人类得以不断进步。
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理解城镇价值的视角——城镇因为活跃的贸易活动，而成为人口聚集和信息传递的中心。人们在这里交换经验与讯息，传递最新动态，从而加快了发展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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