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网络管制面对制度、执行与自由考验

今天的网络世界已不再是单纯的交流平台，反而是诈骗集团、色情产业链、极端思想与鼓动仇恨的温床。从投资骗局、爱情骗案到假冒政府部门的钓鱼讯息日益增多，受害者遍及各年龄层与社会各阶层。

根据警方的官方统计，2025年首11个月发生近7万起诈骗案、造成的27亿令吉的金钱损失。更严重的是，某些即时通讯平台的封闭性与加密特性，导致执法单位事后追查困难，所以诈骗金额与次数会更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平台承担更大的法律责任，并不违背公共利益。毕竟，平台既能借由用户流量赚取庞大利益，在出问题时就应该承担社会成本，不能置身事外。

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政府“要不要管”，而在于“怎么管”。法令规范若缺乏执行力，一切只是纸上谈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法律条文写得再完整，若执行时充满灰色地带、资源不足，政策最终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网络平台的问题尤其如此——执法不只是删帖或封帐号，更涉及技术能力、跨国合作与司法透明度。

说淸楚言论自由的界线

若政府仅靠行政指令要求平台“配合”，却无法建立明确的申诉机制、审查流程与时限规范，结果可能是平台为了自保而过度删除内容，形成寒蝉效应。最终受影响的，除了诈骗犯或极端分子，也波及一般用户的言论空间。

言论自由不能毫无限制，但限制必须精准。诈骗、儿童色情、恐怖主义宣传，属于“非法内容”是全球普遍共识，取缔并无争议。然而，“极端言论”的定义若模糊不清，极容易被滥用。

政府必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批评政府、讽刺政策、尖锐政治言论，是否会被归类为“极端”？若界线不明，社交媒体平台在压力之下，往往选择一刀切，牺牲公共讨论空间以换取合规安全。

放眼国际，许多国家已踏入“平台问责”时代，但路径各不相同。欧盟的《数字服务法》（DSA），要求大型平台迅速处理非法内容，同时设立透明的内容下架理由、用户申诉权利与独立监督机制。平台不只是“听命行事”，而是制度性地纳入公共责任体系。

英国的《线上安全法》侧重于“风险管理”，要求平台主动评估自身服务可能带来的危害，并定期向监管机构交代。这些国家在强化管制的同时，也同步强调司法审查与比例原则，避免行政权过度膨胀。

也有部分国家的网络管制成为政治工具，结果不仅未能有效打击犯罪，反而加深社会不信任，甚至导致地下平台与加密社群更难监管。这正是我国必须避免的前车之鉴。

政府与平台有共同责任

将大型平台纳入法律框架，只是网络改革的起点。政府同样必须接受监督，包括取缔标准是否一致、是否存在政治选择性执法，以及是否提供透明数据向社会交代。否则，任何“为了安全”的说法，都可能在缺乏信任下失去正当性。

此外，打击网络犯罪不能只靠删内容，更需要金融监管、跨部门合作与公众教育同步推进。否则，帐号封了一个，骗局换个包装又卷土重来。尤其是不看报纸的民众，网络犯罪已经翻了天却不自知。

网络管制不是万灵丹。别想单靠一纸注册规定，就能换来乾净的网络空间；也不要以牺牲言论自由，换取表面的秩序。真正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在清楚的法律界线、可被检验的执行力，以及对公民权利的基本尊重。

若政府能把这次政策视为制度升级，而非权力扩张，那么它或许能成为我国迈向数位成熟的重要一步；反之，若监管变成模糊而强硬的工具，最终受伤的，将是整个公共讨论空间，以及人民对法治的信心。